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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从母体孕育开始直到死亡，都必然会接触到危险的化学药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合成杀虫剂使用不到二十年，就已经无处不在，遍布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界。大部分重要水系，包括地表不可见的地下水潜流，都已经检测到了这些化合物。十几年前施用过化学药物的土壤，直到今天仍有残留。科学家很难找到未受污染的动物做实验，在鱼类、鸟类、爬行动物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体内，广泛存在这些化学药物的残留。偏远山地湖泊里的鱼类，泥土里蠕行钻洞的蚯蚓，鸟蛋里，人类自己体内，概莫能外。现在无论老幼，绝大多数人体内都有这些化学药物的残留，母亲的乳汁里也有发现，甚至未出生婴儿的细胞组织里也有可能存在。
这种现象的出现，要归咎于生产具备杀虫功效的人造化合物产业的崛起和快速发展。该产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随着化学战争的发展，人们发现实验室研发的某些化合物能有效杀灭昆虫。这一发现并非偶然，昆虫作为人类的替代品，一直被广泛用于测试化学药物对人类的杀伤力。
这一发现导致合成杀虫剂源源不断出现。这些杀虫剂是人造产物，由实验室巧妙操控分子群而产生，或替换原子，或改变它们的组合方式，因此与二战前简单的杀虫剂大不相同。以前的杀虫剂从天然矿物和植物生成物提炼，比如砷、铜、铝、锰、锌及其他矿物的化合物，比如除虫菊来自干菊花，尼古丁硫酸盐来自烟草的某些同属，鱼藤酮来自东印度群岛的豆科植物。
新的合成杀虫剂具有惊人的生物效能，与以前的产品迥然不同。这种强大的生物效力不仅毒害生物，还介入生物体内最关键的生理过程，引起恶性变化，有时是致命的。因此，就像我们将看到的一样，它们会破坏保护身体免于受害的酶，阻断体内借以获得能量的氧化过程，妨碍各器官的正常运转，还会触发特定细胞产生缓慢却不可逆的变化，导致恶性病变。
尽管如此，每年都有杀伤力更强的化学药物问世，发明出新的用途，全球范围内都在接触这些化学药物。在美国，合成杀虫剂的产量从1947年的124259000磅
猛增到1960年的637666000磅，增长了四倍多，批发总额远远超过2.5亿美元。但就该行业的产业规划和愿景来说，如此庞大的产量仅仅是一个开端。
因此，一个“杀虫剂名录”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如果我们注定要和这些化学药物亲密接触——通过吃喝进入我们的骨髓——那我们最好了解它们的属性和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由无机化合物转入奇妙的有机世界，但有几种旧原料至今仍在使用。其中主要是砷，多种除草剂、杀虫剂的基本成分。砷是一种高毒性矿物质，广泛存在于各种金属矿石里，火山、海洋、泉水里也有微量。砷与人类的关系形式多样，历史悠久。远自波吉亚家族时代之前，直到当今，砷都是谋杀的常用物质，因为砷化合物大多无味。将近两世纪之前，一位英国医师确认烟囱烟灰里含的砷和某种芳香烃能够致癌。长期以来，群体慢性砷中毒的事件时有记载，砷污染的环境会引发马、牛、羊、猪、鹿、鱼、蜂这些动物生病和死亡。尽管如此，人们仍在广泛使用含砷的喷雾剂、干粉剂。美国南部施用过含砷喷雾剂的产棉区，养蜂业几乎绝迹。长期使用砷粉剂的农民饱受慢性中毒的折磨，含砷的庄稼喷剂和除草剂会毒害牲畜。蓝莓地里的砷粉尘飘散到邻近的农场，污染水流，毒死蜜蜂和奶牛，人们中毒病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致癌方面的权威W.C.休珀博士指出：“……我国近年来在处理含砷物质时极度漠视公众健康，无人能出其右。任何见过干粉洒播或药雾喷洒含砷杀虫剂的人，都会对毒剂施用过程中的极度粗疏大意感到震惊。”
