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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缘起并不复杂。短短几天的休假后我和丈夫患上了假日综合症，并想尽办法力图把生活拉回正轨。一场灰蒙蒙的细雨不期而至，整个伦敦显得脏乱不堪，人人心力交瘁，我亦未能幸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这几个字每天从我脑中闪过，无情地嘲弄着我。我每天搭乘地铁上班，下班后照例加上几个小时的班或是进行外景采访，然后才能在这一天的十二个小时之后穿过乌七八糟的小巷回到家里。作为一名时尚杂志记者，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骗子。我不断透过自己的笔端告诉读者如何才能面面俱到：工作与生活的完美平衡、世俗的成功、心智的健康、头脑的冷静——我身上永远是最新款的时装，看起来光鲜亮丽。实际上我的助学贷款尚未还清，每天都要靠大量的咖啡才能捱过这一天，为了睡个好觉，我必须喝点白苏维浓
助眠。
每到星期天傍晚，一想到未来的一周，我的胸口总会阵阵发紧；每天早上我都要把闹钟按掉好几遍才能起床，而且情况似乎愈发严重。我在这个行业打拼了十几年，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但是在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晋升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比之前快乐——只不过比以前更加忙碌罢了。我所渴求的目标变得飘忽不定，即便是达成所愿，也总是感觉若有所失。我以为自己渴望，或者说需要，或者说应该完成的事情似乎无穷无尽。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我总想事事周全，却又总是感到分身乏术。
我 33 岁——跟耶稣殉难的年纪相当，据说他此前已创造了在水面行走、治愈麻风病人并让死者复活这些伟绩。无论如何，他至少启发了几名信徒，诅咒了一棵无花果树，在一场婚宴上用酒水施展了神迹。而我呢？我拥有一份工作和一间公寓，有丈夫还有三五知心好友在旁，新近养了一条来路不明的杂种狗，期望它能给我们忙乱的城市生活带来一丝田园气息。所以生活大体上还算过得去，除了偶尔会头痛，间歇性失眠，因为扁桃体反复发炎而不得不常年服用抗生素，每隔一周就会感冒一次。但是这些都很正常不是吗？
从前，紧张的城市生活让我乐此不疲，活力四射的工作团队意味着我的生活永远不会乏味。我的行程永远满满当当，一群挚友构筑起了我的人脉网络，同时我还生活在世界上最新鲜有趣的地方。但是当我在英国的首都打拼了十二年，并尝试在伦敦北郊小住数月之后，我突然崩溃了。
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还有另外一面。整整两年的时间，我每天都要接受针灸和荷尔蒙注射，到头来还是落得个每月心碎一次的下场。我们一直想生个宝宝，但总是求之而不得。每当大家在办公室里集资为休产假的同事购买贺卡和礼物时，我的胃总会一阵翻腾。我心心念念多年——每周要往医院跑上三趟，到头儿来却只能对着一堆盖璞婴儿（Baby GAP）的哈衣吐吐槽。大家开始半开玩笑地催我“快生”，因为我已“不再年轻”，不该“坐失良机”。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下巴扯得生疼，同时还得忍住想要往对方脸上揍上一拳并大喊“滚远点”的冲动。我不得不占用工作时间去做试管授精，然后在业余时间疯狂加班，以免落后于人。我一直忙个不停，好让自己不去胡思乱想并维持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我以为这样的生活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的另一半同样倍感压力，大多数时候他总是一脸怨气地回到家中，吐槽那些在他一个半小时的通勤时间里遇到的糟糕司机或是高峰时段拥挤不堪的交通，然后便窝进沙发看一集英国《疯狂汽车秀》
或刷剧直到上床睡觉。
