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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
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那正是一个社会大动乱的时代。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过十几年的武装斗争，于一六四四年推翻了明王朝。同年，满洲贵族大举入关，开始了对全国的武力征服和血腥屠杀。汉族人民大规模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了四十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告一段落；清朝统治者统一了全国。
明清之际，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清军的烧杀劫掠，以及连年的水旱灾害，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城市凋敝，田园荒芜，白骨蔽野，饿莩载道。据记载，蒲松龄的家乡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清世祖实录》卷十三，顺治二年正月），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到康熙年间，农业生产才逐步恢复，耕地面积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增长，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得到恢复。明代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逐渐分布到较多的地区和行业之中并迅速地成长起来。
在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同时，土地兼并也加速地进行着。满州贵族用圈占和强买的手段夺取了大片土地，汉族地主也千方百计地从事兼并。康熙年间，江南地区“有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万至一二万者”（《阅世编》卷一《田土》）；大批农民沦为佃户，他们必须将收获的六成乃至七成、八成缴纳给地主，此外还要受贪官虐吏的盘剥勒索，陷入极其困苦的境地。农民抗租夺地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读书人考试作八股文，只能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来发议论。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武器，与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互相配合，充分发挥了禁锢思想的反动作用。此外，清王朝还以“诏举山林隐逸、博学鸿词”，和搜罗文人学士编纂图书等方法，拉拢控制知识分子；用严禁集会结社和大兴文字狱的手段钳制进步思想，仅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一案，被杀的就有七十二人，充军的达几百人。（见《痛史·庄氏史案》）但是，清王朝的上述种种措施都不能阻止进步思潮的发展。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具有民族意识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指责封建帝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其“一人之淫乐”，已成为“天下之大害”。他还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反对压制工商业的政策。顾炎武（1613—1682）指出宋明理学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谈，只能危害社会。他提倡研究学问要注意调查实际情况，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王夫之（1619—1692）则系统地论证了“理在气中”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给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比王夫之时代稍晚的唐甄（1630—1704）和颜元（1635—1704）等，也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封建观念，不仅代表着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商业者的要求。
清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影响着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他的《聊斋志异》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的某些侧面，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倾向，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他父亲蒲槃本是一个读书人，在科举上很不得志，于是弃儒经商，二十余年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但到蒲松龄长大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落了。婚后分家，“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元配刘孺人行实》）可见蒲松龄年轻时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蒲松龄早年热衷功名，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却屡试不第。三十一岁时，他迫于家贫，应江南宝应县知县孙蕙的聘请做了他的幕僚，不久就辞幕回家了。此后一面在乡绅人家设帐教学，一面应考，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五年后去世。他在《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一词中说：“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销磨如此！……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正是他大半生穷愁潦倒生活的写照。
