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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王朝的首要问题是皇帝的合法性。由于依附于政治，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赋予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国家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产生了诸多的流派。
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前朝的一个混混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皇帝？如何从人心所向的分封制转变成人们普遍认为失败的中央集权制？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叔孙通强调用礼仪来固化统治者的地位——通过对礼仪的刻意强调，去贬低每一个臣民的人格，以此来彰显皇帝的权威。他的尝试虽然短期有效，长期却失败了。
法家和道家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人们的适应性之上，只要经过几十年，人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就会接受刘氏做皇帝。但在如何维持政体上，法家采取了加强权力的做法，而道家采取了放松控制的做法。
法家和道家在汉初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于是，儒教登场的时机到了。
儒教早期的代表人物是陆贾和贾谊，陆贾初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儒教理论，却由于强调无为，仍然归于道家；贾谊综合了陆贾的“仁义”与叔孙通的“礼法”，希望积极干预社会，但由于汉文帝采纳了无为而治的做法，贾谊最终因怀才不遇而英年早逝。
任何一条狗都有属于它的那一天。
这句话在一个叫作叔孙通的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叔孙通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他的故乡位于现在的山东枣庄滕州。在秦汉时期，虽然春秋战国的各个诸侯国已经被统一，可是人们仍然习惯于把那些诸侯国当作自己的籍贯，而各个诸侯国也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特色。比如，叔孙通出生在当年鲁国的薛县，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儒学的发源地，这里的人一直保留着礼仪之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身陷战争的险境，人们也习惯于慢条斯理地奏着乐、讲着礼，从容地等待战争的到来。
叔孙通在鲁地接受教育后，终于获得了人生第一次机会。此时，秦始皇已经统一了中国，需要各地的人才帮助他治理国家，叔孙通受到征召，前往秦朝都城咸阳担任待诏博士，相当于皇帝的候补智囊。
数年后，秦始皇驾崩，他的儿子秦二世无力治理如此庞大的王朝，秦朝进入了崩溃的节奏。陈胜在楚地的大泽乡打出反秦的大旗后，秦二世慌了，连忙召集几十人，开了一次智囊团扩大会议，叔孙通也有幸列席。
智囊们议论纷纷，出谋划策。但吊诡的是，他们并不急于告诉皇帝如何镇压反叛，而是为了两个词吵了起来：陈胜反秦到底是一次谋反大乱（“反”），还是普通的盗贼小乱（“盗”）？
在现代人看来，得知陈胜起事后，朝廷不首先发兵，而是争执这是一次“反”还是一次“盗”，如此唯名论显得很荒谬。但在秦朝，这样的区分和法律有关，根据规定：如果是谋反，那么秦朝必须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如果只是盗贼，那么中央就不用调兵，而是由秦朝的地方政府（郡县）组织“地方警察”一捕了事。区分“反”还是“盗”，关系到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划分。
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谋反，需要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只有叔孙通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群盗贼，地方政府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不需要动用中央军。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的理解，需不需要动用中央军要根据陈胜军队的规模而定，如果估计地方政府对付不了陈胜，就要赶快动用中央军。
但当时不管持有哪种观点的儒生，都没有去考察“陈胜军队的规模”这个事实，而是从教条上寻找支持。比如，认为这是一次谋反的人是这么论证的：凡是人臣，就不应该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此种行为，就是谋反。而陈胜的行为已经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应该被认定为谋反。既然是谋反，就要动用中央军。
叔孙通的论证则是：秦朝统一后已经天下一家，连全国的兵器都被没收了，中央政府也早已宣布天下再用不着兵器，已没有战争。既然没有战争，皇帝又如此英明，法令又这么明晰，官员这么称职，怎么可能会有谋反？既然不是谋反，就只能是盗贼而已。既然是盗贼，那么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皇帝仍然吃喝玩乐就是了。
