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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取代汉朝并没有受到多少抵制，群臣和民间不仅不反对他当皇帝，甚至不断地恭维和簇拥他完成改朝换代。但王莽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却导致了政权的垮台，而其改革的核心则是金融和财政。
王莽的改革带有很强的幻想色彩，试图通过遵循儒家经典来完成新的制度设计，从而达到大同理想。可以说，王莽的改革是一次儒家教条式的乌托邦试验。
王莽改革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土地所有制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政府垄断。这些改革对民间经济的破坏，彻底粉碎了政权基础，引起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又让王莽陷入了财政旋涡，最终倒台。
王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把金、银、铜、龟、贝都纳入货币体系之中，创造了28种货币，并强行规定了28种货币的兑换比例。但政府权威最终敌不过市场，市场拒绝接受这么多货币，使得王莽的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
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就在汉昭帝去世、汉宣帝继位三年后，一位叫作王政君的女孩出生了。
《汉书·元后传》记载，她有八个兄弟和三个姐妹，活了84岁，一直活到了西汉皇权的结束，这个朝代后期的大事件也多和这个女人的家族有关。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去世，汉成帝即位。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成为王朝命运的主宰者。她先后任命自己的四个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根去职后，她又在王家的孙辈里找到王莽来担任大司马大将军一职。
《汉书·王莽传》记载，汉成帝死后无子，侄子汉哀帝即位，汉哀帝不喜欢王氏一家，将王莽贬斥。但汉哀帝只在位七年就死了，他死后，王太后继续掌权，于是王莽又被召回，辅佐了两代婴幼儿皇帝：汉平帝和孺子婴。
在王太后的时代，汉朝在经济上的稳定一直持续到王莽代汉。
然而，这个时代已经无法达到文景时期的高度，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在丰收的年份，人们的生活与文景时期毫无二致；可一旦出现灾荒，由于政府平时从民间抽走的利润太多，民间的积累不足，就会有人陷入赤贫。
不过，一俟灾荒年过去，经过一两个丰收年，人们的日子又会恢复正常。所以，这一时期的史书里充斥着对灾荒的记载，但也承认人民整体生活是小康水平。
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这样评价哀平时期：
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西汉皇权的坠落并非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吃紧，而是出现了另一种失衡：王太后娘家人带来的权力失衡。
在家天下的时代，外戚和宦官专权一直是无解的难题。当皇帝过于孱弱，其权力就会被这两种势力的其中一个控制。汉元帝死后，控制政权的是外戚势力。外戚专权，难免出现一系列的宫廷事变，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新皇帝总是莫名其妙地暴病死去，而继任者大都是性格懦弱的人，甚至是孩子。在经过几代暴死、懦弱或者未成年统治者之后，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西汉王朝的外戚专权问题又因汉武帝时期对官制的破坏而进一步加剧。汉武帝为了统治的便利，将丞相等外朝官员的权力分走，封给了围绕着他的小圈子。这个集团的首领在内廷做决策，反而使三公九卿的正规官员被隔离在真正的权力之外。
在这种模式下，外戚只要控制住内廷集团，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政府。王莽就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改朝换代。这种改朝换代大都是以禅让的形式来完成的。政权更替如果得当，对于民间经济、财政结构的影响并不大。除了皇帝换人，其他的生活照旧。
王莽的新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禅让大戏”。在这出大戏里，我们已经可以总结出以后每一出禅让戏的基本模式。
人们本以为官僚系统会对汉皇室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抵制王莽。但绝大部分官员尊重的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他们并不排斥王莽的篡权，反而在整个过程中屡屡充当先锋，帮助王莽完成他的使命。而王莽在早期也特别注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官员绑在一起，扶持派系。