蒲松龄的思想很复杂。作为一个不得志的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长期在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这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农民，体察他们的疾苦。特别是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以及水旱灾害的侵扰，他有切身的体会。他的文章如《纪灾前编》、《纪灾后编》，诗词如《空城雀》、《贺新凉·淫雨》等，都反映了农民的疾苦。《农桑经》记载了农业生产的一些技术经验，表明他对农业的关心。蒲松龄本人的坎坷遭遇又使他对当时的政治弊端和科举制度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他在《与韩刺史樾依书》中说：“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正是出于对社会黑暗的这种“愤气”，他写成了自称为“孤愤之书”的《聊斋志异》（见《聊斋自志》）。另外，由于父亲多年经商，蒲松龄对市民阶层可能比较熟悉。《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是以市井生活为背景的，有些正面主人公就是市民。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束缚，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对蒲松龄的世界观有着积极的影响。然而，蒲松龄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摆脱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他对社会的不满，主要是从个人的遭遇出发的，所谓“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答王瑞亭》）之类的牢骚，不过是代表了一批中小地主的情绪而已。他迷信佛教，自以为是“病瘠瞿昙”再世，有很牢固的宿命论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这些都给他的创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蒲松龄一生著作很丰富，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四百余篇，诗九百余首，词一百余阕，杂著数种，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几种。《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四十岁左右已基本完成，此后不断增补修改。《聊斋志异》的素材多数来自口头的传说，它们流传于劳动人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间。蒲松龄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聊斋自志》）。《聊斋志异》的许多故事就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此外，还有一些故事是作者亲身的见闻和经历，如《地震》、《上仙》；有的是从旧有的故事衍化出来的，如《续黄粱》；还有许多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如《狐梦》、《绛妃》等。
《聊斋志异》在作者生前已有抄本传世，乾隆十六年（1751）铸雪斋抄本是今存较早的一种。一七六五年始有湖南王氏刻本。一七六六年严州太守赵起杲又刊于浙江，这就是通行的青柯亭本，共收四百三十一篇。解放初在东北发现手稿上半部共四卷二百三十七篇。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较为完备，共四百九十一篇。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的作品。在这部书里，蒲松龄借花妖狐魅的故事，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予以严厉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他在《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一诗中写道：“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表明自己的谈狐说鬼并不是游戏之言，而是寄托着对于社会人生的愤慨的放肆言论。正如余集所说：“所载多涉諔诡荒忽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蜂，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聊斋志异序》）
《聊斋志异》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封建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吏，将他们贪婪、谄佞、昏庸、无耻的面目暴露无遗。同时，又通过控诉他们欺压、剥削人民的罪行，痛斥了腐朽黑暗的封建政治。《梦狼》写白翁梦中入其儿子做官的衙署，只见巨狼当道，白骨如山，“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深刻地揭示了官吏的豺狼本性。蒲松龄在篇末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指出吃人的官吏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存在，这就使小说具有了更深刻的政治意义。《梅女》通过一个冤死的少女在冥中复仇的故事，控诉了官吏的贪残。这篇小说虽然情节近乎荒诞，并有较浓厚的因果报应思想，但是在揭露封建官吏的贪婪、凶残方面，却是十分有力的。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痛骂贪赃枉法的典史说：“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翁也！”这番话说得多么痛快，显然是在为受迫害的人们伸冤吐气。《续黄粱》中那个梦为宰相的曾孝廉是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意义的封建官僚。