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写于1938年,旨在介绍普及中国经典文化,是配合当时的国文课教学写的,拟想读者是受初中以上教育的青少年。自1942年初版以来,这本书不断重版,很受欢迎。现将《经典常谈》收到语文统编教材八年级下册,而且要求“整本书阅读”,老师和同学会感到困难较大。不过,比较“深”的书也是可以“浅读”的,若纳入教学,要求就不妨降低一点。应当鼓励学生适当读一些高于他们认知水平的书,他们跳一跳还是“够得着”,这叫取法乎上。读“深”一点难一点的书,更考验阅读能力,拓展眼界,增加读书的成就感。
通常我们提到传统文化,很快就想到中小学诵读的唐诗宋词,还有那些古文,还可能想到诸子百家,四大名著,等等,印象是零散的;再细究,就难免有些惘然。这不奇怪,很正常。然而,在学过许多古诗文之后,想对传统文化有比较清晰而简明的了解,怎么办?一种办法是,读一些比较普及的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等,然后顺藤摸瓜,再找一些有兴趣的经典来读。另外,就是反过来,从一些经典的阅读入手,从点到面,逐渐拓展开去,更为具体地了解传统文化的理路和历史状况。两种办法都行,可结合进行。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就是指导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他在序言里说,写此书是为希望读些经典的中学生做“向导”,介绍古代主流的文化典籍,指点阅读门径,让年轻人面对浩如烟海的古籍不至于惘然无措。
当然,对于现今多数中学生来说,他们不一定还有机会去读那些经典,但这种“向导”式的普及读物,起码可以带领他们走进“古代文化博物馆”,对代表传统文化的那些主要的书籍,有一个粗略的巡视。《经典常谈》入教材,已引起社会上的注意,有些家长也找这本书来读,对于普及传统文化典籍的常识,大有助益。
《经典常谈》的“常谈”,让人想起“老生常谈”,意思是挺普通常见的说法。这自然是谦词,其实《经典常谈》对于引导普通国民的经典阅读,是一本很简明实用的书。
《经典常谈》选择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经典做简要的介绍,以斑见豹,一窥古代文化现象和古人的思想智慧。全书共分十三篇,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国语》附),“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这个排列大致依照传统典籍分类“经史子集”的顺序,其中也略有变通:把《说文解字》放在首位,将“小学书”即文字考据置前;末尾只做“诗”“文”两篇,不是集中讲书的,而是梳理作家作品源流,类似文学简史。《经典常谈》讲述重点是古代典籍,以“书”为“点”,以“点”带“面”,再将若干的“面”联结,呈现中华传统文明的基本样貌。读《经典常谈》,要注意这个结构特点。
朱自清对每部经典的介绍,不是面面俱到,而根据普通读者需要掌握的国学基本常识,去讲清楚经典的内容。比如,“‘四书’第七”一章,就从人人皆知的“四书五经”这个说法讲起,先介绍包括哪几种书,古人是怎么把这些书当作私塾教材用的,科举考试与“四书”有什么关系,“四书”的版本有过哪些变迁,又怎么升格为“经”,等等。接着,介绍古人怎么读这些“必读书”,把书的内容及文化史上的位置讲清楚,同时又把现代人读这些书如何入门和进阶带起来。朱自清建议,可先读《大学》,因为《大学》提纲挈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内容,是循序渐进的,都切用民生日用,适合初学者入门。而《论语》《孟子》可以下一步读,因为多是应机接物的“微言”,记述顺序比较散,初学者领会比较难。《中庸》更是“孔门心法”,难一些。这就交代了读这几部书的顺序和各自特点、要点。接着,多一点篇幅更具体介绍《论》《孟》,提示阅读时多注意做学问做人的“节目”,诸如“君子”“仁”“忠恕”“择善”,等等;点明《孟子》的要津是“修养”与“哲理”,与《论语》比较,更有善辩的“英气”。最后简单交代版本变化,着重讲朱熹在“四书”的考订和阐释方面的得失。其余各章大都是采用这种“述学”的方式:择其要点,概述有关经典的必要知识,交代读法。
《经典常谈》是通俗的知识类读物,深入浅出是一大特点。而“深”是底蕴,其处理古代典籍的思想方法,以及很多观点的提出,多“采择新人近说”,是站在学术前沿的;对前贤、同辈的不同观点亦有权衡、抉择,并融入自己的研究和判断。这样一本小册的学术价值并不因其“对中等文化普及性质”而降低水准,“果无深切著明的了解是不能写出这种深入浅出的文字的”
。
《经典常谈》讲述古籍,引导学生读经典,是“认祖归宗”,增强对自身所处文化的了解与自信。传统文化是古代社会的产物,适应古代人的生活与情思,成分复杂,要传承和转化为今用,必须选择其中优秀的部分,扬弃不适合的部分。这个工作有难度,前提是对传统要先了解,带着温情与敬意,又用分析与辩证的眼光,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经典常谈》在做示范:对传统经典是尊崇的,但并非盲从膜拜,而是联系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潮流,再结合人情物理,去说明经典形成的原因、得失与影响。这种梳理、辨析和探究之中,就有“了解之同情”。比如,论及儒家与礼教时,就从“人情”的视觉去评说:
王道不外乎人情,礼是王道的一部分,按儒家说是通乎人情的。既通乎人情,自然该诚而不伪了。但儒家所称道的礼,并不全是实际施行的。有许多只是他们的理想,这种就不一定通乎人情了。(“三礼”第五)
