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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说，自由职业者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穿着睡衣拖鞋往返于睡榻和电脑之间。经历了十几年脚踩四英寸高跟鞋身穿只能干洗的套装的生活之后，这样的画面似乎新鲜又陌生——这是一个我乐于听闻却无意进入的新天地，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然而，仅仅过了四个星期，我便发现自己穿着印花绸两件套束着一条松紧腰带，在下午两点半欢快地敲着键盘。我告诉自己这没那么糟糕，因为 1.今天是星期五 2.日德兰的冬天 不管什么时候 总是黑漆漆的，所以穿睡衣没什么不妥 3.我正在对身在美国的对象进行电话采访，那里正是清晨。但实际上我邋遢得不行。我发誓四点半一到就去沐浴更衣梳理头发，像个体面的成年人那样。四点半成了我的分水岭，这是因为乐高男每天都会在这个相当尴尬的时间到家，我不愿任何人看到我的邋遢。
他曾让我措手不及。几个星期之前，我正穿着睡衣敲着键盘，前门突然开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扑了进来，门口站着一个人，在令人崩溃的黑暗中看不清样子。
“是谁？”我担心有人闯了进来或是胡须先生们卷土重来。
“是我。”乐高男回答。
“你在那儿干嘛？”他生病了？还是被炒了鱿鱼？乐高总部遭遇导弹袭击被疏散一空了？（我的人生格言：能添油加醋干嘛还要理性思考？）“关上门，冷死了！”
“谢谢你的‘热烈欢迎’。”乐高男回应道，他放下背包解释说公司里四点钟的时候就没什么人了。“有孩子的人下午三点钟就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或日托班接孩子了。”
“ 三点 ？”
“嗯。”
“大家都那么早下班？没人愿意最后离开？或者叫个外卖熬通宵？”
他耸了耸肩：“我没看到这样的人。”
这让我大跌眼镜。在伦敦，要是我们俩人都能在晚上七点之前赶回家准时收看《弓箭手》 [1] ，那绝对值得大肆庆祝一番。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在周末见到彼此，或者在加完班或与朋友聚会结束后的下半夜在床上见到清醒的彼此。
但在这里，下午四点成了新的下午七点。在丹麦，下午四点是交通拥堵时间。下午四点我还没有开始下半天的工作，至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消磨。但他却已经回到家里，打算开着音乐，聊天或翻找东西。
下午两点半，我正打算把新的事态和乐高男提早回家的事情理出个头绪，就听见汽车开进我们私人车道的声音。当时我正在跟纽约的一位时间管理专家通话，门把手的转动让我心下一惊，我赶紧喝下一大杯水。我得装出那声下意识的咒骂其实是咳嗽，疯狂的狗吠其实是Skype线路的杂音。
“那么，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我一边说一边划拉完最后一点笔记，“不再打扰了！”我有点激动地说道，以免声音被狗吠盖过，它正对着归来的男主人兴奋地呜咽，不一会儿乐高男就带着他的风格独特的设计草图还有噪音进了门。小狗亲昵地扑到他的身上，为我赢得了一点时间来思考我这身明显过于随意的装扮。或许我应该脱掉这身晌午的休闲睡衣向休·赫夫纳
致敬？
“你回来这么早！”就算是看萨拉·伦德（Sarah Lund，请自行百度，不用谢）的三角恋系列被他抓了个现形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羞愧。
“是啊，到了星期五大家走得更早。”他把头靠在门上看着我这副邋遢尊容。“你没穿衣服！你还好吗？病了吗？”
我打算装病，没什么生命危险而且好得很快的那种，但却因心理压力过大而放弃了。“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是，呃，为了写一篇专题报道。”我撒了谎。
乐高男环视了一圈，杯碗盘盏一片狼藉，我全身上下满是点心碎屑。“什么专题报道？‘邋遢何以成为新时尚’？”
“我想让你知道这套睡衣是斯特拉·麦卡特尼
的。”我无力地辩解，接着赶紧转移了话题。“你上午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谢谢。我一直在学习丹麦式的‘工作生活’平衡。”
“你不是刚——你午饭时间就到家了！”
乐高男没有理我。“显然到了星期五，八点半之前到公司就行，然后——”他发了一个奇怪的喉音，“Mooooaaaarrrnnnsssmullllll”。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这个词写作‘morgenmad’，意思是早餐。”他解释道。我们还没开始学丹麦语，他就已经掌握了一些跟美食有关的词汇，这让我有点嫉妒。“大家轮流烘焙，带蛋糕卷和油酥点心到办公室。有一个家伙凌晨四点就起床烤今天的面包了。”
“天哪！这里明明有那么好的蛋糕店……”我就算早起两个小时也不可能做出更美味的丹麦烘焙，我情不自禁地想。
