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下人有上上智。”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是谁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广东留下了许多遗迹,为人们所熟知的“禅宗六祖”,千多年前一个著名和尚说的。它和我们时常听到的另一句警语:“卑贱者最聪明”,有异曲同工之妙。
相传释迦牟尼二十八传而至达摩禅师。梁武帝时达摩从印度到中国来,成为中国禅宗(佛教十宗之一)的始祖。五传而至惠能,于是惠能成为“六祖”。因为达摩、惠能都在广州住过,惠能又是广东新兴人,当年得衣钵后成为禅宗南派的领导者,并且在原籍死后移灵曲江南华寺,六十年代初南华寺还有他的“真身”和“衣钵”,广东许多名胜地区,不论是梅岭也好,丹霞山也好,广州的六榕寺也好,都有“六祖堂”(从六榕寺里惠能的塑像看来,神采上显得是一个严肃深思的人)。唯其达摩、惠能和广东的关系这样密切,历史上广东的画家、陶塑艺人,都喜欢画达摩、塑达摩,人们也经常谈到惠能的故事了。
惠能以一个厨下舂米僧人而成为禅宗六祖,是很不简单的。他的得传衣钵的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话。然而,尽管如此,他在某些个别事情上的见识,却有很卓越的、显出真知灼见的地方。他做和尚却不想升西天,说过“如人人皆升西天,则西天将人满为患”这样的话。诗翁郭老在咏“六榕寺”诗中就称赞过他道:“惠能杰出处,不愿升西天。”而这句“下下人有上上智”的偈语,尤其精采。禅宗是以在禅学上大胆思考、大胆说话、大胆行动著称的。一千多年前,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和尚能够说出这样的警语,正是认真观察、大胆思考迸发出来的智慧的火花。
“下下人”,“卑贱者”,这些话是针对旧社会流行的观点故意说的反面语。它们都应该被加上引号才对。如果解除了引号,那么就应该说,这句话所指的就是最广大的群众,最基层的劳动者。一切智慧,从根本意义说来原都是劳动和斗争的产物。广大的劳动者直接从事劳动,不但从整体来说,是最有活知识的,就是以个别的人来说,即使在剥削阶级高压统治的时代,广大劳动者当中,也经常涌现出卓越的思想家、发明家和艺术家。广大劳动者又必然迫切要求翻身,这种要求形成了“人民观点”。每一个世代的任何学者文人,只有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观点影响的时候,他们的劳绩才有价值可言。所有历史上一切有进步意义的文化,都有人民观点在各个程度上贯串其间。从这个意义看来,可不是“下下人有上上智”吗?
就以惠能和尚来说吧,一个舂米僧人成为“禅宗六祖”,而且在禅宗各代的“祖师”中还是个佼佼者,不也在若干程度上印证了他自己所说的这句偈语吗?
我们就是不谈太广泛的事情,单谈文学艺术,那句话也是很能揭示真理的。即使在剥削阶级当权,他们竭力在控制着文学艺术的时代,广大劳动者仍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敦煌、龙门、云岗石窟的艺术,地下历朝的文物,都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固然不待说了;就是文学,杰出的作者,总是由于受到了人民观点的影响,在人民生活中汲取了源泉,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语言和向民间文学摄取了营养,这才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三国演义》等小说,虽然各各有一个著作者的名字,然而如果没有历代说书人的底本,这些小说就大抵不能产生。那些无名的说书人的血汗,也同样凝聚在这些名著当中。
就是在古代,也有一些艺术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中外都有一些画家雕塑家,创造出一件作品来之后,悄悄躲在佛寺幕帷后面,或者混迹到群众当中,听取最普通的人的批评意见(南北朝时的雕刻家戴逵就是此中著名的一个)。白居易向老媪朗诵自己的诗作,以便随时改掉不够通俗的缺点;普希金向奶妈学习语言,也是人们所熟知的故事。
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不是由别的人,而是由一个胼手胝足的劳动者出身的高尔基来担当;在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像爱伦坡、惠特曼、欧·亨利、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等人,大抵都是出身自下层,他们起初或者是排字工人、码头苦力、水手,或者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小职员。把这些事情归纳起来,很可以看出其中是有不少道理的。
还有一种现象更是够味,这就是群众对于作品的选择作用。这种选择往往比许多所谓批评家高明得多。当某些新作品面世的时候,就有好些人出来批评、介绍了。这些批评,有准确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见的;有赞扬无度,说得天上有,地上无的;也有粗暴批评,抓住个别的缺点就声势汹汹,巴不得一棍子打死的。但是,经过群众的选择和时间潮水的冲刷,那些赞扬无度和粗暴凶横的批评到头来总是要给冲掉。而绝大多数读者的意见在这里却总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们,曾高喊不可看《西厢记》,不可看《三国演义》,然而这样叫嚷有什么用?好书还不是广泛流传下来了!也有一些作品,当年刚刚问世的时候,敲锣打鼓,闹得沸沸扬扬,但是经过群众选择,结论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历史上就不乏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西厢记》等书被从题材、性质相近的无数小说、戏曲中选择出来,《天雨花》在浩如烟海的弹词唱本中被流传下来,是偶然的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读者在选择上的决定性作用。
最大量的,普通群众(有觉悟的群众又是一般群众的核心)的意见具有最大的权威,能够集中和系统地反映这种意见的批评常常是比较中肯的批评。有些人,喜欢听赞扬无度的话,陶醉在那些话里面沾沾自喜,结果就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作品在广大读者心目中真正的分量(好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在这些场合常常变得十分愚蠢)。有些人,一遇到粗暴批评就三魂不见了二,七魄丢掉了四,大大影响勇气和信心,其实这又何必?虚心去听取最大多数普通读者的意见,也许才能够真正做到“不骄不馁”。
在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上,惠能和尚的那句偈语,由于它是抓住了“伟大寓于平凡之中”这一真理的,可以说是历久不磨。抹掉历史的灰尘,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璀灿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