我丈夫是个神色严肃的金发小伙子，看起来有点像个物理老师，曾经参加过雀巢牛奶巧克力童星试镜。他并不是守着电视机长大的孩子，所以压根儿就不知道雀巢牛奶巧克力是什么东西，但他的父母在《卫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认为这事儿似乎对他的身心有益。另外一个像得了白化病似的孩子最终脱颖而出，但那一天却令我丈夫终生难忘，因为那是他第一次玩任天堂掌上游戏机，那部游戏机是另外一个前来试镜的孩子带来的。他还敞开肚皮吃了很多巧克力——这在平时可是不被允许的。他的父母不许他接触新奇玩意儿和零食，古典音乐、博物馆参观，还有长途远足伴他度过了童年时光。所以不难想象，当年仅八岁的他宣称自己最爱的书是爱顾商城（Argos）的产品目录时，他们该有多么失望。那是一本大部头，他能目不转睛地看上几个小时，在家用电子产品和他喜欢的乐高玩具上画圈。日后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在我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他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确切地说，是 2008 年。我的前任男友在婚礼上弃我而去（真的），最近一次约会是跟一个邀请我共进晚餐结果却因看起了球赛而忘记买食物的男人。他说会帮我订一个达美乐披萨，我请他不要费那个心了。所以当我遇到我日后的丈夫，他主动提出要下厨的时候，我并没有抱太大期望。然而晚餐的水准着实出人意料。他头脑聪明，风趣幽默且心地善良，而且晚餐还有小干酪蛋糕。当我把这一点告诉我妈妈的时候，她大为感动。“这说明他是个家教良好的小伙子，”她告诉我，“他竟然有一套干酪蛋糕模子。还知道怎么用！”
三年之后，我嫁给了他。主要是因为他总能让我开怀大笑，他会吃光我做的黑暗料理，当我把甜品弄得满屋子都是的时候也从不抱怨。但同时他也让我大伤脑筋——丢钥匙、丢钱包、丢手机或是一天之内全都弄丢，永远不守时，最令人恼火的是他每次都要在厕所磨上半个小时（“你是在重新装修厕所吗？”）。不过好在我们相安无事，生活美满。尽管经常要去医院，偶尔情绪低落，身体透支，小病不断，每到月底便捉襟见肘（因为月初花销太猛的缘故），我们仍然深爱彼此。
在我的想象中，我们将在几年之后搬离伦敦，工作，访友，度假，然后退休。我设想自己的生活将像《女作家与谋杀案》（ Murder She Wrote ）中的杰茜卡·弗莱彻一样：写作和破解完美犯罪手法，然后品上一杯香茗，皆大欢喜。我理想的退休生活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但是当我跟我丈夫分享这一愿景时，他似乎不太感冒。“就这样？”他反问道，“大家都这样啊！”
“你有没有听到，”我尝试再次开口，“我说的是杰茜卡·弗莱彻？”
他就开始暗示我《女作家与谋杀案》只是一部小说，对此我表示嗤之以鼻，并对他说接下来他准会告诉我独角兽是不存在的。他打断了我的话，告诉我他真的很期待有一天能去海外生活。
“海外？”我又确认了一遍，以免搞错了他的意思。“意思是，‘不在英国’？不在我们国家？”
“没错。”
“天哪！”
我不是一个热衷于冒险的人，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太多风雨，尤其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现如今我只渴求安稳的生活。每当一条冒险之路在我脚下展开的时候，我总是想要退回我的舒适区，不敢有丝毫越界。但是我的丈夫似乎野心更大。这让我心生恐惧，生怕自己无法“满足”他，怀疑的种子就此在我心中落地生根。一个阴雨连绵的星期三傍晚，他告诉我有人同他接洽，邀请他去另外一个国家工作。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满腹狐疑地问道。我怀疑他一直在偷偷地申请工作机会。
“就今天早上。”他给我看了一封邮件。出人意料的是那封邮件的发送日期的确是当天早上，询问他是否愿意搬到……丹麦。那是一个盛产油酥点心、熏肉、强壮的女神的国度，还有我丈夫童年最爱的玩具。雇佣他的正是那家小塑料块生产商。
“乐高？”我看着那封邮件，感到十分难以置信。“你希望我们搬到丹麦去，好让你去乐高工作？”他在开玩笑吗？难道我们正在参演汤姆·汉克斯某部情节紧凑的电影续集，童年的愿望长大后都能实现吗？接下来会怎样？森林家族 [1] 会拥立我为他们的女王吗？小马宝莉 [2] 会邀请我当马界领主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小精灵在作祟还是魔法机器出了故障？”
我丈夫摇了摇头，告诉我说他也是今天早上才得到消息的——肯定是多年以前他接触过的那个猎头推荐了他。无心插柳柳成荫，既然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希望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求你了。”他恳求道。“就当是为了我行吗？我也会为你做出让步的。下一次我们可以为了你搬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
