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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立命，应该做到每一天都是新的我。
觉察心会让你时时保持觉知，保持警惕，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在觉察心之后，云谷禅师提出，我们还需要学会“今日生”。
什么是“今日生”呢？
我们可以从云谷禅师的一段话里去理解。云谷禅师听完袁了凡解释自己为什么当不了官，为什么没有儿子后，对他说：“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云谷禅师认为袁了凡已经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种种过失，下一步就是把考取不了功名、没有后代的原因彻底扭转过来。因此一定要做善事，一定要对人宽容，一定要和气慈爱，一定要保养精神。就当作从前的那个“你”已经死在了昨天，从今天开始都是一个新生的“你”。这个新的“你”一定可以超越固有命数，是再生的义理之身。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这是《了凡四训》里很有名的一句话，据说曾国藩读到这句话时大受震撼，随后改自己的号为“涤生”，洗涤自己，获得新生。这句话其实是在教导我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要马上洗涤自己，让自己获得新生。停留在对过去后悔的情绪中，并没有真正的益处，应该马上开始做对的事。那个犯过错误的我，就像昨天一样，已经过去了，已经死掉了；今天正在做的，会重新塑造一个我，而今天也会成为昨天，所以我们对未来也不需要焦虑。
这句话的一个重点是：新生。所谓新的生命、新的自我，是指“义理再生之身”。义理，是儒家的观念，有道德伦理的意思，也可以上升到天理的层面。云谷禅师的这句话，把命运的改变归结于自我的重新塑造。也就是说，只要你每天保持觉察心，每天保持修正自己的念头和行为，让自我不断符合道德伦理，乃至于符合天理，你自然就不会受到命运的羁绊，反而会受到天命的眷顾，做什么都会平安顺利。
这句话包含了这样一个逻辑：当我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不满，希望自己的处境有所改变时，应该通过改变自我来改变现状。这一点在现实生活里很容易被忽略。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我们认为自我生来如此，比如觉得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们摩羯座就是这样，等等。这种性格决定行为的理念会阻碍我们对于自我的认知，尤其会阻碍我们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努力。
实际上，不是性格决定行为，而是行为决定性格。当然，更加不是环境决定你的命运——同样的环境里，人与人之间因为不同的应对，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了凡四训》很直接地提出了一个改变法则：改变自我。只有从改变自我下手，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命运才会改变。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做人。把人做好了，做什么都会有所成就。人没有做好，做什么都不会长久。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每个人的命运之所以不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人是什么，就是广义的人格，比如健康、力量、气质、道德、理智、教养等。第二是人有什么，就是财产和各种所有物。第三是一个人在他人的评价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他看来，“决定命运的首要的最本质的要素就是我们的人格”。人生最本质的事情就是做人，而做人就是成就自己的人格。
如果我们把握了做人这个根本，那么我们的一生就会变得简单起来，却又丰富多彩——根脉清晰，枝繁叶茂。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把做人这一件事做好，那么做其他再多的事也无济于事。所以，《了凡四训》里的立命之学，最后不过归结于这一句：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
《了凡四训》的立命之学，实际上是一种行动的信念，包含了五个要点：
第一，相信改变，相信可能性。
第二，相信因果，相信报应。
第三，有清晰的目标，并且相信透过感应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四，享受追求目标的过程，在过程中学习洞察真相的能力。
第五，相信自我重塑是立命的唯一途径。
我们承认人生被很多东西框住，无法改变，不过既然是无法改变的东西，其实就不值得我们去关注，甚至连谈论也没有必要。人生很短，还是要把精力放在自己可以把控、可以改变的地方——自我。不管时代怎么样，不管环境怎么样，“我”总是可以努力生长，让自己变得更好。对于体制，对于时代，对于别人，“我”往往无能为力，再努力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对于自己，只要“我”竭尽全力，就能重新塑造自己，有新的自我，逐步走向理想的世界。
