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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现在也是我国从传统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前企业的工作重心是管理，但现在这个重心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转化为经营。在变化中的正确选择成了企业的头等大事，企业首先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地做事。如果把20世纪看成是生产管理时代，那么21世纪的头二十多年来，我们已从生产管理时代走向经营管理时代。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互联网革命、气候问题、全球化进程的演变、中国的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等，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空前的不确定性与脆弱性。互联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到90年代才进入商业应用领域，并迅速掀起了一场互联网革命，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90年代末，我国也掀起了一股电子商务热潮。我做北新建材的董事长时，也曾创立北新数码公司。但是，很快这个热度就消退了，为什么？因为当时条件并不成熟，既没移动智能终端，手机只能发短信，也没电子支付，第三方物流也不发达，再加上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这些电子商务网迅速变成了信息网，因而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后来随着条件的逐渐成熟，我国消费互联网走在了全球的前列，现在产业互联网也正在加速赶上，5G、AI、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一批新经济企业也在快速崛起。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日新月异，每一波新技术的兴起都有可能重塑行业生态，有多少企业崛起，就会有多少赶不上变化的企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时代洪流之中。企业需要不断投入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和升级，否则很容易被淘汰。
罗马俱乐部 [3] 在1972年发布过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它的核心结论是，如果全球的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继续按照当时的趋势进行下去，地球将面临一系列的“极限”，包括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加剧和生态系统的不可逆损害，这些最终都会限制经济增长并可能导致系统崩溃。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地球的大气温度在升高，由此引发了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全球气候的恶化，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极限。2015年11月，我在巴黎参加了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分别在中国的“红角”和欧洲的“蓝角”做了演讲，宣传了中国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大家达成了协议，从工业革命之前的1750年到21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作为目标，争取不要超过1.5℃。现在，全球气温上升幅度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也就是说到21世纪末，气温上升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但是，如果我们不节制的话，全球气温甚至有可能会上升4～5℃。围绕这些变化，企业一方面要进行绿色低碳生产，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新能源的发展，还要开展碳交易，进行碳捕捉等新的减碳尝试。
现在，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发生了改变，美国提出了回归实业，欧洲提出了再工业化。美国希望恢复本国的制造业，对外采取了相关措施，这是企业当前面临的现状。今后的全球化可能会按区域化发展，诸如北美、欧洲和亚洲等进一步区域化，企业的国际市场准入与供应链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挑战。这些变化让我国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发展的路线，不能再继续用过去那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4] 的模式带动经济发展了。
我们企业一方面要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也要加大“走出去”的力度，走深走实。今天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倒逼着我国企业加速“走出去”，不“出海”则“出局”，国际化是我国企业的一个必然选择。今后，我们要从“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转变为“世界是中国的工厂”，也要从注重GDP（国内生产总值）转变为既重视GDP也重视GNP（国民生产总值），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格局。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效的经营者必须熟知国际规则，眼光向外，有国际视野，还要能因势利导，规避一些风险，思考企业国际化的新途径、新模式。
在中国的后工业化、后城市化进程中，新技术的出现将会为企业带来机遇，对传统产业的业务模式则会带来挑战；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会增加，而社会上那些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则会面临挑战，这也促使企业要在人才结构上进行调整。当然，国家也会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法规来引导产业升级、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面临着这些不确定性，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灵活性、创新性和风险抵御能力。
很多专家学者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称为VUCA时代 [5] 、BANI时代 [6] ，但无论是VUCA时代所凸显的不确定性，还是BANI时代所强调的脆弱性，都表明企业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必须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形势，认清当前变化的大环境，只能在不确定性下调整心态、做好自己，在脆弱性下更加坚韧、稳健发展。同时，企业也要能发现机遇、抓住机遇，积极应对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创新产品和服务，努力化危为机、守正出新，推动企业改革与发展，在变局中开新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解决经济跨周期问题、克服企业的困难、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都要靠创新；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一定要协调发展，要平衡；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绿水青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发展我国经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这些都关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对企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深刻变化，在变化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经济学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每五六十年是一个周期。1945—1965年，美国和欧洲都经历了快速成长阶段，经济持续增长；但1965年之后的20年，欧洲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美国经济却出现了繁荣。德鲁克一开始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不对，还是其他因素所致；最后经过研究发现，1965—1985年，美国是用创新型经济取代了管制型经济，创新使美国获得了发展，美国就业人数从7000万人增加到1.1亿人。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从传统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整个社会也向创新型社会演进。有些人怀念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日子，总想用过去的方式做今天的事情。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回不到过去的，我们只能研究现在和未来的情况，把握现在的机遇。过去，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工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现在从高速增长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不能只靠过去这些传统产业，而是要靠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极，如新能源、电动车、新材料、大健康等。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它将会颠覆我们既有的生产方式，强力推进社会经济生活全面转型。