然而，现代杀虫剂致死性更强。大多数现代杀虫剂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氯化烃”杀虫剂，以DDT为代表；另一类由有机磷
杀虫剂构成，以人们更熟悉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如前所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生物世界不可或缺的碳原子为基础构成的，因此被归为有机物。要了解这些杀虫剂的属性，我们必须弄清楚它们的组成成分，以及尽管它们和生命体的基本化学作用有关联，但到底是怎样变成生命体的致死物质。
碳是一种基本元素，碳原子具备几乎无穷无尽的彼此结合能力，形成链状、环状或其他各种构形，还能与其他物质分子联结起来。因为这种特性，从细菌到大蓝鲸，生物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复杂的蛋白质分子、脂肪、碳水化合物、酶、维生素分子，都是以碳原子为基础组成的。数量众多的非生物体也是以碳元素为基本成分，所以含碳原子并非生命体专有属性。
某些有机化合物仅仅是碳与氢的化合物。最简单的是甲烷（沼气），来源于自然界，由溶于水的有机物质经细菌分解而成，以适当的比例与空气混合，就变成煤矿内可怕的瓦斯，其化学结构高度简洁，由四个氢原子与一个碳原子联结形成：
化学家们发现，可以用其他元素替代一个或全部氢原子。例如，用一个氯原子来取代一个氢原子，我们就制造出氯甲烷：
以氯原子替代三个氢原子，我们便得到麻醉剂氯仿：
以氯原子取代所有氢原子，得到的是四氯化碳，我们所熟悉的洗涤液：
围绕着基本甲烷分子的这些变化，我们用最简单合理的术语说明了什么是氯化烃。但是这一说明不足以显示烃在化学世界中的真正复杂性，也未能体现有机化学家造出无穷多样材料的手段。有机化学家使用的不是一个碳原子的简单甲烷分子，而是含有许多碳原子的烃分子。这些碳原子排列成环状或者链状，带有侧链或者支链，而连接它们的化学键，不仅有简单的氢原子或氯原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化学基团。结构上的微小变化会带来物质整个属性的改变，例如，不仅碳原子上附着的元素非常重要，连附着的位置也至关重要。如此精妙的操控，便催生了一系列具有超凡杀伤力的毒剂。
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之简称）最早出现在1874年，由一位德国化学家合成，人们到1939年才发现它的杀虫功效。DDT旋即被吹捧为能根绝虫媒疾病、会帮助农民一夜之间战胜作物虫害的化学品。瑞士人保罗·穆勒因发现DDT获得了诺贝尔奖。
目前DDT的应用非常广泛，以致大多数人觉得它和其他常用物一样无害。DDT无害的神话或许与它最早的一种用途有关：战争时期，为扑灭虱子，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和囚犯身上被喷洒DDT粉剂。于是，人们普遍认为，既然这么多人贴身接触DDT都没有出现不良后果，这种药物肯定无害。产生这种错误认识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氯化烃药物不同，DDT 粉剂 不易被皮肤吸收；但溶于油性溶剂的液态DDT绝对有毒，被吞咽后，DDT经由消化道被慢慢吸收，也会被肺部吸收。DDT本身是脂溶性的，一旦进入体内，DDT会大量存储在富含脂肪的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等器官内，还有相当多一部分留存在肝、肾，以及包在肠道外面起保护作用的大面积肠系膜脂肪里。
