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汉武帝开始，朝廷注意提拔身份卑微的“书呆子”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最典型的代表是犯过罪、放过猪，年近七十才入仕的公孙弘。这类人缺乏实务经验，却善于把持权力，以皇帝的需要来解释司法，成了神化皇帝的主力军。
窦太后死后，作为汉初指导思想的黄老之术迅速让位于儒家，儒教时代到来了。
西汉的儒家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最初的儒教建立在一本对《春秋》有歪曲解释的书上，这本书叫《公羊传》。
由于提倡“微言大义”、“大一统”、政治进化论（早期儒家总是向往古代政治的清明，《公羊传》却推崇现世，不注重古代），这一切都符合西汉王朝的需要，《公羊传》成了西汉的圣典，孔丘已经变成了公羊。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是阴阳学说杂入儒家学说，提倡“天人合一”，试图利用儒教解释从宇宙天地到人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他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这个真理之中。
按照“天人合一”理论，人类社会的规律与天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天的意志。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定的，是不容置疑的，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既然天选择刘氏作为天子，那么所有对皇帝的反抗就是非法的。通过这种方式，董仲舒解决了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的问题。
儒教诞生的同时，作为道家集大成者的淮南王刘安却死了。他主持编撰的《淮南子》虽然代表了道家思想的高峰，在当时却没有产生现实影响力。道家从此退出了统治哲学。
一个叫作公孙弘的小人物可能永远也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飞黄腾达。
公孙弘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前后，出生时刘邦还在位。据《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记载，他曾经担任过小吏，但由于犯罪被免职，迫于生活压力只能到海边去放猪。他与著名的大才子贾谊同岁，但贾谊三十三岁去世时已名满天下，而此刻，公孙弘还只在猪窝旁挣扎。
到了四十多岁，这个一事无成的小人物眼看就要卑微地度过一生，他决定开始另一段冒险：去读书。
当时已经是汉文帝执政晚期，各地的儒家学说有所抬头。西汉时期人们对书籍的占有与现代不同，现在，我们随时可以接触琳琅满目、品种齐全的图书。但在汉代，书籍都是手工抄在竹简上的，因此往往意味着“富人专供”，许多穷人可能终生都见不到一本书。
在这种情况下，读什么书也充满了偶然性。一个学习《道德经》的人可能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老子，而是他只见过这一本书，没有机会接触别的。当他把这一本书背得滚瓜烂熟时，就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可以到官府混饭吃了。
由于竹简运输不便，许多人传授学问都是靠背诵完成的，他们以口述的方式，帮助学生把全书背下来，解释一遍，就算完成了传授。
公孙弘住在齐地，在战国时期，齐国是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以研究各家学说而出名，号称“稷下学”。
孔子出生于鲁国，因此，鲁地保存了较完整的孔子学说。为什么齐国也成了研究儒家的学术中心呢？这是因为齐国比鲁国更强大，其国君更倾心于称霸，想以齐国为中心重建诸侯国之间的秩序。在齐王的周围聚集了大量学者，他们希望为齐王量身打造一套称霸天下的理论体系。这些学者不仅有来自儒家的，也有来自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儒家学者荀况、道家学者田骈、阴阳家邹衍，都曾经在稷下学宫做研究。这些不同学派的人使原始的儒家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历史上也把这一派儒家称为“齐学”，而直接继承了孔子理论的鲁地儒家被称为“鲁学”。
在齐地，公孙弘有机会接触了一本叫作《公羊传》的书。《春秋》由孔子整理后，学习者对其加以解释，并在私下传授。对《春秋》的其中一种解释，就是《公羊传》。
在这些文人中，最著名的一位叫作胡毋生，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此人曾经在汉景帝的手下当过博士，年老后回到齐地传授学问。胡毋生的学问是从一位叫作公羊寿的人那儿学来的，而公羊寿的学问得自家传，他的祖先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而子夏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之一。
在胡毋生之前，公羊家族传诵的《公羊传》是靠口口相传来延续的，胡毋生第一次把它变成了文字，记在竹简上。记载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孔子整理的《春秋》被称为“经”，由于经文写得过于简略，不解释就不容易懂，人们如果直接读《春秋》，就会像现代人读古代文献一样难以理解，所以，公羊家族的人会对经文进行一定的解释，这些解释被称为“传”。由于胡毋生的“传”是公羊家族流传下来的，所以他写出的解释就被称为《公羊传》。
公孙弘师从胡毋生之后，将《公羊传》背得滚瓜烂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文人。
他到了六十岁，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当年，年幼的汉武帝新上台不久，执政的窦太后决定从地方上征召一批有学问的人。当地官员把老头子公孙弘也举荐上去，白发苍苍的他第一次离开故乡，去了京城。
执政的窦太后没有嫌他老，授予他博士的头衔。他的第一项差事就是出使匈奴，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放猪的老头子虽然背了一本书，却缺乏处理实务的能力，他搞砸了使命，被太后免了职，打道回府——他向着一事无成地死去又迈进了一步。
六年后，窦太后已经去世，汉武帝开始亲政。他再次下诏征集儒家人才，地方官员再次将公孙弘上报。公孙弘已经心灰意懒，不想再去碰运气，但还是被劝说着上路了。到了都城，负责选拔的太常也看不起他，在策问时给他评了个下等。随后，这样的成绩被送给汉武帝过目，谁知汉武帝出乎大臣们的意料，立刻被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迷住了，不仅大大赞赏一番，还将他留下伺候自己。
