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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
汉武帝除了建立官营制度，还建立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为皇帝带来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为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汉武帝建立官营制度和金融垄断体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诟病，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不可避免。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数千年。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官营制度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
事实证明，一旦官营体系建立，政府就会对这种体系的财政产生很强的依赖，要想废除这个体系便不可能了。
西汉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位。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五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加之人们的寿命也比现代短，因此当时的社会比现代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于遥远，活着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大一统时代的生活。他们悠然自得，工作、缴税、享受，并认为自己处于最好的时代。
然而，事情在向着对民间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
随着人们对于贫穷状态的遗忘和对汉家威仪的推崇，一个崛起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不需要谨小慎微的节俭，而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也是财政扩张的时代，此时的皇帝不懂得没钱的艰辛，只体会到了花钱的爽快。
这也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在二十四史中，大多数朝代的历史都由后朝人撰写，作者们不会因为写出了前朝统治者的恶而受到迫害。只有《史记》是个例外，司马迁将历史一直写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并且秉笔直书，丝毫不顾及皇帝的情面和本人的安危。
然而，人们无法通过《史记》的《孝武本纪》来了解汉武帝其人其事，只能通过其他章节间接地分析。如果翻开《孝武本纪》，会发现这一卷只是拼凑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原始文本已经佚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由一位叫作褚少孙的人补写的，后者大段大段地抄袭了《史记》的《封禅书》。
司马迁的文本之所以佚失，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流露出对汉武帝政策的批评，尤其在直接描写汉武帝的本纪中，其立场和态度绝对无法见容于汉武帝和后世的皇帝。如果要让《史记》流传，则必定不能保留这一卷。
但我们可以猜测，司马迁会在这一卷里写些什么内容：
在汉武帝一代，扩建的宫室、复杂的礼仪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董仲舒等大臣们开始神化皇帝，用现代人看起来是胡言乱语的神秘语言将儒家变成了儒教，而战争更是使中央王朝的财政问题显露无遗。
在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的司马迁看来，汉王朝已经过于庞大，从民间收了过多的税，花了太多的钱，却没有带来好结果。
当汉武帝政策带来的破坏性显露无遗时，人们感叹汉武帝与前几位皇帝差别竟如此之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汉武帝，另一个皇帝或许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继续文景时期的政策，让汉初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久。
但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实汉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在中央王朝建立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死穴逐渐暴露出来：无论皇帝如何小心翼翼，中央王朝的财政扩张最终都会摧毁健康的民间经济。不管中央王朝前期的经济表现有多好，其制度也总是在慢慢地变坏，直到崩溃。无论何人想把时间停下，维持在王朝前期，都是办不到的。
之所以这样，还是集权制度本身的问题。
汉高祖开创的王朝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政权下，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人们在享受这些优点时，却没有看到官僚集团的悄然膨胀，
后者如同癌细胞一样扩散，直到经济吃不消，养不起官僚集团。
从汉文帝始，由于缺乏收入，皇帝开始买卖爵位。汉景帝削藩后，更是将中央直属官僚系统铺向深层。当全国性的官僚网络建立起来，由于整个官僚系统受到的监督是很有限的，这个阶层就变得越来越臃肿。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
以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每一级官僚所耗费的资源都越来越多。以位于官僚集团最顶层的皇室为例。《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初，皇室消耗占比很小：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宫女人数极少，后宫也极为简单，除了皇后之外，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少数等级。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增加了婕妤、娥、容华、充依等级别。汉元帝时，又增加了昭仪等级别，形成了十四等的后宫制度。
后宫的俸禄等级已经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官僚集团。昭仪的俸禄与丞相、诸侯王相同，婕妤的与上卿、列侯相同，娥与中二千石、关内侯相同。级别一直排下去，直到最末一级也有百石的俸禄。
当后宫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养活这个后宫就要耗费大量的物资。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诸侯王、官员也都要维持愈加庞大的排场，俸禄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还好过些。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沉迷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中央王朝的财政，并将成本转嫁给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财政猛然扩张、经济猛然失速的情况，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