在“出道”伊始，他就表现得如同谦谦君子，生活节俭，提倡孝道，谦恭下士，在整个王氏家族中享有盛誉。
在汉哀帝执政的那几年，由于汉哀帝也要扶持自己的外戚，王莽暂时失去了权势。但正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并得到官僚集团的拥护，王莽在汉哀帝死后很快就重新执政，并废除了汉哀帝的外戚集团。
官员的行为艺术在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封安汉公的事件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一年，塞外进献了一只被认为是祥瑞的白雉（野鸡），群臣上奏，以王莽治理国家带来祥瑞为借口，请求册封王莽，把他提高到与萧何、霍光这两位汉代名臣并列的地位上。
所谓“祥瑞”，也是汉武帝留下的遗产。为了神化皇帝，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帮助下制定了天人合一理论，
将皇帝比作天，同时大力推行祥瑞和谶纬，对于自然事件进行政治化的解读，令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迷信的朝代。王莽不仅借助了董仲舒的理论，还大力推广为己所用，利用祥瑞来为自己上台做铺垫。而白雉正是传统的祥瑞之一。
王太后收到了请求，为撇清关系，连忙请群臣澄清：他们要求任命王莽，是出自真心，还是因为王莽是太后的亲戚？群臣听了王太后的话，诚惶诚恐，为了表忠心，立刻再次加码，将王莽比作和周公齐名的人，并乘机要求给王莽加封号“安汉公”。
这一次，王太后终于同意了。
这时轮到王莽出来表演了，他立刻拒绝给自己加封，同时要求给他的几个党羽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等人加封，认为他们才够资格。甄邯听说王莽推荐自己，立刻跳出来推举王莽。
王莽再次推辞。太后前后三次试图召见王莽，给他加封，都被他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前往宫廷。三召三辞，甚至五召五辞，也成了此后的标准程序，在历次权臣主持的禅让活动中屡屡上演。
最后，群臣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求太后先给王莽推荐的其他人加封，再加封王莽为安汉公。其他四人都得到加封之后，王莽却继续推辞。此时，群臣再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又提出请求，请太后考虑百官和庶民的普遍愿望，不要让他们失望。这时，太后勉为其难地发出了诏书，加封王莽为安汉公。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王莽仍然诚惶诚恐，虽然接受了诏书和封号，却推辞了封地和世袭权，表示待百姓都富足之后再接受。
双方的推辞又持续了一轮，直到太后又答应给汉代的诸侯功臣的子孙都加赏，王莽的演出才告一段落。
在这整个仪式中，太后、王莽、群臣的配合严丝合缝，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却必须演好各自的角色。可以看出，群臣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排斥王莽，甚至与王莽相勾结。
当然，这只是王莽代汉的起点。在成为安汉公之后，王莽的地位越来越高，又当上了皇帝的岳父，加九锡（接受象征官员最高荣誉的九种皇帝赏赐。王莽之后，加九锡也成了历次禅让的标准程序），直到成为代理皇帝，但承诺等孺子婴长大之后还政于他。最后，王莽变成真皇帝，取代了刘氏政权。
这一出出大戏充斥着繁文缛节，如果要将它一一展开，能够写满数十页。人们为完成这个仪式，制定了五花八门的礼仪，虽然大家都知道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并非整个官僚系统都乐于看到王莽得势。
在王莽篡权的整个过程中，他两次打败了新外戚势力的夺权。居摄元年（公元6年），当他成为假皇帝之后，安众侯刘崇也起兵反叛过。而对王莽打击最深的是居摄二年（公元7年）的翟义起兵。翟义是汉丞相翟方进最小的儿子。不管是外戚还是属于刘氏家族的刘崇，他们的反抗都是天经地义的，因为王莽要篡夺的就是这些人的权力。王莽对和这些人的斗争，早有心理准备。
而翟义代表的是官僚阶层的反叛，这是王莽最为担心的。即便这次起兵很快被镇压下去，王莽在以后也经常提到翟义这个人，将他看成乱臣贼子的典型。这也表现出翟义起兵在王莽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但王莽多虑了。其实大部分官员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场斗争的，仿佛与己无关，他们只会选择和胜利者在一起，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
正是大部分官员的冷漠让王莽代汉的大戏显得波澜不惊。汉朝的老百姓表现得更加冷漠，人们似乎已经明白，皇帝换人之后，生活的一切都会照旧。官僚继续存在，税赋照样缴纳，耕田、买卖、生活，这些主旋律都不会变化。发生在遥远都城的事情，本不应该对偏远乡村的人们有影响。
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既然官员不反对，社会也不反抗，那么王莽取得皇位之后，应该大大地松一口气，享受当皇帝的乐趣。至于政治，西汉留下的家底还过得去，本不应该做太多的变动，免得动出问题来。