秦二世本来就不愿费神处理政务，叔孙通的说法正好符合他的本意，于是皇帝大喜过望。这时才摸准皇帝心思的人纷纷改弦更张，赞同叔孙通的观点。到最后，所有认为是“反”的人都被抓起来坐牢，所有认为是“盗”的人都没事。叔孙通则获得一件衣服和二十匹帛的赏赐，还从候补博士转正了。
叔孙通离开皇宫后，预感到秦朝已经风雨飘摇，连忙逃走。而听从其计策的秦二世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江山。就这样，叔孙通的第一次机会灰飞烟灭。
离开了咸阳的叔孙通试图寻找其他的机会。他首先回到家乡，家乡人民已经投向了起义军。这时首倡起义的陈胜已经是强弩之末，起义军最强大的人物变成了项梁（项羽的叔父）。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梁立了一个傀儡，是楚国王室的后代熊心，项梁尊他为楚怀王。叔孙通决定撞大运，跟随了项梁。
但不久，项梁在战争中被秦国将领章邯打败身死，叔孙通只好卷起铺盖投靠楚怀王。后来，项梁的侄子项羽击溃秦国主力军队，成了西楚霸王。楚怀王这个傀儡失去用处，他被迫迁徙到现在的湖南郴州，最后被杀死在那儿。
叔孙通只好再次寻找下家，又投靠了项羽。
但不幸的是，叔孙通投靠项羽不久，项羽的老对手刘邦就趁着项羽进攻北方齐国的空当儿，率军直捣项羽的老巢，占领了西楚的国都彭城。
叔孙通此时看准时机，认为项羽已成末日残阳，又转身投靠刘邦。
更不幸的是，这次叔孙通又看错了局势。当项羽听说刘邦偷袭彭城后，立刻挥兵南下，直指彭城。而刘邦此刻却在彭城整天饮酒作乐，不思进取，结果兵败如山倒，刘邦仓皇逃出彭城。一路上危险重重，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刘邦为了加快逃窜的速度，甚至要将自己的孩子孝惠、鲁元从车上推下去。
刚刚投靠刘邦的叔孙通此刻傻了眼，他不可能再投靠项羽一次，这可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随刘邦逃走。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投靠的主子是个来自楚国的痞子，尤其见不得读书人，一见穿着儒生袍子的人就厌烦。叔孙通整天长袖阔带，高髻大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为了迎合刘邦，他只好换上楚国的短衫，来讨得刘邦的欢心。
此刻，叔孙通已经跌到了人生低点，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更换主子，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块好肉。当年，他出来时耀武扬威带来的弟子百余人，都希望通过他获得一官半职，但被他打消了念头：如今人家需要的是能打仗的，你们这些文弱书生靠不上边。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本人在刘邦的心目中也人微言轻，只不过混口饭吃而已。
就在此时，这个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五姓家奴（甚至有人说他侍奉过将近十位主子
）却突然转运了，因为战争结束了……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被边缘化的叔孙通突然求见汉高祖刘邦。此刻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彻底击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在定陶称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一派祥和景象，总是添乱子的叔孙通又有什么事要求见刘邦呢？
原来，他发现了刘邦统治下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没有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汉朝最初的体制是继承项羽的分封制。在项羽灭秦后，由于参与对秦战争的将领大都有六国的血统，而人们在对抗秦朝的中央集权王朝时，往往憧憬着回到过去的战国时代，项羽顺从了当时的思潮，大肆分封诸侯王，不过由于需要照顾的人很多，项羽的分封把原来七国的界线碎片化了，一共分封了大小不等的十九个王。比如，原来的齐国分为三个王（济北王、齐王、胶东王），韩、赵、魏、燕四国又各分为两个王（依次为：河南王、韩王，常山王、代王，殷王、西魏王，燕王、辽东王），秦国和楚国的地方最大，各自分为四个王（依次为：汉王、雍王、塞王、翟王，西楚王、九江王、临江王、衡山王），其中项羽的西楚霸王就出自楚国。
在项羽的理想中，世界并不需要统一，只需要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分为许多国家，各自为政，再由一个如同春秋五霸那样的“霸主”进行总的约束即可。
项羽理想中的“霸主”，不能随便干涉各诸侯领地的内政，只负责监管诸侯间的秩序。只有诸侯之间发生了战争，或者一片封地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战，需要第三方调解，西楚霸王才能出兵介入。
项羽的天下秩序存在的最大缺陷是，这个秩序过于碎片化。建立不久，诸侯之间纷纷开始打仗，领地内也出了乱子，西楚霸王疲于奔命，无力维持秩序的稳定性。诸侯王们对这个霸王的积怨越来越深，刘邦立刻钻空子联合那些心存不满的诸侯，一同出兵，经过鏖战击败了项羽。
由于刘邦知道项羽的天下秩序的缺陷，在建立自己的秩序时，竭力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他知道，如果自己还是一通分封诸侯，然后退回关中当另一个霸王，那么迟早会和项羽一样被诸侯们拖累死。
刘邦心目中的秩序是秦朝式的，由一个君主（皇帝）统治中国所有的土地，在皇帝之下，是听从皇帝指挥的中央官吏和派往地方的官吏。这些官吏都不是世袭的，必须由皇帝任命。在击败项羽后，刘邦随即称帝，就是为了建立这样的新秩序。