此后，公孙弘的晋升进入快车道，从金马门待诏到左内史，直至御史大夫、丞相，最后以八十岁的高龄死在了丞相任上。
由于吃过一次亏，公孙弘对于自己的学问知根知底，他变得谦恭多礼，做事首先把个人态度藏起来。当皇帝询问时，哪怕他之前有不同意见，最后也总会无条件地支持皇帝。大臣们对他的希旨承颜感到不满，他就用谦恭的态度笼络下级，再偷偷地排挤那些比他学问大、能力强的人。
在所有学习《公羊传》的人中，他的师弟董仲舒的成就远胜于他，于是他就把董仲舒送到胶西国去当国相，原因是胶西王刘端以残暴出名，当他的手下很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挂”了。
以编撰《淮南子》出名的淮南王刘安喜欢道术，杂以百家，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公孙弘只会背诵一本《公羊传》，对于其中的意思还老是吃不透。但他感觉到皇帝担心这位堂叔的权威，就开始着手调查淮南王谋反的迹象，为此后汉武帝查办淮南王拉开了序幕。
在公孙弘办理的荒唐事中，最荒谬的要算两个案子。其一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的，当时的名臣主父偃曾经担任齐厉王的国相，由于齐厉王与姐姐通奸，主父偃对他晓之以理，齐厉王却担忧主父偃是汉武帝派来查办他的，自杀了。
这件事本来与主父偃无关，但公孙弘认为，根据《公羊传》的精神，有一条原则叫作“诛首恶”，一件事情哪怕不是他干的，但是因他而起，他就是首恶。如果主父偃不劝说齐厉王，齐厉王就不会自杀，所以主父偃就是首恶。公孙弘以这样的借口杀掉主父偃，并灭掉其家族。这件事也开启了滥杀的先河，汉朝的法律由此可以不根据人的行为来断案，而是根据事情的后果，甚至可以牵连无辜的人。
另一件案子与一位叫作郭解的游侠有关。游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他们游历在各个国家，不依附于任何政权，不属于任何已有的社会等级，独立于现有的体制。随着汉朝大一统的到来，产生游侠的土壤没有了，他们成了集权政府的敌人，成为被消灭的对象。
读惯现代武侠小说的人都会对侠客赞不绝口。郭解就是实际存在过的侠客，他年轻时曾经杀人作恶，遇到大赦之后痛改前非。据《史记·游侠列传》记载，郭解在乡里甘居贫困，却又仗义执言，身边聚集了大批仰慕他的高义的人。他虽然只是布衣，在家乡却比官员都有威望，调解人们的矛盾、维持社会正义，不作恶、不杀生。
但郭解这样的人却是集权政府最怕的，担心他成为政权的竞争者。汉武帝在建立自己的陵墓茂陵时，从郭解的家乡迁移了一批富户到茂陵居住。郭解由于家贫，并不在移民之列，但有人故意将他列入名单。随后，一批官员纷纷请愿说他不应该被迁移。事情传到汉武帝耳中，汉武帝大怒，坚持要他迁移。因为这件事情，有人替郭解打抱不平，查出将郭解列入名单的是本地人杨季主当官的儿子，于是将此人和杨季主先后杀死。另外，在一次打抱不平的事件中，另一个郭解的支持者把骂郭解的一个人杀掉。
但这两件事郭解并不知情，也绝不赞成人们互相残杀。
当官府将郭解抓住后，经过调查，发现没有办法判他的刑，因为他不知情。
眼看郭解就要再次被释放。这时公孙弘充分了解皇帝对于游侠的恐惧，他出面的时候到了。公孙弘拿出《公羊传》一查，表示：根据“诛首恶”原则，郭解作为平民百姓却总想做官府的事情，导致人们因为他而杀人。郭解虽然不知情，但这比知情更加可恶。
郭解最终死于公孙弘刀下。
上述这两个案子典型地反映了汉朝所谓的“春秋决狱”，即根据《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在公孙弘时代，由于《公羊传》是最受重视的官学，所谓利用《春秋》的精神来断案，其实就是利用《公羊传》被歪曲的解释来断案。
在“春秋决狱”中，汉朝经常使用的原则除了“诛首恶”之外，还有“责知诛率”
“原心定罪”
等。人们只要知情不报，就与犯罪者同罪，由于怕人们结社，领头的人必定诛杀。而在断案时也不看结果，而是根据人们的意图定罪，只要意图是恶的，哪怕没有引起后果，也要重判。
公孙弘时代，正是“春秋决狱”兴起的时期，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制造出来。而他本人的飞黄腾达，也反映了汉朝儒教兴起时期的混乱现实——一个毫无实务处理经验的人凭借一本书当上丞相，并轻率地行使着权力。
但是，人们心头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答：为什么汉武帝会这么喜欢公孙弘，他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这就要提到汉武帝时期儒教的兴起，以及公孙弘学习的那本《公羊传》如何成了汉朝的“客观真理”。
公孙弘当政时期，恰好西汉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原始积累”，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西汉前期，以黄老之术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一辈的死去，黄老之术遭遇危机。
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支持黄老之术的人相继去世。最后一个黄老之术的支持者是汉文帝的皇后、在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初期主政的窦太后。窦太后经过汉初的混乱，知道社会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发展，以及朝廷放手让民间处理自己的问题。
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她死后，汉武帝开始完全掌控朝政。汉武帝出生于文景时期的太平盛世，对于汉初的动荡没有任何感受，由于生长在深宫大内，对曾祖父刘邦充满了崇敬之情并将其神化。在汉武帝的心目中，他已经把刘氏当皇帝当作理所应当的事。
但是，不管是法家还是黄老之术，都不能在理论上提供刘氏必当皇帝的依据。黄老之术只是告诉汉武帝：做到“无为”就对人民有利，对人民有利就是好皇帝，好皇帝就不会被赶下台。在它们暗含的条件中，刘氏的皇帝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带有很大的偶然成分，并且有可能在未来不称职时就被免掉。