“是啊。Mooaarrnnssmull持续了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开了一个会，大家觉得我们需要再开一个会才能把事情定下来，然后我便又去开了一个会，会上供应更多面包和咖啡，接着我们在十一点半用午餐，用餐完毕之后我们得知今天是某个人的生日，所以我们又吃了蛋糕。之后大多数人便开始收拾桌面准备周末放假了。”
“真忙啊……”我阴阳怪气地说道。
“对啊，我好撑。”他一本正经地说，接着便一屁股窝进沙发翻起了一本室内设计杂志。
据我所知，丹麦人的工作主要就是吃点心。乐高工厂似乎多年以前就取缔了自动贩卖机和一切糖制品，但现在却为工人们免费提供黑面包、水果和胡萝卜。
“那么世界最大的玩具制造商只不过是依靠β胡萝卜素、全麦和孩子般的生活热情而维系着吗？”
“每天固定做五件事，就能所向无敌。”乐高男耸了耸肩。
午餐是一场公共事件，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大家纷纷离开办公桌到员工餐厅用餐。员工餐厅窗明几净，陈设以乐高积木原色为主，有大量猪肉、鲱鱼和各种各样的smørrebrød（一种传统的单片全麦三明治）供应，但看不到一个布丁。
“啊，你们也不能太随心所欲。”我告诉他。
他解释说因为砂糖十分罕见，morgenmad和其他能够吃到甜品的机会就 尤其重要 。他在本周参加了第一个丹麦生日聚会，一位同事的办公桌堆满了彩旗，所有团队成员聚在一起唱了一支鼓舞士气的歌。
“我不太确定那首歌的主题，但是穿插着很多动作。要是你不了解的话很难加入进去，但是到了最后一句，我猜跟长号有关……”他飞快地比画了一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告诉他我刚刚看到丹麦人位列世界最豪放国家之首。
“他们天生就不知道什么叫尴尬。”
“有道理。”他点点头。“实际上，他们经常在办公室唱歌。”
“真的吗？”这对我来说就像猫薄荷一样有吸引力。“你怎么不早说！快点说说。你知道我喜欢奇奇怪怪的团队建设歌……”
“好吧，好吧，我就给你说说。”乐高男似乎有些不情愿。“但是你得答应我不能写到文章里，也不能当成趣闻讲给别人，行吗？”
“当然不会！”我撒了个谎。
“呃，实际上公司里有一支办公室乐队……”（听到这里，我乐得拍起手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表演，而且——”（他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不许偷笑。”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受邀观看办公室乐队的现场演出了。“而且他们喜欢把流行金曲改编成有关团队的歌曲……”
“说下去！越来越有趣了。比如？”
“好吧，这个星期有人用阿巴合唱团
的《妈妈咪呀》（
Mama Mia
）改编了一首关于我们部门的歌。我最爱的那段旋律配的歌词是‘我们努力工作，只为完成KPI’——哦，这个词的意思是‘关键业绩指标’，”他补充说道，“怕你不明白……”
“我当然知道，”我撒了个小谎，“别停啊！”
“不好意思，之后就是‘de de de’……”
我也跟他一起唱了起来，希望快点听到后面的故事：“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然后乐高男开始唱下一句：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是一群有趣的家伙……”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然后……然后……我不记得了。”
“试试看！”
乐高男把脸揉成一团尝试着去回想，最后摇了摇头，松开了双手。“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
“那好吧，前面两句歌词够惊艳的了……”
“谢谢。”他接受了赞誉，好像创作人正是他本人似的。“我们还敲鼓。”他一边说一边走出了房间。
“什么？”他可不能丢下这枚重磅炸弹就没事儿人似的走开。
“开会的时候还有下车间的时候，”他在厨房里喊道，“大家经常打鼓。用水桶，或是箱子，或是小手鼓，只要能打出节奏，什么都行。”他说得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儿似的，就像从文具柜里取出新订书机一样。
“然后…… 人人 都会参与？”我挪动着脚步，跟在他后面想要打听更多的细节。
“是啊，不管什么事大家都一起上阵。人人平等，还记得吗？尽管还是可以看出谁才是头儿——他们一般会打最大的手鼓。”
“哇！”没能亲眼目睹办公室打鼓的欢乐景象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有人打得很好吗？他们最后会不会选出最佳鼓手？”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知道我打算把自己的打鼓水平跟其他人比较一番，并准备开始炫耀。
“不会。”他断然说道。“不管鼓打得多好，歌唱得多动听，长号吹得多动人，吹牛皮让人真心讨厌。公司里流传着一句老话——‘要乐高不要自高’——被大家奉为圭臬。”他告诉我说，有人告诉他和他的非丹麦籍同事，他们应该读一读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丹麦—挪威作家阿克塞尔·桑德莫斯（Aksel Sandemose）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如何“融入”丹麦的职场。桑德莫斯在小说《穿过自己足迹的逃亡者》（ A Fugitive Crosses His Tracks ）中列出了十条生活在丹麦的法则，也叫“詹代法则”。我用谷歌翻译加上我自己的理解总结如下：