所以，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积越大，埋下灭亡的种子。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具体到汉武帝时期，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官营产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民间经济的巨大负担。
在大一统国家，无论是汉，还是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战争成本都是历代集权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担。战争时期，政府的花费数倍、数十倍于和平时期，政府的财政骤然恶化。
在本书的引子里，已经谈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直接成本。但除了直接花费（养兵、抚恤金、养战俘、收买敌人）之外，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物资转运和战备消耗。
西汉时期的产粮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川蜀，以及长江—淮河地带。在非战争时期，地方政府收了税，把税粮从地方运往首都长安，供皇帝和中央政府使用。由于古代缺乏完善的道路系统和交通工具，运输税粮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算是富裕的中央王朝也感到很吃力。
战争期间，皇帝除了调兵之外，还需要把军粮再运往战争地带，而战争地带往往处于无法自给自足的边境地区。王朝再强大，也无法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除了物资转运，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这里仅举《史记·平准书》记载的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来说明战备消耗之大。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该城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
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就更为麻烦。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地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总和。
朔方城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东南、西南、朝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战备调动，同样消耗着大量的财政收入。
最终，战争会把健康的财政彻底拖垮，中央王朝不得不依靠临时性的举措过日子。
但是，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权国家经济恢复，就会有人鼓吹战争，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人们只把这种鼓吹当作疯子的言论，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这种言论就能够打动执政者，并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让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疯狂的冒险。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
经过一辈子的战争，汉武帝在晚年有了另一次反思。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又提议汉武帝继续花钱，以轮台为中心建立军事基地。然而这一次，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拒绝了。他发了一道长长的诏书，详细讨论之前发兵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在轮台兴军务是一项划不来的举动。《汉书·西域传》记载，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在忏悔两年之后，汉武帝去世。他在位期间，王朝财政得以无限制地扩张，汉武帝也终于将中央王朝建设成两千年的样板。
这个样板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王朝农业税的税率不高。汉代采取1/30的税额，而其他朝代税额最轻时是1/10或者1/15。对农业采取低税率，除了所谓的重农情结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如果税收过高，农民就无法留够活命的粮食。除非是在战争的特殊时期，王朝为了稳定的需要，一般不会对农业加税，甚至不时有减税的措施出台。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在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这些收入最终都会转嫁到百姓头上。
这些税虽然沉重，却是隐性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民不需要直接缴税，但是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或者利用铸币权，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从农民手中把财富抽走了。这种做法隐蔽、高效、来钱快。这也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的秘密所在。
在西汉时期，百姓缴纳的正规税赋最高时达到40亿钱，而皇室的财政收入却达83亿钱。
也就是说，在整个财政盘子（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财政）里，皇帝通过官营产业、垄断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占总财政一半以上的收入。汉朝时期，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九成以上，而工商业占比不到一成，却承担了总财政一半以上的负担。可见，皇帝通过官营产业对经济压榨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压榨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工商业在重负下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不仅是汉代，在古代中国任何朝代都存在同样的税赋问题。这或许是古代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
汉武帝时期，还为未来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和财政制度树立了另一个样板——货币制度。