年轻的汉武帝没有曾祖父的军功，也没有祖父的宽容，年纪小小的他当上皇帝更缺乏合法性基础，他需要人们给他编造一套新的理论，将皇帝神化，来证明这个皇帝是注定的，而且这个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当黄老之术无法满足其要求时，汉武帝发现一个在野的派别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在野派别在汉武帝之前已经吸引了无数的公子哥儿的注意，他们出身于官宦家庭，沉浸在斗鸡走马的玩乐之中，希望能够永远占有众多的社会资源。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这些公子哥儿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为代表，他们分别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和汉景帝皇后王氏的娘家人，只是由于窦太后的压制，暂时无法取黄老之术而代之。
这个在野的派别，就是儒家。
在叙述儒家在汉朝得势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儒家是如何熬过秦朝的毁灭性打击，在汉初流传开来的。
在非洲，许多部族的历史是靠口口相传而留下来的，在部落中选择聪明的小男孩，让他从小开始背诵部族史，到他年纪大了，再把历史传诵给下一代男孩。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历史的数百年记忆。这种方式在中国早期学术史的传承中可能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许多亚流派的观点也是依靠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的。比如，孔子的著作（以及他参与整理的典籍）都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对孔子著作的再解读，也就是他的嫡传弟子、再传弟子的著作，则可能只有口头流传。前面提到的《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著作，它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口授给自己的弟子公羊高，公羊高则把这个解释当作宝贝背下来，再在家族内部流传，就这样传了五代，传到了公羊寿。公羊寿又把它口头传给了弟子胡毋生，胡毋生这才将《公羊传》变成文字，记在竹简上。此时已经到了汉朝。不过，口口相传往往会带来不准确的问题，随着每个人的记诵，文本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失去了原来的面貌。
口口相传的传统之外，对于先秦文化影响最大的，是秦始皇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下，为了钳制人们的思想，几乎将民间所有的学术典籍都烧毁了，只留下了几种技术性的实用作品（医学、占卜、农业等），在秦始皇看来，研究学问是没有必要的。
焚书之后，儒家的典籍已经彻底零散了。
孔子之前的周代已经有了完善的教育体系，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主要的教学内容包括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
，这些技能是国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掌握的，即行礼和奏乐、射箭和驾车，以及书法和算术。
表1 孔子之前的周代教育体系——六艺
孔子对于六艺非常精通，他的弟子们也接受了完整的六艺教育。到了晚年，孔子根据周代的文字，将经典进行整理，又形成了另一个体系——“六经”。
从本质上说，六经只是六艺的一个子集，六艺的内容涵盖了现代教育中“德、智、体”三个方面，其中礼、乐对应着“德”，书、数对应着“智”，射、御对应着“体”。六经则更加局限在“德”这一个方面，只专注于将这一方面深化。
六经包括《诗经》《尚书》《礼》《乐》《易经》《春秋》。六艺之中的礼、乐被保留了下来，但内容加深了，六艺的礼、乐只要求掌握一定的生活礼乐规则，而六经的礼、乐要求对社会中的礼仪和乐理进行完整的学习与研究。除了《礼》《乐》之外，《诗经》和《尚书》都是记载人们言行的书籍，《诗经》记载各地的诗歌，《尚书》是古代重要政治文献的结集。此外，《易经》研究世界运行规律，《春秋》通过历史来探讨人类社会的规则。
在六经当中，又有难易程度的差别，其中《春秋》是最简单入门的，也是人们学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之后按照《乐》《礼》《诗经》《尚书》《易经》的顺序，由易到难，而《易经》则被认为是最难学的。
从六艺变成六经，可以看作儒家形成的标志。六艺是周代留下的教育体系，也是儒家出现之前的教育体系。孔子采取了新的课本，加强了理论学习，强化了“礼”的地位，也弱化了读书人的动手能力，将儒和武士、匠人区分开来，专门从思想、文化等方面来培养人才。
秦朝是以法家为基础构建的统治体系，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不感兴趣，将儒家的书籍也和其他家的一起烧掉了。由于古人的书籍是竹简，昂贵且册数有限，秦始皇又可以下令让地方官员到各地的读书人家去搜缴，所以焚书之后，许多书籍只有少量的残卷躲过此劫。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到了西汉时期，儒家的六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其中关于《乐》的典籍已经彻底亡佚，不可恢复，从此以后，六经就变成了人们熟知的五经。
《诗经》由于其传唱特性，保存得较为完整。在西汉时期，有四个人通过记忆将其保存下来，并进行传授和解读。这四人分别是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和赵人毛苌，他们分别培养弟子，形成各自的派系，后人将他们传承的诗经和解释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诗经》四家依据的经文都是孔子的《诗经》，虽然由于流传的关系，在文字上有些微的区别，但真正不同的只是他们对经文的翻译和解读。就像现代人翻译《诗经》，出了数个版本一样。这些版本，有的注重直译，有的注重含义，有的还存在大量的误读，有的更可能只是借《诗经》的题随意发挥。在汉朝，每一个版本都有人追随，并将各自的不同放大开来，形成了门派之争。
《易经》由于用于占卜，秦朝时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易经》也有不少传承人，最著名的是齐地的田氏。
《尚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秦火之后，人们以为《尚书》彻底失传了，后来发现有一个叫作伏生的鲁国人保存了半部《尚书》。当初秦朝官员来搜缴书籍时，伏生在匆忙之间将一部《尚书》藏在墙壁内。经过楚汉战争的混乱，伏生回到位于济南的家乡，发现房屋已坏，他连忙查看藏书的墙壁，从中清理出二十九篇残卷。后世所使用的就是这部残缺的《尚书》。