但无奈的是，刘邦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不得不求助于许多诸侯和将领，为了安抚他们，必须保留若干个诸侯封地当作犒赏。这样，刘邦早期的汉王朝实际上既不是项羽式的，也不是秦朝式的，而变成了周王朝式的：刘邦控制了关中（陕西）地区、四川地区以及函谷关以东地区的土地，这部分土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在南方、东方、北方，仍然有一些不归中央政府管辖的诸侯。
这些新诸侯中，最强大的是刘邦的三大功臣：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些人成为诸侯之后，并不理解刘邦心目中的秩序，他们大都经历过项羽的分封时代，仍然以为世界秩序会恢复成又一次的诸侯制，只不过霸王的人选换了，从项羽换成了刘邦。
诸侯们认为，虽然自己对刘邦有朝贡的义务，但可以独立统治自己的封地，并享有这些领地的税收权和军事权。
所以，刘邦的皇帝和秦国的皇帝并不是一回事：秦国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皇帝通过中央政府控制了全国每一寸国土；而刘邦担任的皇帝却只控制了一部分国土，无法控制诸侯领土。
即便在刘邦的中央政府内部，人们也不知道皇帝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当年的大将本来就是粗人出身，他们以为自己能和皇帝分享政权，仍然把他当作带头大哥。在刘邦飨宴群臣时，醉酒的大臣们大呼小叫、互相争功，说急了眼就拔出剑来拍打柱子，这些行为让刘邦感到头疼不已。
从骨子里，刘邦羡慕的是秦朝的规矩。《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到咸阳出徭役时，正好看到秦始皇的车驾，他当时发出感慨：“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可是现在，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他的将领却仍然如同大老粗，人们对他没有尊重之意；而他的诸侯也不理睬他，各自管理着各自的地盘。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秦始皇的威严，是这个曾经的小亭长最关心的问题。
叔孙通正是看到了这一幕，才求见刘邦，要为皇帝出谋划策的。
他根据在秦朝任职的经验，认为要解决皇帝地位的问题，必须首先从礼仪做起。要制定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在仪式中突出皇帝的地位，贬低甚至侮辱群臣，让他们逐渐习惯皇帝的威严。叔孙通的看法是：儒家不可以打天下，却可以守天下，既然天下已经太平，那些武将就没有用了，现在正是重视他这种儒家弟子，制定规章制度的好时机。
刘邦听了叔孙通的建议，并不太感兴趣。刘邦担心礼仪不管用，他的大臣里文盲很多，灌输给他们礼仪，能办到吗？但刘邦又觉得不妨让叔孙通去试一下，只是嘱咐他要简化一点儿，让文盲能够理解。
叔孙通退下来，到家乡去寻找当年跟随他的儒家弟子们。虽然有人不相信这个善变的人会有什么出息，但仍然有三十多人决定碰一碰运气，跟随他来到长安。
在长安，他又寻找了几十个人，凑够一百多人，开始研发他的“春秋大礼”。在儒家系统中，推崇的是周朝的礼仪，而实际实行的则是经过孔子及其弟子改造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叔孙通并没有见过周朝礼仪，对春秋战国的礼仪也知之不多，但由于他在秦朝宫廷任过职，对于秦朝的礼仪是清楚的，结果，汉朝的礼仪就带上了浓重的秦朝味儿。
为了得到重视，叔孙通全力投入制礼的活动之中。他带着他的一百多人来到野外的空地，把扎好的草人当作皇帝和大臣，再拉上绳子充当道路，一百多人每天在草人和绳子间折腾着作揖叩拜，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有了模样。汉高祖亲自观察过后，觉得以自己和大臣们的智商可以跟得上，才下令群臣开始跟着排练。
到了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这套由叔孙通制定的大戏终于有了表演时机。这时，恰逢长安的长乐宫建成，大臣们在十月（汉朝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纷纷到宫殿内朝贺。按照原来的传统，朝贺大会必将一片喧哗，如同赶集一般热闹；但这一次，情况有了变化。
按照叔孙通的设计，从早上开始，群臣们就要到殿门外等候召见，进行一系列仪式。接着，群臣排着队被引入殿门，宫廷中还陈列着车马步卒，张开旗帜，守卫着皇帝，把他与群臣隔开。群臣一路小跑到殿下，分成两列：文臣在东，面朝西；武将在西，面朝东。在群臣就位的过程中，有人专门传口令指挥。到这时，刘邦再坐着辇出来，坐在殿上，而百官纷纷按照规则进行朝贺。
朝贺完毕，还有法酒礼，大臣们在殿上挨个儿给皇帝行礼祝酒，祝酒的次数也有规定。如果谁的动作没有跟上出了差错，立刻会被现场执法的人请出去以示羞辱。
事实证明，刘邦完全没必要担心他的文盲下属不能行礼，实际上，文盲更容易行礼，他们不会像文人一样问为什么，只懂得照着做。在依样画葫芦的过程中，文盲们突然间领悟了皇帝不是哥们儿是主子、不是人而是神的道理。
在一片敬畏之中，刘邦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威严。从此以后，臣子们必须习惯皇帝的高高在上，也必须习惯对着皇帝磕头作揖，并随时战战兢兢。
当韩信等人以赫赫战功而青史留名时，叔孙通就以这次古怪的仪式而登上舞台，并得到重用，当上了太子太傅。等刘邦死后，作为老臣的叔孙通更是倚老卖老，他不再是跟随秦始皇、秦二世、项羽的战战兢兢的小人物，而是不断地以礼法的名义干预国政，成了汉朝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叔孙通的仪式真的能给新生的汉政权带来稳定吗？这却未必，它实际上让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了。
最先对叔孙通的演出感到心寒的，是汉初的那些异姓诸侯。