但奇怪的是，王莽度过最危险的政权交接期之后，却突然启动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财政、金融改革。而这些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取得效果，反而使整个社会疲惫不堪，并最终走向解体。于是，一个好端端的局面被他亲手葬送，到最后自己也身败名裂，死于非命。
那么，他为什么非要进行这些激进的改革呢？他到底是一个野心家，还是一个疯子，抑或是一个幻想家？
答案也许是：都不是。
在大多数官员以冷静和功利的眼光看待王莽代汉的同时，这位新皇帝却有着一批狂热的粉丝。这些粉丝的数量有限，却掌握着一大半的舆论和话语权。正是他们将王莽捧上了天，也正是他们的狂热诱导着王莽进行改革。
这些狂热分子就是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
王莽之前，汉元帝为太子时，曾经怪父亲汉宣帝不重视儒家学说。太子说，汉代的许多弊端都是因为制度不好而造成的，作为皇帝，应当采纳儒家推崇的周朝理想，来构建一套新的制度，取代现有的规则。
太子的天真想法随即遭到了汉宣帝的驳斥，据《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宣帝批评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宣帝与人们熟悉的清朝雍正皇帝有几分类似：大力整顿吏治，又有务实的性格，知道每一代必须以已有的制度为基础进行演化。汉高祖建立皇朝之后，制度一旦确定，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革。汉武帝扰乱了汉家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即便不喜欢他的政策，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事实，在这个现实基础上再做调整。想全盘推翻，回到理想中的模型是办不到的。
虽然太子的提议没有成为现实，但太子和皇帝的对话却将西汉后期的一个基本问题呈现了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不仅影响了汉元帝一代，还在其他皇帝统治时屡屡出现，成为大臣们争论的焦点。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对现实不满，希望重新设计一套制度来取代已经千疮百孔的旧制度。
西汉王朝后期，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不满，并非是因为吃不上饭，而是出于一种对现实的不认同。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盐铁等最具前景的工业由官营垄断，人们除了种地，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手段。虽然农耕技术进步，养活自己没有问题，但因为缺乏发展前景，人们心中的不满反而增加了。
中央官僚的选任范围更加窄小，挑选范围集中于官二代、官三代，加上外戚势力把持朝政，普通人的仕途变得更加狭窄。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控制经济的程度加深，与商人的勾结越来越严重，社会结块现象明显，大家族出现了，普通人致富的渠道变得更加稀少。
这个结块的社会还造成一个新的问题：地方权力失控。地方上的大家族垄断了地方官吏的职位，中央和地方出现脱节。中央的控制力下降了。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对于地方控制力的下降始终是中央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在两者的对抗中，中央不断派出巡视组去审查地方官。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第一次派出六个人作为中央巡视组（刺史）前往地方巡查。到了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就设置了十三部刺史，将巡视制度固定下来。
监察制度可以一时抑制地方的离心倾向，但不管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地方势力逐渐失控的长期趋势。
在对社会不满的人眼中，整个社会都充满了不公正，干活的人贫困交加，不干活的人却穷奢极欲。特别是在一些家族势力的带动下，权贵竞相穿戴绫罗绸缎、金银珠玉，竞相购买家奴，建设高级住宅。富裕的人家更是控制了地方官僚的选举，饱学的儒生没有办法进入仕途。
对现实不满的带头人大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他们大声呼喊着改变。
实际上，随着汉武帝将儒术定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大学机构（太学）的确输送了一批儒家学者进入官僚系统。
汉代后期的丞相如萧望之、翟方进等人，往往都是当世闻名的大儒。另外，皇帝设立的五经博士也已经成为官方圈养的学术机构的代表，依靠出卖学问享受着皇家待遇。他们通过编撰课本和垄断教育行业，将儒家理论灌输给整个社会。
但是，与更多人想当官比起来，这个渠道仍然太窄，大部分人根本无法通过儒术进入政权。更令皇帝想不到的是，他们尊崇儒学本来是为了给政权带来稳定，却恰得其反。