我认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他知道我巴不得远离M25 公路
安静地生活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上来实施我的杰茜卡·弗莱彻计划。丹麦从不在我的计划范围内，但却是他的向往之地。接下来的一周里，除了工作之外我们的对话基本上全都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我也借此进一步了解了这件事对他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结婚刚一年，要是我现在拒绝了他，那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难道我真的希望日后追悔莫及吗？甚至是，让他恨我一辈子？我爱他，所以我答应考虑一下。
我们抽出了一个周末前往丹麦考察，并拜访了乐高乐园。我们嘲笑每辆汽车开得都很慢，也气急败坏地抱怨一个普通的三明治竟然卖那么贵。丹麦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城市十分整洁，油酥点心美味得出人意料，景色尽管不像挪威峡湾那样恢弘壮丽，却也十分令人振奋。
在此期间，我们开始感受到种种全新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发现那里的人跟我们的英国同胞截然不同。那里全是些身材魁梧的维京人，身高 5.3 英尺的我和 5.11 英尺的丈夫显得相形见绌。除此之外，我们遇到的丹麦人的表情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看起来十分悠闲，走路慢悠悠的，时不时从容不迫地停下脚步欣赏周围的美景，或者仅仅是停下来喘口气。
然后我们便回到了英国，回归日常的庸庸碌碌。不管我怎么努力，那个念头始终挥之不去，如同一场环环相扣的完美犯罪阴谋。我们可以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这个想法在我心中蠢蠢欲动，一直以来我们只会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杰茜卡·弗莱彻计划突然渐行渐远，按部就班地再过上三十年，对此我毫无把握。我突然意识到，耗费半生的时间来巴望退休（尽管退休后的生活十分精彩），这几乎同原始人无异。我不是农奴，要一生劳作直到体力不支。我生活在 21世纪的伦敦，生活理应更加美好、令人愉悦，甚至轻松闲适。因此，才 33 岁便开始向往退休生活，这或许意味着我需要做出改变。
我不记得上一次彻底放松是哪一年的事了。彻头彻尾的放松，没有非处方安眠药或酒精的帮助。要是搬到丹麦，我幻想着，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不用“时刻绷紧神经”……我们可以到海边生活，每天去沙滩遛狗。我们再也不用天天搭乘地铁，我们住的地方很可能连地铁都没有。
在体验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的周末之后，一项抉择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固守现有的一切，也可以趁岁月尚未在我们额头上刻下印记之前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打算过上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生活，我们就得开始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马上！
作为一名北欧资深粉，我丈夫已经迷上了丹麦。但天性谨慎的我还需要深思熟虑。作为记者，我需要进行一番调查。
除了萨拉·伦德（Sarah Lund）的法罗岛（Faroe Isle）套头毛衣、比吉特·尼堡（Birgitte Nyborg）的圆发髻还有《权利的堡垒》（ Borgen ）制片人亚当·普赖斯（Adam Price）在黄金时段展示的联合政治手腕，我对丹麦几乎一无所知。通过北欧的黑色电影我了解到两件事情：一件是丹麦总是阴雨连绵，还有一件就是人们经常遭到暗杀。但丹麦显然是一处热门旅游胜地，丹麦旅游局的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游客数量增长了 26%。我还了解到这片面积不大的北欧土地十分重视商业发展，出口公司包括嘉士伯啤酒（Carlsberg，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拉格啤酒）、爱氏晨曦（Arla，世界第七大乳制品公司，也是银宝黄油制造商）、丹麦王冠集团（Danish Crown，英国大部分培根都来自于这家公司），当然还有世界最大的玩具制造商乐高。对于一个只有 550 万人口（与伦敦南部相当）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成就还算不错。