汉初一开始封了七个异姓王。除了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这三位灭楚的功臣大将之外，还有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
这七位诸侯虽然都曾经拥立刘邦当皇帝，但在他们心目中，仍然以为所谓的王，就如同战国时期的齐王、楚王、燕王、韩王、赵王、魏王一样，是对自己的土地享有全权的诸侯，虽然他们都朝拜周天子，但是周天子也必须尊重诸侯的辖地权利。他们接受的理想政治模式是诸侯式的，与项羽的看法更接近。当年反抗秦国，就是反抗所谓中央集权制度，而汉高祖却想把这样的集权制度重新建立起来，的确让人心寒。
在现代，人们谈起秦的统一，常常归结为：统一是浩浩荡荡的历史趋势，是人心所向，人们盼望着统一与和平。但这只是一种历史机械论的陈词滥调。在当时的人看来，秦朝的统一并没有带来一种成功的新模式，而是失败了。
秦朝统一后，试图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内建立集权制度，设立郡县制，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管理。但秦的集权却是过度的，严格限制了民间社会的发展，将过多的资源抽取到官僚机器中，供皇帝支配。而连绵的巨大工程和战争也让人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结果只过了十五年，这个庞大的怪胎就在社会的反抗中分崩离析。
秦朝崩溃后，人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建立另一个统一的集权怪胎，而是回归旧有的多国模式。项羽主导的分封诸侯，就是为了根据山川地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起众多的国家，让诸侯们分别治理。
即便七个异姓王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他们也仍然认为，刘邦可以取代项羽当霸王，却无权干涉各诸侯国的事务。
甚至就连韩信这样的大将，也认为他辅佐汉高祖，就像当年姜太公辅佐周武王一样，一旦击败了项羽，他就可以像姜太公一样，从汉高祖手中获得一块永久性的封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但是，刘邦击碎了他们的梦想，刘邦不仅要控制中央直辖领地，还要控制诸侯的领地。
最先看到刘邦真面目的，是燕王臧荼。燕王臧荼属于老一辈的诸侯王，是项羽时代分封的。在后来楚汉相争中，由于刘邦的大将韩信以武力击败赵国，就要兵临燕国了，臧荼才被迫投降了刘邦。当刘邦称帝时，臧荼虽然不得不拥护，但他随即发现刘邦和项羽不是一回事。项羽尊重诸侯的权利，只要诸侯不侵犯别的封地，在自己封地内进行统治，项羽就不会干涉诸侯事务。而刘邦却想逐个消灭诸侯，改成秦国模式。
在叔孙通给刘邦设立礼仪之前，臧荼就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随后被刘邦击败。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平定臧荼后，刘邦派遣同乡好友卢绾担任燕王，以便控制北方的这片偏远土地。
其次被逐的是北方的韩王信。韩王信最初的封地在今河南，汉高祖感觉他太靠近中原，是中央政府的一大威胁，于是将他迁到山西北部，在茫茫的太行山之中，北面就是匈奴。但刘邦仍然不相信韩王信，后来又以他里通匈奴为借口，将他驱逐。
在叔孙通导演的礼仪大表演之后，刘邦的野心已经不加掩饰，异姓王与他的冲突也步入了更加激烈的阶段。到这时，双方的底牌都已经显现，诸侯的底线是：皇帝无权干涉各诸侯封地的内部事务，诸侯可以任命自己的官员，独立收税和组织军队。刘邦的底线则是：诸侯要想继续当名义上的统治者，就必须变成一个普通官员，随时听话并接受皇帝的领导。
随着双方底牌的显现，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刘邦开始抓紧剪灭异姓王。
在西汉的异姓王中，势头最盛的是楚王韩信。在历史上，楚国在疆域上一直是与秦国相匹敌的大国，人们一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表面上看，秦始皇灭亡了楚国，但不管是项羽还是刘邦，都来自楚地，某种程度上恰好验证了这个说法的准确性。西汉建立后，刘邦的根据地是原来秦国的地方，而韩信则占据了楚地。虽然这时的楚地已经四分，实力不如当年，但楚王仍然是刘邦最忌讳的诸侯。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以韩信收留项羽大将钟离眛为由，偷偷准备讨伐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载，韩信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取了钟离眛的人头前往谢罪，却被扣押，并免去楚王头衔，改封为淮阴侯，被剥夺了兵权和治权。五年后，刘邦又借吕后之手杀掉韩信，夷灭韩信的三族。
韩信被废后，刘邦接着瞄准的是自己的女婿——张敖。其父是第一代赵王张耳，张耳死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张敖。张敖娶了刘邦的独女鲁元公主为妻。张敖虽然是皇帝的女婿，却由于是诸侯王，也成了被降伏的目标。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记载，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路过张敖的领地，随意怠慢和辱骂他。张敖的侍从大都认为张敖是独立于皇帝的，皇帝无权辱骂一个诸侯王。他们于是策划刺杀汉高祖，但阴谋失败。两年后，有人告发了他们当年的阴谋，这正好给刘邦提供了借口，刘邦乘机夺取张敖的领地，贬斥张敖为侯。赵国也被收回。
降伏张敖之后，最强大的诸侯王还剩下两个：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他们二人在楚汉战争的武将中功劳仅次于韩信，各自统治封地后，也没有做出对不起刘邦的举动。