DDT在体内的积累始于我们能想象的最小化学物摄入量（大多数食物上都会有DDT残留），直至达到相当高的积存水平。这些富含脂肪的体内器官起着生物放大器的作用，食物中0.1ppm的摄入量，在体内的积累可达到10—15ppm，增加了一百余倍。这些对化学家或药物学家来说很熟悉的术语，大多数人却很陌生。一个ppm，也就是百万分之一，听起来是非常小的数量（确实很小），但DDT毒效强大，微小剂量就能引起体内的巨大变化。动物实验发现，3ppm的DDT药量就会抑制心肌里一种主要酶的活性，5ppm的药量便会造成肝脏细胞坏死或衰竭。与DDT属性非常接近的狄氏剂和氯丹，仅需2.5ppm的药量就能造成同样的后果。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人体的正常化学过程中，存在着这类诱因微小而后果严重的情况，比如，0.0002克碘足以造成健康与疾病的分别。微量杀虫剂在体内逐步累积，却只能缓慢地排泄出去，所以肝脏与其他脏器的慢性中毒及退化病变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科学家们尚未就人体内可以贮存的DDT限量达成一致意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首席药物学家阿诺德·李赫曼博士认为：没有一个下限（低于此值，DDT不会被吸收），也没有一个上限（高于此值，DDT的吸收和储存便停止）。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威兰德·海斯博士却坚持认为，个体体内的DDT存贮都有一个平衡点，超过此限量的DDT会被排泄出去。就现实而言，他们孰是孰非并不特别重要。我们对DDT在人体内的贮存已有充分调查，结果显示普通人体内的积存量都会造成潜在的危害。很多研究表明，没有明确DDT接触史（不可避免的饮食摄入除外）的个人，其体内平均积存量为5.3—7.4ppm；农业工人是17.1ppm；杀虫药工厂工人则高达648ppm。由此可见，现有研究证实人体内的积存量范围跨度相当大。更说明问题的是，研究还发现人体内最小的DDT积存量也已超过损害肝脏及其他器官或组织的起始水平。
DDT及其同类化学药品最危险的一个属性是，通过食物链上的所有环节，DDT从一个生命体传至另一生命体。例如，苜蓿地里洒了DDT粉剂，苜蓿被制成饲料喂饲母鸡，母鸡产下的蛋则含有DDT。再如干草里含有7—8ppm的DDT残留物，用此干草喂养奶牛，牛奶里的DDT含量会达到大约3ppm，这批牛奶制成的奶油里，DDT浓度则高达65ppm。经过这样的传递，本来含量极少的DDT，可能会达到很高的浓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明令禁止含有杀虫剂残留的牛奶进入跨州交易，但农民们面临的问题是难以获得未受污染的奶牛饲料。
有毒物质还可能从母亲传递给下一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从人类母乳抽样实验中已经检测出了杀虫剂残留物，这意味着母乳喂养的婴孩体内会持续摄入微量有毒化学物质。但这绝不是婴儿首次接触有毒物质，有充分证据表明，婴儿在胚胎时期就开始接触到毒素。在实验动物体内，氯化烃药物轻松突破了胎盘这一屏障，而胎盘历来是母体内隔离胚胎与有害物质的天然屏障。由于婴幼儿对毒性的敏感远高于成人，胎儿吸收的有害物质剂量虽小，却不容忽视。这就意味着，当代普通人几乎都是自带化学药物降生，随后不断累积残留物。
基于以上所有事实——低量摄入的有害药物会积存和持续累积、日常饮食所摄入的残留物会引起各种程度的肝脏损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科学家早在1950年就宣布“DDT的潜在危险极有可能一直被低估了”。医学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也没有人能预知最终的后果。