“550 万人口！”读到这一段时我不禁捧腹大笑。当时我独自一人在家，陪伴我的只有我们的小狗，它狐疑地哼了一声，似乎极力想要加入对话。或许也可能只是打了个喷嚏。“550万人口也能算个国家？”我问小狗，“那不就是个大城市吗？他们真的有必要拥有自己的语言吗？”它默默地走开了，仿佛这个问题根本不值一答，我只好若无其事地继续读了下去。
我了解到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将丹麦列为生活成本最高的欧盟国家，而且丹麦居民需要交纳极高的所得税。这就意味着我们也要交上一大笔钱。我的天哪！这样一来，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比现在还要穷……不过我发现，虽然要交纳大笔丹麦克朗，但你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全面的福利系统，包括免费医疗保健、免费教育（包括大学学费）、育儿补贴，而且失业保险会保证你在失业的前两年中仍能得到原薪水的 80%。而且据我所知，丹麦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实现性别平等，但丹麦似乎已经十分接近这一目标，这要感谢他们的女总理，还有大量担任领导职位的女强人。在英美国家，顶着巨大压力、薪水过低的女性不断被告知要“加强学习”、努力工作；而在丹麦，你可以选择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做得如鱼得水。而且如果女性做不到“面面俱到”，也不会有人对她们口诛笔伐。这让我眼前一亮。
英美人努力工作赚钱，而北欧人则争取更多的时间——探亲假、休闲和工作与生活的完美平衡。丹麦雇员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全球最短的，最新数据表明丹麦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长只有 34 个小时（数据来源于丹麦统计局）。相比之下，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英国人每周的工作时长为42.7 小时。与日以继夜地工作，再用额外收入将生活——从做饭、洗衣到园艺，甚至是上蜡——外包给别人打理的生活方式不同，丹麦人更奉行DIY的方式。
丹麦还拥有多项世界之最，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餐厅——哥本哈根的诺玛（Noma）餐厅；这里是世界上信任度最高的国度，对等级制度容忍度极低。但最让我着迷的是，我们的新家将安在官方认可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联合国全球“幸福报告”（Happiness Report）超高的人均GDP、高预期寿命、低贪腐率、高社会支持度、任意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高自由度，以及慷慨的社会文化使丹麦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丹麦的斯堪的纳维亚邻居挪威和瑞典在幸福国度榜单上紧随其后，但拔得头筹的是丹麦。此外，丹麦还在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世界最幸福国度榜单和欧盟委员会发布的福利与幸福指数榜单上位居榜首——并牢牢占据这一位置长达 40 年之久。一时之间，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
*
“幸福”是时尚生活记者的圣杯。我笔下的每一篇专栏都与这一遥不可及的目标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我用REM
乐队歌词在军用挎包上涂鸦开始，我便渴望成为一位光彩照人、幸福无比的人（好吧，我没留意那歌词是某种反讽，毕竟我当时只有 12岁）。