至于《礼》，也损毁得非常严重。西汉时期，鲁人高唐生传下一部《士礼》，这可能只是孔子所用教材中最不起眼的部分。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士礼》只是一部流程指南。如果一个厨师要写一份菜谱，他会对每一道菜注明材料的分量、调料、如何用火，以及先放什么、再放什么。《士礼》记载的就是士人在各种礼仪场合应该做什么、流程应该如何进行。它不进行解释，只写流程，现代术语称之为脚本。
但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著作来替代，这部脚本就被人们奉为经典，改名为《仪礼》，也称《礼》。
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春秋》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被广泛学习的科目。但《春秋》流传的情况也出现了混乱。按照班固的记载，传习《春秋》的一共五家，但只有三家（《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流传了下来。
三家中，以《左传》写得最好。剩下的两传如同刻板的教书先生，逐字逐句地向读者解释难点、段落大意，或者语句背后隐藏的义理，枯燥无趣，只有《左传》像写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春秋》经文写得过于晦涩，在汉朝已经需要讲解才能看懂。《左传》采取的讲解方式是：既然经文太简略，讲解时就将经文丰富起来，讲成声情并茂的小故事，读者自然就理解了经文的意思。而《公羊传》和《穀梁传》的传人却总是相信《春秋》除了记录历史之外，实际上还隐含了各种各样的人间至理、微言大义，他们不断地琢磨着词句，寻找语言背后的意思，结果发挥来发挥去，反而失去了对“真”的把握。
在汉武帝时期，《左传》由于流传不广，人们知之甚少，而《穀梁传》也缺乏有力的官方支持，无人问津，只有《公羊传》突然间“暴得大名”，成为西汉前期最著名的书籍。再加上五经之中，以《春秋》最为基础，于是《公羊传》就代表了人们普遍知晓的儒家学问。
那么，为什么《公羊传》如此受重视呢？
现代人谈到汉初的哲学思想时，常常会举例当时编撰的《礼记》《淮南子》等书，以及贾谊、董仲舒等人，很少会提到《公羊传》，但实际上，《公羊传》才是汉初影响最大的哲学书籍。
说它是哲学书籍，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它只是《春秋》的注释。比如，《春秋》的记载始于鲁隐公元年，第一句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会逐字逐句不厌其烦地解释：“元年”是哪一年？是鲁隐公即位的那一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
但这样一部注释书为什么成了汉代哲学的基础呢？原因在于，这本书的作者相信，孔子编撰的《春秋》中每一个字都隐藏着人世间的道理，所谓“微言大义”。
我们仍然以开篇第一句话为例，其中有三个字“王正月”，什么是王正月？其实就是正月，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的十一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但是为什么要在正月前面加一个“王”字呢？《公羊传》考证说，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王正月”表示这个正月是周文王当年定的，之所以要在书的开头提一下周王，是表示虽然《春秋》是以鲁国的视角来记录历史的，但天下只有一个王就是周王，要尊重周朝的大一统。
大一统的提出，表现了《公羊传》对集权政治的迷恋。到底这个观念是最初子夏讲给公羊氏的，还是到了汉朝有人根据皇帝的喜好编入的，则无法考证了。
在《公羊传》的最后，也能看出作者的意图。在对《春秋》经文的解释全部结束后，《公羊传》又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它先总结为什么这部书始于鲁隐公，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68年）：始于鲁隐公，是因为鲁隐公时期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再往前就不可靠了；结束于鲁哀公，是因为到此时，已经把所有的大道理和规律都说全了，再往下记载只是规律的重复而已。接着总结孔子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孔子要通过书籍来“拨乱反正”，给后世提供样本，而他写《春秋》，就是为了给后世的皇帝们提供治理样本，帮助他们学习治国之道。
通过这样的解释，《春秋》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历史书，而变成一本包罗所有政治智慧的百科全书。公羊学派认为，《春秋》是孔子借历史阐述天下公理的一本圣书，地位神圣。
用现在的眼光看，公羊学派之所以把这本书捧这么高，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别的书，一辈子只能研读这一本书，自然越玩味越觉得它高明，到最后就将它神化了。
但是，公羊学派对其的神化不仅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嘲笑，反而有了更多的信徒，就连汉朝的皇帝也需要它。皇帝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所提出的“政治智慧”几乎全是皇帝最需要的。汉朝皇帝最重视的莫过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公羊传》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中似乎提供了一条路径，来表明“尊王”的必要性。
《公羊传》中有几个比较著名的观点。
第一，孔子写《春秋》是为了拥护天子，全书贯穿了大一统思想，也是在为战国之后的统一做准备。西汉的集权王朝不再被认为是由刘邦偶然聚合起来的产物，反而被认为是圣人有计划促进的产物。
第二，《公羊传》中提到历史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不同的划分。所谓所见，指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时代；所闻，指的是更早的一个时代，作者能够亲耳听亲历者说；所传闻又比所闻更早，是指亲历者又传了几代，最终才汇集到作者手中的材料。
这种划分到了董仲舒手中，又被他分成了具体的几个时代。《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国君，其中前五个国君是“所传闻”，中间四个国君是“所闻”，后三个国君是“所见”。
到了东汉的何休时期，这三世杂以阴阳五行轮回之说，当成是“乱世—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所传闻、所闻、所见。