1.不要以为你很特别
2.不要以为你和我们一样好
3.不要以为你比我们聪明
4.不要想像自己比我们好
5.不要以为你懂得比我们多
6.不要以为你比我们更重要
7.不要以为你很能干
8.不要取笑我们
9.不要以为有人很在乎你
10.不要以为你能教训我们什么
“哎呀，在这里不能太积极，是吗？”
“哦，还有一条，大家心照不宣。”
“是什么？”
“‘不要纵容全勤主义’。要是有人甘愿自我牺牲，经常加班或超量工作，那么就会有人扔一本关于工作效率或时间管理的小册子到他们的办公桌上，而不会对他抱以同情。”
“天哪！”这跟伦敦的生活截然不同。在伦敦，在午夜回复邮件或在办公室呆到晚上八点被视作一种荣耀。但是在丹麦的企业文化中，这意味着你不能准时完成工作。每张办公桌都配有液压装置，如果员工愿意可以站着工作，事实证明这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根据《社会心理与人格科学周报》（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发布的调查结果），同时也有利于召开简短、机动的非正式会议，这类会议通常被称作“短会”。我们不会对同事说“您能坐下来”谈一谈吗，而是说“您能站起来吗”。“我们能节省一半的时间。”乐高男说。
他还告诉我，公司里没人称呼彼此的头衔，也没人打领带——实际上，你更容易看到高管们穿着脸书上常见的连帽衫而非套装四处闲逛。最后我终于成功说服乐高男允许我在午餐时间去办公室找他（我答应了他几个条件，包括不能提起阿巴合唱团或请他们展示打鼓）。从踏入位于比隆镇寂静冷清的居民区的玻璃大门总部开始，我就有一种闲散的硅谷人员参观谷歌总部的感觉。圆形的沙发坐起来十分舒服，看上去就像是标志性的乐高积木的翻版，我在想如果玩一玩接待区那一大池白色积木会不会有失体统。乐高男出来接我，陪我一起穿过办公楼。我们路过了许多间会议室，全部以玩具命名。几个星期以来我丈夫总是在电话里跟我说上午九点半在Tinsoldaten——“锡兵”开会，然后是在Bamse——泰迪熊”，现在我心头的疑惑终于打消了。每个房间的桌子中央都放着一个装有乐高积木的大玻璃碗，借此鼓励员工和访客一边聊天一边搭建积木。“有几次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碗里翻来翻去寻找合适的积木，我都听不清他们讲话了。”乐高男告诉我。
在丹麦，乐高不仅仅是一家公司——它已然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盏能够激发人们狂热投入精神的文化灯塔。丹麦人对本国最为著名的出口品牌颇为自豪，现在全世界约有130 多个国家的父母经常穿着袜子踩在翻倒的乐高积木上喃喃咒骂。此外，乐高在网上也网罗了一大批成人粉丝，他们自称为AFOLs（“不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怪胎吗’？”我有些难以置信。“不是，”他表情严肃地告诉我，“我告诉你大卫·贝克汉姆和布拉德·皮特都声称自己是AFOLs一员，实际上我是跟名人是同一挂的……”）。2014 年乐高电影打破了票房纪录，电影所传递的关于创造力、团队合作及“游戏力量”的主题引起了轰动，它比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儿童电影所吸引的报纸版面都要多，甚至引起了反资本主义宣传组织的谴责。这场免费的公关活动刺激了票房和玩具的销售量，“托派”
乐高高管们倒也乐见其成，许多受到激励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更加丹麦化的生活。
午餐之后（全麦面包、沙拉和猪肉，果真没有一点砂糖），我设法参观乐高工厂打算一探究竟，并在那里遇到了一群来自日本的游客，他们专程飞到丹麦接受这一殊荣。我看到了迷你人偶的制作室，从黄色的笑脸到U形手掌再到戴着夹式头盔的头发，不一而足。几件残次品被野蛮地丢弃在旁，只有最完美的玩具才能通过打包区，由精灵进行包装……我的意思是“工人”。
乐高不是货架上最便宜的玩具，但品质却无人能及。乐高创始人（Ole Kirk Christiansen）曾因其子哥特弗雷德（Godtfred）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在每个玩具上少涂一层油漆从而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而对其大加斥责。奥勒命令他将全部商品召回并重新刷漆。他说：“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够好的。”——这句话已被奉为乐高公司的箴言。
如今，乐高公司市值约为 146 亿美元（约合 86 亿英镑），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现存的乐高积木有 5600亿片，平均每人 86 片（自小到大我从来都不是乐高的粉丝，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是谁拿了我那 86 片……）乐高每年要为他们的玩具汽车制造四亿个轮胎，是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商。哦，每秒钟便有 7 套乐高玩具售出。又售出一套。又一套。又一套。
