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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Hygge与家居

我们置身黑暗,脚下是一条阒静的跑道,全身被一种冰冷而柔软的感觉包围,完全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在登上这趟航班之前,天气潮湿,光线充足,人声嘈杂。我们跟着横冲直撞的乘客一起,在地勤的引导下登上摆渡巴士转来转去。半空中,身穿时髦水手服的空姐对我们颇为“照顾”,拿着微缩模型和小罐的史威士(Schweppes)汽水对我们纠缠不休。但是现在我们被丢在某条结了霜的柏油路上,谁也指望不上。当然我们周围也有几个人,但一个也不认识,而且他们全都在说着一种陌生的语言。四下里闪闪发亮,仿佛石碱铸就一般,空气稀薄而寒冷,我刚想做个深呼吸它便钻进了喉咙。

“现在怎么办?”我开口问道,但声音却被风雪盖住了。耳朵冻得生疼,我只好用头发替代帽子遮住它们,效果好得出奇,虽然这样一来我就更听不见了。乐高男的嘴唇一张一翕,但是我听不清他的话,所以我们只好打起了手势。

“这边?”他指着前方一座白色大楼蠕动着嘴唇。我学着20 世纪 80 年代高校电影中的样子对他竖起了拇指:“好的。”

一位拉着拉杆箱的女士出现在我们身后,果断地朝着前方一个发光的矩形走去,我们决定跟着她,压实的积雪在我们脚下咯吱作响。这里既没有摆渡巴士也没有走廊——看样子维京人喜欢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我丈夫握紧我冻僵的手,我想要给他一个微笑,但是牙齿打颤得厉害,看起来就像是做了一个鬼脸。我知道这里很冷,但没想到有这么冷。我们不过在波罗的海空气中逗留了 90 秒钟,寒气已经侵入骨髓。我的鼻涕就快要流下来了,但是接下来瘙痒的感觉消失了,我的鼻尖失去了知觉。天哪,在丹麦鼻涕也能冻住吗?我表示怀疑。到了入境大厅之后我终于缓了过来,里面的热气让我的脚趾和手指火烧火燎一般的痛。

我们经过一张巨型广告牌,上面是丹麦最有名的啤酒的广告: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

哈,我心想,咱们走着瞧。

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不会讲丹麦语,也没有住的地方。“新的一年,新的你”这孤注一掷的快感现在完全被取代,变成了“真该死,动真格的了”。告别派对后的两天宿醉和告别午餐的酩酊大醉或许根本就没什么用。

*

我们走出到达大厅,在一片寒冷和漆黑之中寻找着我们的出租汽车。这不像预想中那样简单,因为所有的车牌都蒙上了一层白霜,像是警方整顿一般。找到正确的字母与数字的组合之后,我们驾车逆行驶向乐高乐园。那些路标被白雪覆盖了大半,由于对路况不熟,我们转错了几次弯,最后终于抵达了接下来几天中被我们当作“家”的地方。

“欢迎来到乐高乐园酒店!”在我们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高大魁梧的金发前台微笑着对我们说。他的英语很好,我感到如释重负。克里斯琴让我放心,他说大多数丹麦人都是出色的语言学家,但是他也提醒我在乡下,比如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能期望太高。但是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我们为你们安排了公主套房。”前台继续说道。

“公主套房?”乐高男重复了一遍。

“就像总统套房一样吗?”我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这是 主题房间 。”前台转过了他的电脑显示器,向我们展示色彩柔和的房间,里面有一张粉色的床,床头则是塑料积木搭建的城堡塔楼。“看到了吗?”

“哇。是的,我看到了……”

前台继续说道:“套房是用 11960 块乐高积木搭建而成的——”

“——是的,没错。问题是——”

“——而且是 上下铺 。”他自豪地补充道。

“是挺棒的。只不过,问题是,我们没有孩子……”

前台看起来有点不明白,好像这话说不通似的:“墙壁装饰的是蝴蝶。”

我完全相信过一会儿他会给我们端来一杯独角兽的眼泪,所以我语气温和地劝止了他:“说真的,听起来很可爱,但是我们不需要这么……梦幻。还有其他的房间吗?”

他皱了皱眉,在键盘上敲打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笑容灿烂地说:“给你们一间海盗套房怎么样?”

*

我们在新家度过了第一晚,头顶是一面巨大的海盗旗。房间里有一个变装箱,各式各样的鹦鹉,还有全套八里亚尔 。第二天一早乐高男戴着眼罩从浴室走了出来。但事物总是在白天更顺眼。现实总是这样。我们拉开窗帘,看到了一个银装素裹的新世界,我们的双眼眨个不停,好一会儿才把这大千世界尽收眼底。自助早餐异常丰盛,我们第一次吃到了著名的丹麦腌鲱鱼,这让我们信心倍增。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大致罗列出在一个全新的国度重新开始生活所必需的种种“生活管理”事项。接着我们走了出去。

雪势开始变大,从理查德·柯蒂斯(Richard Curtis)电影中的轻柔雪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仿佛气急败坏的顽童拼命摇晃的水晶球。天空眨眼间变得空旷起来,它正急不可耐地向四面八方倾泻着积雪。我们只好回到酒店,把随身的衣物全都套在身上,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次出发,看起来就像米其林宝宝,但总归是做好了开始新一天的准备。

在租来的汽车里,我努力想要记住变速杆不在我的左手边,我要靠右行驶,而乐高男则在查看他那体贴的新人事经理发过来的待办事项。这份包罗万象的文件足足有 10 页纸,而且他还告诉我们这仅仅是“第一阶段”。

“首先,”乐高男大声说道,“我们需要办张身份证——否则 严格来说 ,我们的存在是得不到承认的。”

原来英国人抱怨多年并最终于 2010 年取消的身份证制度一直是丹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 1968 年起,人人都要到中央人口登记处(CPR)注册,并获得一个独一无二的号码,该号码由出生日期和四位数字组成,女性以偶数结尾而男性则以奇数结尾。号码印在一张黄色塑料卡片上,必须“ 随身携带 ”(人事经理在邮件中特别将这句话加粗)。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身份证号码,如开立银行户头、医疗保健、租房子甚至是去图书馆借书。(说得好像我们能看懂丹麦文,或是知道图书馆的位置,或是认识丹麦语的“图书馆”三个字一样。)我还会得到一个条形码,只要扫一扫就能看到我的所有就医记录。听起来非常高效,我相信有了这些生活将会便捷许多,前提是我们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如何才能到达我们要去的登记处。实际上,我们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把这件事办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自己相当幸运——那些来自于非欧盟国家的初来乍到者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拿到居住证,而且每隔几年就要复审一次。患有管理恐惧症的人可不适合移民。

接着,我们得去银行开个户头。一个留着平头、戴着经典北欧方框眼镜的帅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叫“艾伦(Allan)”,然后指着自己的胸牌又重复了一次。我注意到他的名字中有两个“l”,典型的丹麦名字。名字中有两个“l”的艾伦告诉我们他会帮我们开立户头,接着倒了两杯咖啡并递上一盒巧克力让我们自己挑选。比起我在英国跟银行打交道的经历,他的举动显得特别文明和友好。

“那么,看样子你们在丹麦还没有存款,是吗?”

“是的,我们昨天刚到,”乐高男解释道,“我们还没开始上班,但这是我的合同、工资协议和薪水发放的具体时间,您瞧?”他递上我们的文件,艾伦仔细地看了一遍。

“好吧,”他终于松口,“我给你们办张丹麦卡(Dankort)。”

“太好了,非常感谢!丹麦卡是什么?”我问。

“是一张丹麦联合借记卡,等你们有了钱就能用,不过当然只能在丹麦境内使用,不能透支,也不能办信用卡。”

“不能办信用卡?”

在英国,自从毕业以后我的信用卡开户邀请就没断过,虽然当时我的名下一分钱也没有。除非发生全球经济危机,否则信用卡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不啻于基本人权。刷卡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我们要戒掉刷信用卡的习惯吗?

“不能办信用卡,”艾伦坦白地重申,“但是你们可以提现,只要有钱,”他慷慨地补充道,“用这个就行!”他晃了晃手中那张普通的银行卡。

现金! 自 2004 年以后我身上就没带过现金。我就像英女王一样,身上只有一张西敏寺银行蓝卡,对各种华而不实的鞋子情有独钟。而现在我却要走进一个只收现金的世界?那些花花绿绿的丹麦钞票就像大富翁游戏里的假钱一样,形状奇怪的银币中间还有个洞洞。我甚至还不认识丹麦数字呢!但是名字中有两个“l”的艾伦丝毫不为所动。

“有了这张卡,”(他在我们面前晃了晃那张长方形塑料卡片,好像给予了我们全方位的信任,我们应该对他感恩戴德似的)“你们就能登录电子银行,进入政府网站。”听上去好像挺高级的,我怀疑我们正在谈论中央情报局——斯诺登级别的情报,结果艾伦却说:“你知道的,进入政府网站付账单之类的。”

办好了银行账户(虽然里面没钱)我们就可以开始找房子了。一位搬迁代理会给我们帮助,但是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乐高男建议我们去附近的小镇转一转,以防玩具城不适合我们居住。

我们驱车穿过比隆小镇,毫无生气的街道两边伫立着一排排破旧的平房,有点像某款游戏里的军事基地。我觉得玩具城不适合我们,所以希望下个落脚点会好一些。情况从一开始就令人欣喜,式样美观的红色砖墙大厦和市政大楼,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各式各样的精品店半隐在高街两旁的建筑群中,看起来就像是吉尔福德 的北欧翻版。但是在“高街”转了几圈之后,我们不禁开始怀疑刚刚用丹麦语播报了核爆炸之类的消息,而我们却没听到。

“我们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整整……”我看了看表,“…… 二十分钟 。”

“你没看错吧?”