以人情物理的常识去论道儒家和“礼”这样的“大题目”,举重若轻,不见粗暴的批判,而有贴近历史与生活的解释,让普通读者能心领神会。在论及朱熹注释“四书”时,同样贯彻了分析的眼光,既指出其初衷“一大半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但也承认其对后世有巨大影响,有些影响是沉淀下来了的。朱自清顺应五四新文化批判“道统”的潮流,但对于传统文化所持态度是审慎的,实事求是,取其精华,又不复古泥古。如今强调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读《经典常谈》本身就是一种响应,但应当学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
读一本书,要学会读“这一类书”的基本方法。读人文学科类的知识类读物,或者科学类知识类读物,和读小说、历史,或者其他流行读物的“姿态”不一样,应当精读为主,以知识的获取为主,认真理解、记忆和思考。
阅读时,可以先看看序言、目录,对该书的主旨、章节与基本观点有粗略的了解。然后通读全书,大致读懂即可,先不急于深入探究,无须带着某个预设的“项目”去读。当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其中几章细读,其余则涉猎一下。
阅读《经典常谈》可以有不同的目标,“小目标”是只读此书,获取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知识;更高一点的目标,是在本书指导下顺藤摸瓜,找此书所引导又有兴趣的若干典籍来读。多数同学达到“小目标”即可。《经典常谈》所论涉的文化知识很多,每一章都有主要的基本的知识,阅读时就聚焦于此。特别是那些平时可能常听说过(或者之前语文课上学到过),又不甚了解的文化知识,例如古代礼俗、信仰、观念、思潮、民性,等等,在书中往往都有论涉,可以多花一点精力去了解。人文社科书籍或论文再论述时会凝聚提出某些关键词,《经典常谈》各章的“关键词”往往就是基本的文史知识,阅读时要努力梳理和抓住。
比如“‘三礼’第五”一章,从许多人家中堂里供奉“天地君亲师”这个礼俗说起,讲到儒家的“礼”,以及“认礼为治乱根本”的思想。一个知识点或核心概念就是“礼”,几大段落也围绕“礼”而展开。诸如“礼治”如何叫人节制与平和,为何要在居丧、婚嫁、孝亲、事君、敬师等许多“人事”处理上有规制,为何社会治理要讲究礼乐刑政,等等。水到渠成,最后才用不多的篇幅讲《礼记》本身,而这部书的内容和“功能”,在前面几段的背景叙述中都大致说清楚了。这一连串讲述中,涉及很多古代文化知识,应当尽量去理解、掌握,不懂的,也可以查词典。
其他各章写法大抵相同,都采用这种“述学”的方式,即在介绍某种书的内容时,让人家明白该书形成的背景,以及“书外”的文化现象,用某些概念去“定格”所评述的内容。阅读时,多注意那些“定格”的核心概念,当然,有时概念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种“说法”,一句论断。
读一遍可能还“拎不清”,可以来回浏览比照,寻找论说的逻辑线索,让核心概念浮现出来。这种读法好处是纲举目张,把书的主要内容用几个词或几句话“浓缩”到自己脑子里,对古代经典的“样貌”就有大致的印象了。《经典常谈》是小册子,但“厚书”读成“薄书”的方法可以试一试,以后再接触人文社科类、知识类的论著,也可以采用这种概括与浓缩的办法,也是一种思维训练。
《经典常谈》谈论古书,说着说着,就联系到了现实生活,让人感觉古书并不遥远。这倒是挺有趣的。有时会恍然大悟:语文课学过的很多古诗文,现在都找到了“源头”,知道了背景,有了较系统的反思与梳理;对某些平时习焉不察的文化现象,或者常用词语,也可能有了新的发现。比如,“阴阳”“八卦”“五行”等等,生活中常接触这些词,有的还延伸出去,形成另外的语义。例如说人家“八卦”,意思就是说三道四、是是非非、“无厘头”等。读了《周易》一章,才知道“八卦”原来和古代巫术占卜有关,且不宜轻易断言此乃迷信,其实是古人的一种信仰和文化。《周易》也是早就听说过的,印象深奥而神秘,读了《经典常谈》,对《周易》的形成及内容有基本的了解,原有印象就上一个比较理性的认知层次。特别是文章后面那句结论性的“定格”的话——“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让人醍醐灌顶,也许就想找《易经》来翻翻看了。
《经典常谈》作为语文课的必读书,阅读时自然要多关注“语文要素”。其论说的是学术,是关于古籍的艰涩的学问,却采取一种讲故事、聊天式的“闲话”笔法,让人易懂而且能有滋有味读下去,其中就有“如何述说更生动”的技巧。
例如,“《说文解字》第一”的开篇解释“天雨粟,鬼夜哭”:
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
这述说多么生动!注意那种接近日常说话的口气,使学术性的文章通俗、朴实和自然,贴近普通读者的认知,令人印象颇深。如“辞赋第十一”讲屈原创作《离骚》时走投无路,满腔委屈,无人可诉说:
“离骚”是“别愁”或“遭忧”的意思。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愤,随着他的笔奔迸出来,“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没有篇章可言。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时候,叫“妈呀!”“天哪!”一样;心里乱极了,闷极了,叫叫透一口气,自然是顾不到什么组织的。