另一种氯化烃是氯丹，具有DDT所有的有害属性，也有自己的诸多特性。其残留物能长久留存于土壤里、食物中或者施用过农药的物体表面。氯丹能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进入体内，可通过皮肤吸收，也可作为喷雾或者粉尘被吸入，当然，吞咽后的氯丹残留物会被消化道吸收。与其他氯化烃一样，氯丹的沉积物会在体内积聚增多。含2.5ppm微量氯丹的食物，最终可能在实验动物脂肪内累积高达75ppm的残留物。
1950年，资深药物学家李赫曼博士指出，氯丹是“杀虫剂中毒性最强的药物之一，任何人只要接触都有可能中毒”。但郊区居民显然并未把这一警告放在心上，仍然毫无顾忌地使用含氯丹的粉剂治理草坪。他们当时没有马上发病，但这不能证明什么，因为毒素可在人体内长期潜伏，几个月或几年后才毫无征兆地发病，那时很难追溯病因。另一些时候，死神也可能马上降临。一位受害者不小心将浓度为25%的工业溶液洒到皮肤上，四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中毒症状，没有等到医疗救治就已死亡。由于很难依赖预警，所以无法及时救治。
七氯是氯丹的成分之一，在脂肪里贮存的能力超强，在市场上作为一种单独的化学制品销售。食物中只要含有千万分之一的七氯，体内都能检出。它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会转变成一种化学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名为环氧七氯，这种转变是在土壤或动植物组织里完成的。鸟类实验表明，转化生成的环氧七氯比原来的七氯毒性更强，是氯丹的四倍。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一类名为氯化萘的特殊烃类会引发肝炎，职业暴露人群还会患上一种罕见的肝脏绝症。电气工人曾因此患病致死。最近，农业界人士怀疑氯化萘导致牛患上一种奇怪的绝症。有了这些先例，就不难理解狄氏剂、艾氏剂以及异狄氏剂这三种杀虫剂的剧毒性，它们跟氯化萘相关，是所有烃类药物中毒性最强的。
狄氏剂因德国化学家狄尔斯而命名，如通过吞咽被吸收，其毒性约等于DDT的五倍；但作为溶液被皮肤吸收，毒性则相当于DDT的四十倍。由于中毒者发病快，神经系统受到极大破坏，出现惊厥，让人闻之色变；而中毒后恢复非常缓慢，可见其毒害的长久性。与其他氯化烃一样，狄氏剂的长期危害会严重损坏肝脏。虽然狄氏剂的施用会对野生动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由于其能够长期残留、杀虫功效显著，目前仍然是应用最广的杀虫剂之一。鹌鹑和雉鸡的实验证明，狄氏剂的毒性约为DDT的四十至五十倍。
关于狄氏剂在体内如何贮存、分布或代谢，我们的知识还有很大的空白。化学家发明杀虫药的能力远远超过他们对毒素影响生命体的生物学认知水平。各种迹象表明，这类毒素如休眠的火山一样长期蛰伏在人体内，当生理应激增强，需要动用脂肪储备时，潜伏的毒性会骤然爆发。这方面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艰苦卓绝的抗疟运动，在疟疾防治中，用狄氏剂取代DDT（因疟蚊已对DDT产生抗药性）之初，喷药人员中就出现了中毒病例，发病情况非常严重，半数以上（人数因项目不同有差别）中毒者出现抽搐，数人死亡；有些人在最后一次接触狄氏剂之后 四个月 ，才出现抽搐症状。
艾氏剂则有些神秘，作为一种独立药剂存在，像是狄氏剂的一个变身。经艾氏剂处理过的苗圃里长出来的胡萝卜，已检测出狄氏剂残毒，这种变化发生在活体组织和土壤里。这种炼丹术式的变化导致很多研究报告出现错误，如果化学家只检测施用过艾氏剂之后的艾氏剂残留，他会错误地以为残留全部消失了。事实上，余毒还在，只不过变成了狄氏剂，需要不同的检测方法。