“没有,”我说,“实际上,我们见到的唯一像是人类的东西就是那些真人大小的裸体雕塑,头部却是马和猫的样子,伫立在几条街远的一片奇怪的水坑里。”

“‘镇中心’的特雷维喷泉(Trevi fountain)里那些安妮塔·埃克伯格(Anita Ekberg)作品的情色版?”乐高男比了个兔子耳朵的手势,表明他对繁华的都市生活不以为然。

“对,就是那个。羞羞马和大胸猫。”

“哈。”

后来我们得知这组特别的雕塑本是送给弗朗茨·卡夫卡 的礼物。他肯定会引以为傲,我想。我们又路过了几家商店,不是关着门就是空无一人,路边的公寓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住,只是从窗口透出了微弱的烛光。

“这不正常,是吧?我的意思是,人都去哪儿了?”我问。

“我……不知道……”

我用手机查了查新闻:没有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也没有大规模病毒感染。死亡的警报解除了,乐高男建议去附近喝上一杯,等这个地方恢复活力。不过我们找不到酒馆,酒吧也没有,除了麦当劳和烤肉串(kebab)连锁店之外连个开门的地方都没有。最后我们走进一家兼卖咖啡的面包店,我建议乐高男“每种点一样”,希望碳水化合物能让我们振作起来。

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我们翘首以盼有人能来招呼我们,但是柜台后面的女人一直无动于衷。

“嗨!”我试着开口,但她移开目光忙着整理一箱圆面包去了。乐高男扬起眉毛用手指着几样东西(这是一个全球通用的手势,意思是“能给我拿一个这个吗”),最后那个女人终于屈服朝我们看了过来。我们对她微笑,她却板着脸。相反,她指着头顶的LED电子屏,上面的数字是 137。接着又指着我们身后那台熟食柜台样子的售票机,用丹麦语说了些我们听不懂的话。

我不是在向一个生活在 20 世纪 80 年的屠夫买火腿,我只想买圆面包,向她,在一间空无一人的店里。她是在告诉我要先买票吗?还是店里今天已经接待了 136 位客人?还是说这个小镇只有 136 个人?

面包店的女人索性将双臂抱在胸前,好像在说:“请遵守规则,否则不卖给你奶油蛋糕。”我知道自己被打败了,于是转过身去,往右边走了三步,从那部机器里拉出了一张写有数字“137”的白色小纸条,然后走了回去。那女人点点头接过了我的纸条,然后放下了胳膊表示可以开始正常服务了。

我们点好餐之后,乐高男接到了那位热心过头的人力资源经理的电话。他走出店外接电话,好离嗡嗡作响的打奶器远远的。我找了一张桌子,把选好的一大堆点心放在了上面。“别背着我偷吃。”他移开话筒,正色说道。

他的警告并非毫无道理。我在这事儿上有过“前科”,方圆百米之内的蛋糕都逃不过我的“魔掌”。强烈的食欲让我的胃阵阵发紧,我不知道在乐高男回来之前怎样才能忍住不咬上一口。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一边用手机打开谷歌,输入“新国度,丹麦,文化冲击”,一边大口地喝着咖啡。

我查到丹麦是咖啡消耗量最多的欧洲国家,同时每个丹麦人平均每年要干掉 11 公升的烈酒。或许我们能跟他们合得来。更棒的是,我无意中发现了文化融合导师珀内尔·查格尔(Pernille Chaggar)的网站。要想像丹麦人一样生活,我想自己正需要一位文化融合导师。在第二杯丹麦咖啡的刺激下,我给珀内尔打了电话,邀请她参与我的幸福计划。她欣然应允——没让我费事儿迟点再打过去。

得知我们是从伦敦搬到日德兰半岛,她表示十分意外;获悉我们是在一月份搬过来的之后,她送上了对我们的同情。

“对于外地人来说,冬天来丹麦可真够受的。”她告诉我。“在丹麦,冬天是十分私密的家庭时光,大家都不出门。从十一月到次年二月,丹麦人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不论是按字面理解还是从引申意义上来说均是如此,所以如果你在户外看不到什么人的话也不要奇怪,尤其是在乡下。”

不可思议

“他们都去哪了?大家都在做什么?”

“他们享受hygge。”她告诉我,这个词的发音听起来有点像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

“不好意思,您说什么?”

“Hygge,这是个丹麦词。”

“那是什么意思?”

“很难解释,丹麦人都懂。差不多就是很温馨的时光的意思。”

这种解释没什么用处。

“这是个动词还是形容词?”

“都行。”珀内尔说。“待在家里,点着蜡烛度过的温馨时光就是hygge。”我告诉她,我们经过很多条荒无人烟的街道,许多人家的窗户里面都点着蜡烛,珀内尔重申这是因为人人都守在家里,“享受hygge”。烛光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丹麦的人均蜡烛消耗量居全球之首。“但实际上,hygge更像是一种理念。面包店是hygge——”没错!我望着面前一桌子精美的油酥点心想道。“——跟朋友共进晚餐,也是hygge。你也可以享受‘hygge’时光,一般来说要有美酒做伴——”

“——哦,天哪……”

“Hygge还跟天气和食物有关。天气糟糕的时候,你可以待在舒适温馨的家中,享用美食,点起蜡烛,喝上几杯好酒。在英国,你们会在酒吧会友交际,而在丹麦,我们在家中与亲朋相聚。”

我告诉他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家,也没有朋友。除非形势风云突变,我妈妈认为伯克郡落了下风,否则我短时间内绝无可能在这儿安家。

“那么初来乍到者怎样才能像丹麦人一样hygge呢?”

“不能。”

“哦。”

“你们做不到。”她说。我顿时陷入了绝望,正准备取消所有计划,这时珀内尔又松了口,承认假如我愿意努力,还是“有可能”行得通。“非丹麦人要想hygge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澳大利亚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比较习惯外来移民,他们对新朋友态度开放,而且更善于攀谈。我们丹麦人不太擅长闲谈,一到冬天就喜欢猫冬。”说到这儿为止她没有让我看到一丝希望。“但是到了春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是嘛。这里的春天什么时候开始?”

“官方定义?三月份。但实际上是从五月开始。”

天哪 。“好吧。既然这样,”在她向我描绘这幅暗淡景象之后我忍不住想问,“所有的研究结论都表明丹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你对此作何感想?你幸福吗?”

“幸福?”她听起来有些犹疑,我以为她会告诉我“幸福的丹麦人”这件事其实言过其实,但她却说:“我想说我是个非常幸福的人。丹麦文化非常适合小孩,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我觉得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养家。你有孩子吗?”

“没有。”

“哦,”她的语气似乎在说,“这样说来,你还真是挺不幸的……”但她随即又说道:“那么,祝你hygge成功!”

“谢谢。”

乐高男从外面走了进来,冻得嘴唇发青身体微微发抖。他说乐高公司和他的“精灵”们已经对我们的到来做好准备,他可以按照计划在一个半星期内开始工作,只要我们安顿好就行。我告诉他最后这点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简单,然后把我跟珀内尔的对话向他复述了一遍。

“真有趣。”在我忙着把糕点放到我们的餐盘中的时候,他说。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享用面前满满一盘子闪闪发光的碳水化合物。过了一会儿,乐高男站了起来,摘掉眼镜放在桌子上,表情十分平静。他清理了一下喉咙,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宣布。

“你觉得,”他开口说道,“丹麦人把他们的油酥点心叫什么?”他拿起一块仔细端详了起来。

“什么?”

“呃,他们不能叫它们‘丹麦油酥点心’是吧?”

“说得好。”

我们按照英国人的克制传统,忽视了新生活中潜在的无奈与孤独,兴致勃勃地讨论起了这个话题。乐高男打开了谷歌搜索,我则啪地一声翻开了手头唯一的那本旅行指南。

“哦,快看!”我指着其中一处说道,“它们被称作‘wienerbrød’或是‘维也纳面包’,是为纪念丹麦面包师的一次罢工而得名,当时雇主们雇佣了一批奥地利人,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蛋糕做得非常好。”我解释道。“然后当油酥点心传入美国——”

“——怎么?”

“什么?”

“怎么传入美国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坐船,拿着它们特有的点心护照。总之,到达美国之后这些油酥点心就被称作‘丹麦油酥点心’并就此固定下来。”

我没有继续读下去,因为我发现乐高男趁机抢先开动了,我可不想落了下风。

“这种叫做‘kanelsnegle’,也就是肉桂蜗牛卷。”他指着一块螺旋状的面团对我说,上面还撒了不少肉桂粉,已经被他吃掉了一半。我抢先在他“干掉”整块点心之前拿起了剩下的半块塞到了嘴巴里。这让他始料未及。我的味蕾开始活跃起来,多巴胺在体内飙升。

“这个太好吃了……”我的嘴巴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地说道。它不像我在英国吃到的“丹麦油酥点心”那样半干半湿,人工添加了许多甜味剂。这块点心口感清淡,造型漂亮,味道香甜,浓郁丰富的口感渐次释放。入口松脆,进而绵软,直至甜腻。我仿佛进入了一个蜜糖世界,没人发脾气,也没人需要工作、洗衣服,更不会有人撞到脚趾,人人都必须微笑。我风卷残云般“解决”掉了剩下的点心,然后回到椅子中对着这一伟大的新发现赞叹不已。

“我就知道!这些都是最普通的。”乐高男告诉我。“他们还有巧克力点心,就在柜台最里面,看起来更加诱人。”他指着柜台说道。

“这只是 入门级点心 ?”我用油腻腻的手拍着脑门。“哦,天哪,到复活节的时候我就得穿松紧带的裤子了。”

“不需要再在圣诞之后节食,”我吃着第二块油酥点心告诉他,“如果丹麦生活不过如此,那我们肯定能行。我不在乎珀内尔的话,不管怎样我们都会hygge。”

“我还是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乐高男说,“但是我接受hygge挑战。”他又拿起了一块“Snegles” 吃了起来。

*

我们在卡路里飙升了几千之后“滚”出了面包店,出发去见我们的置业顾问——一个身材纤瘦的女人,精心漂染过的金发盘在头顶,厚厚的鹅绒大衣下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裤子鲜艳得像是要着火。她带着我们看了几处房子,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房子几乎一模一样,雪白的墙壁,淡雅的木地板(带地热),屋内一丝不乱。屋内温度很高,日德兰人似乎喜欢穿着T恤在家里走来走去——即便是一月份。每次进门之前,我们都要摘掉围巾脱掉大衣,但是从冰天雪地进入热带丛林还是让我们汗流浃背。过去的五年中,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爱德华时期的带露台公寓中,从小到大人们总是告诉我“要是觉得冷就再套上一件毛衣,直到胳膊没法回弯为止”,如此奢侈的集中供暖简直跟犯罪一样。