现在，奥勒·柯克·克里斯琴森的孙子谢尔（Kjeld）掌管着公司，这让他成为了丹麦最富有的人。但是他远离了热带避税天堂和哥本哈根的灯红酒绿，选择生活在比隆这个乐高发迹的小镇。乐高总部仍设在闭塞的日德兰半岛，乐高鼓励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人前往这个无名之地。柯克·克里斯琴森家族不仅在比隆安家，他们还出资为此地修建了飞机场（丹麦第二大飞机场，坐落在仅有 6000 人口的小镇）、一座教堂、一处社区活动中心、一间学校、一个青少年俱乐部和一座图书馆。日德兰半岛的居民十分爱戴乐高的老总谢尔，他故弄玄虚地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柯克·克里斯琴森，现在他被大家亲切（虽然有些乱来）地称为“KKK”。
我敢肯定乐高男对他的新工作十分满意。这挺好的，不然我们就得露宿街头了。没有压力……我问乐高男最喜欢这份工作什么地方，他给出了这一答案，除了食物、唱歌和乐高商店的员工优惠，最棒的就是这份工作妙趣横生。“许多人都说，来到这里之后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工作满腹怨言。他们选择乐高不在于薪水多少，而是基于自己的乐趣。教育完全免费，所以任何人都能接受任何想要的培训。你知道反正要交上一大笔税，那不如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总比赚钱的工作强得多。”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来换取更高的收入？”我问。
“确实如此——因为赚得越多，交的税越高。”
他告诉我自己学到的一个新词“arbejdsglæde”，这个词概括了丹麦人对于工作的态度——“arbejde”是丹麦语的“工作”，“glæde”在丹麦语中的意思是“幸福”。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快乐工作”；这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生活质量而言至关重要。这个词为北欧语系特有，其他地方暂未发现。相比之下，我在工厂参观中遇到的游客告诉我日本也有一个词汇概括他们对于工作的态度：“karoshi”，意思是“过劳死”。在丹麦根本不用担心这一危险。
当天晚些时候，我跟乐高男正在规划下一周的日程，他突然告诉我说自己将出差两天。“团队进修。我们要带上宽松的衣服和开放的思维，‘通过瑜伽来激发敬业度’。”
“什么？”我气急败坏地问道。乐高男有生以来从未拜过太阳
。
“电子邮件里这么说的……”他指着电脑屏幕，自我辩解似的说道。
“‘通过瑜伽激发敬业度’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耸了耸肩，“但是看样子到了下周就有人陪你一起穿睡衣工作啦。”
*
乐高男的工作—生活平衡艺术似乎已渐入佳境。不过作为一家家族玩具企业，做的又是让孩子开心和激发创造力的生意，乐高绝不存在激烈的竞争。我不禁开始怀疑乐高男的经历是否独一无二。丹麦的所有工作场所都大同小异吗？我决定拓展研究范围，调查丹麦其他职场领域。
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公共部门的雇员的表现也不差。数年之前，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比尔·韦尔（Bill Weir）来到哥本哈根见到了简·戴恩（Jan Dion），之后让这位丹麦清洁工享誉全球。简告诉比尔自己有多么热爱以捡垃圾为生，因为他每天只需要工作 5 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或是去孩子的学校教手球［文化部的一项调查显示，53%的丹麦人会从事某种志愿工作——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这让他们感到更加幸福］。简告诉全世界，在丹麦没有人因为他的职业而对他抱以歧视，他每天都十分幸福，因为他可以沿路会会朋友，一些上了年纪的妇人还会给他买咖啡喝。我灵机一动，决定跟我家的垃圾工人谈一谈，但是 1.他很忙2.不会讲英文 3.不爱喝咖啡（或许他是唯一不喜欢咖啡的丹麦人）。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拿出咖啡壶打算给他倒上一杯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咖啡，真恶心”的表情。我们无法通过咖啡饮料建立感情。但是他对我微笑，我们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手势建立了沟通，我知道他喜欢他的工作。
“你幸福吗？”我裹着一件鲜红的茧型大衣站在门口，防止小狗溜出门外到雪地里撒欢。我的垃圾工人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似的，然后点点头想要逃走。
“你幸福吗？满分 10 分的话你打多少分？”我举起了手指。
这时候，女邮递员骑着小摩托及时赶到并帮忙翻译。我觉得自己蠢极了，赶紧解释说我正在请我的垃圾工人给自己的幸福指数打分。