像狄氏剂一样，艾氏剂也有剧毒，会引起肝脏和肾脏的退行性病变。一颗阿司匹林药片大小的剂量，就足以杀死四百多只鹌鹑。人类中毒的病例已有不少记录，其中大多数与工业处理有关。
与大多数同类杀虫剂一样，艾氏剂会引起不孕症，给未来投下恶毒的阴影。雉鸡摄入极微量的艾氏剂，虽然没有致死，但产蛋量减少，孵出来的幼鸟也会很快死亡。这种影响不仅限于鸟类，接触过艾氏剂的老鼠受孕次数减少，其幼鼠也病怏怏，存活不久；接受过艾氏剂治疗的母狗所产小狗活不过三天。总而言之，新生一代因母体中毒而受害。没人知道同样的影响是否会出现在人类身上，但是这类化学药品已经通过飞行喷洒遍及城郊和田野。
异狄氏剂是毒性最强的一种氯化烃药物，其化学性能非常接近狄氏剂，但分子结构上的一点微小差异使其毒性相当于狄氏剂的五倍。相形之下，杀虫剂的鼻祖DDT可以说近乎无害。对哺乳动物、鱼类、一些鸟类而言，异狄氏剂的毒性分别是DDT的十五倍、三十倍、三百倍。
投入使用后的十年间，异狄氏剂毒杀过巨量的鱼类，牛畜误入喷过药的果园会中毒死亡，井水被严重污染。至少有一个州的卫生部门曾发出严重警告：随意使用异狄氏剂正危害人类生命。
有一起中毒事件最为悲惨，异狄氏剂的使用没有明显疏忽，喷洒前也做足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一对美国父母带着满周岁的孩子迁居委内瑞拉，他们在搬入的房子里发现了蟑螂，几天后使用了含有异狄氏剂的喷雾剂。上午9点左右开始打药之前，他们把婴孩连同家里养的小狗都带到了屋外，喷药之后也擦洗了地板。下午3点左右，婴孩及小狗被接回家，大概一个小时后，小狗开始呕吐、抽搐，然后死掉了。当天晚上10点，孩子也开始呕吐、抽搐，随后失去知觉。和异狄氏剂这次致命接触之后，这个原本正常健壮的孩子失去了视觉、听觉，肌肉频繁痉挛，对周围环境不再有感知，基本上变成了植物人。在纽约医院接受治疗数月之后，孩子情况未有改变，也没有好转的希望，主治医师说：“任何程度的康复都希望渺茫。”
第二大类杀虫剂是有机磷农药，跻身世界上最毒药物之列。使用这类药物最主要、最明显的危险是：不管是喷洒药剂的人，还是不慎接触漂浮的药雾、被喷药的植被、废弃药剂包装容器的人，都会发生急性中毒。在佛罗里达州，两个孩子找到一只空口袋，用来修补秋千，没过多久，这两个孩子就死了，跟他们一起玩耍的三个孩子也得了病。这个袋子曾经装过一种叫作对硫磷的杀虫药，是有机磷化合物的一种；检验证实，他们的死亡正是对硫磷中毒所致。另外，威斯康星州有两个孩子，他们是堂兄弟，在一个晚上同时死亡。那天，其中一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父亲正在毗邻田里给马铃薯喷射对硫磷药剂，药雾飘进了院子；另一个孩子跟随父亲跑进谷仓嬉戏，用手动过喷雾器具的喷嘴。
这些杀虫药的来历颇具讽刺意义。有些化合物本身，如磷酸的有机酯，虽然久为人知，但其杀虫特性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才被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雷德尔发现。德国政府当即认识到这些化合物在人类针对同类的战争中充当新型杀伤性武器的价值，随即秘密开展有关的研制工作。有些成了致命的神经毒气，另一些有相近化学结构的则被制成杀虫剂。
有机磷杀虫剂对生命体的作用很奇特，能够破坏生物体内具有关键功能的酶。此类杀虫剂主要攻击昆虫或温血动物的神经系统。正常情况下，一个神经脉冲借助称作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物”在神经之间传递，乙酰胆碱履行完重要功能之后就会自行消失。这种物质的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不采取特殊的操作程序，医学研究人员无法在其消失之前对其抽样。这种传导物质转瞬即逝的特性是维持身体正常机能所必需的。在一次神经脉冲通过之后，如果乙酰胆碱没有被立即摧毁，所有脉冲就会沿着桥梁持续在神经之间快速传递，乙酰胆碱将以更加强烈的方式发挥作用，导致整个身体运动失去协调性，出现颤抖、肌肉痉挛、浑身抽搐，很快导致死亡。