首先，儒生掌握了强大的宣传能力。作为官方学问，汉代的儒学仿佛同时控制了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拥有无限的开火权。
但儒家学者们并不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编造理论，还时不时让皇帝难堪。
西汉时期，儒家经典纷纷定型。流传下来的残缺的五经文字，都经过了汉代人的篡改、伪造和阐释，这使得许多汉代人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书中，谎称是古代就有的思想。
这就像清朝康有为谎称孔子是改革的典范并以此推动变法一样，借古讽今，却也让民心更加偏激和失控。
在汉武帝时期，儒者们还能根据皇帝的意图来解释经文，强调现代是从古代演进的结果，是一种必然趋势，带着社会进化论的色彩。
但汉武帝之后，由于人们对社会和政治失望，另一种复古主义的风潮逐渐占据上风。他们将周朝描述成一个更加富裕、平等并充满礼教的社会。在那个时代，人们全都知书达理、安守本分。
周朝的井田制之所以被私人土地所有制取代，是因为井田制效率低下，但学者却把周朝的土地所有制描写成一种理想的制度，在那时，人人有饭吃，无人不饱暖。不仅人人饱暖，而且人人反对奢侈。每一个人都有着相应的社会等级，每一个社会等级都有着符合该等级的着装和消费标准，只要安守标准，就不会奢侈。
在那里，没有超级的富人，也没有穷人。他们的位置是根据需要来分配的，贤人成为贵族和官员，而贵族一定是贤人。至于为什么贵族一定是贤人，却没有人愿意追究其原因。
这是古代社会的“乌托邦”，一个高不可攀的理想。但在汉代后期，却成为许多人探讨政策、制定法规的模板。
汉代的社会思潮又由于今古文经的争执变得更加复杂。
在汉代圈养的知识分子中，有的人一旦当上五经博士，就立刻变成学阀。他们拉帮结伙，只准徒弟背诵自己的理论，不准有任何偏差，更加优秀的人无法脱颖而出。
但是，这些人使用的教科书却是有问题的。由于秦代焚书坑儒，大部分儒家典籍都已经残缺不全，只是依靠一些老人的记忆而得以流传下来。当他们幸存到汉代后，凭借记忆或者私藏的书简，将儒经进行了恢复。但这样的经文充满讹误。后来，随着一些在秦之前书写的文本被发掘出来，人们发现市面上流传的所谓经典有许多错误，也残缺不全。这些后来发掘的经文被称为古文经，而在太学里流传的是今文经。
许多对当时学术现状感到不满的学者都聚集在古文经学的旗下，开始反叛。他们更加推崇古代，也更加批判现实。周朝的“乌托邦”在他们的描绘下熠熠生辉，吸引着人们前去投奔。
王莽时期古文经学的大家是刘歆。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的儿子，刘向也是西汉著名的编撰家，《战国策》《说苑》《新序》等典籍都经由刘向编著，而刘歆则和父亲共同编校了《山海经》。
刘歆被认为是王莽的国师。除了刘歆之外，还包括孙阳、张邯、鲁匡等人，他们无一不是当时饱学的大儒。
当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实的旗帜下聚集时，还需要一个旗手带领大家。而大司马大将军王莽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王莽本人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也认同儒家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不惮用权力去实现理想。为了对抗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王莽曾经希望带头提倡简朴。《汉书·王莽传》记载，作为皇家的最高官员，他带头“恶衣恶食，陋车驽马”，一听说各地有灾荒，就连肉都不吃。他希望通过皇家的示范来改变风气。
王莽这样做有自己的理由，他需要树立威信。只有有了威信，才能掌握足够的权柄，取代汉家王朝。
这些儒者本身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他们只在乎谁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社会。于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和儒生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联合体。儒生利用他们庞大的宣传能力帮助王莽上台，而王莽则推行儒生所期望的政策来改变社会。
关于西汉末年这一复古思潮，有许多例子可以印证。
汉元帝时期，一个叫作贡禹的官员很得皇帝喜爱。他品格高尚，生活俭朴。他依照古代社会的标准，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比如，他认为汉武帝之后的宫廷中声色犬马、美人充斥，花费难以估算。而他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皇帝的宫女不过九人，马匹不过八匹，一切都是极节俭的。贡禹从这个角度出发，请汉元帝大幅度削减宫室开支。此举收到了好的效果。
然而，当一切都以古代为标准时，贡禹也会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比如，《汉书·贡禹传》记载，在对待货币的问题上，贡禹看到了政府垄断货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的建议却是：废除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时期；或者用米和布来作为交易媒介，取代黄金、铜币的作用。