“太……热了……”在我们去到的第二处房子里,我一边脱下美利奴羊毛衫一边对乐高男咕哝着说。

“是啊,怎么这么热呢?”他往下拽了拽领子好透透气,随手擦掉了眼镜上的雾气。

我很好奇,是否因为丹麦的天气十分寒冷所以丹麦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暖气十足的房子里,似乎天气越冷的地方越有办法对抗严寒。英国寒冷潮湿的冬天或许让我们的头脑也变得迟缓了。我把这个理论抛给了乐高男,但被置业顾问听到了,她打断了我的话。

“实际上,丹麦的集中供暖十分有名。”她告诉我。“我们的窗门质量上乘,”——她分别指了两处生怕我们不明白——“保暖效果非常好。你们英国只有壁炉烟囱。”她的语气好像对此非常不屑。“丹麦人可受不了这个。”她继续解释说,精心设计的区域供热系统利用垃圾焚烧、风力发电和太阳能集中为家家户户的松木地板加热。“非常节能,根本无需关掉它!”我不确定这样的能源消耗方式如何才能维持可持续发展,但她的话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去到的每一处房子都格外整洁、简约,同时又充满设计感。一位颇为自豪的房东家中的工作台一尘不染,井然有序的房间充满禅意,她打开橱柜向我们炫耀着缓冲轨道,我看到她的炊具跟房间里的其他物品一样摆放得井井有条。

“这不正常!”走到下一个房间的时候我悄悄对乐高男说。在我们英国家里的厨房,打开橱柜之前你得先用胳膊护住脸,免得有东西落下来砸中你。不配套的特百惠(Tupperware)抽屉颤颤巍巍地摞在一起,谁敢打开就会向他扑个满怀。但是在这里,所有的房子全都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这些人是房东吧?”我问置业顾问。“客人到访之前来次大扫除没有额外奖励吧?”她看起来有些糊涂。

“搞卫生?访客来之前?英国人都这么干吗?”她摆出一张刻薄脸。“丹麦人的房间总是保持得十分整洁。”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我们也会这样做。我们自揭其短可不是为了让人笑话的。乐高男察觉到了我的愤怒,用手轻轻地按住了我的胳膊,让我避开这场战争。批评脸还告诉我们进入丹麦人的家庭之前按照惯例要脱掉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门口的鞋架上。“这样灰尘或户外的泥土就不会被带到房间里了。”她告诉乐高男,很显然已经放弃了他的邋遢老婆。

很快我们便看出整洁是丹麦最大的特点,井然有序、光鲜整洁、一尘不染的设计随处可见:水箱隐藏在装饰墙中的挂墙厕所、随处可见的内置衣柜、还有画廊级别的照明灯。缺点是,每家每户都没有浴缸。批评脸告诉我们为了追求更加时尚的效果,丹麦人早在十几年前就抛弃了浴缸(“此外淋浴更加卫生。”她声称)。这对我的幸福计划而言是种阻碍。

要是不能泡澡,人怎么会幸福呢,更不要说整个国家了?乐高男察觉到了我的痛苦,他答应我会上网找找看有没有《唐顿庄园》( Downtown Abbey )中的那种独立浴缸,并把它列入不断增长的他认为我们在丹麦居住所需物品的清单里。

第一天,我们的租房之旅结束之际,我开始好奇丹麦人如此重视打造一个清新整洁的家,是否有助于他们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为了获得更多资讯,我找到了丹麦设计博物馆馆长安妮-路易丝·萨默(Anne-Louise Sommer),咨询她的专业看法。安妮-路易丝从事家居设计、文化思潮、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并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丹麦是一个设计社会,这对幸福感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安妮·路易丝说。她向我解释了流行的丹麦美学是如何受到德国包豪斯(Bauhaus)学派 影响,优秀的设计又是如何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此渐成传统。

“丹麦曾发生过经济危机,社会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政府认为应该把设计提高到优先地位,他们意识到这对提升民众的健康和幸福感十分重要。”她告诉我。丹麦人似乎走在了时代前端。2011 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研究了这一现象,并证实欣赏优美的事物确实能够刺激我们脑中的多巴胺,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就像油酥点心一样!我忍不住默默地进行了类比。)研究表明,伟大的艺术和设计甚至跟恋爱一样能够激发大脑活跃度——这一点丹麦人在 90 多年前就明白了。

“对于一个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来说,将高品质设计纳入住宅重建计划当中非常重要。”安妮·路易丝解释。建筑学家、设计师阿恩·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以蛋形椅设计闻名),灯光设计传奇人物保尔·亨宁森(Poul Henningsen)和家具制造商汉斯·韦格纳(Hans Wegner)与芬恩·居尔(Finn Juhl)等天才脱颖而出并将丹麦设计带到了世界舞台。我问安妮·路易丝大多数丹麦人是否清楚丹麦的设计有多么出色,她思考了一会儿。

“如果你走上街头询问路人,他们对于文化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或许不会做太多想法——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思考的必要,这已经内化到他们的潜意识之中。我们只是习惯置身于良好的环境当中。”她说。“从出生开始便是如此。孩子们在学校会接触到高品质的建筑和家具,所以他们从小开始就认为既实用又美观的设计是美好生活的要义。长大进入职场或公共领域后,大多数丹麦人都会拥有兼具功能性与设计性的良好环境体验。”我对她的话表示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经过的公共区域随处可见欣欣向荣的建筑和风格新奇的设计(羞羞马喷泉除外)。

“当然,天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安妮·路易丝说。“我们在漫长的冬日蛰居良久,所以我们会在环境上投入更多。你要花大量时间待在家里,所以家居环境也很重要!”设计感十足的家会让你感到幸福吗?安妮·路易丝认为确实如此:“在我看来,一个人所处的美学环境与他的个体感受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全天置身于博物馆各件精美设计之中当然会让她身心愉悦,她告诉我。那么她会给自己打多少分呢?“我会给自己打九分。”安妮·路易丝回答,继而又改口道:“实际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我变得更加幸福,所以或许我应该给自己打 10分!”

*

我深受鼓舞,决心要打造一个幸福感十足、充满丹麦设计元素的家,现在我们只需决定要选择“批评脸”推荐的哪一栋房子。我们将目标锁定为两处:一处是奥胡斯的羞羞马喷泉附近的公寓(我的选择),另一处是海边的一栋房子(乐高男倾向于后者),那是一栋红砖建筑,看上去像是办公大楼,“批评脸”告诉我们那儿曾经是所医院。

乐高男喜欢乡下和少有人破坏又一览无余的景观,我想这是因为他在苏格兰乡下和约克郡高沼长大。相反,我回归自然的念头则源于哈默史密斯 河边的一次散步。不出所料,我们发现彼此很难达成一致。

“在这儿生活不像在伦敦,”乐高男争辩道,“生活在一个毫无价值的城镇跟我们以前生活的世界级都市有何区别?(日德兰居民,我代表他向你们道歉。)我们还是借此机会去海边生活吧!”他就好了,我心想。他可以每天去上班,而我就得困在家里工作,除了狗狗和海浪作伴,什么都没有。

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去海边生活的事,但是我认为那是 1.等我们差不多 100 岁的时候 2.必须是在布赖顿 或霍沃 等地一处带露台的小公寓,有时尚咖啡店和超赞的面包店为邻,天气永远晴好,我们会接待很多访客。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我们的海边小屋是一座位于丹麦乡下的医院,而且还是冬天。

可是,他最终说服了我,或者说用一辈子的油酥点心贿赂了我,或者说给我灌了迷魂汤,诸如此类的。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发现我们竟然达成了一致。我们收到了船务公司的一封邮件,确认他们将于下周二把我们的财物运送到海边的斯迪克斯维尔(Sticksville)。

四个身材魁梧的维京人从一个集装箱里卸下了 132 个箱子,然后脱掉鞋子,在地上铺了几张毯子以保护我们的木地板,接着开始拆除包装,每拿出一件便评论一番。他们拿起一个花瓶,说“我喜欢这个,其他的嘛,就马马虎虎”,然后对着一幅画意味深长地问道:“这个贵吗?”“不贵。”“那还差不多。”

所有的箱子都按照它们原来放置的房间做了标记,我欣喜地发现我的一柜子衣服被贴上了“拉塞尔天人衣物”的标签(我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人以正式头衔称呼我)。这些物品被礼貌地放到了卧室,但后来我却发现我的内衣被胡乱丢在了新组装的床上,我的一件深蓝色蕾丝文胸不翼而飞。除了这桩内衣偷窃悬案,他们是我们见过的最有礼貌、最健谈、最渊博的搬家工人,他们问了我们许多关于联合政治的问题,还询问我们对于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头发有何看法(我了解到,卡梅伦的头发给这里的人带来了很多笑料)以及我们对于欧盟持何种态度。

他们离开之后,我们决心要深入了解欧盟政治现状以免再次陷入难堪,同时开始整理物品,并为那些已经被我们遗忘的物品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这时我才发现那些东西已经脏得不行。

“你觉得这是运输途中搞的吗?”我满心希望地问道,一边擦拭着白色书架上那块乌蒙蒙的灰色痕迹。

“有可能,”乐高男看上去一脸怀疑,“或许是因为我们一直住在公寓底层,我们从来都没发现家里的东西有多脏。”

我告诉他我更喜欢自己的说法,然后便开始动手擦洗污渍,心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家居考究的丹麦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擦洗,我们终于拥有了几件半新的家具,但是在新家还不够用。原来我们在伦敦市中心生活时所必要的家具只相当于普通丹麦家庭的一半。下午三点钟左右,太阳开始西斜,我们发现自己即将被黑暗吞没。搬到丹麦生活不仅要带上灯泡,还得带上配套工具。我们没找到挂线盒,不知该怎样处理天花板上漏出来的电线。

我们只好打着手电筒泡了茶,并不得不面对要去商店进行采购的事实。乐高男非常高兴。作为一名户外爱好者和心灵手巧的DIY约克郡人,他一直对室内设计情有独钟。经过多年“沉寂”,所有人都认为订阅《现代生活细节》( Livingetc )杂志的是我,我们那颇具吸引力的家也是我一手打造的,现在他终于站了出来——情绪板、剪贴簿一应俱全——承认了他那神秘的热情。他希望一年的丹麦生活能让他更加充分地表达自我,这样他就能昂首挺立,自豪又闪闪发光。他已经被北欧美学迷住,决定用各种贵得吓人的设计单品来丰富我们的新家。考虑到一旦让乐高男“放飞自我”我们可能再也吃不起“蜗牛卷”,我赶紧致电一位室内设计师向他请教为了让我们的新家更加hygge,哪些东西值得购买。

供职于丹麦最大的室内设计杂志 Bo Bedre 的夏洛特·雷文霍尔特(Charlotte Ravnholt)建议一切从简。“没必要为了打造一个丹麦风格的家而在一开始就大买特买,”她说,“这里的作风是,开始先购买一些必要的单品,然后跟已有的物品搭配起来。”

这可真鼓舞人心。那么我们最开始需要些什么呢?

