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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命的发展史，也是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塑造了动植物的形态和习性；地球存在的漫长时间里，生命体改造环境的反作用相对微小。也就是到了20世纪，在短短的一瞬间，人类这个物种才拥有了改变自然的强大能力。
过去二十五年里，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不仅增长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量级，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致命的危险物质污染了空气、土壤、江河和海洋，人类造成的这些最严重的环境危害几乎无法挽回。这些污染会在生物体内及其生存环境里引发恶性连锁反应，其影响基本不可逆转。无所不在的环境污染中，化学药品和辐射同样有害，改变着自然界和生命的本质，却鲜为人知。核爆炸会向大气释放锶90，随雨水和浮尘沉降到地面，滞留在土壤里，然后渗入草木、玉米或麦子，最后沉积在人体骨骼里，直至生命终结。农田、森林、花园中喷洒的化学制品也会长期滞留在土壤里，继而侵入生命机体，而后通过一系列中毒和死亡连锁反应在生物间传递。有时化学制品会随着地下水流动神秘迁移，待重新流出地表时，则会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生成新物质，致使植物凋亡、家禽患病、井水染毒。人们饮用井水而中毒，却不明所以，就像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的：“人类无法辨认自己创造出来的恶魔。”
地球经过亿万年的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成千上万种生命。漫长岁月里，生命不断发展、演化、形成多样性，在环境中不断调整趋于平衡状态。环境中有益和有害的因素并存，引导滋养着生命也严格塑造着生命。有的岩石会释放危险射线，太阳光给予万物能量的同时也含有有害的短波射线。只要赋予时间足够长，不是几年而是数千年，生命会自我调整、适应从而达到平衡。时间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现代社会却给不了这么久的时间。
急遽的变化和应接不暇的新状况，并非自然界仔细斟酌的结果，而是浮躁鲁莽的人类造成的。今天的辐射危害，包括了人类干预原子制造出来的非自然辐射，远远不止亘古有之的岩石基底辐射、宇宙射线轰炸和太阳紫外线。生命体必须适应的化学物质不仅限于江河从岩石上冲刷入海的钙、硅、铜及其他矿物质，还包括人类实验室创造发明的众多人工化合物，它们在自然界里并没有对应物。
生命体要适应这些人造化合物不止几十年，而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但若非奇迹出现，即便适应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的实验室正源源不断地制造新型化学制品，仅美国每年投入使用的新增化合物就有近五百种。这个数字惊人，含义却不够直观，这意味着人和动物体每年要适应五百种新的化学物质，而且是完全超出生物体验极限的五百种化合物。
这些化学制品中，许多是人类用来对付自然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灭除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现代人俗称的“害虫”，人类制造了二百多种基本化学药品，以几千种不同品牌进行销售。
现在几乎所有的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都会使用这些喷雾剂、干粉剂或气雾剂。人们本想去除少量杂草和某些虫子，结果却杀灭了所有的昆虫，益虫和害虫都难逃一死；这些化学药品使鸟儿停止欢唱，鱼儿不再戏水，给树叶涂上致死的毒膜，在土壤里长期滞留。地球表面披上了这层毒壳，叫人怎么相信生命不会受害？这些化学制品不仅是杀虫剂，还是“杀生剂”！
喷洒农药是一个无尽头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自DDT投入民用开始，人们所需农药的毒性不断升级。这是因为昆虫会进化成具有抗药性的超级物种，人类不得不制造杀伤力更强的杀虫剂，不断研发下一种更致命的化学药品，这也证实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另一方面，害虫常常出现“死灰复燃”的现象，农药喷洒后数目反而增多（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下文会解释）。这样一来，所有生物都在猛烈的战火中遭殃，这场农药大战没有赢家。
化学药品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危机。正如核战争会导致人类灭绝，化学药品沉积在动植物组织内，甚至渗入生殖细胞破坏或改变遗传物质，也改写着物种的未来。
有些人梦想成为“人类未来的设计师”，憧憬着有一天能依照“设计”改变人类种质（遗传物质），但我们今天的鲁莽行事或许已经改变了人类，很多化学药剂和辐射一样能引起基因突变。人类竟然因为选择杀虫剂这种小事左右了自己的未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冒如此大风险，所为何来？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难以理解我们判断利弊的扭曲能力：因为想去掉某些物种，就污染整个环境，给人类本身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威胁，聪明的人类怎么会这么做？但这确系我们人类所为！何况，这样做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我们被告知，大量施用杀虫剂是为了维持农场产量。实际上，真正的难题是“ 农产品过剩 ”。我们给农夫发放补贴让他们休耕，多方努力缩减农作物面积，而生产过剩现象却依然惊人。仅1962年，美国纳税人就耗费十亿多美元用以存贮过剩粮食。1958年，农业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正设法减少农作物产量，另一个部门却宣称：“我们一致认为，《土地银行休耕法案》造成的耕地面积减少，将刺激人们使用农药以提高剩余耕地的最高产量。”这些显然无助于改善现状。