贡禹对于金融的质疑只是当时的一个代表，许多人都持有类似的观点，希望改革货币制度，而这种思想到了王莽时期，就成为改革的主线之一。
另一个例子则来自以研究《诗经》而闻名的师丹。古代曾经使用龟壳和贝壳来当作货币，许多人希望把这些东西重新搬出来，师丹本人也赞同这种做法。这就距离王莽的货币改革更近了一步。
而师丹更重要的思想则反映在汉哀帝刚刚即位时他提出的观点中。他认为，西汉后期日渐明显的社会结块现象，来自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富人？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天子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或者限制土地占有量，不准自由买卖。
师丹的提法后来成为王莽改革的另一条主线。
在贡禹和师丹等人的影响下，王莽上台后，希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也希望借助舆论的东风，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但王莽改革失败后，大儒们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绝口不提这段书生乱政的历史，继续充当后世执政者的犬马。人们将社会的混乱都归罪于王莽，反而忘记了当初社会舆论的推动作用。于是，王莽就作为著名的乱臣贼子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平元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登基。
由于哀帝继位时已经成年，时任大将军的王莽经过短暂留任后下野，将权力交还给新皇帝。
不过，他下野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继任者师丹共同策划了一次土地改革。《汉书·哀帝纪》记载，汉哀帝继位两个月后发布了限田限奴令，规定诸王、列侯不得在他们的封国之外购买田地，而关内侯和其余人民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不得超过三十人，但是六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不算在奴婢数量中；商人不能占田，不能做官吏。
但这次改革并不符合新皇帝的胃口。刚刚登基的汉哀帝有着太多的附庸等待册封，外戚家族也不富裕，需要皇帝赐予大块的土地。皇帝将这项法令理解为故意制造麻烦，坐稳位置后，就将师丹罢免。第一次改革不了了之。
这次改革却给知识分子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意识到，朝廷已经有人看重自己设计的理想制度了。从此以后，知识界更是把王莽、师丹这些最高层的官员树立成改革的先锋。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仅当了六年皇帝的汉哀帝去世。他去世前，在知识阶层的呼吁下，王莽已经被汉哀帝召回。皇帝死后，王莽更是重新执掌了军政大权。
这时的王莽由于拥有改革派的名声，加上被贬黜的经历，已经成为一个魅力型领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王莽建立了新朝，以万象更新的姿态，将他的改革理想继续进行下去。另外，随着他对刘崇、翟义等人的镇压，以及对匈奴不明智的挑衅，
在军事和军备上的开支也让新皇帝有必要对财政做出一系列的整理，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于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称帝的第二年，他终于推出了混合着理想和现实动机的改革法案。他宣称，为了打破土地的分配不均和世家的蓄奴制度，让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他决定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
改革的措施从名义上结束了土地私人占有制度，从此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而奴婢也不能再私自买卖。
例如，政策规定，每户人家，如果男丁不超过八人，而占有的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话，就必须把自家的土地赠送给亲戚、邻里。
鉴于汉哀帝时期的改革无疾而终，王莽加强了对于违反规定者的惩罚力度，违反者甚至可能被判死刑。他希望通过严厉的措施来彰显王权，达到集中权力的目的。
王莽的土地改革表面上尊重儒家先贤，按照儒家推崇的井田制来设计，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个人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实行井田制的时期。周朝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君所有制，也就是封君控制土地，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贡赋，或者让农民给封君多种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即公田，其产出完全归封君所有。