这样，《公羊传》的含混说法就变成了有名的“三世说”，而且越到近来越是太平。这种进化的思想与大部分人对古代的崇敬不同，实际上是为了给皇帝贴金，以便皇帝更加喜欢《公羊传》。
“三世说”虽然到东汉才正式形成，但在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口中，已经明显暗示了这样的进化趋势。
第三，由于公羊学派相信书里隐藏着大量的“微言大义”，结果汉朝人就把这些微言大义引入法律系统，成为断案的一部分。比如，在本章开头讲到，公孙弘就善于利用《春秋》来断案，但公孙弘使用的所谓《春秋》，实际上就是《公羊传》。当《公羊传》被引入实用领域之后，它的地位就越发不可动摇了。
就这样，公羊学派就把《春秋》这样一本历史书，利用阐释的力量，变成了一本无所不包的“圣书”。至于怎么阐释，由于《春秋》过于晦涩，而《公羊传》也不算清晰，就留下了大量的自由解释空间，不过这个空间不属于普通人，只属于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
实际上，《公羊传》由于经过多年的口头流传，早已经不能代表真正的《春秋》，而是充满了讹误和模糊，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非孔、非古、非史、非现代。
《公羊传》流行的时间大约在汉景帝时期，那是一个多种思想交锋的时期。虽然那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窦太后坚持的黄老之术，但大臣中间已经有很多人成了公羊学的门人。
汉景帝提拔了倾向于儒家的卫绾担任丞相。到汉武帝初期，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更引入大批的儒党占据高位，甚至有些人提出让年老的窦太后退居后宫，不再参与政事，引得窦太后大怒，做了最后一次反击——贬斥了他们。
但这已经是黄老之术的回光返照，随后以《公羊传》为代表的新的儒家学说，借着孔子的外壳，开始为皇帝服务了。
《公羊传》之所以能够成为官方学问，除了它从理论上赞成大一统，又持政治进化论观点，很容易被皇帝扩展用来为自己服务之外，更重要的是几位学习公羊学的大臣的极力推广。
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公羊传》由胡毋生传给公孙弘之时，在赵地，另一位学者董仲舒也不知从什么途径接触到了《公羊传》。公孙弘和董仲舒就成了将《公羊传》引入朝廷的最得力之人。
不过，与公孙弘不同，董仲舒更加重视理论化工作。他敏锐地感觉到，《公羊传》虽然很适合给皇帝寻找合法性，但是《公羊传》的文字里并没有直接说汉朝皇帝就是合法的，这种说法只是人们根据它的意思引申而来的。要想让汉朝皇帝彻底合法化，必须去写一本当代的新书，专门为皇帝服务。而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
简单地说，公孙弘等人借助《公羊传》找到了一条将皇帝合法化的路径，而董仲舒则把这条路走了下去，并且走向极致。他要从理论上将皇帝神化，将皇帝与天等同。从此以后，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这就是他的“天人合一”理论。
董仲舒的观点大都记载在他的几篇奏章和一本著作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春秋繁露》。所谓繁露，指的是皇帝冠冕上的珠串，《春秋繁露》实际上就是“春秋杂谈”的更文艺的说法。
现代人翻看这本书，第一感觉是，这是一本读后感，是董仲舒读完《公羊传》之后的感想和总结。董仲舒一开始是想紧贴着《春秋》去写，像《公羊传》一样注释一遍《春秋》，但写着写着，就慢慢变成了漫谈，零零散散地围绕着他自己的“大同社会”谈开，既包括读后感，又有各种礼仪的操作性规定，如同一本杂文集，由于缺乏统一主题，只好起个名字叫作《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文笔也缺乏同时代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人的文采，该书很是晦涩，如果不是他的影响力，这只是一本三流作品。汉朝之后，这本书的影响力也并不大，甚至在选择经典时，人们往往也不会想到它。但就是这本书，却是汉朝人认为的最经典著作，远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上，因为它代表了儒教的诞生。
所谓儒教，指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招牌建立的宗教式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不再如同孔子那样，只对人类社会感兴趣，而是试图解释从宇宙天地到身体发肤，再到社会政治的一切学问，并试图寻找终极真理，再用这个真理束缚住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幸福地”生活在真理之中。
在一个宗教体系中，一是要寻找真理，二是要用真理来强迫人们“幸福地”生活，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可以把儒教和孔子时期的儒家进行对比。现代人喜欢把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说成哲学流派，但实际上他们研究的方向各不相同，也属于不同的学科。
在我们现在的知识体系中划分了许多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文学、语言、政治、历史等。在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学术分类，但是，古人的划分方法和现代人是不同的。
西汉时期的大学问家刘向
将当时比较大的学问分成了十家，分别是儒、墨、道、法、名、农、杂、阴阳、纵横、小说，这就是“诸子十家”。所谓十家，其实不完全等同于现在说的十门学科，因为每一门都以学术观点和内容作为区分，而非研究对象。比如，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研究的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属于现代的文科，当弟子询问的问题超出了这个范畴，他就不解答了。最典型的是《论语·先进》中的“未知生，焉知死”和《论语·述而》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人死这种接近于自然的现象不去考虑，只考虑人们活着时候的伦理问题。
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关注的是哲学，对具体的社会、自然一概不感兴趣，也不进行研究。
墨子代表的墨家研究的是工程技术，同时发展了一定的数学、逻辑学和物理学，他虽然也对社会学感兴趣，但世界观带着浓重的工程师味道。
管子、韩非子等人更关注的是政治学和法学，对于伦理学、科学一概不感兴趣。