汉武帝之前的汉代，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也都可以发行货币。而汉武帝则把铸币权收归官营，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垄断发行制度。
欧洲和美国政府直到近代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垄断，而中国的货币垄断却已经维持了约两千年。
汉武帝的制度使得宋代之前的中国一直处于金融抑制状态。直到北宋时期纸币出现，才唱响了对这种金融制度的反叛。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为了方便贸易而诞生，却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在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需要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人们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比如，一斤麦子价值一两铜，一匹马价值一两银子。
由于称重很不方便，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做法，把一两铜做成特殊的形状，并在上面标明重量（面值），标准化的货币从此诞生。由于省去了称重和切割金属的麻烦，货币很快就成为贸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的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也就是说，面值上标明是一两，但实际重量只有八钱，面值和实际价值出现了分离。
就算一开始货币都是足值铸造的，但使用一段时间后，足值的货币也磨损成不足值的了。
为了对付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造假手段，即往铜币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地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二是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加入官方强制力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
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劣币问题在所有使用铸币的人类文明中都会出现，只要由官方强行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铸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二者的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规定法定货币，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良币最终就会驱逐劣币。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对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
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币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王朝有货币密码的话，那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一种。
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段罕见的时期，由于形势所迫，政府采取货币自由竞争模式，促进了经济的大繁荣。这段时期就是汉初。
战国时期，每一个国家发行各自的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的货币统一起来，规定只有秦代的“半两钱”可以流通。
但是，秦代的钱币并非统一铸造，而是在规定了钱币的重量和规格后，由各个地方分别铸造，铸造的钱币只要符合规格，便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当汉高祖得到天下时，人们仍然在继续使用秦代的半两钱。只是这时的钱币制度已经显现出许多弊端。
第一，由于战乱的影响，货币的数量严重不足。汉政府尚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的铸造，来满足民间对于钱币的需求。
第二，秦代的半两钱太重了，不便于使用。
在古代的重量单位中，二十四铢为一两，半两等于十二铢，接近后来汉代五铢钱的两倍半。按照这个重量，一串（一千枚）钱就有三十多斤重，携带很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半两钱的价值太大，不利于小额交易。
在汉武帝之前的数百年间，农民的收入是很固定的，按照一家五口一百亩地计算，每亩地一年可以产一石到一石半粮食，
除去五口人的口粮和缴税，大约可以节余45石粮食，一石粮食的价格是30文钱。也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货币收入只有1 350文钱，
平均每个人每天的货币收入不足一文钱。
由于货币最小的单位是一文，如果购买一文以下的商品，就不好付账，这就像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一元、两元的硬币，却处处是百元大钞一样。那么小额交易就只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了。
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汉代前几任皇帝都被迫采取了放任民间铸币的方法，由官方规定货币的重量，让民间来完成铸币。流通在市面上的钱币更是五花八门，政府铸钱、诸侯铸钱、私人铸钱并行于世。
这也是一个验证货币竞争理论的恰当时机。最初，混乱产生了。民间铸币的质量良莠不齐，绝大部分都是不足值的。实际上，汉代官方已经将货币贬值，官方规定在钱币上标明半两钱，而重量却降到了八铢、六铢，甚至四铢。民间在铸钱时再次减重，加上做工粗糙，各种各样的小钱、劣钱并出，最小的钱只有一铢左右，相当于秦代货币重量的1/12。
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自由市场的混乱消失了，优质的货币脱颖而出。这些货币的重量不如秦钱，但是方便小额交易。同时，这些钱也不能随便作假，否则铸币方就会在竞争中落败。
在这些货币竞争的胜利者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作刘濞的诸侯王。他的封地吴国恰好是个产铜大国，刘濞借助铜山发展铸币业，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另一位是汉朝的大夫邓通。这两家的铸币由于质量好、有信用，通行天下。
一种民间经济的新秩序建立了起来。汉初的恢复，与金融业和工业的发达有很重要的关系。
但是，有关货币问题的争论却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停止。皇帝们允许自由铸造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掌控全局，不得不放手让民间去干。
汉文帝时期，货币问题已经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之一。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皇帝曾因为秦钱太大，更改过一次货币标准，规定民间铸钱不再按照半两的重量来铸造（其实当时已经没有人铸这么重的钱了，皇帝的诏书只是追认了现实情况的合法性），而是按照四铢的重量来铸造。所有民间铸造的符合四铢标准的钱，都可以自由流通。