《了凡四训》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有点像现代社会中积极心理学的出现——给重压之下绝望的现代人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的希望，凡事都从积极的方面着想。千百年来，中国人最关心的人生问题，是两个切身的功利问题：一个是如何保平安，一个是如何获得功名利禄。但耐人寻味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既不会深入到生死、真理这样的终极性层面，也不会深入到制度、道德等社会性的层面，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个人问题，是一个需要个人去通过某种途径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
大多数人找到的方法既形式又功利——画个符，就要马上驱邪；念个咒，买的股票明天就要涨；抄了一遍《心经》，希望癌细胞明天就会消失——如果达不到自己的期待，就是这个方法不灵。灵不灵，是很多中国人选择信仰的一个标准。很不幸的是，这个灵不灵非常主观，所谓的灵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自欺欺人。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到达中国肇庆，此后他便一直留在了中国，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他在《中国札记》这本书里谈及最令他不可思议的中国见闻时，就说中国人信风水，“一本黄历上写着每个日子适合做什么”，“非常荒唐，而这群骗子居然能够骗到皇上和平民”。在他看来，这些风水算卦的骗子是中国的大害虫。
利玛窦犀利地指出了中国人信仰体系里最低的一个层面：总是想着要通过命理风水、求神拜佛之类浮于形式的手段来趋吉避凶。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种极其功利的近乎巫术崇拜的迷信，仍然是一个广泛的现象。而《了凡四训》的价值之一正在于把儒家、道家、佛教的思想和命理风水等加以融汇，超越了迷信的层面，成为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方式。《了凡四训》显示了中国人信仰体系里的另一个层面：通过自我修行建立良好的生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本书的作者袁了凡和利玛窦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期，但他们大约并不知道彼此——利玛窦一定没有读过《了凡四训》，否则他应该对中国人的信仰会有更全面的认知。
除受到云谷禅师的指点，袁了凡还有一位老师王畿。王畿是王阳明的学生，王阳明晚年天泉证道的时候，王畿是在场的几个弟子之一。袁了凡可以说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王阳明总结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王阳明领悟到的世间的因缘法则，而良知就是这个因缘法则背后的原动力。我们再回顾《了凡四训》里的“立命之学”，就会发现它其实和王阳明心学一脉相承。只不过《了凡四训》更为通俗，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信念以及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袁了凡的身上既有禅宗的痕迹，也有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从禅宗到王阳明再到《了凡四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儒释融合后的思想脉络。
“立命之学”的最后，袁了凡觉得算不算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个有自觉意识的人，做一个不断让自我变得更好的人。所以，他这样叮嘱自己的孩子：“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当荣显，常作落寞想；即时当顺利，常作拂逆想；即眼前足食，常作贫窭想；即人相爱敬，常作恐惧想；即家世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学问颇优，常作浅陋想。
“远思扬祖宗之德，近思盖父母之愆；上思报国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内思闲己之邪。
“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阁一生。”
不论怎么样，当你飞黄腾达的时候，要保持谦卑，要常作落寞之想；即使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要多多想到艰难险阻；即使丰衣足食的时候，也要想到忍饥挨饿；即使人家对自己很好，也要想想自己有什么值得人家善待的；即使家道兴隆的时候，也要居安思危；即使已经很有学问了，还是要看到更有学问的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学问其实远远不够。
从远的方面讲，要想着如何弘扬祖先的美好德行，近的方面，要想着如何妥善弥补父母的过失；对上，要多想想如何报效国家，对下，要多想想如何造福家庭；对外，要多想想如何急人之难，对内，要多想想如何防止自己心生邪念做坏事。
一定要天天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天天把自己的过失改正。一天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就会心安理得地一直错下去；一日不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就是一天没有什么进步。天下不缺聪明优秀的人，他们之所以不能修养身性，学有所成，正是因为被“因循”二字困住，耽搁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