苏秦、张仪代表的纵横家，更关注纯粹的外交学。
至于邹衍等阴阳家，则试图构建一套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文学，进而演化成自然科学。他们对自然的解释由于基于阴阳、五行，现在看来有些荒谬，在当时却被当作最先进的科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汉朝以前，阴阳和五行并不是一回事，阴阳推崇的是一个二元制的世界，以阴和阳两种元素的相互转化来看待世界，而五行则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相生相克来构造世界。阴阳观念出现得更早，被吸纳进许多流派之中，比如道家、儒家都带有阴阳色彩。五行观念的出现比较晚，接受的人也较少。相信阴阳的人不见得就相信五行，直到汉朝儒教建立后，才把阴阳、五行杂糅到一个系统之中。
就像现代人必须通过所有学科才能全面了解世界一样，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学科综合起来，就是战国时期人们对世界总的看法。
孔子的学问以伦理和历史为主，强调“礼”，他为了说明为什么人类社会需要礼，又引入另外两个概念——“义”和“仁”，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严格的礼仪制度，是因为这符合“义”，而要想达到“义”，就必须遵守这些礼仪制度，而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
到了孟子时期，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儒学，更强调“仁”，将仁慈作为社会构建的基础，但他的“仁”已经和孔子的“仁”不一样了。孟子的“仁”可以认为是善良、仁慈：君王只有仁慈，才能成为圣君；人民只有仁慈，才能达到世界和谐。孟子对于“礼”也已经不大关注，只强调“仁”，导致其儒家学说已经有了道家的味道。
孟子和孔子一样，也不曾过多关注社会之外的事务，自然科学、天文地理、苍天鬼神之类，都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既不评价，也尽量不参与讨论。
到了董仲舒创立儒教时期，他已经不满足于只研究社会伦理这个狭窄的领域了，而是要突破，研究从天文、自然到伦理、社会的一切问题。他的目标是写一本百科全书，或者说，将“诸子十家”的学问都包含在一本书里，形成一本系统的汉朝科学著作，同时也是社会著作，从这本书中，人们既可以理解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可以理解科学发展的情况。
写这样的书，写作者虽然最后还叫“儒”，但其实已经是杂家了。董仲舒除了学习《公羊传》之外，还学习了阴阳学、算术学、道家学说等多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将其杂糅起来，形成了一套解释世界的万能理论。
这套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即《春秋繁露·阴阳义》中说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简单说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和社会规律、人体规律都是统一的，只要研究透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对比着理解社会规律了。
那么，董仲舒眼中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样的呢？他构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这个大神叫作天，它就是自然规律的化身，主宰着天上的世界，也主宰着人间。而相对于天，地上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就是天子、皇帝，只是地上的皇帝必须听命于天。
地上该由谁当皇帝，不是由人说了算的，而是由天说了算。所以，表面上看，刘邦是一个流氓，依靠武力夺取天下，但实际上，刘邦是天选择的，是客观规律选择的。不仅刘邦的汉朝是天的选择，就连以前的诸位天子和朝代也是天的选择。当一个朝代的天子变得不称职时，天就会另选其他人来代替他，完成改朝换代。
通过这样的天人理论，董仲舒把汉朝的皇帝神化了，从此以后，谁反对皇帝，谁就是逆天而行。
在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后，接下来，必须讨论天的规律问题。既然天上和人间的规律是一样的，那么要想吃透人和社会的规律，就必须首先研究天的规律。
董仲舒所谓天的规律，主要是从道家、阴阳家手中借来的，主要内容包括了阴阳和五行——正是他将这两个概念合二为一了。
所谓阴阳，老子认为阴阳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董仲舒却机械地认为阴阳就是善恶，所有阳的就是善的、有德的、好的、促进生长的，阴的则相反。他的阴阳与波斯拜火教的善恶区分很相像。而天之所以变化，就是阴阳之间斗争的结果。
至于五行，则类似于希腊哲学将世间元素分成“水、火、土、气”四种，中国将其分成“金、木、水、火、土”五种，认为所有的物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这五类之一。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同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阴阳变化和五行相生相克，就生成了全世界的一切。在人类无法利用现代仪器更进一步了解世界之前，这种简单的理论的确可以满足一部分人对了解自然的渴望。
接下来，董仲舒更进一步，认为人和社会的规律也要遵循天的规律，并利用简单的算术，将人和社会与自然进行了一定的比附。
比如，人的形体是与天的数字有关的，天有十二个月，但一般的植物生长、繁荣、枯萎都在从春天到秋天的十个月内完成，所以，人也有十月怀胎。
人有四肢，每肢三节，对应于四季和十二个月。
人的全身大小关节一共有360个，对应于一年的天数。人身体内有五脏，对应于五行。人的形体骨肉，代表了大地的厚度；人的耳朵和眼睛，象征了日月；人体空壳和内部的经脉，象征了山川谷地。人的德行，对应于天理；人的好恶，对应于天的阴晴；人的喜怒，对应于天的寒暑；人的生命，对应于天的四季。
在这一系列的比附下，就引出了古代医学理论，即利用经脉、五行和阴阳调和来治疗病人。人只要与天合拍，就可以保持健康。
除了人体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也可以通过研究天的规律来设计。在社会规律中，也有许多利用算术进行的比附。比如，帝王的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一共一百二十人。这是按照三的幂数，一共重复四次而止，三和四，分别代表了一个季度的月数和一年中的四季。