应对上面的偶发状况，机体内有一种叫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可以随时消灭体内不需要的传导物质，维持机体内的精确平衡，避免乙酰胆碱积聚到危险数量。接触有机磷杀虫剂会破坏体内的保护酶，随着保护酶的数量减少，乙酰胆碱的累积量升高。有机磷化合物的这一作用机理，与生物碱毒蕈碱相似，后者存在于一种叫毒蝇伞的有毒蘑菇里。
反复接触此类药物会降低胆碱酯酶的含量，当达到急性中毒发作的临界点时，一次极微量的接触都会导致发作。因此，对喷洒农药和经常接触药剂的人员进行定期血检极为重要。
对硫磷是用途最广的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也是药性最强、最危险的一种药物。接触过对硫磷的蜜蜂变得“狂躁、好斗”，会做出疯狂的清洗动作，半小时之内就濒临死亡。有位化学家试图以最直接的办法了解引起人体急性中毒的剂量，吞服了极微小剂量的对硫磷（仅仅相当于0.00424盎司），立即全身瘫痪，还来不及够到事先预备在手边的解毒剂就已死亡。据传，对硫磷现在是芬兰人最常使用的自杀药物。近年来，加利福尼亚州平均每年有二百多起对硫磷意外中毒的报告。在全球很多地方，对硫磷死亡数字惊人：1958年，印度有一百起致命案例，叙利亚六十七起。日本平均每年有三百三十六起对硫磷中毒死亡案例。
尽管如此，通过手动喷雾器、电动鼓风机、洒粉机或飞机喷洒，美国现在仍然将大约700万磅左右对硫磷施用于农田与果园。一位医学权威说，仅仅加利福尼亚农场所用的对硫磷就是“毒死五到十倍全球人口的致死剂量”。
人类之所以幸免于灭绝，主要是对硫磷及其他同类药剂的分解速度很快。与氯化烃相比，其在庄稼上的有效残留时间相对要短，但足以带来各种危害，轻则严重中毒，重则致命。在加利福尼亚的里弗赛德，三十位采摘柑橘的工人里有十一人得了重病，除一人外都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他们的症状是典型的对硫磷中毒。两周半左右之前，橘林曾被喷洒过对硫磷雾剂，残留物已经留置十六至十九天之久，却仍然导致采橘人陷入干呕、半失明和半昏迷的痛苦。这绝对不是对硫磷残留时间的最长纪录，一个月之前喷过标准剂量农药的橘林也发生了类似事故，六个月之后的柑橘皮里仍能检出残留物。
由于有机磷杀虫剂给在农田、果园、葡萄园里施用农药的工人带来极大危险，施用这类农药的一些州设立了实验室，协助临床医生开展诊断和治疗。但是，除非医生救治中毒患者时戴着橡皮手套，否则自己也可能中毒。洗衣妇洗濯中毒者衣物也有危险，衣服上可能已经吸附了足以让她中毒的对硫磷残留量。
马拉硫磷是另一种有机磷化合物，应用很广，和DDT一样广为人知。马拉硫磷被广泛使用于园艺、家庭灭虫、蚊虫喷药以及地毯式歼灭昆虫，比如，佛罗里达州为了消灭地中海果蝇，对近百万英亩
的社区喷药。很多人认为马拉硫磷在同类药物中毒性最小，因此可以随意使用，不用担心有害，商业广告也助长了这种放心无忧的心态。
和很多其他化学药品一样，马拉硫磷投入使用数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其宣称的“安全性”非常不可靠。马拉硫磷之所以“安全”，仅仅是因为哺乳动物肝脏具有非凡的保护功能，使其变得相对无害。肝脏的解毒作用由一种酶完成，当这种酶被破坏或其活动受到干扰，接触马拉硫磷的人就会遭受毒素的全力攻击。