然而在陈述学术观点时,《经典常谈》的语言不只是通俗,而且非常严谨,往往一语中的。如叙说唐代诗风流变(“诗第十二”),很简练的几句,精准确当,把繁复的文学史线索厘清了:
唐代以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读《经典常谈》是有难度的,但读进去,就会被深深吸引。这跟朱自清作为散文大家的语言艺术有关。尤其是修辞,书中多用譬喻,既生动,又饶有趣味。还擅用“顶真”,如“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这是否很接近讲故事的口吻?阅读《经典常谈》,多欣赏其“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
,注意如何在书面语中不时掺入口语,体味那平易、晓畅而又有节奏的语感,想想怎么让自己的语言表达也更“有味”。
借鉴名家怎样写文章,是《经典常谈》阅读目的之一。这本学术论著在“述学”中掺入了随笔的笔调,艰深的学问转为亲切可读的文字。这是一种功夫,一种境界,不容易的。但我们可以欣赏,体味,模仿。还可以多琢磨《经典常谈》的思路和表述策略,也许自己就用得上的。比如,面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或者现象,如何先厘清大概,然后根据讲述对象或场合,化繁为简,用简要的语言去表达;作文或者讲话如何突出中心,点面结合,有理有据;如何围绕主线,又有旁枝斜出,让叙说的节奏有变化,不那么僵硬;如何做到尽量不说少说“套话”,就用自己的直白的语言讲清楚,等等。只要用心去品味,都可以从《经典常谈》的阅读中得到意外的收获。
温儒敏
2023年10月1日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是以读经为核心的。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从童蒙时代开始,就接触“四书五经”,这是他们必须熟悉的功课。直到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垮台,教育改革才轰轰烈烈地进行起来。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经典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新式的多学科教育取代了传统的经学教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对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训练。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该怎样来继承,在中小学教育里应该怎样把握经典训练的“度”,就成为了一个人们争论纷纷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曾经有人发起过几次读经的运动,但是都没有成功。也有一些人尝试用浅显的白话来介绍或翻译古代经典,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学习兴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一类型的书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非常出色的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欢迎。
《经典常谈》一书,写作时间在1938到1942年间,于1942年出版。当时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它的写作,是由当时负责统筹中小学国文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杨振声建议的。编写这类普及传统经典知识的书籍,其思想来源应该是胡适于1923年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
这本小册子分十三个专题介绍了一些主要的古代经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可见书中提及的“经典”,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的“十三经”,而是取其广义,包括了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和一些集部。尤其能够表现作者独到眼光的是,书中还介绍了“小学”的代表性著作《说文解字》。这样,《经典常谈》的选材也就覆盖了古代典籍的几大主要门类了。这就让一般的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基本情况。朱自清对于经典的把握能力还体现在他对各专题比重的处理上。他对最重要的经部著作做了重点介绍;而集部书则用《辞赋》《诗》《文》三篇统一论述,所以这三篇实际上是具体而微的分体文学史。要在这短短的三篇里把我国诗赋文章的源流叙述清楚,实非易事。所谓“厚积薄发”的功夫,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作者就像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把原本很复杂的事情剖析得清清楚楚,然后用通俗简易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中学习到知识。