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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吐血病好了之后，即再去鄱阳，到鄱阳县委去请指示工作；那时，弋阳的区委，是归鄱阳县委指挥的。我将各种情形报告之后，县委指出了我们的群众准备工作还是不够，所以受着白军进攻，就无力击退他。又以我在弋阳做工作，目标太大，惹敌注意，派我到横丰
去当区委书记，调黄道同志来当弋阳区委书记。我经过县委的讨论后，更深深的感觉争取群众的重要，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团结，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力量。
我从鄱阳匆匆回弋阳九区时，同志们已经干得很起劲，并还缴到敌人两条枪，大家更兴奋了。不久，张劣绅请来的白军，全部退走，我们就发通告，召集我们所能领导的农民群众，集中出发，攻击张劣绅所盘据的根据地——烈桥。应召而到的群众，有三百余人，沿途临时加入的群众，则有三千余人；攻入烈桥时，张劣绅与其党徒，均逃遁一空。此役，张劣绅受了很大的惊慌，乃远逃南昌、上海，提个篮子卖些肥皂、洋袜为生，俨像从苏联驱逐出来的白党一样的穷途末路，后病死在外。从此，九区就成了赤色的九区了；斗争了八九年，始终坚持，成为赣东北苏维埃革命最巩固的根据地。
我依照党的决定，潜赴横丰工作，正是十一月中旬的时候。
我到横丰的第三天，得悉我妻在鄱阳被捕的消息。因鄱阳那几个假革命分子的告密，机关破坏，共捕去三人，两个负责同志（忘记他们的姓名，只知道有一人是姓林的，四川人，做过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捉去第三天就枪毙了，死时极壮烈。我妻因年幼，又无确证，在狱四十余天得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