他做梦当了宰相以后，在皇帝的“优容”下贪赃枉法，作威作福，“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后来因为各地的劾奏太多了，皇帝才不得不把他充军云南。曾某在充军路上被冤民杀死，死后魂入冥府，下油锅，上刀山，痛苦不可言状。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平生贪污的三百二十一万钱全部堆在阶上，像丘陵一样高，一一熔化后灌到他的口里。“流颐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然后他又转生为人，被诬陷入狱，凌迟处死。他此时“胸中冤气扼塞，距踊声屈，觉九幽十八狱，无此黑黯也。”正在悲号间，忽然醒来，原是一梦。这个故事是从唐传奇《枕中记》衍化而成的，但其思想意义却远比《枕中记》积极、深刻。《枕中记》虽然对追求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有所讽刺，但主旨是宣扬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续黄粱》则以极大的愤怒鞭挞了封建官吏中最上层的人物，充军尚不解恨，又断其头；断头亦不解恨，又加之以阴司之刑；油鼎刀山仍不解恨，又使死而复生亲历饥寒冤苦，直到他自己感到“九幽十八狱，无此黑黯”方才罢休。有人批评《续黄粱》“太酷”，我们认为这正是小说可贵的地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在这篇小说里，并没有把铲除贪官污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皇帝身上。当弹劾曾某的疏文上达皇帝后，“曾闻之气魄悚骇，如饮冰水。幸而皇上优容，留中不发。”字里行间委婉地表示了对皇帝包庇贪官的不满。这篇小说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证明蒲松龄对黑暗的封建政治有着相当透彻的认识。如果将《续黄粱》和上述的《梦狼》、《梅女》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幅小至典史、县令，大至宰相公卿，整个封建官吏的群丑图，从而加深对于封建政治、封建制度的认识。
在揭露批判封建官吏的作品中，《促织》占有突出的地位。小说的背景在明代宣德年间，一开头就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这一安排是有历史根据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伎艺类斗物》条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蒲松龄抓住这个题材深挖下去，揭示了进贡促织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小说写一个叫成名的人，他因贡不出一只促织，被官吏打得“两股间脓血流离”。后来捕到一只，又被他九岁的儿子弄死。孩子害怕父母责罚，投井自尽了。小说描写成名夫妇此时“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此情此景，对于统治者的控诉达到高潮。此后情节急转直下，死儿忽然变为一只善斗的促织，成名献给县宰，县宰献给抚军，抚军献给皇帝。举天下所贡促织都斗不过它，又“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县宰也受到“卓异”的好评。蒲松龄讽刺道：“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这篇小说围绕一只促织的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细致地刻画了成名一家的忧喜。他们的忧固然是对统治者荒淫残酷的血泪控诉；他们的喜更是一种尖锐深刻的批判，因为这是以九岁幼儿的死换来的。篇末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笔墨很含蓄，但讽刺的力量却很强烈。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以辛辣的文笔对贪暴的官吏投以嘲讽，与上述几篇风格迥异而精神是一致的。如《鸮鸟》、《公孙夏》、《韩方》、《一员官》等。另有一些作品，在涉及官吏贪虐时，往往借篇中人物之口或异史氏的话，对他们加以鞭挞。如《成仙》中成生劝周生的话：“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指出官宰有一半是不拿凶器的强盗。《伍秋月》中异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潞令》写一个小小的县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毙杖下者，狼籍于庭”。上任不过百天，就杀了五十八人，还以此自豪。蒲松龄感慨道：“呜呼！幸有阴曹兼摄阳政；不然，颠越货多，则‘卓异’声起矣，流毒安穷哉！”这些，在封建专制时代，无疑都是大胆的言论。
蒲松龄着力揭露和批判官吏的贪黩，确实触及了清初政治的溃疡面。康熙年间，重大的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如康熙二十三年，侍郎宜昌阿、巡抚金俊吞没被查抄的尚之信的家产，侵蚀兵饷，强夺商人沈上达财物并将沈谋害，就是一个大案件。康熙二十八年，湖北巡抚张汧亏空公款，又勒派盐商垫还九万余两；荆南道祖泽清勒索民款银八万两，也曾轰动一时。康熙二十七年，郭琇弹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指出他们卖官鬻爵的种种罪行，以至康熙在给吏部的谕令中也说：“迩来大小官员，背公徇私，交通货贿。……如此积弊，愈久愈深，物议沸腾，舆情激愤。”《聊斋志异》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而且从下层人民受害的这一侧面，予以愤怒的批判，甚至皇帝也遭到冷言讥刺，这不能不说是《聊斋志异》的一个突出成就。