不幸的是，人类遭遇这种情况的机率很大。几年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发现，如果同时施用马拉硫磷和其他某种有机磷化合物，会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其毒性是预计的两者叠加毒性的五十倍。换言之，如果这两种化合物混合使用，每种只取致死剂量的1%，便足以致命。
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对化合物混合作用进行测试。我们现在知道，磷酸酯杀虫剂的很多对组合非常危险，如果混合使用，毒性会上一个台阶，大为强化。毒性之所以强化，是一种组分破坏了能消解另一种组分的肝脏酶，两种化合物都不必同一时间施用，就能产生这种作用。混合作用不仅威胁这周喷洒一种虫药下周喷洒另外一种的人，也危害喷洒了混合农药的农产品的消费者。一碗普通沙拉很容易就出现多种磷酸酯杀虫剂的混合，在法定许可限量之内的多种残毒也会相互作用。
化学药物的这种相互作用非常危险，我们对其全部细节知之甚少，但科学实验室不时发布令人不安的新发现。其中之一是发现一种有机磷化合物的毒性可以被第二种物质增强，而这种物质不一定是杀虫剂。比如，某种增塑剂可能比另一种杀虫剂更能增强马拉硫磷的毒性，这也是因为增塑剂抑制了肝脏酶的功用，而正常情况下这种酶能拔除马拉硫磷的“毒牙”。
在正常的人类环境里，其他化学制品尤其是医学药品的作用又怎么样呢？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启，但已经知道，某些有机磷化合物（对硫磷和马拉硫磷）能增强某些肌肉松弛剂的药物毒性，几种其他磷酸酯（同样包括马拉硫磷）会显著增长巴比妥酸盐的安眠时间。
希腊神话中的女巫米蒂，因丈夫贾逊被情敌夺走而勃然大怒，送给新娘一件魔法长袍，披上之人会当场暴毙。类似间接致死的杀虫剂则被称为“内吸杀虫剂”，这些杀虫剂特性非同一般，能将动植物变身为自带毒性的“米蒂长袍”，杀死接触这些动植物的昆虫，尤其是那些吮吸植物汁液或动物血液的昆虫。
内吸杀虫剂的世界非常诡异，格林兄弟在世也难以想象，恐怕只有查尔斯·亚当斯的漫画世界差可比拟。在这个世界里，童话中的迷人森林变成了有毒森林，昆虫只要咀嚼一片树叶或吮吸一株植物津液就难逃一死。在这个世界里，一条狗被跳蚤叮咬一口就会死去，狗血已变成毒血；从未触碰过植物的昆虫，也会死于植物散发的水汽；蜜蜂带回蜂房的花蜜有毒，再酿出有毒的蜂蜜。
硒是一种自然生成的元素，在世界多地的岩石及土壤里均有少量发现。应用昆虫学领域的工作者发现，含硒酸钠的土壤里种植的麦子能够免受蚜虫或叶螨侵害。受此启发，昆虫学家萌生了内吸杀虫剂的梦想，硒由此成为第一种内吸杀虫剂。
一种杀虫剂具备渗透动植物全部组织并使其中毒的能力，便成为内吸杀虫剂。一些自然生成的物质具有这种属性，一些人工合成的氯化烃类和有机磷类化合物也具有这一属性。实际应用中，因为有机磷类化合物的残留问题没那么尖锐，大多数内吸杀虫剂都是从有机磷类物质提取出来的。
内吸杀虫剂还以别的隐蔽方式发生效用。通过浸泡或与碳混合后涂抹的方式施用于种子，其效用会延续到植物的后代，生成对蚜虫及其他吮吸类昆虫有毒的幼苗。这个防虫办法有时用于像豌豆、黄豆、甜菜一类的蔬菜。在加利福尼亚州，用内吸杀虫剂处理棉籽已有一段时间，但在1959年，由于处置杀虫剂处理过的棉籽袋，加州圣华金河谷棉花种植农场的二十五个工人突发重病。
在英格兰，有人想知道蜜蜂从内吸杀虫剂处理过的植物上采蜜会发生什么情况，为此对施用八甲磷农药的地区进行调查。尽管喷药发生在植物花朵成形之前，但后来生成的花蜜仍然含有毒素。结果和预测的一样，蜜蜂所酿之蜜也被八甲磷污染了。
动物内吸杀虫剂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控制牛蛆，牛蛆是一种寄生于牲畜的破坏性寄生虫。要在宿主血液及组织里形成杀虫功效且不危及宿主生命，必须非常微妙和小心地平衡毒性。政府部门的兽医发现，重复性小剂量用药会逐渐耗尽动物体内保护性的胆碱酯酶，极微小的用药过量都会毫无预警地引发中毒反应。