“好吧……”她也像看着精神错乱的病人那样看着我，然后飞快地对垃圾工人说了些什么。他们互相看了几秒钟，然后用手指在脑袋一侧画了几圈表明他们认为此人脑子出了问题。
“Otte？”垃圾工最终回答说。
“8 分！”我大喊，未等女邮递员翻译，“他说的是 8 分，对吗？”我望着她希望得到肯定回答，同时为自己能用丹麦语数到 10（或者说是 8）感到异常兴奋。女邮递员点点头，又做出一副“这个女人真他妈疯了”的表情，然后骑着电动车绝尘而去。
这次“调研”让我信心倍增，我开始留心身边的种种迹象。我约见了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城市奥胡斯（Aarhus）的一位瑜伽老师，采访了她的观点并做成了一篇专题报道。艾达（Ida）是个一脸稚气、身体健康、皮肤呈古铜色、讲话慢条斯理的维京人。如果这都是瑜伽的功劳，那么我也想参与一下，我心想。我跟她讲了我的幸福计划，她说她认为丹麦人总体上保持着完美的工作—生活平衡。“一旦失衡，我们通常会想办法解决。问问你自己‘你在这里幸福吗’？如果答案为‘是’，那么就留下来。如果答案为‘不是’，那就离开。我们意识到，如何度过日常的大部分时间十分重要。对我而言，就是简单生活——花更多的时间跟大自然和家人在一起。如果工作太辛苦，就会有压力，然后就会病倒，最后根本就无法工作。”她告诉我说，她曾在哥本哈根做政治顾问，后来因为压力过大头发大把掉落。“我失去了大部分时间，总是疲惫不堪。有一天我从自行车上狠狠地摔了下来，心想‘这太疯狂了，我要做出改变’。”
艾达第二周便辞去了工作，开始接受瑜伽师的培训。得益于福利系统提供的安全保障，丹麦人改行也相对容易得多。辞职后有五个星期的留验期，之后便可以跟遭到解雇的人一样获得同样的福利待遇——两年之内领取原薪水的 80%至 90%。丹麦的劳动力市场有一种“弹性安全”模式——一个富有弹性且相对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雇员很容易遭到解雇，但是他们会受到政府保护和照管，直到他们找到喜欢的工作，期间的支出全部由财政负担。统计数据显示，25%的丹麦劳动力每年跳槽一次，40%失业人员会在 3 个月内找到新工作。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 34 个发达成员国中，丹麦在终生培训方面的支出位于榜首，政府、工会和公司共同出资为雇员提供培训和学习新技能的机会，这有助于雇员在变幻莫测的就业市场上跟上形势。工作变动不影响养老金领取或休假时间，所以在丹麦换工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可以不断跳槽，仍能获得同样的福利和休假天数。该体系运转良好，现在丹麦的失业率仅为 5%。约 2/3 的丹麦人加入了工会，一旦出现问题，他们还能抱团为维护工人权益而抗争——这成了民众坚强的后盾。
“这意味着在丹麦，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艾达说。现在她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选择喜欢的时间去一间烛光瑜伽室工作。“我会给自己打 8 分，本来应该是 10 分，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不过我很乐观！目前，我对自己的改变十分感激，我觉得自己真正活了一回。”她说得好像特简单似的。不容易，但很简单：生活不太对劲儿，所以就做出了改变，现在一切都很完美。我不记得自己有哪一次做出重大决定而没有被生活狠狠教训一顿的了。毕竟我以前不是生活在丹麦。
我想知道，丹麦人是否更加勇于做出抉择，或者说更加自信。马丁·本耶格伽德（Martin Bjergegaard）认为是这样。作为一名商人和企业家，马丁在 2013 年出版了《只赢不输》（ Winning Without Losing ）一书，让他成为了丹麦快乐工作的模范。他曾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了 15 个月，期间的工作压力巨大，最后他彻底失眠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不睡觉，但是如果老是这样，情况就变得每况愈下。在彻底失眠的第 3 个晚上，我想‘我得做出改变’。我要离开这个让我不舒服的工作环境。辞职那天，我睡得像个小孩子，自那以后我每天都感觉很棒。”马丁还是一位长跑运动员、旅行爱好者，同时也是 7 岁大的敏特（Mynte）的父亲。马丁身材高大，皮肤呈古铜色，虽然已经 38 岁，但看起来十分年轻，他坚持认为每一天都应该“精彩无比”，因此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给自己充电、做运动和找乐子。对了，他给自己的幸福感打了实实在在的满分。