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汉高祖派遣使者，以出兵的名义，请彭越在梁国征兵支援皇帝。这仍然是周朝的礼法，按照规矩，天子出兵，诸侯应该提供一定的军队。彭越正好生病，于是派遣了另一位将领，带着兵马前去支援皇帝，自己没有上阵。这件事惹怒了刘邦。
正好彭越的太仆因为和他有矛盾，逃到刘邦那儿告他谋反，刘邦以此为借口，出其不意地将彭越抓住，将其废为平民，贬斥到政治上最边缘的四川的一个地区。《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中记载，彭越自以为无罪，在贬斥的路上碰到了吕后，向她哭诉，没想到这个女人比她丈夫更心狠手辣，她假装把彭越带回洛阳为他求情，实际上却劝说刘邦杀了彭越，灭了他的家族。
论战场上的军事能力，这几个人的素质都远高于汉高祖，但在诈术面前，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干掉了。不过，在对待淮南王英布时，刘邦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彭越死后，他的肉被做成了肉酱赐予大臣和诸侯以儆效尤。但这种残酷的举动不仅没有吓住淮南王英布，还引起了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最严重的危机。收到彭越的肉酱后，英布预感到他也成了皇帝的眼中钉，被迫提前起兵拒汉。
对于这次英布的起兵，刘邦颇为重视，他率兵亲征，二人在阵上遥遥相见。此时，二人之间的谈话表明了彼此世界观的不同。
刘邦问英布道：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讽刺他：老子也想当皇帝！
他的回答换来了刘邦的谩骂。
刘邦认为英布是造反，但英布认为自己只是自卫。在英布看来，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皇帝”这个不明确的概念。刘邦这个“皇帝”是要控制一切，恢复秦朝的集权政治，而英布所代表的诸侯势力，则是要保护自己的封地，保证独立性。
据《史记·黥布列传》记载，经过激烈的战斗，皇帝最终获胜，英布逃窜后被诛杀。英布的死亡，标志着对集权制度威胁最大的三个诸侯都已经被消灭。
但这样的胜利却有着致命的后果，带来了更大的危机：战斗中刘邦中了一箭，从此身体时好时坏，拖了一年多就死了。
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失控的王朝：由于不满于集权制度带来的束缚，君臣离心离德，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吕太后更是风声鹤唳，对所有的人都不敢信任。
吕太后甚至恐惧汉朝自己的中央军队。刘邦在死前派出了大将樊哙，樊哙率领二十万大军，对还在位的倒数第二个异姓王——燕王卢绾发起了攻击。卢绾是刘邦的同乡好友，本来应该是王朝的稳定剂，却由于中央政府对他的逼迫，而不得不与匈奴人联合对付汉朝。
在周勃（樊哙被夺兵权）率领大军进攻卢绾时，为了确保关中地区的安全（这里是汉王起家的地方），刘邦还派陈平和灌婴率领十万人把守着关东地区的重镇荥阳。荥阳是当年刘邦与项羽来回争夺的地方，获得这里，就有了进攻洛阳和关中的基地，是全国最重要的军事据点之一。
刘邦死后，吕太后不仅担心无法控制朝政，还担心起樊哙、周勃、陈平、灌婴这些忠心耿耿的将领来。吕太后总是想到，在秦朝时，这些将领和刘邦是平等的编户，现在却要对刘邦的儿子称臣，会不会心有不甘而率三十万大军造反？
她不敢宣布皇帝的死讯，密谋将在外领兵的将领们都杀掉。
大臣郦商听说后，立刻求见替太后出谋划策的审食其，劝说：如果杀掉这几位将军，三十万汉军会立刻大乱。
在审食其入告后，吕太后才放弃了杀害这些人的企图。这四位将军都属于刘邦的亲信，吕太后尚且如此不信任，其中不仅表现出了执政者阴暗的心态，也让人看到了汉朝初期风声鹤唳的局势。
那么，吕太后为什么如此惊恐，连刘邦的亲信都不敢相信呢？
答案仍然是：到这时，人们仍然不理解刘邦要建立的中央集权王朝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回答，为什么刘邦成为皇帝，而其他人必须做臣子。在更多人的心中，仍然怀念着列国时期，对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充满了警惕和敌视。
吕太后担心，刘邦死后，会有下一个造反者推翻汉朝统治，将她和她的子孙做成肉酱。
只有这时，人们才能理解人心为什么如此重要。当所有的人都不信任这个制度时，所形成的合力很可能会摧毁它。当一个平民当上皇帝时，所有的人都会问凭什么。只有将皇帝树立成神，当作天赐的，才能打消那些普通人的野心。
叔孙通采取了最简单的做法，试图用一系列复杂的礼仪凸显皇帝的威严，并将人们固定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让他们反抗。但出身于小混混的刘邦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包装，人们还是认为他不够神圣，叔孙通的做法没有起到最终的固定作用，反而让人们更加担心和不信任。叔孙通的努力失败了，那么，怎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皇帝呢？
