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最早的定居村落

在中国，历史悠久的乡村社会最主要特色就是农耕文明。浙中浦江等地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集中反映了中国最早期的定居村落及其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况。“上山”位于浦江县黄宅镇上山村，这名字也是得天独厚，似乎预示着“上山”的极不寻常。当人类刚刚跨越新的千年—2000年秋冬交替时节，已经沉睡了上万年的“上山遗址”被发现。专家们考据认为上山遗址距今有11400年至8600年历史，比河姆渡遗址早了三四千年。在上山遗址之前，学界对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早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和面貌的认识止于河姆渡文化，“上山”遗址的发现使得突破“此前关于学界对河姆渡文化之前的史前史有了探索的时空方向”（王巍，2023）。“上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早、中、晚三期各种文物，包括最早的炭化稻米、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等，展示了人类稻作农业起源之初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貌。通过现代多媒体手段展示“上山文化”重要标志性遗存的场景复原，可以从中窥见新时代早期中国最早的村落与民居的场景。这是未来乡村最早的文化根脉的雏形。

作为南方主食的稻米，从“上山”一粒已炭化的米粒中，今天的人们看到了绵延上万年的人类文化基因。杭州良渚莫角山高台附近曾出土了上万斤的炭化稻米堆积，可以证明那时稻作农业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上山稻”的出土，包括“上山”发现了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一举奠定了“上山稻”作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的历史纪录，考古的历史材料足以说明“上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正基于此，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为“上山”题词“远古中华第一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上山文化”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上山文化”也绝不仅仅是占有“一席之地”，而是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和独特的意义。

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出土的彩陶是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出土的彩陶的源头。陶器是“上山文化”的浓缩，“上山文化”的彩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在遥远的史前社会，远古先民为了能在自然界中生存下去，只有通过狩猎、采集，以及后来发明的耕作等方式获得食物，这一过程必然需要相应的工具和贮存用器。作为主要的工具器具，陶器就这样应运而生了。陶器首先是生存的实用品，但又绝不止于此。今天，考古学家通过彩陶的质地、造型和纹饰来探究古人关于天、地、人的朴素思想，比如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阴阳观念、礼乐文明、生之哲学，以及天圆地方的时空观等。在湖西、桥头、下汤、小黄山等“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发现的彩陶，制作相对更为复杂成熟，正是“上山文化”农业文明的显著体现。比如，早期的“太阳纹”体现了古代先民意识、信仰、崇拜等精神文化内涵，是指代最为明确的古代具象符号，其中几组短线的组合纹，被专家们认定为最早的卦符，还有田字符号，既神秘，又很简单，体现了古人“大道至简”思想，同时具备了当时世界上相当成熟的制作工艺。这些神秘图符在跨湖桥文化中得到了很好传承，体现了浙江在远古文化体系的独特地位。

“上山”的房屋建筑是人类开始定居的最直接证据。作为主要的定居场所，“上山”遗址目前发现了建造房屋的普遍而充分的证据，有干栏式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式房屋等不同类型（赵昀，2023）。“一粒稻米的背后升起了一缕炊烟。”这表明上山先民们已率先跨出了“走出洞穴”的伟大一步，选择在乡野的空旷场地之上搭建起适合居住、可避风雨的房子，彻底告别穴居生活，从此过上了农耕与定居生活。“上山”遗址的房屋建筑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早期出现的房址遗迹较多带柱洞结构和沟槽基础，而晚期出现了更有规律和聚居特点的村落遗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初具规模的定居聚落，即早期村落。“上山文化”遗址群在浙江钱塘江流域聚落性分布，并呈现出向流域周边地区扩散发展的分布态势，这便是中国农耕定居文明的最初景观。“上山”晚期已呈现较为复杂的村落形态，表明浙中地区早在一万年前就有人类进入定居社会，中国也进入了农业社会。

“上山文化”将钱塘江流域文明的发展提前了几千年，而且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乡村文明序列，为推动整个东亚文明进程作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充分展现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稻作农业社会初创和形成时期的农耕文明模式，同时填补了世界文化遗产中关于稻作起源的类型空白，浙中地区的“上山”模式就是此后延续数千年发展的农耕文明基因。 RatSvfcnt/UCUn8aRUnrQtBA7ElNSFiUR32LjOUSEAZGjfva4MdDkXGPhOcMCKW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