这时，贾谊乘机进谏，提出要废止民间铸造钱币的行为，改由官方铸造。他认为，民间私自铸造钱币，是一切劣币的根源。贾谊甚至详细讨论了如何才能断绝民间铸币。他认为仅仅下令禁止民间铸钱，是没有效果的，不管法令如何严苛，民间还是会偷偷铸钱。如果想要彻底断了民间铸钱的路子，必须从源头禁止，也就是禁止开采铜矿。
这是汉代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矿业官营的主张。不过，汉文帝听不进贾谊的理论，汉代的金融自由又保持数十年，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然而，贾谊代表的儒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经济的发达使汉初一直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突显出来——如何抑制失控的诸侯来维持一个庞大王朝的稳定？
吴王刘濞有了钱，中央政府对他心怀猜忌，害怕他会反叛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猜忌又终于逼迫刘濞反叛。七国之乱爆发，这个少有的金融黄金时代进入尾声。随着叛乱被镇压下来，皇帝也在考虑如何利用金融政策来抑制诸侯势力，民间铸币的政策开始收紧。
这种逐渐收紧的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终于达到顶峰。由于战争消耗和财政浪费，汉武帝需要更多的钱来填补财政赤字。于是，他看上了货币发行这块肥肉，开始以发展民生为借口整治货币。
汉武帝对币制的收拢措施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出于敛财目的，发明皮币和白金币，并发行了一种三铢钱。三铢钱重三铢，钱上的文字也写着“三铢”，这是汉代第一种标明重量的钱币。之前虽然有过八铢钱、四铢钱，但这只是钱的重量，而钱上的文字仍然和秦代一样写着“半两”。
汉武帝的皮币、白金币大大地扰乱了市场，原本已经稳定的币值重新变得混乱不堪。货币市场出现紊乱，汉武帝不仅没有反思政策问题，反而以此为借口，加紧干预货币发行。
二是在皮币、白金币、三铢钱名声不佳之后，汉武帝又规定了一种新的钱币——五铢钱。这种钱币重五铢，面值上写的也是“五铢”。汉武帝同时规定：不许私人铸币，只准官方发行。
但这时的铸币权仍然不是由中央政府垄断的。由于中央政府还没有铸造这么多货币的能力，于是，皇帝允许各个郡国（诸侯和地方政府）按照中央颁布的标准来铸造。郡国铸造的钱币称为“郡国五铢”。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各个郡国铸造的五铢钱立即出现了劣币的特征。王侯、郡守获得权力后，并不遵循金融规则。他们发现在币材中大量掺假可以制造更多的钱币，造假比遵守规则更赚钱。这引起了另一波的金融混乱。
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
为对付这些劣币，汉武帝又发行了一种钱，这就是赤侧五铢。所谓“赤侧”，就是钱币有一个红铜镶边。这些钱币的发行权不再授予郡国，而是收归中央政府，在京城铸造。赤侧五铢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但是，汉武帝规定，每一个赤侧五铢要顶五个郡国五铢来使用。同时，上缴中央的税收必须使用赤侧五铢，不得用其他钱币缴纳。
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实质是使其他钱币都贬值了4/5。于是人们纷纷伪造赤侧五铢，钱币市场更加混乱。
这时，货币市场已经混乱到了极致。皮币、白金币仍然在使用，郡国五铢在地方上流通，而真假赤侧五铢更是让人民吃不消。大量的投机分子在山上开炉铸币，监狱里关满了制售假币的人。
当一切已经乱套，汉武帝能够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将铸币权彻底收归中央政府。不仅不准民间铸造五铢钱，也不准各个郡国铸造，只准在上林苑铸造，铸出的钱称为“上林三官五铢”。
从此，古代中国的钱币从自由竞争阶段彻底过渡到了垄断阶段，并成为未来的样本。短暂的自由铸币时期过去了。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一种通行期超过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王朝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这种做法造成了古代中央王朝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金融抑制的特征，并为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留下后门。
对于汉武帝的货币政策，历史的评价却出人意料。
汉朝时，许多人的评价是负面的，他们看到政府垄断铸币之后的金融抑制，以及汉武帝当初制造的金融混乱。即便官方垄断铸币，到了西汉后期，也仍然有官吏偷工减料、掺假的情况，而且是借国家名义合法化的掺假。
可是汉朝之后，人们却又颂扬他的功劳，并世世代代以他为榜样来发行货币。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一共铸造钱币280万亿。这个庞大的数字令人眩晕，于是后人原谅了官营铸币带来的一切问题。
当然，后世的皇帝们也充分地意识到，汉武帝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多大的便利。政府垄断铸币权之后，皇帝就掌握了另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且是最简洁、最直接的手段。他只需在铸币中掺一半的假，就可以铸造出多一倍的货币，用这些货币可以换来多一倍的物资。等市场发现了皇帝的诡计时，一切都晚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货币贬值一半，相当于政府收取了五成的通胀税。但由于皇帝利用了时间差，没有人能够防范这种铸币税。
在历史上，货币的减重总是悄悄地发生。一个月、两个月还显现不出来，但如果在更长时间段内，就会发现总是“劣币驱逐良币”，钱币的铜含量越减越少，并逐渐被其他金属代替。
于是，到每个朝代末期，法定货币已经掺了太多的假，到了再掺假就铸不出钱来的地步时，政府就干脆不再铸钱。而每个朝代的末期，经济本来就脆弱，不铸钱的做法让民间经济缺乏润滑剂，更趋于混乱，从而加速了王权的崩溃。
宋代以后，随着纸币的发明，政府更是找到了一本万利的方法，通过印钞票来掠夺民间的资本，而纸币的老祖宗还师法当年汉武帝的皮币。不管是法国约翰·劳
的密西西比骗局，还是魏玛共和国
、南京国民政府、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一丝影子。
表2 汉代发行的铸币
在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成为历史之后，在汉昭帝刘弗陵和汉宣帝刘询时代，汉朝进入了另一个稳定阶段。历史上把这个时期与“文景之治”并称，史称“昭宣之治”。
汉朝在汉武帝之后没有步入财政旋涡，而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汉武帝晚年已经放弃耗资巨大的战争游戏，财政的额外支出得到了控制。战争和养官是政府最大的两项财政支出，战争停止，政府的花费就得到了控制。
第二，汉昭帝和汉宣帝两位皇帝，特别是出身贫苦的汉宣帝，重新提倡节俭，舍弃奢华的宫室和大规模的礼仪活动，节省了皇室支出。
第三，对于民间经济来说，幸运的是一次农业革命正在进行。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代田法。在此之前，由于土地的肥力不足，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休耕的措施，典型的休耕有三块土地，每年耕种其中的一块，让另外两块抛荒积攒地力，三年轮一遍。而赵过则提出在一亩地里挖三条垄沟，每年在其中一条里种粮食，另两条留着积攒地力。如果土地肥沃，还可以每年种两条留一条。用这种方法种地，每一亩比起以前可以多收一石粮食。