《聊斋志异》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欺压人民的罪行。毛主席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段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土豪劣绅和封建官吏的依存关系，说明了封建统治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蒲松龄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多少触及到了这种现象。《成仙》中的黄吏部勾结县宰残酷地迫害周生，将他投入狱中，几乎害了他的性命。周生愤慨地说：“邑令为朝廷官，非势家官，纵有互争，亦须两造，何至如狗之随嗾者？”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封建官吏就是土豪劣绅大地主阶级的走狗。《红玉》中那个因贪污而下台的宋御史，回乡后仍“大煽威虐”，竟在青天白日之下闯入冯相如家，打伤冯氏父子，夺走冯相如的妻子。冯父呕血而死，冯“抱子兴词，上至督抚，讼几遍，卒不得直。……冤塞胸吭，无路可伸。”这个故事充分暴露了封建官府是不法地主土豪劣绅的庇护者。此外，像《金和尚》里那个僧侣大地主因为勾结官吏，就可以放肆地欺压人民。《石清虚》中那个豪门地主可以任意夺走别人珍爱的一块佳石。《博兴女》中那个势豪肆无忌惮地掠走民女，逼淫不成，就“缢杀之”。这一切都形象地说明了地主豪绅在封建官府的包庇下，是怎样凶残地鱼肉无辜的人民。
《聊斋志异》不仅批判了窳败、黑暗的封建政治，还针对为它服务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蒲松龄曾出入考场多年，对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和黑暗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的揭发和批判也就格外有力。
蒲松龄从试官和考生两个方面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弊病。在蒲松龄笔下，试官是一批不学无术、香臭不分、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人物。朝廷任命这种人主持科举考试，只能是“黜佳才而进凡庸”（《三生》）。《考弊司》骂阴间的主试官虚肚鬼王，衙门口高挂“礼义廉耻”的招牌，衙门里却干着极端无耻的勾当。诸秀才初见，“例应割髀肉”，“若丰于贿者可赎”。目睹此状，秀才闻人生大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在《素秋》中，蒲松龄骂试官为“糊眼主司”。在《于去恶》中又骂试官是一批“游神秏（耗）鬼”，连瞎眼的师旷和爱钱成癖的和峤也混入试官之中评判文章了。《贾奉雉》写才名冠一时的贾生屡试不中，后来将落卷中最次的一些文句凑成一篇文章拿来应考，不料却高中了。《司文郎》的讽刺尤为尖锐。小说写一个盲僧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余杭生的文章使盲僧作呕，偏偏高中了。盲僧听说后感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拿各试官的文章烧了让他闻，“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这是何等有力的讽刺！
蒲松龄对于科举制度下热衷功名的儒生的批判也是十分强烈的。《沂水秀才》和《雨钱》批判他们贪鄙龌龊；《仙人岛》批判他们夜郎自大。《苗生》对那班自鸣得意的又酸又臭的儒生们，以及他们赖以升官发财的八股文，表示了极大的厌恶和轻蔑。《王子安》活画出一个热衷功名的士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类似疯狂的妄想。作者在篇末说秀才入闱有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吏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挚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情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这段文字不仅对应考的儒生们是一个辛辣的嘲讽，而且也有力地揭露了腐朽的科举制度是怎样地摧残读书人。在这种制度下，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往往名落孙山，而胸无点墨的鄙夫却夤缘得中。遭逢不偶的寒士，处处受人歧视揶揄；平步青云的新贵则为人所艳羡奉承。蒲松龄对这种庸俗的社会风气极为愤慨，在《罗刹海市》中以寓言的笔法批判了是非不分、美丑颠倒的现实。蒲松龄骂当时的社会是“花面逢迎，世情如鬼”，表示“何能易面目图荣显！”他的愤怒是很强烈的。
批判和反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十七、十八世纪一种进步的思潮。在思想界，黄宗羲曾批判“科举抄撮之学”；顾炎武认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主张废天下之生员，改革科举制度，进而改革官制。在文学领域，稍后于蒲松龄的吴敬梓、曹雪芹，也都对八股文和科举制度做过猛烈的抨击。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揭发和批判虽然还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但他的火力如此猛烈集中，讽刺如此尖锐辛辣，他所达到的成就是同样不可忽视的。
对于封建礼教，《聊斋志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批判。当时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据着统治地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强化起来。蒲松龄对此不满，在小说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不幸和痛苦。《寄生》写闺秀与寄生相爱，寄生遣人说媒，遭到她父亲郑某的拒绝。闺秀抑郁成疾，“郑闻之，怒不医，以听其死”。连闺秀的母亲都骂他：“何守头巾戒，杀吾娇女！”郑回答说：“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贻笑柄！”郑某谨守封建戒条，竟置女儿于死地而不顾，封建礼教残酷的吃人本质由此可见。又如《霍女》中的霍女，虽然“三易其夫”，蒲松龄却认为她“为吝者破其悭，为淫者惩其荡，女非无心者也”，予以热情的肯定。这也表现了他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态度。