“丹麦在快乐工作方面的发展一直走在前沿。”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星期三午后，马丁午睡醒后告诉我。“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人人平等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是人人自危，你就很难获得幸福感。但是丹麦人知道即便是丢了工作，他们也不会露宿街头，政府会关照他们。这意味着他们在工作时效率更高，压力更小而且更加幸福。在美国，大家都没有保障，人人都得靠自己。是的，他们不用缴纳重税所以很容易赚大钱，但是他们也要自己管自己。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你又没有保险，那么……”他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词。“……你就操蛋了。但在丹麦，我们的‘工作—生活平衡’恰到好处。”
在丹麦，工作与玩乐的共生关系似乎事发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就业领域，蓬勃发展的城市需要更多劳动力。政府首次发布海外广告，号召工人们前往丹麦就业，各个阶层的女性也获得了“朝九晚五”（或者说“朝八晚四”）的机会。我在丹麦的性别、平等和种族中心“KVINFO”查到，1960 年至 1990 年间丹麦的劳动力增加了一百万，其中约有 85 万为女性。在此期间，已婚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进入职场逐渐为大家所接受，而在此之前只有未婚或手头拮据的女性才会接受有偿就业。对于职场女性而言，育儿成了她们的头等大事。工作时限、儿童保育假和产假得到规范，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观念就此确立下来。现在，这成了丹麦人的头等大事。为了跟家人团聚，人们会在星期五早下班。如果父母病倒了，他们就休假一天跟孩子呆在家里，薪水照发。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这些措施让丹麦在工作—生活平衡上居于榜首，荷兰、挪威和比利时紧随其后，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 22 位和 28 位。
丹麦每周法定工作时间为 37 小时，为欧洲国家最短。但丹麦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丹麦人的实际工作时间只有 34个小时。员工每年有五个星期的带薪假期，此外还有 13 天的公共假期，也就是说丹麦人平均每个月只需要工作 18.5天。这让一些初来乍到者感慨颇多，一些借调到丹麦的美国人坚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六点，这样他们回去之后就不会感到无所适从。
尽管丹麦人的工作时间不长，但由于他们十分享受工作，所以总是全身心投入。丹麦安博管理与分析公司（Ramboll Management and Analyse Denmark）的一项研究表明，57%的人会在抽中彩票且余生衣食无忧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即使不缺钱也愿意有偿工作，丹麦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sity）的一项调查显示 70%丹麦人对此表示“认同或强烈认同”。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丹麦雇员的满足感在欧盟成员国中最高，而且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也指出，丹麦在员工激励方面也名列前茅。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最新调查显示，丹麦员工的幸福指数为欧盟最高，Randstand.com的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丹麦雇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还有，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研究表明当员工保持积极心态时，工作效率会提高 12%。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开的一项员工生产力调查中丹麦位列世界第 3。他们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完成质量相当高。在联合国全球创新趋势调查中丹麦位列全球第 9，世界银行将丹麦列为欧洲最适合做生意的国家。幸好丹麦人不爱吹牛。
但北欧职场也不全是smørrebrød和歌声。尽管在丹麦工作有种种显而易见的好处，但职场压力——艾达发现——变得越来越普遍。
海宁大学附属医院（Herning University Hospital）职业医学科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丹麦十名雇员中就有一名认为自己经常压力过大。他们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丹麦国家社会研究所、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和国家就业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支持。个体工会发布的结论更令人触目惊心，丹麦雇员与公务员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Salaried Employees and Civil Servants）、丹麦律师与经济学家协会（Danish Association of Lawyers and Economists）和金融服务工会（Financial Services Union）认为，30%的雇员感受到了职场压力。