“嗯,丹麦家庭会使用大量自然元素,比如木头和皮革,我们会在家里放置许多灯具。在大多数地方,人们习惯把灯放在房间中央,但是我们会把导线连成回路来配合它们的位置,制造灯光池或新的hygge区域,或者说温馨区。你们要考虑吊灯、落地灯和台灯。”

我把这些匆匆写在了一张便利贴上。乐高男凑了过来很想听听我们的对话,我不得不把他赶走,然后写下:

“她说我们只需要几件必要的单品。”

我放下笔,再次全神贯注地听夏洛特的话。当我回过头去看记事板的时候,我看到乐高男在我的话下面加了一个“ ”表情,然后气冲冲地走开了,他去用我们尚未到手的钱为不属于我们的家购买我们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了。

我向夏洛特询问关于hygge的事,她告诉我丹麦家庭会在沙发上放置沙发罩或毯子以及大量靠垫来营造温馨感。

“丹麦人的靠垫甚至分冬夏两种,”她告诉我,“靠垫的市场很大——手头拮据买不起新家具的时候,你可以花上500 丹麦克朗买一个很棒的靠垫,这样你的房间看上去就会焕然一新。”售价高达 50 英镑,或者说 90 美元,就一个靠垫?这对我来说简直无法接受,我怀疑自己相对于这个时尚的国度来说太吝啬了。

“大多数丹麦人在家居上花费得多吗?”我问。

“我认为我们把家居设计支出放在首位。”夏洛特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数据显示,丹麦是世界上人均家具支出最多的国家。而且丹麦人十分重视良好的设计、工艺和品质。我们希望买回来的商品能够使用很久,甚至传给子孙。”她列举了几位丹麦设计大师,如阿恩·雅各布森、芬恩·居尔和保尔·亨宁森——在跟安妮·路易丝的谈话和乐高男的设计杂志中我早已听闻过他们的大名。当前,我得学会辨认他们的作品或者在一系列灯具中找出保尔·亨宁森的作品,但是夏洛特告诉我大多数丹麦人对他们的设计师十分了解。

“在丹麦,人人都知道阿恩·雅各布森的大名,都了解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设计粉。”她说。设计是国民意识的一部分,这个观点有助于我理解为何我们见过的丹麦家庭看起来如同报纸生活版的增刊一般。我了解到保尔·亨宁森的作品十分受欢迎,几乎 50%的丹麦人家中至少拥有一盏保尔设计的灯具。“人们愿意支持丹麦品牌,”夏洛特解释道,“他们喜欢手工作品。我们的设计值得赞美,也让我们骄傲,所以是的,我们愿意花钱。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更多的丹麦人开始拥有自己的房子,男性与女性都能获得工作机会,我们能负担更多的家具和设计费用。”

我发现乐高男正在偷听,他已经急不可耐地想要拿出我们“应急”用的英国信用卡来刷了,我赶紧让夏洛特推荐五样丹麦设计核心单品,以满足我家这位北欧室内设计迷,并让我们的家更加hygge。她欣然接受了这一挑战。

“首先你们应该买一个厚实的木制餐桌方便用餐、闲聊和放松。”她开口说道。我正打算为那张原有的橡木六人餐桌感到沾沾自喜,她却补充道:“在丹麦一张餐桌一般至少要配八张椅子,这样大家就可以围坐在一起。”妈的。很明显我们朋友不够多。“再买两把椅子,”我写道,“或许还需要一张更大的餐桌。”乐高男眼睛一亮。

“然后我会买一把手工椅,像是阿恩·雅各布森或者汉斯·韦格纳或是博奇·莫根森(Børge Mogensen)的作品都行,”夏洛特继续说,“丹麦风格的家居一般来说还应有一盏创意灯具,如保尔·亨宁森的PH灯或阿恩·雅各布森设计、路易斯·波尔森(Louis Poulsen)制造的AJ灯。此外,还要配一个库布斯(Kubus)烛台——这非常丹麦,很多丹麦家庭都有。最后,我可能会买一些皇室哥本哈根餐盘。”她补充说。我望着洗碗池旁边堆放的宜家骨瓷盘,知道我们可有事要做了。

“好吧。”我干脆利落地回答,并决定把我们的新家去宜家化。“这些伟大的设计真的让丹麦人感到幸福吗?”我问。乐高男一只手已经伸到了大衣口袋里,他正在摸车钥匙,打算正式开始他的“购物疗法”。

“我想是这样的。”夏洛特说。“当我们的身边充斥着高品质的设计时,我们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周围的环境令人愉悦,那么我们就会感到温馨和安全。这让我们更加幸福。”

我问她本人是否幸福。“当然,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我给自己打九分——总得留点进步的空间。”

“比如?”我忍不住追问。

“那涉及到个人隐私。”她回答道。我担心自己恐怕冒犯到了她,但是她的语气很快缓和下来并和盘托出。“我希望生活在海边,希望我的男友求婚。这样我就是个完全幸福的人了。”

我对夏洛特表示了感谢并向她道别。我转头看了看我丈夫,现在他正在往脚上套靴子,暗粉色的海景如油画一般美丽,开阔的海景衬托出了他的侧影。或许我的幸福计划应该从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更加感激入手,我天真地想。接着乐高男在便签纸上写下“快点!!!”然后贴在了我脑门上。泡沫破裂了,我很快就抛弃了那个想法: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原谅他总是把湿毛巾扔在床上而且总是投不进脏衣篮的毛病。相反,我抓起大衣出门了。

*

我们去购物,大买特买了一番。完全没有把名字中有两个“l”的银行经理艾伦放在眼里。乐高男把买来的东西组装好之后变得特别开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的房子开始像个家了。我试着往好的方面想,但是我那盲目乐观的计划遇到了一些挫折。

我第一次出糗是因为把纸张扔进了错误的回收垃圾桶。星期一早上八点两位蓄着胡子的绅士上门拜访,我跟邻居们的交往正式拉开了序幕。我还没有穿好衣服,甚至还没来得及打开咖啡机,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有做好接待访客的准备。但是两位胡须先生一点儿也没有放弃的意思。他们不停地按门铃,我只好起来开门,生活在一栋玻璃房子里根本无处可藏。他们穿着两件厚夹克,两只眼睛躲在奶瓶底眼镜后面不停地眨着,讲起了丹麦语。我向他们解释说我还不懂他们优雅的语言。最后他们终于发了善心。胡须先生 1 号用蹩脚的英文告诉我“邻居们”(共同)发现回收筒比平常更满,因此通过垃圾找出了犯人。胡须先生 2 号举着一张溅了茶渍的物业账单作为证据,上面的收件人是乐高男。我的新邻居们竟然翻过我们的垃圾桶(或者说,是他们的垃圾桶),我原谅了他们的古怪举动,礼貌地问他们希望我把废纸扔到哪里。他们指着一个跟我用过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垃圾桶,只不过在左边几英尺远的地方。

我当即悔过自新,表示下次会做好,同时也免费上了一堂垃圾分类课。原来丹麦人极其重视循环利用。几乎 90%的包装会得到回收利用,纸皮、易拉罐、瓶子、食物和有机垃圾都有不同的回收单位。如何正确地进行垃圾分类,这是一门有待我去掌握的艺术,但是我知道当地的超市里放置的塔迪斯 式样的亭子是用来回收瓶子的。一天下午,我们试着扔了一个进去,接下来的激光演示让我们目瞪口呆。那部神奇的机器先是扫描了瓶子以评估其回收价值,接着吐出了一张优惠券,下次购物可以抵扣 12 便士或者说 20 美分。我高兴坏了。

在丹麦,不仅普锐斯 车主、瘾君子和赶时髦的人对环境热心,环保已被看做是人们的基本义务,也是融入丹麦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邻居们热情的鼓舞下,我继续着实地考察的任务,发现丹麦早在 1971 年便成立了官方环保部,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立环保部的国家。如今,丹麦的清洁能源在世界上极具竞争力,该国 30%的电力来自于风力发电。2013 年,丹麦赢得了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最负盛名的奖项——给地球的礼物(Gift to the Earth),以嘉奖其在最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和气候目标上的领导力。同时,在过去的两年中它连续被联合国气候变迁绩效指数评选为最环保国家。丹麦政府计划到 2020 年时减少 40%的二氧化碳排放,环保部制定了一个到 2050 年“丹麦无垃圾”的共同目标——他们希望届时所有的东西都能被回收再利用。当大多数国家在环保承诺上一再食言的时候,丹麦人却为自己设定了愈加艰难的目标,而且一直走在践行的路上。

我深受感动,决定以后严格执行我的公民垃圾回收义务并以此为傲,一个星期之后当两位胡须先生再次上门检查我是否把易拉罐放到了正确的垃圾桶时,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对于我的环保觉悟点头称赞,然后便飞速离开了。

*

除此之外,没有人跟我们讲话。要是我以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人人好客,那我可就大错特错了。我想念伦敦,想念噪音。以前的我会一边工作一边听 747 客机的引擎在希思罗机场跑道上呼呼作响,或是刺耳的警笛疾驰而过去抓捕罪犯,而现在我只能听到鸟鸣、拖拉机,甚至听不到任何声音。这里如此寂静,大多数时候我唯一能听到的只有遗忘已久的耳鸣,那是青春时期经常去听糟糕演唱会的后遗症。我们的小狗终于从英国来到了这里,但是却被花园里的麋鹿、野兔和狐狸吓坏了,立刻躲到了洗衣间。它不停地呜咽,只有洗衣机的转动才能让它有所缓解。最后,当我们终于让它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却被猫头鹰的叫声吵得连续三晚没合眼。