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时代，孟子根据周朝的土地情况，在纸面上设计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土地制度。他首先将土地分成一块块九百亩大小的正方形区块，再在每个区块中横画两道，竖画两道，如同一个“井”字，将土地分成大小相等的九块。周边的八块分给八户人家，而中间的一块是公田，由这八户人家共同耕种，公田的收成则归属封君。孟子设计的制度只是出于理想，技术上不可能实现。比如，土地不见得都能分成九百亩的正方形区块，当农民生老病死后，如何重新分配土地更是问题。
到了汉代，这个只存在于孟子头脑中的制度在一代代儒生的努力下，却被渲染成周朝实际实施的制度了。在《穀梁传》《韩诗外传》《周礼》《汉书》等古代典籍中，都信誓旦旦地说周朝实行过井田制。
这些人在阐述井田制的同时，另一个潜在的观点是：必须把土地从私人手中收归国有，由天子统一进行分配。
王莽抓住的也恰好是这一点，希望通过重新丈量，将所有土地都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对土地的重新掌握，能够从财政上解决地方失控的局面。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土地所有制，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王莽的改革推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在皇帝权威能够触及的地方，特别是关中平原一代，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但是，王莽没有想到一点：不管是谁，在什么时代，在执行全局性的改革过程中，仅仅依靠下达法令是不行的。在如此广大的疆土内，如果缺乏有条不紊的规划，以及巨大的执行力，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王莽的改革虽然能够得到儒家狂热分子的追捧，却让更多的普通人感到厌倦。
对于地方势力来讲，他们当初默许王莽上台，就是以为与王莽做了一个交换，用他们的支持换取王莽对他们权力的默认。王莽的激进改革显然打破了这种默契，地方势力放弃了幻想，不再配合中央政府。
在匆匆推出改革的三年后，王莽意识到这一做法的莽撞：这是一项没有配套措施，没有实力保障的改革。这时，由于处理匈奴问题不当，汉朝与匈奴的纠纷越来越大，政府正需要地方的帮助来渡过难关。作为妥协，他取消了这些激进但对于财政并没有产生实质性作用的改革措施。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边地的骚乱已经影响到中央财政，愈加缺钱的王莽下令征收奴婢税，规定每养一个奴婢，征收3 600钱。但与其将这项政策看作改革的后续，不如视为敛财的新手段。
在土地和人口改革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财政改革也推出了，这就是五均、赊贷和六筦之法。
所谓五均，是政府对物价进行控制，对行业进行垄断和专卖的做法。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在全国大城市的集市上设立五均官。这些官员负责监督民间市场，要求商家按照统一的价格来销售谷、布、帛、丝、绵这五样民生物品。当政府的财政金融扩张造成了通货膨胀时，政府则要求民间限价，来掩盖通胀的事实。
赊贷是指当民间经营者缺乏资本时，政府还可以以放贷的形式借给经营者一笔钱，按照月息三分收取利息，介入民间金融市场。
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还是出自儒家理想，即民生需要的东西必须由政府指定价格，不能由奸商来操控，从而把市场力量弱化。
另外，所谓六筦，则是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的税收，加上五均赊贷的总称。
根据儒家理论，人民应该去种田谋生，其余的行业都是末业，不鼓励人民去从事。但是既然人民还是需要一些末业的产品，就由政府勉为其难地代替人民从事这些罪恶的行业。
六筦之中，有许多项其实已经由汉武帝实施了，但是王莽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并置于统一的框架之中。而背后的目的却与汉武帝一样：财政。
当五均六筦政策把社会上最重要的商品都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中时，我们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
然而，王莽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汉武帝时期一样：为了实行这些法律，需要大量的商业人才为政府服务。王莽本来的意图是抑制商人，疏远商业人才，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离开了这些商业人才，就无法将政策推行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当政府更加缺钱时，王莽放弃了原则，任命商人担任五均六筦之官，加强对民间违禁者的打击。