这些并非意味着没有害虫或没有防治必要。我想表达的是，昆虫防治一定要立足现实而不能基于臆想，采取的措施绝对不能危及人类。
我们试图解决问题，却一开始就引发一系列灾难，这在现代生活中似乎已成定势。早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就生活在地球上，它们种属丰富，善于适应环境。随着人类出现，五十多万种昆虫中，只有一小部分和人类发生了利害冲突，主要是争夺人类食物，传播人类疾病。
在人口密集，尤其是卫生状况恶劣的地区（如自然灾害、战争期间或赤贫地区），昆虫携带病菌是严重问题。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害虫防治很有必要。但我们也已经清楚地知道，大规模化学防治对卫生条件的改善非常有限，还有可能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
原始农耕时代，农夫很少遇到虫害问题。随着集约化农业的形成，人们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虫害开始出现。这一种植方式助长了特定昆虫的爆炸性增长。种植单一农作物并不符合自然规律，是农业工程师构想出来的农作方式。大自然赋予大地纷繁景象，人类却热衷于化繁为简，毁掉了自然界固有的物种制衡方法。限制物种的栖息范围是自然界一个重要的制约方式。所以很明显，仅种麦子的农田里，以小麦为食的一种昆虫繁殖得很快，如果田里混种昆虫不适应的其他谷物，这种昆虫的繁殖速度会慢得多。
类似情况时常发生。数十年以前，美国很多繁华市镇的街道两旁都栽着高大气派的榆树。现在甲虫传播的病害正横扫所有榆树，人们满怀希望建设的美丽景观眼看就要荡然无存。如果当初将榆树间种于其他树种里，这类甲虫大量繁殖和蔓延的机会则相当有限。
引发现代虫患的另一个因素必须放在地质变迁和人类历史大背景下考察，涉及数千种不同生物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入侵新领地。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对物种全球范围内迁徙进行过研究，他的近作《入侵生态学》对此有生动描述。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肆虐的海洋切断了陆地之间的陆桥，许多生物被限制在埃尔顿所指的“相互隔离的巨大自然保护区”里。同类生物相互隔绝，各自发展出新的种属。大约一千五百万年前，大陆板块重新连通，这些物种开始往新地方迁移，这一迁徙到今天仍在继续，人类对此发挥了很大作用。
动物几乎永远随植物迁移，而新兴的动植物检疫尚未产生明显的遏制效果，因此当下物种传播的主要媒介仍然是进口植物。仅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大约二十万种植物。美国近一百八十种主要植物害虫中，近一半是从国外意外引入，其中大部分像搭便车旅行者一样，由进口植物携带入境。
在新的土地上，侵略性动物或植物远离了抑制增长的自然天敌，繁衍异常迅速。外来物种毫无意外地成为最难对付的昆虫。
无论是自然发生还是人为造成的物种入侵，都将持续下去，耗资巨大的检疫手段和大规模化学防治只能暂时抑制。埃尔顿博士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不仅需要寻求压制某种动物或植物的新技术手段”，而且要掌握动物种群的基本知识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才能“促成稳定平衡状态，防止虫害大规模爆发，阻止新物种入侵”。
这些基础知识已经随处可得，却被束之高阁。我们的大学培养生态学者，政府机关聘用不少生态学专家，但很少采纳他们的建议。我们仿佛别无他法，只能听任致命化学药剂像雨水般浇落。事实上好办法不少，只要有机会，我们的聪明才智会很快找到更多良方。
我们面对低劣有害的东西束手无策，仿佛失去了争取美好事物的眼界和意志，是我们糊涂了吗？用生态学家保罗·斯帕特的话来说，这种想法是“美化我们糟糕的生活，环境的崩坏让人忍无可忍，我们却只满足于把头伸出水面暂做喘息。我们为什么会容忍食物微量含毒？为什么周围已了无生气我们还要安家？为什么只要不是敌人我们就要维持交情？为什么马达声还没有把我们逼疯我们就该忍耐？我们仍然甘愿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只是因为它还没有完全毁灭吗？”
实际上，濒临毁灭的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用化学手段建立一个无细菌无昆虫世界的想法，像十字军运动一样，激发了许多专家和所谓防治部门的巨大热情。然而，各方面的证据表明实施喷药的人员滥用权力。康涅狄格州昆虫学家尼勒·特诺说：“监管部门的昆虫学家为了推行自己的命令，集公诉人、法官、陪审员、估税员、收税员和警察官的职能于一身。”无论是州或联邦一级的部门，滥用职权的恶劣行为都没有得到监管。
我不是主张完全禁用化学杀虫剂。我想说明的是，公众完全不了解其潜在毒害，我们随意将具有生化危害的有毒化学药剂交给他们。未征得公众同意，便令大批人口接触有毒物质，而受害者甚至毫不知情。如果智慧、远见的国父能预见今天这种问题，《民权法案》肯定会有条款保障公民免受私人或公职人员喷洒的致死毒药危害。
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调研这些化学药物对土壤、水、野生动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影响，便准许其投入使用。人类未经通盘考虑便如此对待滋养万物的大自然，恐怕很难得到子孙后代的谅解。
我们对这种威胁的性质了解十分有限。这是一个推崇专家的时代，专家们却只关注自己的领域，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这个威胁的影响范围有多大。这又是一个工业至上的时代，很少有人质疑不惜代价赚钱有什么不对。公众发现杀虫剂有明显危害而发起抗议，得到的却只是息事宁人、真假参半的回应。我们必须马上终结这种虚假的保证，终结用糖衣掩盖可怕事实的企图。防控工作人员只是估算风险，被迫承受风险的却是广大民众。应该由公众来决定是否继续现有做法，而做出这个决定必须事先掌握足够的事实。正如珍·路斯坦德所言：“既然我们必须承受，我们就必须拥有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