我想念朋友们,我发现用FaceTime跟他们抱怨猫头鹰不如一边喝酒一边抱怨来得有意思。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接受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的事实。我们相信这会让我们得到“解放”,逼迫我们去尝试新的事物,遇见新的人,拓宽我们的眼界。但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坐在家中,再一次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觉得无聊极了,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们的丹麦社交生活。

“如果丹麦的人口跟伦敦南部相当,”我告诉乐高男,“我们就要把社交范围减少到,比如说我们家附近方圆 20 公里以内,并把人群限定在 20 岁以内的年龄差,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数量可能更少。换句话说,就算我们的朋友圈不大,我们也不可能喜欢所有人。”

“好吧。”乐高男似乎不太确定。我等待着他的反驳,等他告诉我一切都会好,但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却说:“你应该记住他们可能也不喜欢我们。他们可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朋友,就像我们在英国时那样。”好吧,现在我感觉可“好”多了……

“会好起来的。”乐高男最终说道,他往我身边靠了靠,把我揽在怀里。“我们只需要好好地了解这个地方。你应该多出去走走,见见人。”他或许是对的。在家工作,通过Skype和FaceTime进行社交对一个女人来说没什么好处。但是海边的斯迪克斯维尔的公交系统实在是不怎么样。自从乐高男开始上班占用了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一部租来的乐高汽车,班次稀少的公车和火车便让我吃尽了冻伤的苦头,气急败坏的我决定是时候买一部自己的小汽车了。

我来自英国,因此在丹麦上路比较容易。来自于欧盟以外国家的移民只有通过考试才能驾车上路。2013 年开始生效的法规允许那些来自于被视为“拥有跟丹麦一样道路安全等级的国家”的新移民上路,只要更换一本当地驾照,但是也有附加条件。申请者必须是在 18 岁之后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的(大多数在 16 岁就通过考试的美国人就此被排除在外),而且在过去的 5 年中没有违规记录。

跟丹麦的其他东西一样,小汽车一点也不便宜。新车需要交纳 180%的税,这使得它们的价格比英国高了三倍。这意味着一辆在英国售价为一万英镑(约合一万七千美元)的掀背式汽车在丹麦要卖到三万英镑(约合五万美元)——增加的购车成本让我们只能选择购买二手车了。

“这就是大多数人都开‘火柴盒’的缘故吗?”

“我想是这样。你一个人出去没问题吗?我是说买车。”

“当然。”听起来似乎不太自信,但感觉却像这是 21 世纪的女性必备的基本技能。

信心倍增的我出发去最近的一家汽车行。当发现回伦敦的机票钱都要比在日德兰打 20 分钟的的士便宜后,我决定还是搭公车。两个小时之后,我完好地出现在展厅里,即刻被仿皮、汽车香氛和廉价的须后水的混合香味包围了。

根据我的价格预算,只有两部车我能够负担得起。第一部车像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马口铁盒安装在四个轮子上,闻起来就像是有一群流浪猫曾经生活在那里,定期大小便。第二部是一辆艳红色的汽车,让我想起了电动踏板车。没有一辆入得了我的法眼,但是悠闲地试驾一圈之后我发现 1.这玩意儿能跑 2.较高的驾驶位意味着我可以俯视其他司机。在这片维京人的大陆上,这对于一个身高 5 英尺 3 英寸的英国人来说真是新鲜极了。

“就它了。”我告诉经销商,他递给我一份九页的文件——丹麦文。我问他我能否把文件带走进行翻译或者至少让我在附近找本丹麦语—英语词典。但他表示愿意为我翻译。我不知道这是否正常,但是我的旅行指南上写着丹麦的二手车商要遵守公平交易原则,销售人员不得赚取佣金,我觉得自己不会被敲竹杠。那个小伙子对我坦诚相告也没什么损失。一不做,二不休,我心想。

所以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他为我搞定了这笔交易。但是最终的价格还是比预想中多出了几个零。

“这是为什么?”我指着第四页上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零”问道。

“哦,那个用来购买冬天的轮胎。”

原来在丹麦不仅沙发靠垫要随着季节更换。尽管销售人员不会强制客户购买冬用轮胎,但还是会强烈建议。多花5000 丹麦克朗(约合 580 英镑或 850 美元)购买轮胎,能保护我不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一头冲向壕沟,这钱似乎花得挺值。我指着另外一串数字问道那是买什么的。

“这是为了保养夏天轮胎,将冬天的轮胎从春天存放到轮胎商店的费用。”丹麦的轮胎还有自己的旅馆?我的天啊,生活水平简直冲上云霄。

“我真的需要这个吗?”我问。

“我们建议顾客将轮胎存放到安全的地方,并由专业人士进行保养。”他回答说。

“好吧……”我不知道能否省下这笔钱钱:1.由乐高男进行轮胎保养;2.把冬用轮胎放进车棚。我决定冒险一试。

销售员指着另外一串数字说:“这个是车牌的钱——”

“——车牌不包括在内吗?”

“不!”他似乎被逗乐了。“不然的话谁都知道你的车有多老啦!”

“你没开玩笑吧?”

他收起了笑容,无疑是在向我表明他无比认真。“每个司机都要领一个新的号牌,由数字和字母随机组成。”

原来,平等在丹麦如此重要,政府甚至不愿意任何人因为他们车子的新旧程度而被人评价。这似乎值得称赞,但我敢肯定任何长了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我那辆西红柿颜色的车子绝不是最新款的高档车。我憎恨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抢钱”的行为。

“接下来还有登记税、环保税、反补贴税……”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名字中有两个“l”的艾伦反对的目光,想象着他在我快速签字走人的时候失望摇头的情形。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发现那辆西红柿汽车时速达到 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就会咯哒咯哒作响并发出高分贝的刺耳声音,除非我打开丹麦公共电台,并打开雨刮器把灰尘从一边扫到另一边,搞得我视线模糊。但它是我的,只属于我一人。我的冒险之旅就此开始。

本月知识点:

01.

一月的丹麦非常非常冷

02.

钱买不来幸福,但可以给你汽车、蜡烛和非常美味的蛋糕

03.

猫头鹰的叫声非常吵

04.

胆小鬼不适合移民 NphZ5NJQ10wmeNKc8o3X8fzi7dqSTArQx+93B4D8q+6wxCz2uJzbFaej1ent5XDh



二月
忘记朝九晚五吧

人人都说,自由职业者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穿着睡衣拖鞋往返于睡榻和电脑之间。经历了十几年脚踩四英寸高跟鞋身穿只能干洗的套装的生活之后,这样的画面似乎新鲜又陌生——这是一个我乐于听闻却无意进入的新天地,有点像拉斯维加斯。然而,仅仅过了四个星期,我便发现自己穿着印花绸两件套束着一条松紧腰带,在下午两点半欢快地敲着键盘。我告诉自己这没那么糟糕,因为 1.今天是星期五 2.日德兰的冬天 不管什么时候 总是黑漆漆的,所以穿睡衣没什么不妥 3.我正在对身在美国的对象进行电话采访,那里正是清晨。但实际上我邋遢得不行。我发誓四点半一到就去沐浴更衣梳理头发,像个体面的成年人那样。四点半成了我的分水岭,这是因为乐高男每天都会在这个相当尴尬的时间到家,我不愿任何人看到我的邋遢。

他曾让我措手不及。几个星期之前,我正穿着睡衣敲着键盘,前门突然开了,一阵刺骨的寒风扑了进来,门口站着一个人,在令人崩溃的黑暗中看不清样子。

“是谁?”我担心有人闯了进来或是胡须先生们卷土重来。

“是我。”乐高男回答。

“你在那儿干嘛?”他生病了?还是被炒了鱿鱼?乐高总部遭遇导弹袭击被疏散一空了?(我的人生格言:能添油加醋干嘛还要理性思考?)“关上门,冷死了!”

“谢谢你的‘热烈欢迎’。”乐高男回应道,他放下背包解释说公司里四点钟的时候就没什么人了。“有孩子的人下午三点钟就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或日托班接孩子了。”

三点 ?”

“嗯。”

“大家都那么早下班?没人愿意最后离开?或者叫个外卖熬通宵?”

他耸了耸肩:“我没看到这样的人。”

这让我大跌眼镜。在伦敦,要是我们俩人都能在晚上七点之前赶回家准时收看《弓箭手》 [1] ,那绝对值得大肆庆祝一番。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能在周末见到彼此,或者在加完班或与朋友聚会结束后的下半夜在床上见到清醒的彼此。

但在这里,下午四点成了新的下午七点。在丹麦,下午四点是交通拥堵时间。下午四点我还没有开始下半天的工作,至少还有几个小时可以消磨。但他却已经回到家里,打算开着音乐,聊天或翻找东西。

下午两点半,我正打算把新的事态和乐高男提早回家的事情理出个头绪,就听见汽车开进我们私人车道的声音。当时我正在跟纽约的一位时间管理专家通话,门把手的转动让我心下一惊,我赶紧喝下一大杯水。我得装出那声下意识的咒骂其实是咳嗽,疯狂的狗吠其实是Skype线路的杂音。

“那么,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我一边说一边划拉完最后一点笔记,“不再打扰了!”我有点激动地说道,以免声音被狗吠盖过,它正对着归来的男主人兴奋地呜咽,不一会儿乐高男就带着他的风格独特的设计草图还有噪音进了门。小狗亲昵地扑到他的身上,为我赢得了一点时间来思考我这身明显过于随意的装扮。或许我应该脱掉这身晌午的休闲睡衣向休·赫夫纳 致敬?

“你回来这么早!”就算是看萨拉·伦德(Sarah Lund,请自行百度,不用谢)的三角恋系列被他抓了个现形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羞愧。

“是啊,到了星期五大家走得更早。”他把头靠在门上看着我这副邋遢尊容。“你没穿衣服!你还好吗?病了吗?”

我打算装病,没什么生命危险而且好得很快的那种,但却因心理压力过大而放弃了。“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是,呃,为了写一篇专题报道。”我撒了谎。

乐高男环视了一圈,杯碗盘盏一片狼藉,我全身上下满是点心碎屑。“什么专题报道?‘邋遢何以成为新时尚’?”