汉高祖刘邦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从秦代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样的制度维持了两千年。可在建立之初，人们会问：为什么皇帝就能将整个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据为己有？他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皇帝，而不能换成别人？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开国君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开国君主最初只是生活在前朝的普通人，只是因缘际会得到了天下，对他知根知底的人不在少数。成为皇帝后，要想证明他理应当皇帝，就必须神化他，但那些熟人却不屑于他装神弄鬼，到底该怎么说服大家承认他就是皇帝的不二人选呢？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也在这里，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国家的束缚，最初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并产生了诸多的流派。而中国哲学首先是依附于政治的，要解决的是统治问题。如何才能给统治者合法性？皇帝为什么是皇帝？臣民为什么是臣民？只有统治问题得到解答后，哲学才会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新的方向。
在汉初，随着刘邦的离世以及以叔孙通为代表的儒家的初次失败，另外两个学派又分别进行了尝试，来解决政权（皇帝）合法性的问题。
在两派观点出台前，西汉皇族内部的纷争恰好维持住了刘邦政权，没有倒台。这次内部纷争由吕太后引起，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吕太后封了几个娘家人为王，包括吕王吕台、梁王吕产、赵王吕禄和燕王吕通等。
吕太后之所以把她的娘家人封王，也是因为如何分封诸侯王还没有形成固定的规则。虽然刘邦说过“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但由于战国和汉初的影响，吕太后认为将部分国土分封给吕氏是正当的。她本人对于刘邦想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也没有清晰的概念。
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太后死后，几位吕姓王短暂拥有过颠覆中央政权的权力。然而，对于跟随刘邦的功臣来说，与其选择吕氏，不如继续拥护刘氏。这种想法导致了重臣陈平、周勃等人合谋消灭吕氏，拥护刘氏。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这次谋划也导致了生性宽容的汉文帝上台。
汉文帝上台后，另外两个学派的观点已经占据了汉朝的主流，并影响了汉朝的社会，它们分别是道家和法家。
与儒家痴迷于利用礼仪将人的行为束缚起来不同，道家和法家都承认刘氏政权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稳固性。人们对于战国时期的记忆过于清晰，不肯轻易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庞然大物。
道家和法家相对来说都是务实主义者，他们没有试图从理论上神化皇族，而是希望用现实性代替编造的理论。他们认为，要想树立刘氏政权的权威，只需要将这个政权维持得足够长久，等那些出生于战国和秦代的老人都死掉时，人们的记忆就会被更迭。如何度过最初的几十年，是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
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道家和法家的思路却是截然相反的。道家主张放松社会控制，而法家主张加强社会控制。
法家对集权政权的实践是从秦国就开始的。在商鞅、韩非子等人的影响下，秦国采取了通过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行为的做法，试图利用弹压之术，将人们固定在社会的各个角色之中。当人们适应了新的角色之后，也就承认了新政权的权威。在他们看来，权威来自法律约束。
除了制度之外，法家还主张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剪除诸侯势力，不管是汉高祖和吕后主导的诛杀异姓王，还是汉景帝时期的削藩，都带着鲜明的法家特色。
但是，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家由于过于严苛，已经声名狼藉。而法家主张的建立制度，在汉高祖本人看来也并不值得欣赏。汉高祖本人天马行空，以毁约为常，建立制度除了意味着对民间的限制外，也意味着对皇帝的约束。在汉初，法家虽然屡有应用，却只能处于地下，也就是采取法家的政策，却不说自己是法家。
汉初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晁错。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往往在儒术中掺入大量的法家成分，所谓“阳儒阴法”，这种趋势就始于晁错。晁错被人们认为是汉初儒家的代表，他也的确精通儒家经典《尚书》，但同时，他又学习过法家思想，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思路。
晁错生活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也是中国大一统之后第一次经济盛世时期。为了巩固汉政权，晁错的提议大都是明快直接、不打哑谜的政策。比如，在《论贵粟疏》中，他也和商鞅等法家人物一样，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贬低商业（这和以黄老之术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正好相反），为了鼓励人们种粮，也同样是为了解决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向边关地区输送军事后勤的问题，他提出富人可以向边关输送粮食，而朝廷给他们封赏一定的爵位，或者免除一定的刑罚。通过这种方式，中央政府满足了财政需要，就可以为普通人减税。汉文帝采取他的方法，果然在接下来的十三年中没有收取一点儿农业税，
却仍然保持了政府的运转和边关的国防。在《论守边疏》中，为了解决边关问题，晁错还鼓励人们向边境移民，寓兵于农，积极防御匈奴的攻击。