朱自清曾经做过中学教师,所以在普及式教育方面比一般的大学教授更有经验,这恐怕是《经典常谈》一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朱自清的着眼点虽然主要在于普及性,但是他也并没有放弃学术性。他在书中吸收了清代以来、直到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序中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朱先生是很谦虚的。实际上,不管是介绍古人旧说,还是“采择近人新说”,都需要作者有深入广泛的阅读,然后在各种学说之间进行甄别、推敲和选择,这需要长期艰辛的努力,更需要独到的学术眼光。虽然最后写出来的字数只有那么一点,但它后面做支撑的,是作者多年的苦功。正如我们常常拿来做比喻的冰山,真正露出海面的只是其总体量的很小一部分。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清朝后期,今文学派复兴,对古文经进行攻击,说它们是伪作。其中《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争论的核心。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把古书《左氏春秋》改造而成的。今文学派的代表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1891年刊行)中,认定西汉末年刘歆所力争立博士的《周礼》《逸礼》《左传》《毛诗》,全都是刘歆伪造的,都是“伪经”;而其《孔子改制考》(1898年刊行)则认定《春秋》是孔子为了改制而托古创作的书。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古史辨派”,把今文学派的疑古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是朱自清在北京大学的同学顾颉刚。他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930年又发表重要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也同意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而钱穆、杨向奎等学者则撰文反对伪作说。一时之间,争论极其热烈。“古史辨派”受今文学派疑古思想的影响,又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下,探求古史真相,敢于革新,敢于质疑,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具有打破旧时代思想枷锁,反封建、反保守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疑古过甚,否定了许多古籍的真实性,又难免有偏颇之处。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古史辨派”的主将分散到各地,其思潮也开始渐渐回落,但仍然在学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朱自清《经典常谈》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不小,充分地吸收了其学说中有益的部分。他在“《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这三个专题后,都把《古史辨》杂志列为参考资料。但是他对于“古史辨派”过分的疑古,明显是有所保留的。在其“《春秋》三传第六”中,朱先生并没有采纳今文学家和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而是仍然把《左传》当成是可信的经典,只是说明“《左传》的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
所以,被朱自清自称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的《经典常谈》,实际上对于各派学说是狠下了一番斟酌、取舍功夫的。这取舍之间,就体现了朱先生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偏不倚的。这似乎并没有太多出奇之处,然而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却是需要卓越独到的识见才能做得到的。正是因为这一点,《经典常谈》才能够葆有长久的生命力,其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被大家接受。
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认为知识普及性文章的档次低,找一般作者写就好了,不必水平高的人去写。其实写普及文章并不容易,一般人往往写不好。尤其是普及艰深的知识,最需要功力,最需要专家甚至大家来写。只有专家才有深厚的学问,不会犯低级错误;了解治学的门道,知道该如何引导初学者入门。而朱自清先生比其他学问家又多了一个优点,他自己就是一个顶级的散文家,写得一手最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表达上,他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是很便于读者理解的。