另外，这一时期也是耕牛逐渐普及的时期，许多地方用牛力来代替人力，获得了更高的收成。赵过改进了犁的构造，一头牛可以拉三个犁头，大幅度提高了耕种的效率。
赵过的农业革命进展很慢，最初只局限于关中地区，之后慢慢向外扩散，到东汉时，农业革命仍然在继续。精耕细作提高了产量和效率，从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
不过，由于汉朝的官僚体系已经膨胀好几倍，对于盐铁工业的垄断也一直持续下来，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到文景时期的繁荣。
在集权王朝内部，有以下两条规律在交替发挥作用。
第一条规律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
第二条规律是效益递减规律。在制度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是在朝代中后期，使用同样的政策，效果却要打一个折扣。
在朝代中后期，复杂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型，特别是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便中央选择让利，这一部分利益也不见得能够进入老百姓口袋，而是被中间的利益集团截留了。
昭、宣两位皇帝的改革必须在汉武帝已经设好的框架下进行。这时，政府的养官成本大大增加，由官员带出的利益群体数量则呈几何级数增加。
在汉初，官员不插手经济运营。后来，官员以私人身份涉足商业。而自汉武帝卖官之后，官员和商人就彻底合流了。如果这时候再让官员从商业中退出来，不仅不可能实现，还会引起激烈的反抗。
汉昭帝时期，由于主政的大臣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而霍光又是汉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所以政策还不能与汉武帝时期背道而驰，只能打着汉武帝的旗号来换上一些不同的内容。
正是在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随着经济的好转和农业的进步，汉昭帝时期逐渐出现新气象。崇尚自由经济的人们在新气象的鼓舞下，开始憧憬更大的改变，期待皇帝能够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彻底回归文景时期，将汉武帝建立的官营经济体系废除掉。
人们的心中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该参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应该恢复小政府的状态。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此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盐铁论》也让现代人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就有了雏形。
当年，汉昭帝为了了解民间疾苦，让各个郡国推荐了数十位贤良文学，也就是民间的社会贤达，到朝廷来反映民间问题。这些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到京城，就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大臣桑弘羊仍然在朝，当贤良文学们控诉他亲手制定的政策时，桑弘羊自然坚决不同意，跳出来辩白。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讲究刀刀致命。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就会破产。
而与他辩论的贤良文学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汉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
，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
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后世的新派人物大都嘲笑这些贤良文学的迂腐。
包括明代最具反叛精神的李贽，在普遍“灭人欲”的背景下，他大胆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将焦点从空洞的说教转回了民生。但由于他反对儒教过了头，看到贤良文学要回归儒家传统就来气，故而他在《藏书·富国名臣总论》中也认为桑弘羊的做法更加正确。而到了近代，相信“人定胜天”的历史学家更是把贤良文学们贬得一文不值，而把桑弘羊捧到了天上。
可是，人们没有注意到，虽然贤良文学们迂腐，看不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但他们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道，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官营，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官营制铁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问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官营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官营，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铸币官营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
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在辩论中占了上风。
但这个说法未必正确。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次的辩论本应该成为事情的转折点，但结果却不了了之。汉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官营企业都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官营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2/3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西汉后期的皇帝也尝试过一次废除盐铁专卖。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元帝继位，当年全国出现了大水灾。第二年，在曾经富裕的齐地出现了大饥荒。于是中央政府下决心不再与民争利，削减一系列政府开支，同时取消盐铁官营，准许地方撤销常平仓。这次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三年后，皇帝又悄然恢复了盐铁官营。
这是西汉皇帝最后一次试图恢复到以前的黄金时期，但随后他们知道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它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而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官营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官营制度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可以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官营产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官营产业渡过难关。