我知道，事实证明幸福的人薪水更高，健康状况更好，人际关系更持久稳定，甚至身上的味道也更加怡人。人人都想更加幸福，不是吗？为此，我们当然要付出足够多的时间和金钱。调查显示，心理自助产业在美国价值 110 亿美元，而该产业在过去的五年里为英国出版商带来超过 6000 万英镑的利润。在过去的 15 年间，全球抗抑郁药物的使用量增长了 400%，现在已经成为医生最常开的处方药（仅次于胆固醇药和止痛药）。就连那些从未使用过SSRI
抗抑郁药物或是从未接触过情绪管理类书籍的幸运儿，也很有可能曾经通过食物、酒精、咖啡因或刷卡来提振自我。
但是，如果用钱买不来幸福呢？我几乎可以感觉到生活杂志的上帝们正准备把我掀翻在地，因为我居然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幸福是一个过程，需要调整身心用心经营才能获得，丹麦人也只是初窥门径呢？
做记者的好处之一就是，为了生活我必须要足够“八卦”。我可以打着“调查”的旗号给形形色色有趣的人致电，以无懈可击的借口提出各种古怪刁钻的问题。所以，当我无意中发现丹麦“幸福经济学家”克里斯琴·比约恩科夫（Christian Bjørnskov）时，我立刻与他取得了联系。
他证实了我的疑虑，我们的北欧邻居不会通过疯狂购物来寻找慰藉（因此我的惯常应对方式 90%是无效的）。
“丹麦人认为买买买无法带来幸福感，”克里斯琴告诉我，“在丹麦，大汽车意味着要交更多的税，大房子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整理。”这与已故的伟大乐手克里斯托弗·华莱士
那影响深远的座右铭异曲同工：巨大的财富让人倍感焦虑，或者用丹麦语来说则是“
Mere penge
，
mere problemer
”，（是我新近最爱的应用软件——谷歌翻译翻的），听起来不那么琅琅上口。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丹麦人？为何人人都幸福无比？我满腹狐疑地问克里斯琴，丹麦人的幸福感如此之高是否因为他们对生活无欲无求？
“绝非如此，”他马上回答，“人们普遍认为丹麦人的幸福感源自于他们期望较低，但欧洲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当丹麦人被问到他们的期望时，他们的期望非常高而且十分现实。”所以丹麦人感到幸福并非因为他们的现实期望得到了满足，而是因为他们的高期望同样十分现实？“正是如此。”
“丹麦社会赋予了人们强烈的个人自由感。”克里斯琴说。丹麦素来以锐意进取而闻名于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无需绝育便可以合法改变性别的国家。
“这可不是北欧国家的共性，”克里斯琴继续说道，“拿瑞典来说，许多人生选择仍被视为禁忌，比如男同性恋或者女丁克。但是在丹麦，如果你在 30 多岁的时候决定丁克，没有问题，没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这种程度的社会一致性在其他地方十分罕见。”
但这并不是说大多数丹麦人在其他方面总是标新立异，克里斯琴提醒我。“我们的穿着打扮十分相近，”他告诉我，“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这取决于你的年龄和性别。”40 岁以下的女性大多穿紧身牛仔裤、宽松T恤、皮夹克、精心打点的围巾，梳金色圆顶髻或直发。30 岁以下的男人喜欢穿紧身牛仔裤、高帮运动鞋、印有标语或乐队头像的T恤、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飞行员夹克，头发剪成板寸。年纪稍长一些的男性和女性则中意翻领T恤、休闲鞋、宽松长裤和短上衣。人人都戴北欧出品的方形黑框眼镜。“但是假如你问一个丹麦人感受如何以及哪些东西可以接受，你会得到许多种不同的答案，”克里斯琴说，“在丹麦，没有思想的人会被视作怪胎。”
他向我解释说丹麦不太重视社会差异，并以他所在的网球俱乐部为例。我立马联想到了白人精英、长岛冰茶、伍迪·艾伦的烂片，但是克里斯琴很快纠正了我：“丹麦的运动俱乐部里绝不会出现高人一等的现象——大家想的只有运动这件事。很多人参加运动俱乐部，你的网球对手有可能是一位老师、超市工作人员、木匠或会计。人人平等，阶级无关紧要。”
克里斯琴告诉我，丹麦人最为看重的是信誉：“在丹麦，我们不仅信任自己的家人朋友，也信任街上的陌生人——这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多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到‘你认为大多数人值得信任吗’这个问题时，70%的丹麦人回答‘是的，大多数人值得信任’，从中可以看出在丹麦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极高。而在其他欧洲国家，这一数值仅为 1/3。”