如上所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黑暗、科举制度和礼教都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的批判涉及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许多重要方面，对今天的读者仍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聊斋志异》不仅揭露了黑暗，也歌颂了光明、表现了希望。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批理想人物，这是与现实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中的人。现实社会中的“正人君子”们披戴着人的衣冠，干着豺虎鬼蜮的勾当；而在异类的妖魅仙鬼和下层的平民百姓中，却大有光明正大者在。他们敢于向恶势力抗争；他们主动地帮助别人去战胜困难；他们不受礼教束缚，自由地恋爱结婚，建立美满的家庭。正是在这些人身上，蒲松龄寄托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进步理想，也正是这些人物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蒲松龄所塑造的那些顽强、刚烈、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中，最突出的要数席方平了（《席方平》）。故事写席的父亲与一财主有仇，财主死后贿赂阴间的官吏将他搒掠致死。席方平魂入地狱代父伸冤，先向城隍告状，城隍受了财主的贿赂，判他所告无据。席方平不服，逐级上诉，直告到冥王那里，可是冥王也已受了贿嘱，不由分说将他痛打、火烙，他仍不肯屈服。冥王又下令将他从头到脚锯成两半，他忍着巨痛一声不号。后来他在二郎神前告了一状，不仅雪了父冤，而且冥王、郡司、城隍都被治了罪。这篇小说虽然宣扬了封建孝道和上帝的公道，但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主旨是赞扬对恶势力大无畏的反抗精神。《商三官》塑造了一个具有斗争性格的妇女形象。商三官的父亲被一个邑豪乱捶而死。他的两个哥哥诉讼不得直，负屈以归，准备再讼。十六岁的三官说：“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她看穿了官府、法律的虚伪，根本不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诉讼上，显示出深刻的见识。后来商三官终于亲自杀死邑豪，报了父仇。蒲松龄在篇末感叹道：“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如此崇高的评价，表明蒲松龄强烈地希望有更多的商三官出来扫尽天下的不平。
《聊斋志异》中歌颂被压迫者反抗斗争的作品还有许多，如《伍秋月》写王鼎力杀阴间两皂隶，为兄报仇；《聂政》写怀庆潞王强掠民女，受到聂政幽灵的惩罚；《向杲》写向杲身化猛虎咬碎仇人头颅。此外，像《梦狼》、《续黄粱》中被害冤民杀死贪官的情节，《红玉》中虬髯丈夫杀死恶霸宋御史父子的情节等等，都表现了蒲松龄的进步思想。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中，作者往往安排一个被压迫者最后取得胜利的结局，运用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满足被压迫者的愿望，并给他们的反抗斗争以鼓舞。
《聊斋志异》还塑造了许多乐于主动帮助别人战胜困难的花妖狐魅的形象，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曾经说：“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封建的伦理道德本质上都是害人的、吃人的，没有助人的意思在里边，尤其没有帮助弱者的意味。蒲松龄从冷酷的现实中多少感到了这一点，所以格外热情地描写了一批与封建道德对立的助人为乐的艺术形象，在冷酷的社会中投下一点光明和温暖。
《红玉》写狐狸精红玉主动地帮助贫士冯相如娶了妻子卫氏。恶霸宋御史看上了卫氏的美貌，派人打死冯父，打伤相如，抢走卫氏。后来一个虬髯丈夫杀死宋御史父子，帮助冯相如报了仇，冯被捕入狱，抱中的小儿被弃在山间。冯出狱后“瓮无升斗，孤影对四壁”，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红玉忽然带着他的儿子出现，使他们父子团聚，自己也留下来帮助冯生重整家园。《张鸿渐》写永平名士张鸿渐因起草讼词告发县令贪暴，遭受迫害，逃亡凤翔，遇到一个狐狸精舜华，两人结为夫妇。后来舜华帮助张偷偷返回乡里，与家人重聚。当张被捕后，舜华又灌醉押解的公役，将他放走。冯相如和张鸿渐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每当他们被统治者害得走投无路时，总是有狐狸精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她们这种精神是非常感人的。
《封三娘》里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个狐狸精，她主动热情地帮助她的好友范十一娘择婿，看中了寒士孟生。范嫌他穷，封就批评她“堕世情”；范怕父母不允，封就鼓励她“志若坚，生死何可夺也？”在封的帮助下，两人私自缔结了婚约。不料范父将她许配给一家权要，迎亲前夕，范以自缢表示反抗。后来封三娘让孟生发墓破棺，取出范的尸体，亲自用药将她救活，使他们成了婚。在这篇小说里，封三娘对朋友的帮助不仅在于解除她的危难，更着重于用蔑视封建礼教的思想去启发她争取婚姻的自主。小说既表现了封三娘的热忱，又突出地表现了她的胆识。
狐狸精帮助人的故事还有《娇娜》、《辛十四娘》、《秦生》、《武孝廉》、《阿绣》、《小翠》、《小梅》等等。此外，《宦娘》、《章阿端》写女鬼助人，也是值得一读的。
《聊斋志异》里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数量最多。蒲松龄热情支持青年男女打破礼教的规范，自由地恋爱、结婚，建立美满的家庭。作者往往运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理想的爱情生活。他们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不受封建的婚姻观和妇女观的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大胆地追求爱情。不管经受多么严重的考验，他们始终不渝坚贞不屈，最后终于达到幸福的结局。