但到这时，此起彼伏的叛乱者已经使王莽无法把他的命令推行下去了。就在同一年，受水灾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饥荒。在和平时期，饥荒并不足以击溃社会，但是，由于王莽改革造成社会免疫力下降，人们在饥荒的威胁下揭竿而起。那一年，绿林起义爆发。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赤眉起义接踵而至。
起义军的出现让中央政府的税基逐渐减小，也越来越没有办法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天凤五年（公元18年），王莽下令清查贪污行为，那些在近年涉及贪污的官员，将被没收4/5的财产。这些财产用于应付国家的军事开支。为了让这个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政府鼓励相互告发。
走到这一步，王莽的改革已经被卷入一个旋涡。财政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又让政府更加致力于搜刮，到最后政府无力镇压动荡。他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
在短短十几年中，汉代留下的家底已经消耗殆尽，社会开始分崩离析。王莽想利用复古式改革加强权力，却由于改革措施不当，造就了一个短命的王朝。
在王莽的改制中，有一项改革对后世的人们充满了吸引力：币制改革。
这项改革深刻地体现了“复古式改革”的魅力：利用古人创造的理想图景，来设计一个全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失败得如此彻底，却又设计得如此精美，令人们既神往，又感到困惑。
即便到了现在，收藏者们仍然把王莽时期的钱币当作中国钱币艺术的高峰。从工艺上讲，王莽时期的每一种货币都是最精美的创造。比如，在钱币工艺中排第一的金错刀（一种错金的刀币），从材料到工艺无不出于精心设计。
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历代的钱币首先需要的是快速生产。即便粗糙，只要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满足全国的需要，也是好货币。只有在生产效率提高之后，才会去考虑工艺的改进和美化。
而王莽的货币似乎首先考虑的是工艺和象征意义，有不计成本的嫌疑。货币在王莽的哲学体系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流通工具，还是通往古代理想财政模型的途径。
在这个模型中，货币不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还代表着礼仪。货币的价值是由天子规定的，不是由它的实际价值决定的。当然，天子的规定总是对自己有利，当他铸造高面值的货币时，其实就是一种使货币贬值的行为。
王莽在他最顶峰的改革中把背后的经济利益掩藏得那么深，以至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在他之后，有多少人利用粗制滥造的小钱糊弄民间，行偷盗之实。但人们总是相信王莽是在实现他的理想，只是不小心偷走了民间财富。
但是，不管他小心还是不小心，民间经济立即做出了回应，新货币与其他一系列改革一起，击溃本来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走向了崩溃。
虽然隐藏得很深，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人们仍然能够找到王莽货币改革的利益动机。
王莽的币制改革分为四次，而第一次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居摄二年（公元7年），在还是代理皇帝时，王莽就推出了一个货币政策上的“小手术”，来解决一个看似不那么要命的小问题。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达到目的，却引起了蝴蝶效应，逼迫着王莽做了第二次、第三次改革……直到他的货币改革牵扯面越来越大，并最终失控。
而他第一次改革要解决的小问题是：货币贬值。
到王莽时期，汉武帝推出的五铢钱已经流通了一百多年，世人基本上已经适应了单一货币。但令政府感到烦恼的是，经过一百年的不断贬值，铸造五铢钱的成本已经显得太高。特别是五铢钱对重量是有要求的，政府即便可以偷偷减重，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王莽希望通过一次改革来使货币贬值，但又不影响社会的稳定。他的办法是发行大面额的钱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系统地发行大面额货币。
这一年，王莽发行了三种新的货币，和五铢钱并行使用。
第一种是大钱（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相当于两枚半的五铢钱，但它的面值却是五十枚五铢钱。
第二种是契刀。这是一种综合型货币，它有个类似于钱币的圆环，但圆环上又挂了一把类似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刀币的把儿。面值五百枚五铢钱。
第三种是错刀，也就是俗称的金错刀。这种钱与契刀类似，但用错金工艺组成了“一刀平五千”的文字。面值五千枚五铢钱。
由于后两种货币的面值太高，民间盗铸会有很高的利益，故而，王莽在铸造这两种钱币时采用了很多先进的防伪工艺，造得精美无比。这些钱币成了后世竞相收藏的艺术精品。