我感到十分不可思议——我甚至无法信任我的家族中70%的人。当克里斯琴告诉我丹麦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十分安全，因此会放心地把婴儿车放在家门、咖啡馆和餐馆外面的时候，我目瞪口呆。在丹麦，随处可见未上锁的自行车和敞开的窗子，因为信任他人，政府和管理系统十分高效。
丹麦的国防预算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实行义务兵役制，但是一旦遭受攻击丹麦几乎无法自卫。但是由于丹麦与邻国关系良好，所以根本没有理由担心遭到入侵。正如克里斯琴所说，“当你信任别人的时候，生活就简单多了”。
“丹麦的社会福利系统对此有所帮助吗？”我问。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在这里人人平等，政府给予民众的照顾是相当的，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不信任感。”
那么，如果一支右翼政党上台或政府破产的话会怎样？如果政府不再关照所有人，那么传说中的幸福感会怎样？
“在丹麦，幸福感的来源并非只有福利制度、社会民主党人掌权或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克里斯琴解释道。“丹麦人希望留给世人以宽容、平等和幸福的印象。丹麦是第一个废弃奴隶制度的欧洲国家，而且一直为两性平等而努力，早在 1918 年便迎来了第一位供职于内阁的女性。我们为自己的名声感到无比自豪，并将努力保持下去。在丹麦，幸福是一个潜意识过程，已经印刻在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
通话结束后，去丹麦生活一年的想法开始让我心动。或许倾听自己的内心不失为一件好事。倾听自己的生活，哪怕只有片刻。丈夫回家之后，我发现自己用小得可怜的声音说道：“额，好吧，是的，我想……咱们搬家吧。”这些话似乎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听到这个消息，乐高男绕着厨房跳起了机械舞，从此以后我便对他以此相称。接着他便拨通了招聘猎头的电话，我听到他对着电话大喊大叫。第二天，他带回来一瓶香槟，还有一个金色的乐高迷你公仔钥匙扣，并把它郑重地送给了我。我以最大的热情对他表示了感谢，我们共同举杯，为我们的未来干杯。
“敬丹麦！”
从一个看似遥不可及、尚未成熟的想法开始，我们至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于是我们开始制定种种计划。我们一会儿填表格，一会儿跟当地的地产中介交谈，并开始通知大家我们准备搬走的消息。他们全都感到十分意外，有些人表示支持，很多人夸我“十分勇敢”（实际上并非如此）。一对夫妇说他们也希望能像我们一样，而更多的人则感到疑惑不解。一位朋友甚至引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来形容我，他说“假使我厌倦了伦敦，那么我一定是厌倦了生活”。还有一个人无比认真地建议我，要我“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去九个月而已。如果你告诉大家你们要去一年，那就没人想再跟你联络了——他们会认为你再也不回来了”。好的，谢谢。
在我辞去那份令人艳羡、光鲜亮丽的工作时，大家同样反应不一。“你疯了吗”、“你被炒了鱿鱼”，还有“你要做闲情阔太”是最常见的三个问题。对此我的回答是“有可能”、“没有”、“当然不是”。我向同事解释，我打算做个自由职业者，写写有关健康、生活方式和幸福的话题，同时为英国报纸提供北欧国家的报道。有些人偷偷告诉我说他们也曾想过要做自由职业者，还有另一些人对此表示难以置信，有一个人甚至用了“职业自杀”一词来形容我。要说之前没有被吓倒，那我现在真的有点退缩了。
“我都做了些什么？”我每天都要失声痛哭几次。“万一事情进展不顺利怎么办？”
“要是不顺利，那就不顺利吧，”乐高男干脆利落地说道，“我们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喜欢那里，那就搬回来。”
他说得那么轻松，好像不放手一搏就是傻子似的。
眼含热泪地完成最后一天的工作，我回到家里小心翼翼地收起我的连衣裙、外套和 4 英寸的高跟鞋，然后一一打包，这些都是我十几年来的日常“制服”。到了新的地方，我将不再需要这些。