工作—生活平衡趋近完美的丹麦竟然也存在压力问题，这让我深感意外。没有精确数字表明究竟有多少丹麦人因压力而停工，大家对于压力的来源也莫衷一是。丹麦职场幸福专家、woohooinc.com网站创始人亚历山大·柯尔沃夫（Alexander Kjerulf）认为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远程办公的盛行或许难辞其咎。
“人们不得不在晚上查看讯息，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亚历山大说，“这没什么好处，你总是得不到放松和休息。”这一观点得到了某些工会的支持，丹麦律师与经济学家协会甚至宣称 50%的员工不得不在本应休假的时候继续工作。
丹麦的大企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丹麦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20 年间来丹麦就业的高技能外籍员工增长了 500%。所谓的“高学历移民”在事业与健康的鼎盛时期来到丹麦并缴纳了大量税金，他们对国家的福利体系造成的负担微乎其微，却为丹麦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加剧了丹麦本国人在职场上的竞争感——使得他们压力倍增，我采访过的一些人均抱持这样的看法。听到“吸血鬼外国佬，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偷走了我们的工作”这种陈词滥调，我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但又无力辩驳。这让许多丹麦本地人倍感焦虑。
丹麦人对职业生涯抱有很高的期许。“我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十分稳固，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安全网，”在一家丹麦大公司任中层管理人员的女士偷偷告诉我，“所以如果我在工作中感到不开心，我会想‘我的老板会怎么做’？我们意识到，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待遇相当不错。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还不够完美呢？呃，我们会认为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因此而辞职。”大多数丹麦人希望能够享受工作，这十分符合“arbejdsglæde（快乐工作）”理念。对许多人而言，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期望更多，因而会变得有些极端。乐高公司的一个“线人”告诉我，就在这家玩具制造商更换了咖啡供应商后公司内部发生了一场骚乱。
“内部留言板乱七八糟。”我的秘密线人说。“决定更换咖啡供应商的那个人被下了套，大家全都疯了！公司里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特权文化，只要对工作稍感不满，大家就会情绪低落——或者说至少认为自己情绪低落。”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压力”近年来声名鹊起，丹麦人比之前更加频繁地被问及这一话题，因此倾向于产生“是的，我有压力”的心理。丹麦就业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近来表示担忧，他说过度强调压力会引导受访对象得出压力过大的结论，即便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丹麦人甚至为此开始休“压力假”作为“预防”措施。
职场幸福权威亚历山大还有一种推测：“我认为丹麦的压力并不比其他国家大，只不过这里的民众得到了很好的关照。”他说。对那些被诊断为压力过大的雇员，当地政府会为其提供一年的带薪休假，然后才会建议其压缩工作时间并提供就业咨询。“在美国或者英国，企业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而在丹麦，如果你认为自己压力过大，你的雇主和医生会认真倾听你的心声——并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
“那么，你的意思是丹麦人都有点心软？”我暗示他。
