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乡村建设的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修之于乡，其德乃长。”老子在《道德经》里就提出了这个理念。孔子在《礼记》之《乡饮酒义第四十五》中就有记载：“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这里的“乡”字与现在的“乡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现在“乡村”最早形成的文字雏形。“乡”字理念落到实处，便成为一定的制度、规矩等显性的固化的东西。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就是乡村，乡村也是古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古代中国围绕乡村构建了其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制度和意识形态。历史上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实践，为未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参考（石亚灵，等，2022）。因此，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大都非常重视乡村的发展，并制定和形成了一整套乡村管理系统，以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创造出一系列乡村制度形态。西周的“乡遂制度”，是中国最早的乡村管理系统，其实质是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对立的制度。其后“井田制”做了进一步深化，逐渐形成了正式的人口居住点。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普及等诸多原因使井田制逐渐瓦解，“乡”与“遂”合二为一。到秦朝建立大一统后，“乡”已成为郡县制下面的一个“准行政机构”。秦汉时期的“乡亭里制度”，形成了郡、县、乡、亭、里五个层级的管理，其中乡、亭、里都是县下属的基层管理机构。隋唐的“乡里制度”开始在制度上确立了“村”的地位，“乡”也有了更明确的地域范围，户口控制原则就逐步被居地与地域控制的原则取代了。北宋王安石在变法中采取的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相关户籍管理制度，宋朝“保甲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保甲制度”的一大特色便是“连坐”（杨明辉，2023），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维护乡村治安秩序，管理的效率相对较高。清末“保甲制度”出现了保甲长普遍性以公谋私、老百姓普遍生活负担沉重的制度桎梏，使得“保甲制度”与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适得其反。
中国乡村建设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早案本，是1904年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展以乡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翟城试验”。黄炎培先生一生致力于乡村改革和职业教育研究与实践，创造了“乡村改进试验模式”（黄炎培著，谢长法编，2019）。晏阳初先生一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其“定县模式”构建起“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学校式教育”三位一体的乡村教育模式，从而以“人”的改造为突破口实现“民族再造”（晏阳初，2014）。梁漱溟先生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其“邹平模式”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和继承，创造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从而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陶行知先生是位坚守“教育救国”理念的实干教育家，“晓庄模式”主张“教育要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陶行知，2005）。卢作孚先生“北碚实验”第一次明确使用“乡村建设”提法（赵晓铃，2010）。民国初期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多达一千余个，成立乡村建设的有关机构就有六七百个，这些乡村运动和乡村建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觉醒的重要标志。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种主要由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地方乡绅主导的乡村建设改良运动，从一开始就缺乏底层民众参与其中，因而缺乏广泛支持的社会基础。但这种精神和新理念仍然值得肯定，因为它给了后来者许多启迪。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乡村建设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与之前的探索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动员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实行减租减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乡村建设的科学实验。1931年中央苏区政府在瑞金成立后开始“瑞金模式”的探索，为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如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一度成为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做到了“没有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群众吃肉、穿衣得到极大改善（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 2020）。“井冈山模式”探索形成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13年，中国革命从此不断走向胜利。“延安模式”走出了一条“乡村建设的延安道路”（杨东，2014），使红色政权得到全面巩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顽强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建设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和乡村“除四害”。其中“赤脚医生”制度是当时的一项创造性举措，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也为改善乡村医疗条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李德成，2015）。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系列乡村建设成功的探索模式。“大寨模式”成为这一时期乡村建设的全国典型。“小岗村模式”点燃中国农村改革的“神圣火种”，小岗村率先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为后来的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提供了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此后中央连续十多年出台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围绕如何“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内生动力、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作出各有侧重点的部署指导。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从而拉开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大幕。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告别了历史舞台。
“安吉模式”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最早实践典型（金佩华，等，2021），蕴含着对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科学实践探索。安吉县是改革开放初浙江省确定的25个贫困县之一，2003年响应浙江省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号召，实施了“双十村示范、双百村整治工程”；2008年，安吉县率先在全国开展了以“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安吉从“卖矿山”到“卖风景”的理念转变，是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折射出一个国家乡村发展的变迁。位于湖南湘西深处的“十八洞村模式”是“精准扶贫”的典范，其核心就是以“精准”为底，以“富民”为核，注重乡村塑形和铸魂。“当美丽的田园梦遇到综合体，便开启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吴明华，2017）”“田园综合体”概念源自城市综合体建设的相关理论，田园东方创始人张诚2012年在《田园综合体模式研究》一文中第一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同时在江苏无锡建立了第一个田园综合体项目——“无锡田园东方”。“田园综合体”模式被写进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其实，“田园综合体”实质上是一种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载体的创新业态，旨在通过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业态循环，推动现有农庄、农场、合作社、农业产业园以及农旅产业、乡村地产等转型升级，让广大农民充分参与并从中受益，着力形成未来乡村发展的新链条。
在李祖村看见未来乡村。“李祖模式”反映的是许多像李祖村一样，从最初“脏、乱、差”的落后典型，经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未来乡村新实践，全面整治和彻底改变了村容村貌的“未来式”。李祖村面向未来，与文化联姻，与数字耦合，与生态共存，积极发展“年轻人经济”，破解“文化+”“数字+”“生态+”系列“密码”，使乡村持续走向“富、美、强”的未来。经过20年发展，李祖村青年创客越来越多，返乡大学生涌入村里办起“共富广场”“共富市集”等，现在已有56个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广大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城乡融合、双向奔赴的场景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李祖村也有了个很特别的名字——“国际文化创客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