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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 （图00-1） ，字乐天，祖籍太原，出生于唐代宗李豫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772年2月28日）的河南新郑，卒于唐武宗李炎会昌六年八月十四日（846年9月8日），葬于洛阳，享年七十五岁。
在他七十五年的一生中，可以用中间的一个转折分为两个阶段，这一转折就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贬居江州之前的白居易，是一位志在兼济、耿介正直、有时会为理念而奋不顾身的少壮政治家；而离任江州之时的白居易，已经是一位独善其身、超脱内敛、更加圆通和懂得自我保护的成熟官员了。”
所以，贬谪江州之前的四十四年，可以算作是白居易的前半生。不过，即便是在这前半生中，其实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白居易出生在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白锽、父亲白季庚，皆以“明经出身”。但白居易出生之时，恰逢河南战乱，藩镇将领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两岁时，任职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县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长安，六岁时祖母又病故。九岁时，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一年后因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白居易的童年时代，也是在战乱中慢慢长大的。
图00-1 《白居易像》
不过，因为出生在书香门第，白居易从小就表现出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他在《与元九书》中回忆：他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他到书屏下，手指“之”字和“无”字，白居易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已指之不差。到五六岁时，已开始为诗。到九岁，则已谙识声韵。
十一岁（782）战起，十二岁东迁，十四岁避难越中。《江楼望归》“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自注“时避难在越中”。这里的十载，指的是自建中三年（782）朱泚和李希烈叛唐起，下推至贞元七年（791）。782年，白居易十一岁，他离开新郑，先是在宿州符离居住，再赴越中避难。贞元四年（788），刚好随父亲任职衢州而居住在南方，一直到贞元六年（790）回到符离。
白居易后来有诗回忆，“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
，但这一过程也使白居易增加了人生的阅历，他经过苏州、杭州，见过许多著名的官员和诗人，并且开始为功名读书：“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
回到符离后不久，父白季庚便于贞元七年（791）升任襄州别驾，他随父至襄阳居住。白居易二十岁时，他更是埋头苦读。“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
但三年后父亲去世，白居易就回符离为父守丧。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的大哥白幼文出任饶州浮梁县主簿，他就跟随大哥至浮梁，而他母亲和家人则迁往洛阳。
就在他二十八岁那年，贞元十五年（799）的秋天，白居易在宣城参加并通过了乡试。第二年春天，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以第四名的成绩及第，是数千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十七位同榜进士中最为年少的一位，可谓是风光无限。
进士登科是有了出身，但如要当官，还得在吏部经过一层层的考试。及第之后，白居易先是游江南，经洛阳，下宣城，居符离。终于在贞元十八年（802）冬入长安，第二年又和元稹一起参加了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一起登第，以秘书省校书郎起家进入仕途。
元和元年（806）始，白居易开始了元和初年的黄金时代。是年，白居易罢校书郎，马上就和元稹一起参加了吏部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考试，白居易以第四等（乙等），授盩厔县（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元和二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得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获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到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左拾遗任期已满，便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任翰林学士。
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母亲陈氏去世，他回到故里下邽（今陕西渭南）守丧三年。一直到元和八年丁忧期满，白居易复出，于元和九年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那年白居易正四十四岁。
白居易的后半生或可以从被贬江州司马开始算起，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江州司马四年（815―818）和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一年（819），这是白居易最为低谷的五年。
第二阶段是从元和十五年（820）夏，白居易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同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着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白居易终于官达五品，可以着绯。此年他刚好五十岁。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
第三阶段是长庆二年（822）到七十一岁（842）退休，一共约二十年。白居易先是出任杭州刺史（822―824），再任苏州刺史（825―826）。他一直在出任郡守、回任朝官和分司东都（洛阳）三者之间轮换，但他的官级却是越来越高。827年，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41年，担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属正二品。
白居易人生的最后阶段是退休之后到846年去世的四年。享年七十五岁，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长寿之人了。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图00-2）
图00-2 《琵琶行图》
图00-3 《唐宪宗像》
图00-4 唐宪宗景陵
元和初年，特别是前五年，正是白居易人生最为辉煌的五年。蹇长春指出，“纵观白氏一生，他在政治和文学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正是在担任学士和拾遗的这几年期间”
。这特别得益于元和初年较为宽松和开明的政治气氛。