当然,那些艰深的学问知识,毕竟还是有门槛的,介绍文字不可能完全明白如话,阅读起来终究还是要费一番精神,否则它们就不能被称作艰深的知识。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知识都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清楚,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也是大家学习时要注意的一点。学习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要面对困难的,不管哪一科,都是如此。这一点,应该成为常识。
所以,我不会特别强调朱先生这本书的通俗易懂来吸引读者。我反倒想对年轻朋友们说几句“吓唬”的话。一味追求学习的容易,想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捷径,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热爱传统文化,想要了解国学经典的朋友,应该一开始就树立这样一种认识:学习国学不像打游戏、刷视频那么轻松愉快,是要准备攻坚克难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很辛苦乏味。兴趣如果没有恒心和毅力做支撑,是浅薄的,也是无法持久的。阅读《经典常谈》这样入门的普及著作,也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思考和咀嚼。在被它带入门之后,还要去阅读古籍原文,才能真正地亲近经典,更好地领会《经典常谈》画出的理论框架。
我们常常面临两个问题:什么样的国学老师才是好的老师?什么样的书才是好的国学普及著作?就老师来说,我们要看他能不能把一篇古文老老实实逐字逐句解读清楚,把一部古籍的基本面貌言简意赅地说明白,能够正面回答相关理论问题,而且要准确,不能有大的硬伤,不能顾左右而言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才是真正的有学问的好老师。同样,好的国学普及著作也应该如此,知识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文字表达上,既不能太艰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太媚俗,过分追求阅读快感。入门须正,立意须高。有志于学习传统经典的读者,要选择那些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弘扬精华、帮助读者获得真知、打开通向知识殿堂的道路的作品。在这方面,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无疑可算一个标杆。朱先生毕生致力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振兴祖国教育的神圣使命感,使他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始终保持了严谨负责的态度。即使是写作像《经典常谈》这样的普及著作,他也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保证了学术质量。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才得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在八十年间不断重印,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这样一本看似简单的小书,倾注了朱自清先生许多的心血和对后学的殷殷关爱。叶圣陶先生在1980年写的《重印〈经典常谈〉序》中这样评论道:“朱先生逝世已经三十二年,重看这本书,他的声音笑貌宛然在面前,表现在字里行间的他那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使我追怀不已,痛惜他死得太早了。”他这种可贵的精神,值得我们细细体会,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代代传承。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读者通过《经典常谈》来亲近我们的经典古籍和传统文化;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像《经典常谈》这样优秀的普及著作面世。
本书以文光书店1946年刊本为底本,为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貌和时代特色,文中用词、用字及引文、注释等格式,未按现行出版规范强行统一。另,本书写于20世纪上半叶,近七八十年来,学术界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为作者当时所不及见。为保证相关知识的准确性,个别地方采用“编者按”的方式做了补充说明。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
赵长征
2022年2月1日
(赵长征,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春秋车战”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