而晁错最著名的主张，则是在汉景帝时期的“削藩”。刘邦废除了异姓王之后，由于制度惯性，汉朝无法一下子在全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官员储备），只好又任命了一批宗室子弟去函谷关以东地区担任诸侯王。这些同姓诸侯王主要分布在现在的山东、河北、山西、江淮一带，他们死后可以把封地传给子孙。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们与皇帝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淡漠，他们就成了西汉政权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晁错在削藩问题上反映了典型的法家功利主义观点，在《削藩策》中他指出，诸侯王已经尾大不掉，不管现在削藩还是不削藩，在未来都会有人起来造反，“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如果现在开始削弱诸侯王的权力，会逼迫诸侯王立刻造反，灾难可能小；如果现在不动手，诸侯王造反可能推后，但到时候，当诸侯王兵强马壮准备完毕，结果会更加难以预测。“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立刻引起了“七国之乱”，即七个诸侯国的叛乱。这七个诸侯国打着“诛晁错”的旗号造反，汉景帝很快服软杀掉了晁错。晁错虽然死去，他的主张却毫无错误，借助这次“七国之乱”，汉景帝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为汉武帝时期彻底控制诸侯铺平了道路。
除了法家之外，与之相对的另一派被称为“黄老之术”，它也就是西汉初期特殊的道家学派。所谓黄老之术，被认为来自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的思想。
这一派认为，要想巩固政权，必须让人们尝到甜头，认识到现有模式的好处。只有得到了好处，人们才会从心底里接受现有的这种新模式。
要让人们尝到好处，就必须从经济上考虑问题。在统一的模式下，想要让人民休养生息，政府只需要维持和平，并采取不做过多干涉的态度，民间经济就自然会获得发展。经济发展几十年后，人们能吃饱饭、吃好饭，生活上自得其乐，也就离不开这个政权了。即便这个政权是依靠欺诈和蛮力建立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因为创造了和平和繁荣而取得合法性。
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是丞相曹参，以及汉文帝和他的皇后窦氏。幸运的是，吕太后时期虽然政治上斗争不断，治理国家却交给了秉持黄老之术的大臣。汉文帝时期更是将黄老之术当成了国策。
借助法家的权术和黄老之术的仁术，汉高祖刘邦死时的皇帝危机暂时被压制住了。随着文景之治带来的盛世局面，人们慢慢地不再怀念战国时期，而是被西汉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和强盛国力所迷惑，更加乐于生活在现状之中。
到这时，法家和道家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最大。然而，人们却发现，皇帝的合法性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法家和道家的做法只是把合法性问题推后了，他们并没有回答“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只是让大家习惯于刘氏当皇帝的状态，而人们之所以接受刘氏当皇帝，只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生活得不错，没有必要改变。
可是，万一哪一天，当社会经济出现下滑，人们的生活变得困难时，“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就又会被提出来，并且成为推翻刘氏政权的借口。按照现代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需要一个皇帝，只是因为暂时想不到更好的政治架构来保证庞大国家的统一和繁荣，至于谁当皇帝，是无所谓的。但这种观点在汉朝的皇帝们看来绝对不能接受，他们需要一种哲学来论证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这样才能保证江山永远在刘氏内部传承。
于是，当道家和法家暂时稳定了社会，皇帝坐稳了宝座之后，皇帝开始转向另一派人，请他们彻底解决所谓的合法性问题。
这一派认为，法家使用的是权谋之术，而道家的黄老之术则使人放荡和失控，总的来说，这两派都是针对人们的举止和行动采取方法，而真正高明的手段却是控制人们的思想，通过朝廷的引导、宣传和控制，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爱上”皇帝，将皇帝当成比衣食父母都亲的神，把当年的小人物当成是天命所归的不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彻底相信，只有刘氏才能做皇帝。
这一派，就是后来的儒家。或许我们更应该称之为儒教。
在汉朝，从黄老之术向儒教转化的两个早期人物是陆贾和贾谊。
陆贾来自楚地，生活的年代与汉高祖重合。《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在汉高祖统一中国后，陆贾曾经出使南越国，说服南越王赵佗称臣，但令陆贾扬名的却是他写的《新语》。
在秦朝，由于李斯说服秦始皇将民间除了医药、占卜、种植方面的书籍之外的其他书全部烧毁，对先秦文化形成了严重的打击。到了汉初，各地保留下来的书籍很少，而曾经学习过百家之术的人又分散在乡野，还都没有找到。在那个图书奇缺的年代，一句简单的顺口溜都能带来极大的影响力。
汉高祖刘邦本人对文人和书籍并不感兴趣，常常以侮辱文人为乐。由于陆贾动不动就在刘邦的面前说《诗经》《尚书》，刘邦当面质疑：老子是马上打天下，读这些《诗经》《尚书》有什么用？