元和之前的贞元后期，唐德宗李适在位，正直敢言之士如陆贽、赵憬、阳城等相继被贬黜，难以见容于朝廷；谏言权宦无良行迹者，亦转眼便会招致报复。直到贞元二十一年（805），李纯被封为皇太子，后得到顺宗李诵传位，史称唐宪宗。 （图00-3、00-4）
宪宗即位后，“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
，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当作效法的榜样。他提高宰相权威，平定藩镇叛乱，史称“元和中兴”。
元和年间是唐代谏诤风气比较活跃的时期，许多文人和政治家都以谏臣的姿态出现在政坛上。拥有谏臣姿态的不仅是谏官，还有具备谏臣意识的士人。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是促使讽喻性诗歌创作繁盛的主要原因。
元和元年（806），宪宗刚继位，元稹也刚任左拾遗，就呈《论谏职表》，反复陈说谏职的重要性，希望在处理朝廷事务时，宪宗“宜令群臣各随所见利害状以闻”，注重发挥群臣进谏的作用，鼓励臣子积极上谏。唐宪宗接受元稹的谏言，迅速恢复了被唐德宗中断的正牙奏事制度。唐德宗因为不喜欢在朝堂上听取臣子的意见，废除了这一行之百几十年的有效纠偏与集思广益的制度。正牙奏事制度废止，使得言官丧失了向皇帝进谏的最佳时间和场所，无形中阻塞了下情上达的言路，朝臣们也就无法在朝堂上与皇帝共同讨论政事，这就很难避免决策失误、行政失误。正牙奏事制度的恢复，让皇帝又经常可以听到言官的谏言；令政治空气宽松，言论自由度又高了。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道明他屡次上谏和试图以诗歌补政治之缺的原因：“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
元和二年（807），担任左拾遗的元稹说：“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予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元和二年十二月，宪宗对宰臣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
他以唐太宗为榜样，一事要多次论证，保证事少过差，这里表明了他的态度，重视谏官的职能。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的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甚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白居易政治生命最重要的阶段是元和初期的五年。这五年中，他真是意气风发，每年都获提拔，都有新的施政。《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
这五年每年都有亮点：
在长安，罢校书郎，与元稹居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时事，成《策林》七十五篇。这《策林》一方面是白居易和元稹为了面对吏部考试而进行的准备，另一方面是对于时世和从政的整体思考和思路。《策林》的缘起还是来自元和前一年的《顺宗即位赦》：
诸色人中，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者；经术精深可为师法者；达于吏理可使从政者；宜委常恭官各举所知。其在外者，长吏精加访择，具以名闻，仍优礼发遣，朕当询事考言，审其才实。如无人论荐者，即任自诣阙庭。内外官及诸色人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才有可观，别当甄奖。
正因为白居易和元稹作了充分准备，当年四月，在吏部举办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元稹考了第三等，被直接授予左拾遗，而白居易则因为“语直”（话语直率不够婉转）而入第四等（当时没有第一和第二等）。不过，即使是第四等，白居易还是被授予了盩厔县县尉一职。同年十二月，白居易完成了著名长诗《长恨歌》。
秋，为京兆府试官，试官事毕而帖集贤校理。十一月四日，自集贤院召赴银台候进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试制诏等，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崇。能够接近皇帝，直接提供建议，所以号为“内相”，又称天子私人。
在长安，四月，为制策考官，同时正式担任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白居易后来称自己当时“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或是说“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是从这一年开始的。白居易对此十分重视，真正明白了他在当时政治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谏官。他的《初授拾遗》诗中写出了他的意气昂扬：
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
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
而他的《初授拾遗献书》则反映了他对拾遗工作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一工作的心理准备：
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庭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
白居易的谏官实践也是非常认真，受命才旬月，谏纸已盈箱。当年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上，牛僧孺等登第，引发李吉甫泣诉，杨於陵等坐贬，埋下牛李党争之根源，而白居易曾以《论制科人状》极言杨不当贬。九月，淮南节度使王锷多进奉、赂宦官，谋为宰相，白居易又上状力谏不可。
这一时期正是白居易大展身手的时候，他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人，绝进奉，禁掠卖良人，皆从之。又论裴均违制进奉银器，于頔不应暗进爱妾，宦官吐突承璀不当为制将统领。特别是《论裴均进奉状》论裴均进奉银器等，其实与论缭绫的情况比较相似。
《奏所闻状·向外所闻事宜》：
伏见六七日来向外传说，皆云有进旨，令宣与诸道进奏院，自今已后，应有进奉，并不用申报御史台……伏惟德音：除四节外，非时进奉，一切并停；如有违越，仰御史台察访闻奏。今若不许报台，不许勘问，即是许进奉而废德音也。
元和四年（809）也是新乐府运动开始的时候，白居易和元稹、李绅等一起以诗的形式进行谏官的工作，创作了新乐府组诗五十首，也被称为讽喻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提及：“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可以说，新乐府的讽喻诗是谏官工作的一种延伸和补充。
此年白居易左拾遗任期满，于五月转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同年，元稹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多次上书论元稹不当贬，但未被采纳。同年，完成在贞元和元和之间创作的新乐府体《秦中吟》组诗十首。
白居易身兼诗人和谏官双重身份，所以总是把两者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为此，白居易推出了一套理论，从遥远的《诗》算起。
白居易认为，《诗》为六经之首，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能感受并反映上自圣贤下至愚騃。“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以至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六朝之诗，多则多矣，丽则丽矣，但只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诗的原意则已尽去。
