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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走向未来，首先要对乡村进行更多的哲学思考。“乡村”与“农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混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农村”是指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种植粮食和农作物的地方，但其最初是相对于“工厂”“企业”“商店”之类而言的概念，因而现在意义上的“农村”仍是功能性的概念。而“乡村”的功能不仅仅是农业和粮食生产，在“乡村”这个地域中还可以开展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种产业，因而“乡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地域性概念。乡村是一个区域内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于一身的文明载体，也是一个具有共同的文化范畴、风俗习惯和价值理想的文明共同体。因此，“乡村”比“农村”涵盖的外延范围更大，其内涵更为丰富。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其内涵、理念和实践的能量及影响都不是农村可以替代的。
为此，研究未来乡村，必须要以“乡村思维”来看待乡村作为生命综合体的价值所在。“乡村思维”不同于“农村思维”，也不同于“城市思维”。
“农村思维”，是局限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形成的经验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一个较长的时段甚至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持续影响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讲，其经验性、保守性、依附性等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城市思维”，则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方式：重视城市发展，尊重城市建设、发展与管理的规律，通过统筹城市生产建设、生活居住以及生态布局，让城市经济更繁荣、市民生活更美好。城市的高度集聚性决定了城市比乡村更具有类似性的统一标准型特征。如在“城市思维”中，残花落叶枯枝等被当作废品清扫和集中处理，因为城市是水泥森林，落叶无法融进水泥。而乡村是天然森林，枯枝落叶也是一种自然美，会自然融进泥土，“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乡村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全面发展、注重联系的系统思维，将乡村视作一个“是由不同构成部分所组成的新型整体，它既保留着部分的价值，也形成了整体的新型功能”（钱学森，1987），是一个发展中的生命共同体。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振兴。从全面建设角度看，乡村振兴必须整体设计推进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治理，同时加强乡村文明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等各个方面的统筹建设，形成乡村未来产业、乡土人才、乡村文化、区域生态和基层组织全面建设的发展共同体。从全面发展的角度看，乡村振兴既是乡村GDP的振兴，又绝不仅限于此，而是乡村综合生态GDP基础上，乡村生态文明得以整体复兴，乡村整体发展得以全面振兴。这样的乡村才能不断激发潜力、增强动力和具有魅力，真正既和谐又美丽，既繁华又静谧，让人们看得见未来，能够触摸到越来越有希望的未来。
从乡村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乡村从最初具有血缘和亲情互助关系的生命整体慢慢发展成为具有共同文化范畴、风俗习惯和价值存在的文明复合体，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基因，集生产与生活、历史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诸多要素为一体的文明共同体。中华文明起源于乡村，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不断裂的文明”，既生生不息又包容万物（刘庆柱，2020）。
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著有《乡村与城市》，提出以“城乡互构”对城乡二元对立进行解构。雷蒙·威廉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之一”，是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乡村与城市》一书在雷蒙·威廉斯的众多论著中占据了特别的地位。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英国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乡村的关系做出的深刻解读，对我们把握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镇”，18世纪的英国诗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以艺术的手法表达了乡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方净土，让人远离尘嚣、净化心灵，而城市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通过全面的乡村振兴建设具有现代形态的未来乡村，是实践“共同富裕”理念的重大场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首先需要乡村的全面振兴，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社会转型走的是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传统—现代”变迁之路，传统乡村的现代转型始终贯穿了千年文脉的传承，离不开各个历史时期乡村制度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