如果这项改革成功的话，政府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比如，大钱只用两个半五铢钱的材料，却当五十个五铢钱来用。而发行契刀和金错刀更是一本万利。
但是，在政府看到利润空间的同时，民间也同样看到了。一枚大钱就意味着二十倍的通货膨胀，也意味着偷铸一枚大钱可以获得二十倍的利润。这是一项少有的暴利投机。
于是，民间立即熔化原来的五铢钱，再盗铸成这些贬值的钱币。民间造假蜂起，人们疯狂地涌进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在交易市场上，由于钱币贬值得太厉害，人们纷纷转用黄金交易，不敢再接受这些货币。为解决这个问题，王莽禁止黄金流通，强迫人们使用这套新的钱币系统。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市场混乱。
王莽以为他的改革可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没想到，这次铸币改革等于踹开了地狱之门，再也收不住了。
两年后的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已经登基称帝。他开始着手修正第一次货币改革造成的问题。
由于两种刀币面值太大，民间反弹太厉害，王莽遂将其废除。他寻找的借口是，汉皇室的“劉”字就是由“卯金刀”三个字组成的，既然刘氏已经不再担任皇帝，那么刀币也应该停止使用了。
而第一次货币改革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面值五十的大钱与五铢钱之间的比值悬殊。王莽认为铸造五铢钱太不划算，政府应当直接废除五铢钱。
于是在第二次改革中，他发行了一种重量只有一铢的小钱作为基本货币，将五铢钱停用。实质是把最常用的货币也贬值4/5。
通过第二次改革，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只剩下两种，分别是重十二铢价值五十文的大钱，和重一铢价值一文的小钱。这时，人们熔掉十二文（也是十二枚）小钱，就可以铸造一枚大钱，来当五十文花，盗铸仍然有三倍的利润。
随着人们纷纷把小钱熔化掉，市面上便只剩下五十文的大钱。由于民间缺乏零钱，许多小额交易就无法进行。第二次改革仍然以扰民为结局。
到了第二年，王莽意识到他的两次改革并没有解决货币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麻烦，于是决定来一次一劳永逸的改革，按照古代的理想来重新设计货币。这就有了他的第三次改革，而这次被视为货币改革的巅峰。
在古代，有许多种物品曾经充当过货币。比较典型的是龟、贝以及金、银、铜。王莽将上述所有的材料都纳入一个复杂的体系。
通过这五类材料，他发行了六类货币，分别是黄金、银货、泉货、布货、龟宝、贝货。除了金、银、龟、贝四种货币分别对应四种材料之外，泉货和布货这两种货币都是以铜为材料的。所谓布货，不是现在的布匹，而是一种铲状的铜币；而泉货是指圆形方孔的铜币。这就是所谓“五物六名”。
这六类货币又分成了二十八品。
这或许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内部出现的最复杂的货币系统，它代表一个幻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也表明了儒家按照礼制设计的金融体系能够达到的最荒诞水平。
王莽没有想到的是，把如此众多的钱币投向市场，人们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换算关系，更难验证货币的真伪。民众苦于货币的混乱，社会经济已经接近停滞。在私下里，大家拒绝其他货币，仍然使用当初的五铢钱。王莽为了强制推行他发行的货币，下诏凡是敢于携带五铢钱的人，都要发配边关当戍卒。在此之后，五铢钱的确慢慢地消失了，但是整个商业系统也彻底崩溃。不仅普通百姓，就连那些公卿大夫也因为被强迫使用高面值的货币，而出现了破产的情况。到最后，王莽不得不再次妥协，只使用大钱和小钱两种货币，将龟、贝、布币暂时停止使用。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金融始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汉武帝将货币发行权彻底收归国有之后，政权的命运就彻底和金融绑定在一起。因此，任何时候，金融的混乱都会让人想起政府的失职。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进行了最后一次货币改革。此时性价比最高的五铢钱已经绝迹，市面上只流通大小钱。王莽此次的改革废除了大小钱，发行了货布和货泉两种货币，其中货泉重五铢，值一钱；一个货布又等于二十五个货泉。
这次改革是王莽承认失败之后的回归。通过变相的方式，重新回归五铢钱的重量，也画上了币制改革的句号。
币制改革极大地扰乱了社会和市场。直到宋代交子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疯狂的币制试验。这次改革足以和18世纪法国约翰·劳的货币试验媲美。它演示了一个政权可以利用币制带来多大的灾难，也显示出当货币的面值严重脱离其价值时，即便依靠一个庞大政权，也仍然无法战胜市场的力量。如果不遵循这个规律，那么历史将把该政权扔出舞台。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被杀。与王莽撇清关系的儒生则继续在复古的招牌下，兜售儒术于帝王将相之间，直至近代。
表3 王莽第三次货币改革的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