星期六，6 位搬家工人来到我们狭小的地下室公寓，要了咖啡和巧克力消化饼干。我们一起将全部财产装进 132 只箱子，然后送上集装箱，等候运送到遥远的丹麦郊区。这一幕正在发生，我们正在搬家，并非搬到哥本哈根的某处温馨的英国飞地
。正如伦敦不能代表英格兰一样，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哥本哈根也不是“真正的丹麦”。我们要去的地方根本不需要城市街道地图、地铁卡或是库尔特·盖格
的打折卡。在那里，我只需要长筒雨靴和一部防水电脑。我们要去往北欧西部荒原：日德兰半岛乡下。
这个位于半岛南端的比隆镇（Billund）只有 6100 位居民，尚不及我朋友的脸书好友多。这里有乐高总部、乐高乐园还有……好吧，我只能说出这么多。
“你们要去的地方叫做‘比伦（Bell End）’？”我的家人和亲友经常这样问我，次数多到我已记不清。“比隆，”我纠正道，“距离哥本哈根 3 个小时。”
要是他们兴趣不大，我就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普及 20世纪 30 年代一个名为奥勒·柯克·克里斯琴森（Ole Kirk Christiansen）的木匠是如何从小城发迹的。他就像安徒生笔下的人物一样：他是一个鳏夫，有 4 个孩子要养活，因此开始制作木制玩具以维持生计；后来他是如何以“乐高”（这个词来自于丹麦词“leg godt”，意思是“玩得愉快”）为品牌生产塑料积木；我的丈夫又是如何为这家玩具厂工作的。那些有兴趣做进一步了解的家庭中肯定有乐高迷，而那些没有孩子的家庭则会询问冰雪运动的事。
“那么，丹麦，很冷对吧？”
“是的，那里是波罗的海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波罗的海地区。”
“呃，你会去滑雪或是玩滑雪板吗？”
“是的，我会去。但不是在丹麦。”
然后我不得不详细给他们解释一番，整个丹麦海拔最高的地方只有 171 米，要想滑雪得去瑞典。
“噢，好吧，都在斯堪的纳维亚是吧？”那些想要免费使用山顶木屋的人通常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对此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他们，最近的滑雪地离我们的新家有 250 公里远。
好多人绞尽脑汁想要搞清楚我们要去的究竟是哪个北欧国家，好多告别卡片上写着祝我们“在芬兰一切顺利”，而我妈妈则到处跟人说我们要搬到挪威去了。无论如何，这都情有可原。远离伦敦搬到北欧乡下，生活节奏的放缓对于现行体制而言总归是个不小的冲击。
搬家工人离开之后，房间里只剩下装满衣服的手提箱和满满一柜子酒。根据关税法规定，这些东西显然不能运到丹麦。我们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嗨翻天”酒会，但是工作日晚上在一间冰冷空旷的屋子里用塑料杯喝 3 年的意大利柠檬酒并不像想象中那样让人愉悦。大家不得不在地板上或站或坐，各种声音在家徒四壁的房间里回荡。这场酒会根本没有盛大隆重的仪式感，跟你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别开生面的经典送别场景截然不同。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将一切照旧。除了少数几位密友和家人，我们的离开对其他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有人带了东西过来，一个朋友带了些小巴顿伯格方蛋糕和一暖瓶茶水过来（我们没有水壶，更别提茶包了）。我感激得一塌糊涂，几乎要哭出来了。现在回想一下，我可能真的哭了。另一个朋友将我们在伦敦生活期间的照片做成了一个集锦。还有一个朋友借了一张气垫床给我们，好让我们度过最后一夜。
一间潮湿的、爱德华时期的带露台公寓，里面一件家具也没有，还是冬天，寂静的深夜，别提有多惨了。我们在这张勉强能挤下两人的床垫上睡得很不舒服，我们尽量保持不动，免得把对方挤到硬邦邦的地板上。最后乐高男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我知道他睡着了。无法入眠的我盯着天花板上那块很多年前我们就计划要修补的问号形状的裂缝。那感觉就像是我们失去了一切，或是霸占了别人的房子，或者刚刚离婚，尽管我们就并肩躺在那里。那一晚，我们一无所有。我盯着那块问号形状的灰泥，几个小时过去，直到窗外的街灯熄灭，我们最终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第二天，我们跟家人还有几位挚友在公寓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共进午餐。