《鸦头》塑造了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狐女形象。她在残酷贪婪的母亲的逼迫下沦为妓女，过着极其悲苦的生活。然而她不甘心做命运的奴隶，她和自己的情人一起逃往异乡，开设小店，卖酒贩浆，做披肩，刺荷囊，靠自身的劳动维持生活。后来她被母亲追回，屡遭鞭挞，仍然“矢死不二”，最后终于冲破重重束缚和情人团聚。作者热烈赞扬她的反抗性格：“百折千磨，之死靡他，此人类所难，而乃于狐也得之乎？”《细侯》写妓女细侯与穷书生满生相爱。为了给她赎身，满生南下寻友借钱。不料蒙冤下狱。这时一个富商看上了细侯，便贿赂官吏久锢满生，又伪造满生的书信，骗娶了细侯。后来满生出狱，富商的阴谋被揭穿。细侯乘富商他出，私奔满生。这两篇小说都是将爱情婚姻问题与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来写的，写出了社会恶势力对爱情的压抑和摧残，赞美了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使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蒲松龄还塑造了一些蔑视封建礼教，敢说、敢笑、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的少女形象。婴宁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她的母亲是狐，父死后寄养在鬼母处，养成一种无拘无束、憨直任性、爽朗直率的性格。封建的闺训要求妇女目不斜视，笑不露齿，“凡笑语，莫高声”，“言词庄重，举止消停”。婴宁偏偏是“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不管到哪里总是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她不但敢笑，而且敢爬上树顶，在树上“狂笑欲堕”。连行婚礼时也“笑极不能俯仰”，使婚礼不能按正常程序进行下去。蒲松龄对于这样一个女子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直称“我婴宁”，爱慕之情溢于言表。这婴宁正是作者理想中的妇女形象。《小翠》可以说是《婴宁》的姊妹篇，篇中的小翠同样是一个无拘无束、不遵守闺范的少女。她的特点是“善谑”，什么玩笑都敢开，“夫为妇纲”之类的教条根本不放在眼里。她甚至连封建王法也不怕，用皇帝穿的衮衣旒冕打扮自己的丈夫，以为戏谑。像这样一个无法无天、活泼烂漫的少女，蒲松龄同样情不自禁地赞叹不已。
《香玉》是《聊斋志异》描写爱情的作品中最优美的篇章之一。它写黄生与一牡丹花妖香玉相爱，牡丹枯死后，他“日日临穴涕洟”。他的至情感动了花神，使香玉复活了。黄生遂抛弃一切，入山不返，与香玉过着美满的生活，死后自己也化为牡丹。蒲松龄在篇末赞叹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在另一篇《葛巾》的末尾，作者也说：“怀之专一，鬼神可通。”他高度地肯定了纯洁的爱情所具有的力量，这在封建社会显然是一种新的带有叛逆性的思想。此外，如《婴宁》中的王子服，《白秋练》中的慕蟾宫，《青蛾》中的霍桓，《阿绣》中的刘子固等都十分珍视爱情，对女性抱着尊重的态度。在他们身上透露了市民阶层新的理想，这与封建阶级玩弄侮辱女性的腐朽思想显然是不同的。
蒲松龄理想中的爱情并不完全取决于色貌，他肯定那种知己之爱，也就是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爱情，这也是超出封建社会一般庸俗观念的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进步思想。《瑞云》写贺生与妓女瑞云相爱，但无力为她赎身。后来瑞云变得“丑状类鬼”，贺生仍不变心，终于将她赎出作妇。贺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此外，《宦娘》、《连城》、《白秋练》、《连琐》、《绿衣女》等篇中的男女都以共同的爱好而结合，《小谢》、《神女》、《青凤》、《竹青》等篇中的爱情有患难互助为基础；《晚霞》则肯定了在共同的遭遇和斗争中建立的爱情，都是值得注意的篇章。
在批判黑暗和表现理想这两类作品之外，《聊斋志异》里还有一些带有寓言意味的作品，至今能给读者以启发。《画皮》告诉人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助于我们认识两面派。《狼三则》、《贾儿》等告诉我们：不管敌人多么狡猾，只要提高警惕，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能战而胜之。《劳山道士》讽刺骄惰幸进、投机取巧的人，也含有较深刻的意义。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疑难案件的断案故事，有助于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启发我们注意调查研究。
《聊斋志异》的基本倾向是进步的，但书中也掺杂着大量的封建糟粕。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落后的一面。
蒲松龄一方面是社会罪恶的无情揭发者，另一方面又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可厌的说教者。他看到了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但是找不到病根，更不知道怎样疗治，当他为社会的弊病开药方的时候，不免落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老生常谈。蒲松龄树立了许多恪守封建道德的样板，想用“三纲五常”挽回浇薄的世风。如《邵女》虽然揭露了封建家庭内部的腐败，但小说里的正面形象邵女却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偷生的妇女。她甘心忍受悍妇金氏的虐待，说：“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对于这种安分守己的奴隶哲学，蒲松龄是大为赞赏的。又如《珊瑚》，写安大成妻珊瑚不容于恶婆婆，安认为“娶妻以奉姑嫜，今若此，何以妻为？”将她休掉。而珊瑚自己也认为“为女子不能作妇，归何以见双亲？不如死。”很明显，在这里作者所提出的妇女做人的标准，正是程朱理学的“夫纲”、“妇德”，他所宣扬的恰恰是封建的等级名分。此外，在《孝子》、《青梅》、《陈锡九》、《田子成》等篇中，作者大肆宣传孝道。在《土偶》中，宣扬妇女守节。在《申氏》中宣扬“义”，说：“人不患贫，患无行耳。其行端者，虽饿不死；不为人怜，亦有鬼祐也。世之贫者，利所在忘义，食所在忘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见谅于鬼神乎！”《田七郎》写一个猎夫舍身报“恩”，宣扬那种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义气。这些都反映了作者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关于这一点，清代的一些评论者已经看到，并交口称赞。冯镇峦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读聊斋杂说》）