一切都是在理顺关系，但在结构上，不会有太大的调整。这就是“昭宣之治”的思路。汉昭帝时期采取了很多补救式的措施，包括尽量避免新的战争，不主动找麻烦，重新强调休养生息的政策等。
汉宣帝时期继承了这些基本政策。汉宣帝还特别注意吏治问题，采取严厉的手段整顿吏治。虽然两位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最终，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都被下层的官僚捞去了，虽然也惠及民间，但由于官僚阶层的阻碍，效果大打折扣。自汉武帝以来，随着朝廷介入经济的程度加深，出现了不少官商勾结现象。如果要向民间放权，则必须击破这些中间层。
汉宣帝经过分析，认为是吏治出了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必须整顿官场。汉宣帝的吏治整顿也并非汉代独有，一般到了王朝中期都会出现一个设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试图将王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但所有试图这么做的措施都只能暂时奏效。一旦放松了警惕，情况就会立即恶化。
从汉代起，古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都有独断权力，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就大得超乎想象。
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只有当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自己再强势，也只不过是站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跌落。他们才会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推进。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汉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重塑期。汉代建立时，已经没有传统的富翁和贵族，而是进入了普遍的贫穷。加上秦汉王朝都特别注意防止旧势力再起，将以前的豪门贵族都迁到首都去定居，进一步限制了富裕阶层的力量。
但随着王朝的复兴、财富的积聚，大的富豪很快又出现了。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丙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其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更善于发现新的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然而不幸的是，西汉的大商人也和后世的商人一样，他们在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黏在一起。他们从事的工商业成为皇帝觊觎的对象，汉武帝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由官府垄断资源。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而出于管理的需要，汉武帝也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大商人帮助他建立官营体系。于是这些商人立即变成政府的座上宾。当汉武帝把地方官的财政贡献当作指标来考核时，这些人在地方官眼里也变得不可或缺。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稳定，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被谅解的。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话，那么也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可一旦政府成为参与者，缺乏限制的权力就会借机大捞一票，这就是官商勾结得以产生的契机。
如果说西汉前期的富翁大都还靠市场起家，那么随着后来官商渠道的打通，贫富分化的问题愈加严重。在任何有权力垄断迹象的地方，都会产生不正常的巨富，而权力垄断最集中之处，就是土地。如汉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他的住处比别人的都豪华，又占据着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买的东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里极尽奢华，后房里有上百个女人。至于其他稀奇古怪、声色犬马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
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将儒术当成治国术之后，西汉的儒者大多以通一两本书著称。《汉书·张禹传》中说张禹学过《易》和《论语》，官至丞相。但这位儒者却对地产抱有很大兴趣，积攒了四百顷最上等的土地。
到了汉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更是提到，当时富人官吏的财产已经达到数亿钱，而穷人则更加贫困。
为扭转这种趋势，师丹和王莽在汉哀帝刚即位时推行了限田令，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占有土地，其余人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于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的奴婢限于三十人。诏令给人们留了三年时间进行整改，三年后调查，如果有超过规定的，就要惩罚。
一时间鸡飞狗跳，土地、奴仆的价格大跌。然而随后，《汉书·哀帝纪》记载，汉哀帝宠幸弄臣，赐给董贤二千顷土地，早已超过了限田令的额度。由于皇帝首先破坏了规矩，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汉代的巨富辈出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阶层固化）现象。这个结块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高潮，而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这在《盐铁论》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争论的双方都看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严重的现象，也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的。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就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这些经验是实践总结出来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会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