陆贾回答：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并举了一系列例子。最后说：如果当年秦朝懂得师法圣人，行仁义，也就轮不到陛下了。
刘邦立刻醒悟，放下架子请陆贾将历代的得失经验写出来供他参考。陆贾于是写了十二篇文章，合成一本书称为《新语》。这本书意思浅显，句式粗糙，类似于现代的顺口溜，也反映了秦朝焚书坑儒之后文化的凋敝。但陆贾每每上奏一篇，刘邦都会大声说好，引得其他人都跟着喊万岁，这说明他抓住了刘邦的需要，已经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学术水平。
在书中，陆贾以儒家的框架为基础提出了治国之道，认为统治者必须做到“仁义”才能治理好国家，但他又进一步认为，“仁义”的核心是“无为”。“仁义”是孟子时期儒学的核心思想，而“无为”则是道家思想，这样，陆贾的思想实际上是儒家的框架和道家的核心。但他的做法让儒家在汉初的道家氛围内寻找到了一片根据地。
《新语》翻来覆去说了十二篇，核心观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宇宙论入手，叙述了宇宙的发展过程，然后到人类的发展过程，再到历代圣人的功劳。陆贾认为圣人是根据宇宙的规律来治理国家的，所以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实际上，陆贾的这个体系参考了先秦时期阴阳学家的成果。
第二，所谓宇宙发展规律，就是“仁义”。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行仁义”。陆贾此时的理论体系来自孟子的理论，孟子理论的核心，就是“仁”。
第三，皇帝如何才能做到仁义呢？答案是：所谓“行仁义”，就是要“无为而治”。只要保持内部的和平，民间自己就会发展，皇帝不需要做什么，只要享受“无为”的成果就可以了。“无为”的思想来自道家，所以，陆贾最后的结论实际上是道家的，与当时的黄老之术合拍。
陆贾的理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宇宙论。这套理论暗含了后来董仲舒创造的“天人合一”理论。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人类社会是另一个小型的宇宙，宇宙的规律也是社会的规律，所以，要治理好人间，就要符合天道。
不过陆贾还没有明确说皇帝就是老天爷派来治理人间的，他只是暗示，皇帝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他按照天道来治理人民。
这套理论虽然还比较原始，但到了后来，被后人进一步发挥，就把皇帝神化成天子，并把某人当皇帝说成是天道了。这样，皇帝就从小瘪三变成了老天爷派来的，是不可反抗的。一旦皇帝成了天子，人们也就没有资格去质疑他凭什么当皇帝了。
陆贾之后，另一位年轻人继续发展了他的理论。这位年轻人就是汉文帝时期的贾谊。
贾谊是洛阳人，他年少时在当地被称为才子，后来被汉文帝征召进入宫廷。最初是博士，一年之中就跳到了太中大夫。这两个官职都是皇帝的智囊，博士的待遇是一年六百石粮食，而太中大夫则有一千石的粮食。
贾谊的思想可以看作对陆贾的“仁义”思想的继承，加上从叔孙通那儿借来的“礼法”外衣。
叔孙通主张礼仪，强调巨大的仪式感，利用仪式带来的压迫感产生秩序，从而烘托皇帝的威严。他在刘邦时期颇受重用。但是到了汉文帝时期，由于汉文帝待人宽厚，提倡黄老之术，叔孙通的那一套吃不开了。
但贾谊来到汉文帝朝廷之后，没有觉察到这种转变，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上书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他的这些提议比叔孙通又进了一步，叔孙通是东施效颦一般地模仿秦朝的礼仪规则，而贾谊则是想建立一套属于汉朝自己的礼仪规则，并配合一系列神秘主义的理论。比如，根据先秦时期阴阳学说，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每一个朝代都对应于不同的元素和不同的颜色。
另外，在秦汉时期，正月并不是一月的专有名词，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正月。比如，据《史记》记载，夏朝的正月是一月，商朝的正月是十二月，周朝的正月是十一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秦朝是水德，颜色是黑色，而秦朝的正月是十月。贾谊继承了这样的神秘主义，急于把它并入礼仪规则之中，把皇朝循环与阴阳五行、宇宙论扯上关系，把汉朝塑造成天命所归。
贾谊对陆贾的理论也有了新的改造。陆贾认为皇帝一定要行仁义，贾谊也认为一定要行仁义。他还专门写了《过秦论》，经过一系列的铺排之后，认为秦朝灭亡就是因为“仁义不施”。
但贾谊的“仁义”与陆贾的“仁义”却是天壤之别。陆贾认为“仁义”就是“无为”，对应于现代词语就是宽容，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而贾谊认为的“仁义”却是“礼法”。由于礼法是孔子时期儒学的核心观念，贾谊就把陆贾的理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儒家思想。除了在礼仪上尊崇皇帝之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突出皇家的威仪，将整个社会置于等级规则之下。一旦所有的等级就位，皇帝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神。
但贾谊不走运的是，汉文帝是一位黄老之术的信奉者，对于一切“折腾”都敬而远之，事情能简化就简化。贾谊的思想并没有被采纳，他本人也被从中央支走，远走长沙。由于英年早逝，他没能熬过汉初的黄老时期。
贾谊死后二十八年，一位十六岁的小皇帝登上了王位，儒教终于等到了机会，摩拳擦掌地准备占据中国两千年哲学舞台的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