《聊斋志异》还宣扬了佛道迷信思想、因果报应观念和宿命论思想。作者笔下的花妖狐魅、神鬼仙佛，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段，他确实相信它们的存在。贪官污吏的狂病身亡；孝子贤妇的得福延寿；穷苦士人的发迹升官；阘茸丈夫的受虐于悍妇，蒲松龄一概用因果报应和宿命论来加以解释。所谓“人生业果，饮啄必报”（《江城》），“人生苦乐，皆有定数”（《李八缸》），这类话在《聊斋志异》里屡见不鲜。《毛狐》末尾异史氏曰：“非祖宗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数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这种说教只能引导人民安于现状，取消斗争，甘心忍受压迫，就像邵女忍受金氏虐待时所说的那样：“自顾命薄，聊以泄造化之怒耳。安心忍受尚有满时；若再触焉，是坎已填而复掘之也。”至于《蹇偿债》写一个长工欠了地主的债，死后变驴偿还，就更为反动了。此外，《画壁》等篇宣扬色空观念；《菱角》等篇鼓吹佛法无边；《成仙》等篇向往求仙得道，都是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放弃斗争，也应加以批判。
即使在那些体现了批判精神和进步理想的作品里，也不同程度地混杂着封建的糟粕，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局限。他对于政治弊端、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揭发和批判是有力的，有时还表现出极强烈的义愤。但这一切只是局限在不触动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范围之内。尽管他比较广泛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种种罪恶，但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而贪官污吏正是它的必然产物。蒲松龄认为铲除了狼官虎吏，就可以出现清明的政治，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以他为社会所开的药方就是“惟翘白首望清官”，把希望寄托在施行“仁政”的清官身上。《席方平》中的二郎神、《考弊司》中的阎罗王、《公孙夏》中的关帝君，便是这种清官的神化。其实，在封建社会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正直和仁爱。蒲松龄反对土豪劣绅，但又宣扬那种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好地主，像张不量之类乐善好施的“善人”。似乎只要清官代替了贪官，善良的地主代替了土豪劣绅，社会矛盾就可以解决了。因此，他反对农民起义，反对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维护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而只赞成用告状、行刺的手段，进行局部的斗争。蒲松龄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病，但还没有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他常常把中举做官作为一些故事达到大团圆结局的契机，一旦得了功名，各种矛盾都得到了解决。蒲松龄虽然批判了封建礼教，肯定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行为，但往往又把封建的贞操观念与爱情专一混淆起来加以肯定。他对男人纳妾、狎妓津津乐道，美化一夫多妻制，也是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那些所谓“情痴”、“情种”的恋爱故事，在当时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抽象的爱情，蒲松龄理想中的爱情仍然浸透了封建的门第观念，本来就带有许多落后的成分。今天的读者如果不加批判地欣赏那种“才子佳人”的爱情，相信什么“爱情至上”的力量，是十分错误的。至于其中那些色情的淫秽的描写就更为有害了。
《聊斋志异》不但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它植根于民间文学的沃土中，广泛地接受了先秦散文、史传文学以及前代小说的影响，尤其是直接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传统，又加以创新，形成与其进步的思想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中国小说史略》）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优秀篇章，在创作方法上是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范畴的。蒲松龄以花妖狐魅、畸人异行为描写对象，借梦境、阴间、仙界等特殊环境的描写，通过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些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方面。
《聊斋志异》在塑造人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其中许多形象都是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作者善于抓住人物独特的外表、兴趣、言语、行动和内心活动，通过精确生动的细节描绘，突出其主要特点，寥寥数笔就使之跃然纸上。譬如，同属狐狸幻化的婴宁、小翠、青凤，都有热情、开朗、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特点。但是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不同，性格也有差异。婴宁从小远离尘世，在鬼母的抚育下长大，养成一种天真烂漫的性格。尤其是爱笑，成为婴宁的主要特征。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描写。她的笑，有拈花含笑，有倚树狂笑，有孜孜憨笑，有纵情大笑，浓笑，微笑，咤咤叱叱，不一而足。与王子服相见一节：
媪曰：“唤宁姑来。”婢应去。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媪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媪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问：“妹子年几何矣？”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复笑不可仰视。媪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婴儿。”……生无语，目注婴宁，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婴宁》）