“我们富有同情心，”亚历山大纠正了我，“我们帮助人们恢复健康，好让他们的工作更加高效。”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丹麦在幸福感、员工激励、工作—生活平衡以及生产效率等方面仍高居榜首。好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但我十分确定关于丹麦的工作—生活平衡这门艺术，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在幸福调查现场度过了难捱的一天之后，我在下午六点时给自己倒了一杯“疗伤”酒，开始思考我是否能把丹麦的工作—生活平衡理念运用到我的码字生活中来。我放弃了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位来到了这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大多数日德兰人对此无法理解，很多人问我打算何时去找一份“正式工作”。这里的人都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称我“乐高男的太太”。唯一能够定义“我”的只有工作，而不是一个甩着马尾辫的黄色人偶。我的工作一直是我的身份象征，因此减少工作量的念头让我感到非常可怕。
我一早便领悟到“金钱买不来幸福”的真谛。选择记者这一职业后，我了解到一份职业可能听上去有趣，实际上并不会为你带来财富、游艇和香槟（除非是新闻考察之旅）。我明白成功和幸福绝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你可以日以继夜地工作增加银行存款，然后将日常生活交给别人打理，换取自己头脑清醒，讨好自己以持续前行。迈过一道基础门槛后，有一道简单生活公式：少买闪闪发亮的东西等于少加班等于更幸福的生活。
那么拒绝工作对我而言何以如此为难？即便我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呼吸和上厕所？我做记者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更加严重了。做自由记者的坏处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的薪水从何而来或者什么时候就断了收入——所以在傍晚、周末和苍凉孤独的午夜时分，当你倍感压力地醒来并硬着头皮在最后的限期之内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却停下了脚步，这似乎有点愚蠢。不过，这不正是我们搬来这里的理由之一吗？英国的医生警告我们说，工作—生活失衡或许是导致我不孕的一个原因。两年的荷尔蒙注射让我的身体臃肿发胀，各种不孕症治疗让我变成了人体针垫。如果可以，我本打算尝试着在这里放松身心，远离受孕的焦虑和繁忙的工作。
“要是工作太辛苦，你就会有压力，然后你就会病倒，最后根本无法工作。”我又给自己倒了一点酒（我有没有提到“休息片刻”的事儿？别轻易下结论），再次回想起维京女神艾达的话。第二杯下肚，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或许是博若莱红葡萄酒起了作用，我虚张声势地把电脑光标移到屏幕左上角的苹果标志上。我要像丹麦人一样，我心想。不再整夜做收件箱的奴隶。现在是丹麦时间下午六点二十五分，英国时间下午五点二十五分，距离我供稿的几家报纸和杂志社的委托编辑下线还有整整 35 分钟，他们还有整整 2100秒的时间可以跟我进行邮件沟通或发送最新改动或催我截稿或委托采访任务，而我到明天早上才能看到这些内容——前提是伦敦人会准时打卡下班，但实际上不太可能。飙升的肾上腺素与愤怒混合在一起，我晃动着鼠标点击了“关闭”。世界安静了。我听到的“呼呼”声不过是这栋现代化的北欧房间里繁杂寂灭的声音。LED灯暗了下去，地球却依然在转动。
没人因为我未回复一封紧急邮件而在电话里冲我大喊大叫；没人从伦敦发射信号枪照亮整座日德兰半岛来提醒我需要立马起身工作；没人打起遇险信号灯。我惊人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或缺。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我的事业从此停滞不前，我可能会永久失业。但是接下来我试着做了几次深呼吸，不让自己像个大傻瓜似的。显然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拥有了一个“夜晚”，虽然比普通丹麦人多工作两个小时。我在森林里遛狗，感觉自己像是在出演《谋杀》 [2] ，随时可能发现一个浅墓穴。我看电视，跟丈夫交谈，生活还在继续。到了早上呢？除了一大堆提出要帮助我提高男子气概的邮件和一些公关备忘录，我的收件箱十分安静。这是我的丹麦生活的第二课。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人拿了我那份乐高积木
詹代法则让人得到大大的解脱
如果我在任何地方都会感到压力，那么来丹麦准没错
我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休息一下，没人会死。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1] 《弓箭手》（ The Archers ），自 1950 年起开播的BBC电视剧。
[2] 《谋杀》（ The Killing ），一部美国犯罪电视剧，在AMC首播于2011 年 4 月 3 日，翻拍自丹麦电视系列 Forbrydelsen ，共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