“我想让你知道这套睡衣是斯特拉·麦卡特尼 的。”我无力地辩解,接着赶紧转移了话题。“你上午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谢谢。我一直在学习丹麦式的‘工作生活’平衡。”

“你不是刚——你午饭时间就到家了!”

乐高男没有理我。“显然到了星期五,八点半之前到公司就行,然后——”他发了一个奇怪的喉音,“Mooooaaaarrrnnnsssmullllll”。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这个词写作‘morgenmad’,意思是早餐。”他解释道。我们还没开始学丹麦语,他就已经掌握了一些跟美食有关的词汇,这让我有点嫉妒。“大家轮流烘焙,带蛋糕卷和油酥点心到办公室。有一个家伙凌晨四点就起床烤今天的面包了。”

“天哪!这里明明有那么好的蛋糕店……”我就算早起两个小时也不可能做出更美味的丹麦烘焙,我情不自禁地想。

“是啊。Mooaarrnnssmull持续了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开了一个会,大家觉得我们需要再开一个会才能把事情定下来,然后我便又去开了一个会,会上供应更多面包和咖啡,接着我们在十一点半用午餐,用餐完毕之后我们得知今天是某个人的生日,所以我们又吃了蛋糕。之后大多数人便开始收拾桌面准备周末放假了。”

“真忙啊……”我阴阳怪气地说道。

“对啊,我好撑。”他一本正经地说,接着便一屁股窝进沙发翻起了一本室内设计杂志。

据我所知,丹麦人的工作主要就是吃点心。乐高工厂似乎多年以前就取缔了自动贩卖机和一切糖制品,但现在却为工人们免费提供黑面包、水果和胡萝卜。

“那么世界最大的玩具制造商只不过是依靠β胡萝卜素、全麦和孩子般的生活热情而维系着吗?”

“每天固定做五件事,就能所向无敌。”乐高男耸了耸肩。

午餐是一场公共事件,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大家纷纷离开办公桌到员工餐厅用餐。员工餐厅窗明几净,陈设以乐高积木原色为主,有大量猪肉、鲱鱼和各种各样的smørrebrød(一种传统的单片全麦三明治)供应,但看不到一个布丁。

“啊,你们也不能太随心所欲。”我告诉他。

他解释说因为砂糖十分罕见,morgenmad和其他能够吃到甜品的机会就 尤其重要 。他在本周参加了第一个丹麦生日聚会,一位同事的办公桌堆满了彩旗,所有团队成员聚在一起唱了一支鼓舞士气的歌。

“我不太确定那首歌的主题,但是穿插着很多动作。要是你不了解的话很难加入进去,但是到了最后一句,我猜跟长号有关……”他飞快地比画了一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告诉他我刚刚看到丹麦人位列世界最豪放国家之首。

“他们天生就不知道什么叫尴尬。”

“有道理。”他点点头。“实际上,他们经常在办公室唱歌。”

“真的吗?”这对我来说就像猫薄荷一样有吸引力。“你怎么不早说!快点说说。你知道我喜欢奇奇怪怪的团队建设歌……”

“好吧,好吧,我就给你说说。”乐高男似乎有些不情愿。“但是你得答应我不能写到文章里,也不能当成趣闻讲给别人,行吗?”

“当然不会!”我撒了个谎。

“呃,实际上公司里有一支办公室乐队……”(听到这里,我乐得拍起手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表演,而且——”(他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不许偷笑。”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受邀观看办公室乐队的现场演出了。“而且他们喜欢把流行金曲改编成有关团队的歌曲……”

“说下去!越来越有趣了。比如?”

“好吧,这个星期有人用阿巴合唱团 的《妈妈咪呀》( Mama Mia )改编了一首关于我们部门的歌。我最爱的那段旋律配的歌词是‘我们努力工作,只为完成KPI’——哦,这个词的意思是‘关键业绩指标’,”他补充说道,“怕你不明白……”

“我当然知道,”我撒了个小谎,“别停啊!”

“不好意思,之后就是‘de de de’……”

我也跟他一起唱了起来,希望快点听到后面的故事:“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然后乐高男开始唱下一句: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是一群有趣的家伙……”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de……”

“然后……然后……我不记得了。”

“试试看!”

乐高男把脸揉成一团尝试着去回想,最后摇了摇头,松开了双手。“不好意思,我想不起来。”

“那好吧,前面两句歌词够惊艳的了……”

“谢谢。”他接受了赞誉,好像创作人正是他本人似的。“我们还敲鼓。”他一边说一边走出了房间。

“什么?”他可不能丢下这枚重磅炸弹就没事儿人似的走开。

“开会的时候还有下车间的时候,”他在厨房里喊道,“大家经常打鼓。用水桶,或是箱子,或是小手鼓,只要能打出节奏,什么都行。”他说得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儿似的,就像从文具柜里取出新订书机一样。

“然后…… 人人 都会参与?”我挪动着脚步,跟在他后面想要打听更多的细节。

“是啊,不管什么事大家都一起上阵。人人平等,还记得吗?尽管还是可以看出谁才是头儿——他们一般会打最大的手鼓。”

“哇!”没能亲眼目睹办公室打鼓的欢乐景象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有人打得很好吗?他们最后会不会选出最佳鼓手?”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知道我打算把自己的打鼓水平跟其他人比较一番,并准备开始炫耀。

“不会。”他断然说道。“不管鼓打得多好,歌唱得多动听,长号吹得多动人,吹牛皮让人真心讨厌。公司里流传着一句老话——‘要乐高不要自高’——被大家奉为圭臬。”他告诉我说,有人告诉他和他的非丹麦籍同事,他们应该读一读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丹麦—挪威作家阿克塞尔·桑德莫斯(Aksel Sandemose)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如何“融入”丹麦的职场。桑德莫斯在小说《穿过自己足迹的逃亡者》( A Fugitive Crosses His Tracks )中列出了十条生活在丹麦的法则,也叫“詹代法则”。我用谷歌翻译加上我自己的理解总结如下:

1.不要以为你很特别

2.不要以为你和我们一样好

3.不要以为你比我们聪明

4.不要想像自己比我们好

5.不要以为你懂得比我们多

6.不要以为你比我们更重要

7.不要以为你很能干

8.不要取笑我们

9.不要以为有人很在乎你

10.不要以为你能教训我们什么

“哎呀,在这里不能太积极,是吗?”

“哦,还有一条,大家心照不宣。”

“是什么?”

“‘不要纵容全勤主义’。要是有人甘愿自我牺牲,经常加班或超量工作,那么就会有人扔一本关于工作效率或时间管理的小册子到他们的办公桌上,而不会对他抱以同情。”

“天哪!”这跟伦敦的生活截然不同。在伦敦,在午夜回复邮件或在办公室呆到晚上八点被视作一种荣耀。但是在丹麦的企业文化中,这意味着你不能准时完成工作。每张办公桌都配有液压装置,如果员工愿意可以站着工作,事实证明这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根据《社会心理与人格科学周报》(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发布的调查结果),同时也有利于召开简短、机动的非正式会议,这类会议通常被称作“短会”。我们不会对同事说“您能坐下来”谈一谈吗,而是说“您能站起来吗”。“我们能节省一半的时间。”乐高男说。

他还告诉我,公司里没人称呼彼此的头衔,也没人打领带——实际上,你更容易看到高管们穿着脸书上常见的连帽衫而非套装四处闲逛。最后我终于成功说服乐高男允许我在午餐时间去办公室找他(我答应了他几个条件,包括不能提起阿巴合唱团或请他们展示打鼓)。从踏入位于比隆镇寂静冷清的居民区的玻璃大门总部开始,我就有一种闲散的硅谷人员参观谷歌总部的感觉。圆形的沙发坐起来十分舒服,看上去就像是标志性的乐高积木的翻版,我在想如果玩一玩接待区那一大池白色积木会不会有失体统。乐高男出来接我,陪我一起穿过办公楼。我们路过了许多间会议室,全部以玩具命名。几个星期以来我丈夫总是在电话里跟我说上午九点半在Tinsoldaten——“锡兵”开会,然后是在Bamse——泰迪熊”,现在我心头的疑惑终于打消了。每个房间的桌子中央都放着一个装有乐高积木的大玻璃碗,借此鼓励员工和访客一边聊天一边搭建积木。“有几次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碗里翻来翻去寻找合适的积木,我都听不清他们讲话了。”乐高男告诉我。

在丹麦,乐高不仅仅是一家公司——它已然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盏能够激发人们狂热投入精神的文化灯塔。丹麦人对本国最为著名的出口品牌颇为自豪,现在全世界约有130 多个国家的父母经常穿着袜子踩在翻倒的乐高积木上喃喃咒骂。此外,乐高在网上也网罗了一大批成人粉丝,他们自称为AFOLs(“不是‘找不到女朋友的怪胎吗’?”我有些难以置信。“不是,”他表情严肃地告诉我,“我告诉你大卫·贝克汉姆和布拉德·皮特都声称自己是AFOLs一员,实际上我是跟名人是同一挂的……”)。2014 年乐高电影打破了票房纪录,电影所传递的关于创造力、团队合作及“游戏力量”的主题引起了轰动,它比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儿童电影所吸引的报纸版面都要多,甚至引起了反资本主义宣传组织的谴责。这场免费的公关活动刺激了票房和玩具的销售量,“托派” 乐高高管们倒也乐见其成,许多受到激励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更加丹麦化的生活。

午餐之后(全麦面包、沙拉和猪肉,果真没有一点砂糖),我设法参观乐高工厂打算一探究竟,并在那里遇到了一群来自日本的游客,他们专程飞到丹麦接受这一殊荣。我看到了迷你人偶的制作室,从黄色的笑脸到U形手掌再到戴着夹式头盔的头发,不一而足。几件残次品被野蛮地丢弃在旁,只有最完美的玩具才能通过打包区,由精灵进行包装……我的意思是“工人”。

乐高不是货架上最便宜的玩具,但品质却无人能及。乐高创始人(Ole Kirk Christiansen)曾因其子哥特弗雷德(Godtfred)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在每个玩具上少涂一层油漆从而节省了一大笔开支而对其大加斥责。奥勒命令他将全部商品召回并重新刷漆。他说:“只有最好的才是足够好的。”——这句话已被奉为乐高公司的箴言。