在当前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资本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了30多年，其间经历了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这些年来，资本市场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力地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也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科创事业。现在，资本市场又通过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简称“北交所”），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发展。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迈开一小步，我们企业的创新就会迈开一大步，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
上市公司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许多上市公司长期以来都在积极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抢抓新赛道、培育新动能。截至2023年10月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超过5300家，总市值在80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66%，其中有1760多家上市公司属于国家统计局划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约占全部上市公司家数的1/3，市值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5。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一定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和谐发展。企业里的生产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形式，二是分配方式，三是人在企业里的地位。所以，企业在所有制形式上、在分配方式上、在对员工地位的认知上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在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两个毫不动摇” [7] 都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中的孪生兄弟，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它们必然会产生交叉持股，产生新的所有制形式，这就是混合所有制。所以，混合所有制的产生，并不是哪个人的突发奇想想出来的，而是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种自然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现从实践来看，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所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分别超过70%、54%。
中国建材2006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混改，混改了上千家水泥企业，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药集团”）也混改了600多家医药公司。那时，我提出了“国企的实力+民企的活力=企业的竞争力”，混改的关键不在于“混”，而在于“改”，“改”就是改体制机制，让国企更具活力、让民企更加规范，最终国企、民企实现双赢和多赢，这就是国民共进。2019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五届夏季高峰会在天津开幕，参会代表中有2000多位民营企业家，我在主题演讲时呼吁“国企民企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国企和民企要团结起来，我们未来的社会一定是国民共进的社会，未来的经济也一定是国民共进的经济。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搭建形成了以《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为统领，以数十个配套文件为支撑的“1+N”政策体系，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和促进了国企改革全面深化，“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这“两个一以贯之”在改革实践中更加全面地深化、细化，改革方向也更加明确。过去，我们针对体制、制度、机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现在，我们正在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着重针对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让企业真正按市场化机制运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为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和创造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它具体包括31条，涵盖了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融资支持、产权保护、技术创新、法治环境等多个方面，就是为了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希望营造出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在改革的新征程上，我国企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快建设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在分配方式上，我们国家今天在倡导共同富裕，过去经历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才形成了现在的经济实力。当前，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把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作为新阶段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就是希望打造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力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企业里，我们同样面临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我认为，共同富裕对企业而言就是要设计好分配方式，建立起共享机制。我们企业以前常讲激励机制，现在应该思考把激励机制上升为共享机制，让企业成为共享的平台，成为共同富裕真正的理想基石。
在对员工地位的认知上，要从员工是劳动者转变成员工是真正的“主人翁”。激励机制与共享机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员工地位认知的不同。激励机制只是把员工当成劳动力看待，而共享机制则是把员工当成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与企业里的金融资本一样，可以享受企业创造的财富。国有企业着力推进机制改革，通过科技型企业股权分红、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骨干员工跟投等，让人力资本像金融资本那样共享企业财富，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提升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通过共享机制，进一步打造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以让整个社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结构，也更有利于我国经济实现稳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