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第一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元帝纪》

世界各地由史前文化阶段迈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意识地讲述本群体的历史。初民社会历史讲述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神圣性秩序的言说替代现实事件的记录，后世称之为神话与历史杂糅的状态。古埃及有尼罗河诸城邦的创世神话，古希腊有讲述《神谱》的赫西奥德，希伯来有讲述创世和大洪水的神话，古代中国有圣贤帝王的神话。在后世严谨的历史学家看来，神话由于过于缥缈荒诞而不被视为信史。但是在人类学家看来，神话蕴含着不同文明社会秩序最根底的密码。

古典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指出，在文明早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神圣王权”的现象，即政治统治者（王）同时扮演着宗教性角色，他要么本身就是“神”，要么是祭司或者巫师。神王既要实现现实的政治统治，同时又要通过一系列巫术或宗教仪轨来保证整个群体物质生产的丰裕以及群体成员的健康和繁衍。尽管他的研究在后来被多方修正，但“神圣王权”仍然是理解人类社会秩序起点绕不过去的框架。

中国上古有关“神圣王权”的传说与其他文明比较起来，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现实中的“圣王”而不是神制定了人类文明的基础规则，而“圣王”又是后来作为政治典范的夏、商、周三代的祖先，因此基于血缘的祖先崇拜是中国“神圣王权”中神圣性一面最为重要的表达，而超越性的巫术或者宗教的内容显著少于其他文明；第二，中国“神圣王权”中，神圣性一面的执行者是史官群体而非宗教祭司或者巫师，或者毋宁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巫、祝、卜、史四者往往是一回事，还没有被区分得那么清楚。所以担纲起神圣性对王权的制约这一任务的一开始就主要是关于人际现实的知识体系，而非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体系。

随着人类文明的成长，“神圣王权”逐渐分化，“王权”逐渐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独立为具有自身运作逻辑的“政治”体系；神圣性面相逐渐退隐，或残存为口头神话传说，或转变为具体的宗教组织或祭司个人。中国也不例外。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子百家都在探索如何在列国的军事-财政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关于“政治”的技术和言说也日臻成熟。后世儒家将这一时期快速富国强兵、发动战争的策略称为“霸道”，而将继承了圣王和祖先崇拜的三代之制称为“王道”。由于传世文献大多是关于周代政制的，后世儒家也以周代先王为政治典范，故而“王道”也被称为“周政”。秦国采用商鞅变法，对周政的摒弃最为彻底，其战争过程极为残暴，却最终有效地统一了诸夏，于是“霸道”也和“秦政”紧密相连。

在西欧，“神圣王权”在演进过程中遇到一个历史偶然事件：西罗马帝国陷落。这造成该地区社会秩序的真空。基督教会在西欧重建社会秩序，然后才有一系列“蛮族”政权的建立，此后宗教成为制约政治最重要的力量。对比来看，中国传统政治在运转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始终来自内部，缺乏来自外部的非政治因素。亦即儒家士大夫秉持着“王道”的系统性知识，进入政权成为官僚，制约着君主个人的“霸道”取向，以免君主过度汲取百姓，引发治理灾难。

任何异文明的旅行者初次接触中国历史，都觉察到王朝周期性轮回的现象。现代学者可能会对王朝的更迭给出一个有机论的解释——任何王朝都像人一样，会有新生、成长、衰退、灭亡的过程。但是回到中国自身的解释框架上，这一现象就是“王道”与“霸道”的阶段性轮替。

所以，关于中国历史的讨论，应先从辨析“王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