天、人、社会，除了类似之外，三者也是相通的，也就是所谓的天人互动。观察天，就可以得知一个人的情况，也可以得知天对政权是否满意。当地上的君主表现得让天感到不满时，天就会降下灾祸，让人明白天的不满；当天子让天感到满意时，天又会降下祥瑞给人间。
所谓皇帝，就是天选来统治民间的，反抗皇帝就是反抗天。但是，天又通过一系列的凶兆向皇帝暗示：如果你做得不好，我就把你换掉。而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暴政，导致天派遣刘邦下来改朝换代。现在的皇帝虽然是天选的，但也必须注意不要让天不满意。
如何让天感到满意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董仲舒终于回到儒家的范畴之内，认为天最满意的状态，就是按照儒家规矩行事。而什么是儒家规矩？那自然就是他所熟悉的《公羊传》。他认为，《公羊传》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暗示，表明了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政治。
首先，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儒家的礼仪，皇帝有皇帝的仪轨，大臣有大臣的规矩，而普通民众也要老老实实听话。如果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老老实实地做事情，整个世界就会和谐统一。
其次，为了表明对天的尊重，每一次按照天意改朝换代之后，都必须进行一系列仪式化的动作，也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表明自己的正统和按照规律行事。
所谓“改正朔”，是与另一个理论“通三统”相对应的。按照当时的理论，夏、商、周三代，每一代选择了不同的月份作为正月，夏朝以一月为正月，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秦朝改十月为正月。刘邦继承了秦朝的做法，但汉武帝将正朔又改回了夏朝的一月，完成了一次循环。只是后来各个朝廷并没有继续修改月份，汉朝就成了最后一次修改历法的时期（王莽和武则天曾短时间变动过正月岁首，但都很快又改回来了）。
另一个措施是“易服色”，这项措施对应于五行理论，金、木、水、火、土（也称为“五德”）各有自己的色彩，每一个朝代对应于一个“德”，也就是五行之中的一个，在朝服上，必须使用与这一“德”对应的色彩。黄帝是土德，色尚黄；夏代是木德，色尚青；商代是金德，色尚白；周代是火德，色尚赤；秦代是水德，色尚黑。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刘邦建立的汉朝应该又回到土德，但刘邦以继承秦朝为荣，认为自己是水德，色尚黑。到了武帝时期，在儒教的努力下，终于按照相克的说法，把汉朝改为了土德（土克水），色尚黄。
这里顺便把以后的易服色情况进行总的梳理。到了王莽时期，由于王莽是禅让得天下，没有使用暴力，所以当时的大才子刘歆认为，只有暴力的改朝换代，才使用“五行相克”的理论来决定下一代到底是哪一德，而禅让是非暴力的，应该使用“五行相生”的理论。王莽认为自己是舜的后代，属于土德，根据五行相生，火生土，所以王莽把汉朝的土德又剥夺了，重新封它为火德，色尚赤。
东汉时期，刘秀承认汉是火德，色尚赤。到了曹魏，由于又是和平禅让，所以曹魏又成了土德，色尚黄。而刘备认为自己是汉家正统，选择了火德和红色。孙权认为要想克曹魏的土德，必须选择木德（木克土）和青色。晋朝是金德和白色。南朝宋是水德和黑色，南朝齐和梁是木德和青色，南朝陈是火德和红色。北周是木德和青色，隋朝是火德和红色。唐朝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梁是金德和白色，五代唐是土德和黄色，五代晋是金德和白色，五代汉是水德和黑色，五代周是木德和青色。宋朝是火德和红色。辽是水德和黑色。金是土德和黄色。明朝是火德和红色。可见，易服色理论直到明朝还有市场。
除了“改正朔”“易服色”，还有一个措施是“制礼乐”。这项措施与儒家的礼乐制度息息相关，意味着通过礼乐对各个阶层都进行标准化。这也包括设立国家祭祀的场所明堂和太庙，以及一系列有一定宗教性的典礼，如封禅泰山等。
董仲舒通过构建这一套无所不包的理论，完全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要，利用当时的认知水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地人生观，用以束缚人们的认知。
但是，要推广这一套理论，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做到。理论构建完毕，董仲舒建议汉武帝依靠政权的力量强行推行这套理论，禁止其他学说。
我们可以把秦皇和汉武进行比较：秦始皇焚书的目的是愚民，让他们接触不到学问；而汉武帝在焚书的基础上，还用统一的理论来控制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政权为后盾的思想控制运动。
董仲舒的提议果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我们总是说人类的好奇心会冲破一切羁绊，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大，控制了一代人思想，社会可以维持数千年。
汉武帝之后，所有人都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大神叫作天，也相信皇帝就是天子。人们变得更加迷信，看见电闪雷鸣首先想到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老天爷发怒了，出现灾荒也认为是老天爷的作为。当这一切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时，汉朝的思想控制达到了目的。
到了汉朝后期，思想控制已经过于成功了，以至一旦发生了天灾，皇帝就要开始寻找替罪羊，否则就无法向国人交代。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因为在此前几年出现了一系列灾荒，到了这一年，又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被认为不吉利。观星的官员乘机上奏：要想破解上天的谴责，必须牺牲一位大臣来承担上天的谴责。汉成帝立即命令丞相翟方进自杀谢罪。
翟方进是当时的名儒，与天灾毫无关系，但汉成帝根据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却认为必须由他来承担罪过，才能缓解老天爷的愤怒。他自杀后，汉成帝亲自吊唁，以高规格的葬礼将其埋葬，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皇帝的做法有何不妥。