如今,乐高公司市值约为 146 亿美元(约合 86 亿英镑),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现存的乐高积木有 5600亿片,平均每人 86 片(自小到大我从来都不是乐高的粉丝,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是谁拿了我那 86 片……)乐高每年要为他们的玩具汽车制造四亿个轮胎,是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商。哦,每秒钟便有 7 套乐高玩具售出。又售出一套。又一套。又一套。

现在,奥勒·柯克·克里斯琴森的孙子谢尔(Kjeld)掌管着公司,这让他成为了丹麦最富有的人。但是他远离了热带避税天堂和哥本哈根的灯红酒绿,选择生活在比隆这个乐高发迹的小镇。乐高总部仍设在闭塞的日德兰半岛,乐高鼓励世界各地雄心勃勃的人前往这个无名之地。柯克·克里斯琴森家族不仅在比隆安家,他们还出资为此地修建了飞机场(丹麦第二大飞机场,坐落在仅有 6000 人口的小镇)、一座教堂、一处社区活动中心、一间学校、一个青少年俱乐部和一座图书馆。日德兰半岛的居民十分爱戴乐高的老总谢尔,他故弄玄虚地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柯克·克里斯琴森,现在他被大家亲切(虽然有些乱来)地称为“KKK”。

我敢肯定乐高男对他的新工作十分满意。这挺好的,不然我们就得露宿街头了。没有压力……我问乐高男最喜欢这份工作什么地方,他给出了这一答案,除了食物、唱歌和乐高商店的员工优惠,最棒的就是这份工作妙趣横生。“许多人都说,来到这里之后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工作满腹怨言。他们选择乐高不在于薪水多少,而是基于自己的乐趣。教育完全免费,所以任何人都能接受任何想要的培训。你知道反正要交上一大笔税,那不如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总比赚钱的工作强得多。”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来换取更高的收入?”我问。

“确实如此——因为赚得越多,交的税越高。”

他告诉我自己学到的一个新词“arbejdsglæde”,这个词概括了丹麦人对于工作的态度——“arbejde”是丹麦语的“工作”,“glæde”在丹麦语中的意思是“幸福”。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快乐工作”;这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生活质量而言至关重要。这个词为北欧语系特有,其他地方暂未发现。相比之下,我在工厂参观中遇到的游客告诉我日本也有一个词汇概括他们对于工作的态度:“karoshi”,意思是“过劳死”。在丹麦根本不用担心这一危险。

当天晚些时候,我跟乐高男正在规划下一周的日程,他突然告诉我说自己将出差两天。“团队进修。我们要带上宽松的衣服和开放的思维,‘通过瑜伽来激发敬业度’。”

“什么?”我气急败坏地问道。乐高男有生以来从未拜过太阳

“电子邮件里这么说的……”他指着电脑屏幕,自我辩解似的说道。

“‘通过瑜伽激发敬业度’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耸了耸肩,“但是看样子到了下周就有人陪你一起穿睡衣工作啦。”

*

乐高男的工作—生活平衡艺术似乎已渐入佳境。不过作为一家家族玩具企业,做的又是让孩子开心和激发创造力的生意,乐高绝不存在激烈的竞争。我不禁开始怀疑乐高男的经历是否独一无二。丹麦的所有工作场所都大同小异吗?我决定拓展研究范围,调查丹麦其他职场领域。

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公共部门的雇员的表现也不差。数年之前,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比尔·韦尔(Bill Weir)来到哥本哈根见到了简·戴恩(Jan Dion),之后让这位丹麦清洁工享誉全球。简告诉比尔自己有多么热爱以捡垃圾为生,因为他每天只需要工作 5 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或是去孩子的学校教手球[文化部的一项调查显示,53%的丹麦人会从事某种志愿工作——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这让他们感到更加幸福]。简告诉全世界,在丹麦没有人因为他的职业而对他抱以歧视,他每天都十分幸福,因为他可以沿路会会朋友,一些上了年纪的妇人还会给他买咖啡喝。我灵机一动,决定跟我家的垃圾工人谈一谈,但是 1.他很忙2.不会讲英文 3.不爱喝咖啡(或许他是唯一不喜欢咖啡的丹麦人)。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当我拿出咖啡壶打算给他倒上一杯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咖啡,真恶心”的表情。我们无法通过咖啡饮料建立感情。但是他对我微笑,我们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手势建立了沟通,我知道他喜欢他的工作。

“你幸福吗?”我裹着一件鲜红的茧型大衣站在门口,防止小狗溜出门外到雪地里撒欢。我的垃圾工人直愣愣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似的,然后点点头想要逃走。

“你幸福吗?满分 10 分的话你打多少分?”我举起了手指。

这时候,女邮递员骑着小摩托及时赶到并帮忙翻译。我觉得自己蠢极了,赶紧解释说我正在请我的垃圾工人给自己的幸福指数打分。

“好吧……”她也像看着精神错乱的病人那样看着我,然后飞快地对垃圾工人说了些什么。他们互相看了几秒钟,然后用手指在脑袋一侧画了几圈表明他们认为此人脑子出了问题。

“Otte?”垃圾工最终回答说。

“8 分!”我大喊,未等女邮递员翻译,“他说的是 8 分,对吗?”我望着她希望得到肯定回答,同时为自己能用丹麦语数到 10(或者说是 8)感到异常兴奋。女邮递员点点头,又做出一副“这个女人真他妈疯了”的表情,然后骑着电动车绝尘而去。

这次“调研”让我信心倍增,我开始留心身边的种种迹象。我约见了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城市奥胡斯(Aarhus)的一位瑜伽老师,采访了她的观点并做成了一篇专题报道。艾达(Ida)是个一脸稚气、身体健康、皮肤呈古铜色、讲话慢条斯理的维京人。如果这都是瑜伽的功劳,那么我也想参与一下,我心想。我跟她讲了我的幸福计划,她说她认为丹麦人总体上保持着完美的工作—生活平衡。“一旦失衡,我们通常会想办法解决。问问你自己‘你在这里幸福吗’?如果答案为‘是’,那么就留下来。如果答案为‘不是’,那就离开。我们意识到,如何度过日常的大部分时间十分重要。对我而言,就是简单生活——花更多的时间跟大自然和家人在一起。如果工作太辛苦,就会有压力,然后就会病倒,最后根本就无法工作。”她告诉我说,她曾在哥本哈根做政治顾问,后来因为压力过大头发大把掉落。“我失去了大部分时间,总是疲惫不堪。有一天我从自行车上狠狠地摔了下来,心想‘这太疯狂了,我要做出改变’。”

艾达第二周便辞去了工作,开始接受瑜伽师的培训。得益于福利系统提供的安全保障,丹麦人改行也相对容易得多。辞职后有五个星期的留验期,之后便可以跟遭到解雇的人一样获得同样的福利待遇——两年之内领取原薪水的 80%至 90%。丹麦的劳动力市场有一种“弹性安全”模式——一个富有弹性且相对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雇员很容易遭到解雇,但是他们会受到政府保护和照管,直到他们找到喜欢的工作,期间的支出全部由财政负担。统计数据显示,25%的丹麦劳动力每年跳槽一次,40%失业人员会在 3 个月内找到新工作。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 34 个发达成员国中,丹麦在终生培训方面的支出位于榜首,政府、工会和公司共同出资为雇员提供培训和学习新技能的机会,这有助于雇员在变幻莫测的就业市场上跟上形势。工作变动不影响养老金领取或休假时间,所以在丹麦换工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你可以不断跳槽,仍能获得同样的福利和休假天数。该体系运转良好,现在丹麦的失业率仅为 5%。约 2/3 的丹麦人加入了工会,一旦出现问题,他们还能抱团为维护工人权益而抗争——这成了民众坚强的后盾。

“这意味着在丹麦,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艾达说。现在她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选择喜欢的时间去一间烛光瑜伽室工作。“我会给自己打 8 分,本来应该是 10 分,但是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不过我很乐观!目前,我对自己的改变十分感激,我觉得自己真正活了一回。”她说得好像特简单似的。不容易,但很简单:生活不太对劲儿,所以就做出了改变,现在一切都很完美。我不记得自己有哪一次做出重大决定而没有被生活狠狠教训一顿的了。毕竟我以前不是生活在丹麦。

我想知道,丹麦人是否更加勇于做出抉择,或者说更加自信。马丁·本耶格伽德(Martin Bjergegaard)认为是这样。作为一名商人和企业家,马丁在 2013 年出版了《只赢不输》( Winning Without Losing )一书,让他成为了丹麦快乐工作的模范。他曾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了 15 个月,期间的工作压力巨大,最后他彻底失眠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不睡觉,但是如果老是这样,情况就变得每况愈下。在彻底失眠的第 3 个晚上,我想‘我得做出改变’。我要离开这个让我不舒服的工作环境。辞职那天,我睡得像个小孩子,自那以后我每天都感觉很棒。”马丁还是一位长跑运动员、旅行爱好者,同时也是 7 岁大的敏特(Mynte)的父亲。马丁身材高大,皮肤呈古铜色,虽然已经 38 岁,但看起来十分年轻,他坚持认为每一天都应该“精彩无比”,因此每天都会抽出时间给自己充电、做运动和找乐子。对了,他给自己的幸福感打了实实在在的满分。

“丹麦在快乐工作方面的发展一直走在前沿。”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星期三午后,马丁午睡醒后告诉我。“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人人平等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是人人自危,你就很难获得幸福感。但是丹麦人知道即便是丢了工作,他们也不会露宿街头,政府会关照他们。这意味着他们在工作时效率更高,压力更小而且更加幸福。在美国,大家都没有保障,人人都得靠自己。是的,他们不用缴纳重税所以很容易赚大钱,但是他们也要自己管自己。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你又没有保险,那么……”他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词。“……你就操蛋了。但在丹麦,我们的‘工作—生活平衡’恰到好处。”