有强烈迹象表明，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领域正在开启。据说，现在给你的狗喂一粒药丸，可使狗血本身带毒，从而摆脱跳蚤。但是，牛畜用药时发生的危险情况，可能会在狗身上重演。迄今为止，好像还没人建议在人类身上使用内吸杀虫剂来毒死蚊子。也许这是下一步的计划。
至此，这一章一直讨论的是我们大战昆虫所用的致死农药。我们同时在进行的杂草之战情况又如何呢？
盼望快速简便地灭除不需要的草木，催生出一大批日渐繁多的化学药物，我们称其为除莠剂，非正式名称是除草剂。本书第六章将论述人们如何使用及误用这些化学药品，这章里，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这些除草剂是否有毒？它们的使用是不是环境毒害的另一个原因？
除莠剂只对植物有毒、对动物无威胁，这个神话广为流传。很不幸，这不是事实。除草剂包括很多种化学药品，对植物和动物组织都有影响。它们作用于有机体的效果差异很大。有些是一般性的毒药；有些是新陈代谢的强效激发剂，导致体温致命升高；有的药物独立起作用或与其他药物共同起作用，会引发恶性肿瘤；有些则引起基因突变，破坏生物种属的遗传物质。因此，除莠剂和杀虫剂一样，都包括了一些十分危险的化学药物。认为除莠剂“安全”就草率施用，会招致灾难性后果。
尽管实验室源源不断地竞相推出新药物，以亚砷酸钠形式出现的含砷化合物仍被大肆使用，既做杀虫剂（如前所述），也做除草剂。含砷化合物的使用历史让人无法安心。作为路边除草剂，不仅使很多农民失去奶牛，也杀死了无数野生动物；作为水中除草剂施用于湖泊和水库，导致公共水域不再适宜饮用，甚至不宜游泳；用于毁掉马铃薯田的藤蔓，使人畜都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1951年前后，原本用来烧毁马铃薯藤蔓的硫酸出现短缺，英国开始以上述含砷化合物取而代之。英国农业部认为，必须警告人们进入喷过含砷药剂的农田有危险，但是家畜听不懂这种警告（我们必须假设野生兽类及鸟类也听不懂），因此不时出现家畜因含砷喷剂中毒的报道。当一位农妇因为饮用砷污染的水死亡时，英国一家大型化学公司于1959年叫停了含砷喷雾剂的生产，召回了分销商手中的供货。此后不久，农业部宣布，因为亚砷酸盐对人和家畜极度危险，将限制亚砷酸盐的使用。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也宣布了类似禁令。然而，美国并没有限令阻止这些有毒物质的使用。
有些“二硝基”化合物也被用作除莠剂。美国在用的同类化学药品中，它们被评定为最危险的一种。二硝基苯酚是一种高效代谢增强剂，一度被用于减轻体重。可是，减肥所需摄入量和致毒或致死剂量之间只存在细微差距，有几个因此致病者已经死亡，还有很多使用者受到永久性伤害。该减肥药最终被禁用。
五氯苯酚是二硝基的一种同属药物，有时称为“五氯酚”，也是兼做杀虫剂和除草剂，常常用于喷洒铁路沿线及荒芜地带。从细菌到人类，五氯酚对多种有机体均有极强的毒性。像二硝基药物一样，五氯酚常常对机体内部的能量来源造成致命干扰，造成受害机体的能量耗竭而亡。最近，加利福尼亚州卫生局报告了一起致命事故，展示了它的可怖毒性，一位油罐车司机混合柴油与五氯苯酚，准备配制一种棉花落叶剂。当他从桶内汲出浓缩药液的时候，龙头意外掉落桶内，他徒手伸进桶内捞出龙头。尽管他当即洗手，还是很快发病，次日即告不治。
亚砷酸钠或酚类药品这类除草剂的恶果十分明显，另一些除莠剂的效用却很隐秘。例如，现在广为人知的蔓越莓除草剂氨基三唑，又称“杀草强”，被评定为毒性相对较小，却可能引发甲状腺恶性肿瘤。长远来说，引发野生动物甲状腺恶性肿瘤的趋势非常显著，对人类的影响也可能如此。
有一些除莠剂被划归“诱变剂”，具备改变遗传基因的能力。辐射造成的遗传性影响触目惊心，具有同样危害的化学药物却在环境中广泛散播，我们怎能视若无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