真是一路笑来，一路笑去，她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意盎然。除了笑声，作者还处处用烂漫的山花来衬托她活泼开朗的性格，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这样，一个漠视封建礼教的天真爽朗的少女形象便被成功地塑造出来了。小翠与爱笑的婴宁不同，她的特点是“善谑”，调皮捣蛋，爱开玩笑。作者把她的这一性格特征放在一个十分严峻的斗争环境中加以刻画，形势越紧张，她的玩笑开得越厉害。她的闯祸、平祸，似乎都是一场玩笑。这种反衬的写法，颇能收到突出小翠性格的效果。青凤是在叔父的严格管教下长大的，她与婴宁、小翠的天真烂漫不同，显得拘谨稳重，颇有大家闺秀之风。在她身上封建的烙印较深，她与耿生相爱的道路也就更曲折些。当她与耿生初见时，“辄俯其首”；再见时“骇而却退”；当她与耿生私会被叔父撞见时，则“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被叔父诃诟时又只会“嘤嘤啜泣”。这些精确的细节描写很好地表现了她既热烈追求爱情但又羞涩、胆怯的心理，而且完全符合她的身份和教养。此外，孙子楚的迂讷痴情（《阿宝》），杨万石的怯懦无能（《马介甫》），贾儿的机智（《贾儿》），江城的悍妒（《江城》），都是因为突出了主要的性格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形象是由花木禽兽幻化的，作者一方面赋予它们以人的面貌与性格，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原物的特征。苗生是虎精，作者就写他性情粗犷（《苗生》）；葛巾是牡丹精，作者就说她异香遍体（《葛巾》）；那个善长积粟的少妇，原来是鼠精（《阿纤》）；那个读书最慧的俞士忱，原来是蠹鱼精（《素秋》）。《绿衣女》中那个少女本是一只绿蜂，作者对她的描写处处照顾到这一点。先写她“绿衣长裙，婉妙无比”，再写她“腰细殆不盈掬”，又写她“声细如蝇，裁可辨认。而静听之，宛转滑烈，动耳摇心”。最后，当于生把她这只绿蜂从大蛛网下救出时，她“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写得多么惟妙惟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
故事情节曲折而富有变化，是《聊斋志异》的另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作者对故事情节的安排总是避免平铺直叙，而是力求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味；有的从正面写来，有的从侧面写来，有的则用倒叙、插叙的方法，极尽腾挪跌宕、委曲多变之能事。《葛巾》写常大用与葛巾的相爱，中间经过多少曲折，诚如但明伦评语中说的：“此篇纯用迷离闪烁，天矫变幻之笔，不惟笔笔转，直句句转，且字字转矣。”《西湖主》也以故事情节的曲折取胜。它写陈生在洞庭湖救了一条猪婆龙，后来遇大风覆舟，飘至一处，误入西湖主的园亭，先被问罪，后经鱼婢传词，与西湖主结为良缘。原来公主的母亲就是陈生曾搭救过的猪婆龙。整个故事有几次起伏，陈生由惧转而为喜，由喜再转而为惧，最后终于因祸得福，写得委曲婉转引人入胜。此外，像《王桂庵》、《寄生》、《阿绣》等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聊斋志异》的故事情节虽然曲折多变，但又脉络分明、层次井然，而且首尾呼应，前后掩照，因此结构仍然十分严谨，笔墨也极为简练。《聊斋志异》平均每篇千字左右，其中的名篇如《席方平》才二千字，《续黄粱》才三千字，最长的《婴宁》不过四千余字，但都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叙述了很复杂的情节。蒲松龄总是以人物为中心来组织故事安排情节的，往往一开头就写人，先对一个主要人物做一番概括的介绍，成为故事展开的基础，然后抓住他的主要性格特征，迅速地把矛盾铺开并推向高潮。这样就把人物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安排结合在一起，既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又通过人物性格的展示反过来加强了小说的故事性。
蒲松龄在安排故事情节时，发挥了丰富的文学想象。他可以让一个少年化为鹦鹉飞到爱人身边（《阿宝》），也可以让一只鹦鹉变为美丽的姑娘嫁给自己的情人（《阿英》）。晚霞起舞时襟袖间会飞出“五色花朵”（《晚霞》），彭海秋以手招空就有彩舟自空而降（《彭海秋》）。这些瑰丽多彩的想象丰富了小说的情节，增强了艺术的吸引力。
《聊斋志异》的语言很有特色。它是用文言写成的，对先秦诸子百家、《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古文兼采并蓄，又大胆地吸取了民间的口语、俚语，形成一种古雅简练、清新活泼的风格，很适宜于小说的写作。如《红玉》写冯相如与红玉相见一段：“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问其姓名，曰：‘妾邻女红玉也。’”仅仅六七十字就把两人初见的情态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又如《翩翩》写两少妇对话：“一日，有少妇笑入，曰：‘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将古语典故与俚语方言熔铸在一起，运用自如，不着痕迹，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邵女》中写媒婆的谈话，更是惟妙惟肖：“登门，故与邵妻絮语。睹女，惊赞曰：‘好个美姑姑！假到昭阳院，赵家姊妹何足数得！’又问：‘婿家阿谁？’邵妻答：‘尚未。’媪言：‘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作贵客也！’邵妻叹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个读书种子，便是佳耳。我家小孽冤，翻复遴选，十无一当，不解是何意向。’媪曰：‘夫人勿须烦怨。恁个丽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泽，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于某家茔边望见颜色，愿以千金为聘。此非饿鸱作天鹅想耶？早被老身诃斥去矣！’”这段对话多么生动！那媒婆的神情容貌简直要跳出在纸面上了。
总之，《聊斋志异》高度的艺术成就，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它的丰富的创作经验，对我们仍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北京大学中文系
一九七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