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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村，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传统乡村的一山一水，一村一貌，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乡邻关系、风俗风情、乡村秩序等，都在千年、百年的时光中生生不息地发生变化。
“生生不息”是指万物不断地生长、繁殖。“生”，意为“生存、生活”，“生命”，“具有生命力的”；“息”，意为“休息”。生生不息，是指新的事物和生命不断地产生延续，生命永不停止。
“生”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村落的生命精神。中华文明具有源远流长的重“生”传统。《易经·系辞上》：“生生之谓易。”《老子》第四十二章有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一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很大。庄子发挥了老子的观点：“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认为无形之道生精气，精气生有形万物，万物则以形继续衍生。《管子·内业》继续加以完善：“凡物之精，此则相生。下生五榖，上为列星。”《荀子·天论》进一步阐述：“列星旋转，日月递昭，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强调了“和”对“生”的重要意义，认为人与自然万物相生相养，其前提是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并肯定自然界天地就是“生”，“生”为自然之本。
从上文可以得出，“生生之谓易”中前面这个“生”是名词，是指生命，后面这个“生”是指生长、生育、生活和繁衍等。“生生之谓易”就是生命的生存之道。
人是万物的精灵。人的生命成长与境界自由是“生”的内核含义。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将人一生的根本问题与生死之问，以及日常伦理联系在一起，体现着深刻的人道思想和人生智慧。孔子的“言说”代表了东方传统对生命本质的领悟与智慧，表明了中国文化对生命成长的关注和信心。
孟子提倡王道仁政，认为“养生送死”，王道之始。《孟子·告子上》有记载：“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孟子的整个思想透彻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他人的生命的尊重，以及自己生命的敢于牺牲，体现出舍生取义的崇高价值。这对后世乡村建设的价值影响至深，奠定了传统村落家庭的儒家生命观。孟子的生命观让人对宇宙和生命的本质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的新突破，从此人类文化开始建立在理性和道德之上。
生与死，生存与发展，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孔子对《易传》“十翼”的成书贡献很大，孔子曾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经历了漫长的改写、增补、演变过程，把古奥《易经》的哲学含义表述于《易传》“十翼”的《系辞》和《文言》等部分中。孔孟与《易传》开辟了重“生”的哲学方向，认为天的根本德性就是“生”，其功能就是“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孟关注民本民生，主张节用爱人，“尽心、知性、知天”和“存心、养性、事天”，初步把“天”“生”“仁”联系起来。
先秦诸子认为生命来源于自然而不是神，并指出了构成生命的物质是“气”。“气”的思想朝着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是以道家为代表，对自然之气进行了更深层发展；二是以儒家为代表，对伦理之气进行了更深入的发展，这是两种既相互联系又不同侧重的生命本质观。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理-仁-生三者贯通的本体论。认为仁的重要内涵是“生”，宇宙最高本体是“理”，“理”是“生之理”，仁、生、理三者是相同的，这就是理学家把孔孟的“仁学”与《易传》“生生之德”结合起来，并进一步创新发展。
具体而言，在朱熹的理学中，“理一分殊”这一命题至关重要，“理一”是指事物都具有同一个最高的本原的东西。“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分殊”指的是通过事物的同一个最高本原的理而化生出了不同的具有特殊性的事物。“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朱熹从“万物一理”的整体生态观出发，构建出自己独特的理学生态伦理观，形成了“生生之仁”的生态价值观。
在南宋，朱熹与吕祖谦、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吕祖谦是浙江金华人，创办了丽泽书院，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以吕祖谦为主要代表的婺学是整个“浙学”的先声，对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派影响深远。朱熹与吕祖谦过往甚密，两人共同编撰了《近思录》，朱熹还把儿子送到金华吕祖谦处求学。吕祖谦还发起了“鹅湖会”，试图调和朱熹与陆九渊兄弟间的学术争端。朱熹曾多次批评吕祖谦，认为吕祖谦过于注重实用，被历史陈迹和实用利益所陷溺，不能由具体物事上升到天道性命这一形而上的“大本”。但朱熹在创立和发展朱学的过程中，请教最多的人恰恰又是吕祖谦，两人在学问和道德上相互砥砺切磋，可谓和而不同。
到明代，王阳明先生开创了心学流派，最终集“心学”之大成。王阳明根据自己千辛万苦的经历体验，提炼出“致良知”“知行合一”命题的良知学说，认为人的良知也是人的“灵明”，因为人是宇宙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因此良知也是天地的最高产物（朱承，2023）。在王阳明这里，第一次把良知提升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是一个把人的主体精神提升到“与物无对”的绝对高度，其本质强调人的个性化发展、个体创造力的调动以及个人意愿的尊重，冲击了相对僵化的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流派注重以生释心，以生释性，“本体之生”与“人生之用”如何更好地结合，在阳明心学中得到初步实现。
到清代，气学派思想家戴震继承历代理学的合理价值，创造性地把“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结合起来，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论（余英时，2012）。“气化生生”是戴震学说的主题，把人类看成是气化生生的产物，把生生不息确立为人的本质，进而把“气化生生”的本体论贯穿人民生存生活之用。因为“气化生生”，人生代代才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丰富的发展，实现人性的重建、天人合一的重建，完成“生生不息”由体达用的统一。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强调要尊重大自然，顺应大自然，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实，生生不息思想孕育着自强不息的内容，《道德经》中就有“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说法。中国历史上更是涌现出无数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思想成为传统农耕文化的基因精髓融入历史长河。自强不息中既有“不息”所强调的生生之气、恒久之性，更有“自”所彰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还有“强”所蕴含的意志力与文化自信，不断展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重大意义。“自强不息”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强劲动力，也是乡村走向未来的精神支柱。乡村振兴，不只是生生不息地传承乡村的历史文化，更是自强不息推动人口素质和技术发展的全面进步，还有乡村生态的全面振兴。
走进乡村，融入山水之中，丰富多彩、富有诗意的青山绿水景象比比皆是，山水之间若隐若现的故乡田园风光吸引游客心驰神往，身心完全代入其中。但是乡村的真正主角仍是当地乡村的村民。不管是传统村落里牵着耕牛缓缓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朴实农人，还是脚穿雨靴、头戴斗笠下田插秧的村民，抑或是现代乡村里穿梭忙碌的“创客”和现代经营者，都呈现出世代延续的古朴与现代的农耕田园图景。正是这种从“生生不息”到“自强不息”的“生生之气”，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紧密勾连起来，营造起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双丰收、宜居幸福的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