在丹麦,工作与玩乐的共生关系似乎事发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取代农业成为主要就业领域,蓬勃发展的城市需要更多劳动力。政府首次发布海外广告,号召工人们前往丹麦就业,各个阶层的女性也获得了“朝九晚五”(或者说“朝八晚四”)的机会。我在丹麦的性别、平等和种族中心“KVINFO”查到,1960 年至 1990 年间丹麦的劳动力增加了一百万,其中约有 85 万为女性。在此期间,已婚女性和中产阶级女性进入职场逐渐为大家所接受,而在此之前只有未婚或手头拮据的女性才会接受有偿就业。对于职场女性而言,育儿成了她们的头等大事。工作时限、儿童保育假和产假得到规范,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观念就此确立下来。现在,这成了丹麦人的头等大事。为了跟家人团聚,人们会在星期五早下班。如果父母病倒了,他们就休假一天跟孩子呆在家里,薪水照发。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这些措施让丹麦在工作—生活平衡上居于榜首,荷兰、挪威和比利时紧随其后,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 22 位和 28 位。

丹麦每周法定工作时间为 37 小时,为欧洲国家最短。但丹麦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丹麦人的实际工作时间只有 34个小时。员工每年有五个星期的带薪假期,此外还有 13 天的公共假期,也就是说丹麦人平均每个月只需要工作 18.5天。这让一些初来乍到者感慨颇多,一些借调到丹麦的美国人坚持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六点,这样他们回去之后就不会感到无所适从。

尽管丹麦人的工作时间不长,但由于他们十分享受工作,所以总是全身心投入。丹麦安博管理与分析公司(Ramboll Management and Analyse Denmark)的一项研究表明,57%的人会在抽中彩票且余生衣食无忧的情况下继续工作,即使不缺钱也愿意有偿工作,丹麦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sity)的一项调查显示 70%丹麦人对此表示“认同或强烈认同”。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丹麦雇员的满足感在欧盟成员国中最高,而且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也指出,丹麦在员工激励方面也名列前茅。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最新调查显示,丹麦员工的幸福指数为欧盟最高,Randstand.com的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丹麦雇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还有,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研究表明当员工保持积极心态时,工作效率会提高 12%。实际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开的一项员工生产力调查中丹麦位列世界第 3。他们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完成质量相当高。在联合国全球创新趋势调查中丹麦位列全球第 9,世界银行将丹麦列为欧洲最适合做生意的国家。幸好丹麦人不爱吹牛。

但北欧职场也不全是smørrebrød和歌声。尽管在丹麦工作有种种显而易见的好处,但职场压力——艾达发现——变得越来越普遍。

海宁大学附属医院(Herning University Hospital)职业医学科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丹麦十名雇员中就有一名认为自己经常压力过大。他们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丹麦国家社会研究所、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和国家就业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支持。个体工会发布的结论更令人触目惊心,丹麦雇员与公务员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Salaried Employees and Civil Servants)、丹麦律师与经济学家协会(Danish Association of Lawyers and Economists)和金融服务工会(Financial Services Union)认为,30%的雇员感受到了职场压力。

工作—生活平衡趋近完美的丹麦竟然也存在压力问题,这让我深感意外。没有精确数字表明究竟有多少丹麦人因压力而停工,大家对于压力的来源也莫衷一是。丹麦职场幸福专家、woohooinc.com网站创始人亚历山大·柯尔沃夫(Alexander Kjerulf)认为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远程办公的盛行或许难辞其咎。

“人们不得不在晚上查看讯息,这一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亚历山大说,“这没什么好处,你总是得不到放松和休息。”这一观点得到了某些工会的支持,丹麦律师与经济学家协会甚至宣称 50%的员工不得不在本应休假的时候继续工作。

丹麦的大企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丹麦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 20 年间来丹麦就业的高技能外籍员工增长了 500%。所谓的“高学历移民”在事业与健康的鼎盛时期来到丹麦并缴纳了大量税金,他们对国家的福利体系造成的负担微乎其微,却为丹麦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加剧了丹麦本国人在职场上的竞争感——使得他们压力倍增,我采访过的一些人均抱持这样的看法。听到“吸血鬼外国佬,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偷走了我们的工作”这种陈词滥调,我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但又无力辩驳。这让许多丹麦本地人倍感焦虑。

丹麦人对职业生涯抱有很高的期许。“我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十分稳固,政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安全网,”在一家丹麦大公司任中层管理人员的女士偷偷告诉我,“所以如果我在工作中感到不开心,我会想‘我的老板会怎么做’?我们意识到,跟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待遇相当不错。但是如果我们觉得还不够完美呢?呃,我们会认为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因此而辞职。”大多数丹麦人希望能够享受工作,这十分符合“arbejdsglæde(快乐工作)”理念。对许多人而言,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他们期望更多,因而会变得有些极端。乐高公司的一个“线人”告诉我,就在这家玩具制造商更换了咖啡供应商后公司内部发生了一场骚乱。

“内部留言板乱七八糟。”我的秘密线人说。“决定更换咖啡供应商的那个人被下了套,大家全都疯了!公司里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特权文化,只要对工作稍感不满,大家就会情绪低落——或者说至少认为自己情绪低落。”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压力”近年来声名鹊起,丹麦人比之前更加频繁地被问及这一话题,因此倾向于产生“是的,我有压力”的心理。丹麦就业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近来表示担忧,他说过度强调压力会引导受访对象得出压力过大的结论,即便事实并非如此,有些丹麦人甚至为此开始休“压力假”作为“预防”措施。

职场幸福权威亚历山大还有一种推测:“我认为丹麦的压力并不比其他国家大,只不过这里的民众得到了很好的关照。”他说。对那些被诊断为压力过大的雇员,当地政府会为其提供一年的带薪休假,然后才会建议其压缩工作时间并提供就业咨询。“在美国或者英国,企业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而在丹麦,如果你认为自己压力过大,你的雇主和医生会认真倾听你的心声——并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

“那么,你的意思是丹麦人都有点心软?”我暗示他。

“我们富有同情心,”亚历山大纠正了我,“我们帮助人们恢复健康,好让他们的工作更加高效。”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丹麦在幸福感、员工激励、工作—生活平衡以及生产效率等方面仍高居榜首。好吧,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但我十分确定关于丹麦的工作—生活平衡这门艺术,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在幸福调查现场度过了难捱的一天之后,我在下午六点时给自己倒了一杯“疗伤”酒,开始思考我是否能把丹麦的工作—生活平衡理念运用到我的码字生活中来。我放弃了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位来到了这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大多数日德兰人对此无法理解,很多人问我打算何时去找一份“正式工作”。这里的人都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称我“乐高男的太太”。唯一能够定义“我”的只有工作,而不是一个甩着马尾辫的黄色人偶。我的工作一直是我的身份象征,因此减少工作量的念头让我感到非常可怕。

我一早便领悟到“金钱买不来幸福”的真谛。选择记者这一职业后,我了解到一份职业可能听上去有趣,实际上并不会为你带来财富、游艇和香槟(除非是新闻考察之旅)。我明白成功和幸福绝不应该用金钱去衡量。你可以日以继夜地工作增加银行存款,然后将日常生活交给别人打理,换取自己头脑清醒,讨好自己以持续前行。迈过一道基础门槛后,有一道简单生活公式:少买闪闪发亮的东西等于少加班等于更幸福的生活。

那么拒绝工作对我而言何以如此为难?即便我忙得没有时间吃饭、呼吸和上厕所?我做记者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更加严重了。做自由记者的坏处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的薪水从何而来或者什么时候就断了收入——所以在傍晚、周末和苍凉孤独的午夜时分,当你倍感压力地醒来并硬着头皮在最后的限期之内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却停下了脚步,这似乎有点愚蠢。不过,这不正是我们搬来这里的理由之一吗?英国的医生警告我们说,工作—生活失衡或许是导致我不孕的一个原因。两年的荷尔蒙注射让我的身体臃肿发胀,各种不孕症治疗让我变成了人体针垫。如果可以,我本打算尝试着在这里放松身心,远离受孕的焦虑和繁忙的工作。

“要是工作太辛苦,你就会有压力,然后你就会病倒,最后根本无法工作。”我又给自己倒了一点酒(我有没有提到“休息片刻”的事儿?别轻易下结论),再次回想起维京女神艾达的话。第二杯下肚,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或许是博若莱红葡萄酒起了作用,我虚张声势地把电脑光标移到屏幕左上角的苹果标志上。我要像丹麦人一样,我心想。不再整夜做收件箱的奴隶。现在是丹麦时间下午六点二十五分,英国时间下午五点二十五分,距离我供稿的几家报纸和杂志社的委托编辑下线还有整整 35 分钟,他们还有整整 2100秒的时间可以跟我进行邮件沟通或发送最新改动或催我截稿或委托采访任务,而我到明天早上才能看到这些内容——前提是伦敦人会准时打卡下班,但实际上不太可能。飙升的肾上腺素与愤怒混合在一起,我晃动着鼠标点击了“关闭”。世界安静了。我听到的“呼呼”声不过是这栋现代化的北欧房间里繁杂寂灭的声音。LED灯暗了下去,地球却依然在转动。

没人因为我未回复一封紧急邮件而在电话里冲我大喊大叫;没人从伦敦发射信号枪照亮整座日德兰半岛来提醒我需要立马起身工作;没人打起遇险信号灯。我惊人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不可或缺。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我的事业从此停滞不前,我可能会永久失业。但是接下来我试着做了几次深呼吸,不让自己像个大傻瓜似的。显然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拥有了一个“夜晚”,虽然比普通丹麦人多工作两个小时。我在森林里遛狗,感觉自己像是在出演《谋杀》 [2] ,随时可能发现一个浅墓穴。我看电视,跟丈夫交谈,生活还在继续。到了早上呢?除了一大堆提出要帮助我提高男子气概的邮件和一些公关备忘录,我的收件箱十分安静。这是我的丹麦生活的第二课。

本月知识点:

01.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人拿了我那份乐高积木

02.

詹代法则让人得到大大的解脱

03.

如果我在任何地方都会感到压力,那么来丹麦准没错

04.

我不那么重要。如果我休息一下,没人会死。这不失为一件好事。

[1] 《弓箭手》( The Archers ),自 1950 年起开播的BBC电视剧。

[2] 《谋杀》( The Killing ),一部美国犯罪电视剧,在AMC首播于2011 年 4 月 3 日,翻拍自丹麦电视系列 Forbrydelsen ,共四季。 NphZ5NJQ10wmeNKc8o3X8fzi7dqSTArQx+93B4D8q+6wxCz2uJzbFaej1ent5X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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