那里有椅子！还有盘子！简直是天堂。现场有泪水（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位学生时代的挚友的泪水，她最近怀上了一对双胞胎所以几乎滴酒不沾），还有啤酒、杜松子酒和一些北欧风的礼品套盒，好让我们尽快适应北欧生活。几个小时之后，送我们去机场的的士到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在伦敦尽可能逗留更久一点的愿望，在黄昏时分穿越整座城市赶往机场的路上，我极力想要把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装在心中，牢牢记住河边每一片闪烁的灯光，直到下次探亲归来。我希望拥有片刻宁静，但是的士司机一点也不善解人意，他放了一首美式硬核说唱并拆开了一包魔法树（Magic Tree）汽车香片。
我们一言不发。我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我的行动计划，“让自己忙起来，这样就不会难过”，这是我在过去33 年间一直奉行的轻度疯狂哲学。我草草拟定了一个计划：尽可能地融入丹麦，了解丹麦，找到丹麦人幸福的秘诀。到目前为止，我的新年愿望总是“花更多时间做瑜伽”、“阅读斯蒂芬·霍金”和“减掉半英石
体重”。但是今年，我的新年愿望只有一个：“丹麦式生活（Living Danishly）”。是的，我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新的北欧副词。接下来的 12 个月里，我要对丹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挖掘。我会请教形形色色的专家，对他们进行“威逼利诱”，套出举世闻名的丹麦幸福感的秘诀，并请他们向我展示丹麦人行事方式的不同之处。
在伦敦的最后几天，我每个小时都要查看一下丹麦的天气，我的第一个问题也因此油然而生——在平均温度为零下10 度的天气中，丹麦人如何保持乐观向上？完税后的收入也让人瞠目结舌。50%的超高税率不会让人无法接受吗？面对陷入赤贫的可能，乐高男根本不以为意，相反他正对以周末生活补充品为代表的各种北欧设计杰作兴致勃勃。举世闻名的丹麦美学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气氛吗？我想知道。或者只是油酥点心让他们分泌了更多的多巴胺？
从教育到环境，遗传学到妇科检查椅（不开玩笑），家庭到食物（说真的，你有没有品尝过新鲜出炉的丹麦油酥点心？那可真是人间美味。丹麦人有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呢？），我决定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去寻找丹麦人幸福的秘诀。我每个月都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并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相应的改变。我开始着手从个人和专业角度去探寻丹麦人感觉良好的原因。我希望，最终的调查结果能够为我的终生幸福奠定基石。我的幸福计划就这样开始了。
为了确保我的导师们言行合一，我会让每位专家就自身的幸福感打出 1 分至 10 分不等的分数，10 代表欣喜若狂，0 表示痛苦不堪，中间的数字代表还过得去。在我赴丹麦生活之前，有人曾给自己打出了 6 分的体面分数，可以看出这是一项多么有趣的实验。尽管同事们在送给我的告别卡片上都称赞我是朱莉·安德鲁斯
式的开心果，我很快便明白刻意讨好别人的好女孩综合征和真正的自我欣赏是不一样的。我曾在首次电话采访中请克里斯琴给自己打分，他承认“即便是丹麦人也无法做到事事完美”。但是他接着说，“我会给自己打 8 分”。还不错。如何才能让这位幸福专家更加幸福呢？“找个女朋友。”他毫不迟疑地告诉我。有意与这位丹麦黄金单身汉约会者请与出版社联系。对于其他读者，本书所讲述的便是如何获得“丹麦风”的幸福。
[1] 森林家族（ Sylvanian Families ），日本EPOCH公司生产的动物公仔，每一款动物都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BB及孪生BB七位成员。
[2] 小马宝莉（ My Little Pony ），由美国玩具商孩之宝于 2010 年 10 月10 日在美国The Hub电视频道开始播出的卡通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