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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的乡土社会里，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两个重要的文化建构。儒家以家庭伦理为基础、以孝悌为纽带的秩序，形成了群体性和社会性的社会人际关系。道家追求的则是一种相对更为封闭与稳定的秩序，如小国寡民、自给自足思想，形成了更具个体性的价值体系。而历史上儒家与道家又以“儒道兼济”的高度协调性共同影响了中国乡村的社会形态（方旭东，2021）。比如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与道家“归复其原”的思想观念在乡村得到和谐统一，这就是中国人无论离开家乡多远多久都要叶落归根的情结所在。
文化，可以是一群人、一个村居，也可以是一道菜，一首歌。金华的传统村落特别是婺派建筑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活化石，其中也有许多道家文化与之相依，最有代表性的则是金华山上的古村落。金华山又称金华北山，是一座融儒释道于一体的中华名山。北山上至今分布着众多小乡村，如同一颗颗璀璨明珠随意撒落在金华山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曾感叹这里“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在《徐霞客游记·浙游日记》里，金华山占据了4400多字的篇幅，而整个《浙游日记》不足万字，足见徐霞客对金华北山的钟情：“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徐霞客在游记里感叹金华北山“晋人桃源不是过”，极其精炼地概括了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情境。北山，绵延着儒家文化的千年文脉，同时儒释道在这里汇聚融合。南朝时，刘孝标在讲堂洞聚徒传授儒家文化。南宋时，“北山四先生”之首的何基回乡隐居于盘溪畔教授四书学。清时，金华知府继良在鹿田村主持修建了鹿田书院并题写“八婺儒宗”。鹿田村，是金华北山半山腰上的一个小山村，因道教圣地黄大仙祖宫就在这个村子里而闻名。
唐代袁吉写有《金华山》诗篇，其中有一句“金华山色与天齐，一径盘纡尽石梯”，道出了金华山的不同凡响。金华山是道教所谓“第三十六洞天”，据相关史料记载，传说是晋代赤松子得道之处；黄初平（黄大仙）在此叱石成羊，得道修仙。金华山作为黄大仙祖庭所在地，一直是国内外信众的“朝圣之地”。黄大仙文化以“普济劝善”为己任，积极倡导“行善积德、惩恶扬善、施医赠药、扶贫济困”等善举，在全世界的华人当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金华市与港澳地区合作，围绕黄大仙传说举办了一系列的庙会、旅游节、联合申遗等相关活动。2023年10月金华隆重举办“2023金华山黄大仙文化节”，着力推动黄大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致力于让黄大仙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载体和鲜明标识。
中国历史上许多儒道兼济、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教授大多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他们以融通古今为己任，或融通中西文化，致力于寻找两者各自内部超越古今、中西之分畛的樊篱和限域（胡金东，2016）。他们认为文化是超越国别的，最终也将突破时代的限制，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只有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经久而焕新的，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故新者不必为是，旧者不必为非，新旧在继承与创新中融通发展。乡村在走进百姓生活中走向未来，同时也在走向世界，显示了自觉融入新时代、融入世界的自信心态与开放气度。
融通能致远。宋濂为“北山四先生”之一许谦的《白云集》作序，其中有一句写道：“经乃圣人所定，实犹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系焉，覆焉，皆一气周流而融通之。”融通，即融合通达。
书院是融通古今的桥梁，是活化利用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国古代众多书院中相当一部分是建在乡村。书院依山而建，不同书院体现了不同的个性与差异，承担祭祀、讲学、藏书等主要功能。在金华文化史上，书院众多。《中国书院史》称有记载的金华书院多达47座，《浙江通史》中有记载的金华书院30余座，金华书院的数量名列浙江第一，在全国也居于前列。其中建于晚清、坐落在金华北山鹿田村的鹿田书院是婺文化的遗址，当时的金华知府继良题有“八婺儒宗”和“鹿田书院”两块匾额保存至今。
今天，金华即将在北山脚下重建具有800年历史的丽泽书院，就其意义与路径来说，以当代书院为载体，可以担当起更好地融通古今的文化使命。这座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是“浙学源头”重要标识地，孕育了兼容并蓄、经世致用的学术和教育风格，造就了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浙东地区不少名儒都出自丽泽书院的名儒门下或间接受其影响。丽泽书院对后世教育尤其是中国书院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