到这时，所谓的“儒”早已经脱离了孔子的本意。孔子的儒是一种哲学流派，这个学派强调“礼”，也强调“仁”，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包容一切的宇宙理论，只是试图解决人世间遇到的问题。
但到了董仲舒时期，由于其理论无所不包的特征，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全面控制，加上一系列的仪式和组织，儒学就已经宗教化了。宗教可以用来对人的生活进行规范，哲学却做不到。
当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并鼓动汉武帝罢黜百家时，这一刻，就是儒教诞生的时刻。
在董仲舒编撰他的《春秋繁露》时，在远离长安的淮南国（国都寿春是今安徽寿县），还有另一个人在组织编纂当时的学术成果。这就是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
西汉最初的淮南王是汉初三将之一的英布，英布被诛杀后，由刘氏宗亲接替了淮南王位，之后传给了后代刘安。
刘安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对于道家学说尊崇极深，却又不满足于只掌握道家的学问。他广招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将当时学问一网打尽的姿态，编写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淮南子》。
《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涵盖了儒、法、墨、阴阳、纵横，成了西汉时期最好的综合性著作。
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样，这本书也是从茫茫宇宙到人世间，试图对全世界的学问进行总结，体现了作者的野心。但是，书中并没有构造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教体系，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自然性，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主动，采纳消极被动的姿态就可以使其发展。
比如，在人民面前，皇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时候无为反而比有为更加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然发展。书中甚至认为，皇帝的扰民行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相比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以及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朝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成了这本书。
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朝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问题，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代表汉朝哲学高峰的著作遭受了曲折的命运。
刘安本人受汉武帝的削藩策略影响，为了自保，参与谋反，最终事败身死。他的死亡也表明汉朝最后一批通才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刘安一样不受待见的还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以道家为主，主张无为，重视经济和商业，成了当时的异数。
他的思想可以留在伟大的《史记》当中，却无法影响皇帝的政策和当时的思想环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集权高峰。在他之前，汉朝的历任皇帝都小心翼翼，避免给社会造成新矛盾而导致政权的垮台。到了汉武帝时期，政权已经稳固，不会在短期内被推翻，同时，汉武帝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他是真命天子。
在汉武帝雄心勃勃的行动中，他不仅把更加强调皇帝作用、更加有为的儒教作为指导思想，还在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在严助和朱买臣分别对南越和闽粤发动的战争中，他们招收了许多东瓯地区（现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些地方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贵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不堪。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随后，汉武帝发起了和匈奴的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终于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大财富耗空了。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又加强了经济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官营制度，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盐业和冶铁业，汉武帝垄断了这些部门，宣布只能官营，这使得西汉经济的高峰也结束了。另外，汉武帝加强了金融控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民间金融成为过去。
为了完成这些社会控制措施，汉武帝不得不借助大量的酷吏帮他干活，从此破坏了汉朝的官僚规则。
最终的结果是，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汉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正常运转。儒教的大政府控制了中国两千年的思想，直到清朝末期，人们还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这一点，可以视为董仲舒的“教化”最成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