唐兴到宪宗约两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但能传承《诗》之义又反映世病时弊者，却是少之又少。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篇；杜甫有《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白居易将其归因于“诗道崩坏”，他“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所以发起了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李绅、元稹和白居易，其中最为有名、最有成就的是白居易，但新乐府的最早作者应该是李绅。
李绅，字公垂，元和初擢进士第，补国子助教。他曾作有《乐府新题》二十首，可惜的是其诗今已亡佚。
但他的诗得到了元稹的唱和。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诗序中写道：“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可知元稹采用李氏原题，但选择了其中最切中时弊的十二首和之，这十二首是《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伎》《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
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章
创作，应该在李绅和元稹之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曾提议元稹与自己“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籍）古乐府，李二十（绅）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秘书律诗，窦七（巩）、元八（宗简）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
。这里提到了“李二十（绅）新歌行”，应该就是指李绅所作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很显然，元、白二人的新乐府之作皆本于李绅的《乐府新题》。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章之《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首先就是直接来自李绅的《乐府新题》。李绅在元和四年（809）前曾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这些诗的内容虽已亡佚，但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留下了十二首诗的诗题。这十二首诗的诗名在白居易的五十首中也可以找到。
值得指出的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某些诗题不是直接来自李绅和元稹诗的标题，却是受到李绅或元稹诗句或诗注的启发而来的。如元稹《法曲》有“女为胡妇学胡妆”之语，而《新乐府》有《时世妆》之题，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元稹《骠国乐》有“又遣遒人持木铎，遍采讴谣天下过”之语，而《新乐府》有《采诗官》之题；元稹《上阳白发人》“隋炀枝条袭封邑”，注云：“近古封前代子孙为二王、三恪”，《新乐府》有《二王后》的诗题。
其次是白居易自作诗文。大约为了自成系统，白居易并没有回避旧作题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秦中吟》部分诗作题材或诗旨的重合。特别如《秦中吟》为写于“贞元、元和之际”的组诗，也是一吟悲一事，共有十首：《议婚》《重赋》《伤宅》《伤友》《不致仕》《立碑》《轻肥》《五弦》《歌舞》《买花》，创作在《新乐府》之前。但《新乐府》也出现了与《秦中吟》题材或诗旨相合或相关的内容：如《母别子》与《议婚》主题相近，讽喻的都是当时社会不良的婚姻现象；《杏为梁》与《伤宅》主题相近，都是讥刺权贵府第的奢僭而作；《青石》与《立碑》题旨相似，都有“讥刺时人之滥立石碣与文士之虚为谀词”之意；《五弦弹》与《五弦》同一题材，题旨亦近，只是诗歌体式一为五言、一为杂言而已；《牡丹芳》与《买花》一写赏花、一写买花，在题材上也相接近。
再次是白居易和元稹一起商量，在元和元年（806）完成的《策林》。关于《策林》的写作背景，白居易在《策林序》中写道：“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余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策林》一篇专言一事，内容具有极强的社会针对性，篇篇皆有所指，无虚妄之辞，表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喻诗，其创作手法亦是如此。除此之外，白居易有意将诗歌当作补察时政的工具，讽喻诗正是其以诗劝导人情、讽刺时政思想的实践。雷安静把《策林》和《新乐府》五十首诗进行了比对，按《策林》中的主题思想分类，将其中三十五首对应纳入八大主题，分别是：1.法先王美德；2.修身化下，泽及万民；3.体念民生艰辛；4.敬慎征伐；5.人君德行；6.执政之法；7.看重民生；8.有谏无讳。
以下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的篇名和其他作品的关系，以及总体的结构。
续表
续表
白居易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发言为诗是《新乐府》，行而成文是《策林》。讽喻诗将白居易在《策林》中的思想以鲜明的语言与艺术形象、浓烈的情感、强烈的态度表现出来，事实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特以两者内容上的关联言明其联系。
白居易自言作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所以每诗各言一事、各持一旨，题材多种多样，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但它的基本立意，还是从“诗”原意出发，是民间采风，是下情上达，是“谏”的补充，总之让君主体察民情，更好地以民为本，而使国泰民安。而面对种种不同的情况，作者在副标题上用了带有明显不同情绪倾向的动词，表达了作者的基本看法。大约有以下四组情感分类：
（1）歌颂赞美、正面引导：美（6次）、明（1次）、欲（1次）、激（1次）。
（2）贬斥邪恶、必须惩停：戒（5次）、刺（8次）、恶（3次）、讽（2次）、讥（1次）、疾（2次）、儆（2次）、惩（1次）、止（1次）。
（3）叹惜可怜、感慨同情：怨（1次）、忧（1次）、伤（1次）、苦（1次）、怜（1次）、悯（1次）、哀（1次）、达（1次）。
（4）引起思考、需要辨察：思（1次）、感（1次）、辨（1次）、念（2次）、鉴（2次）、思（1次）。
应该说，白居易的新乐府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传播效果是所有新乐府中最好的。《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
元稹也回忆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衔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甚至被“鸡林（新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
。
白居易在《与元九诗》中也对讽喻诗的效果比较满意，特别是达到了刺痛权贵们的效果，让权贵们不悦，但在老百姓这里，却是传唱不止。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