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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立命，需要有羞耻心。
羞耻心意味着自省，而想要改变命运，很重要的一步便是认识自身的不足，改正过失，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在“立命之学”后，袁了凡就讲到了“改过之法”。为什么改正自己的过失那么重要呢？袁了凡解释道：“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动乎四体。其过于厚者常获福，过于薄者常近祸。”因为善念恶念都萌动于人的内心，而内心所思所想皆会体现在言语行动里，所以通过一个人的善恶便可预测他的吉凶。一个人如果心地淳厚，就会经常获得福报；如果待人刻薄，就会经常遭受苦难。在《左传》里就有很多例子，春秋时代的士大夫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就能够推测出这个人的吉凶祸福，大多都很灵验。比如著名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共叔段狂妄自大，大举扩张自己的城邑和军队，企图和自己的兄长庄公争夺权势，庄公未加阻止，只对忧心忡忡的大臣说了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结果共叔段引得众怒，被迫远走他乡。
普通人受各种干扰，很难真正看清一个人，便以为世事难料，祸福不能测。其实真诚乃天道，一切伪装、谎言终有被戳破的那一天，而追求真诚是我们的修身之道。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他人，以至诚之心感通世界，才能察觉吉凶祸福之兆。做到这点以后，我们只要观察一个人所做的善行就可以预知他的福气快要来临，观察他所做的恶行便可发觉祸事的征兆。基于此，袁了凡说：“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我们如今想获得福报、远离祸害，可以先不谈行善，而要先打理好自己的品行、人格，从改正自己的过失开始。
改正过失的方法，袁了凡讲要发“三心”、从“三改”：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
“三心”之首便是羞耻心。羞耻心会让人觉得内心不安，从而产生改正的动力。什么是羞耻心呢？通俗地说，就是会脸红。达尔文曾在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专门讨论过脸红，在他看来，“脸红是一切表情当中最特殊而且最具有人类性的表情”。他还在书中特意提及中国有一种“羞愧得脸红”的说法，记录了一个中国男子在被询问为什么不好好干活时脸红的案例。一个成年人还会脸红，说明他内心是善良的。羞耻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能够促使我们在行为和言辞中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羞耻心来源于社会比较，把个体放在人类社会系统里，让个体意识到某些行为会使自己的形象受损，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
袁了凡讲羞耻心，首先讲如何知“耻”。有对比才有差距，而对比需要寻找一个参照物，因此知“耻”首先便要寻找一个优秀的道德标准。袁了凡讲道：“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正所谓“见贤思齐”，试想古代圣贤和我同为七尺男儿，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圣贤流芳百世，而我却一事无成？唐朝韩愈有一篇名文叫《原毁》，篇名中的“原”意为探究，“毁”意为毁谤，“原毁”就是探究“毁谤”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韩愈在文章中就用古代圣贤和当代君子形成对照，发明深意。
《原毁》开篇就说，古时候的君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知道古代的圣人舜和周公一个有仁有义，一个多才多艺，就去探究他们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并扪心自问：他们都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这样，我却不能这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比较自己和舜、周公的行为，改正自己的缺点，学习舜和周公的美德。舜和周公作为万世敬仰的圣贤代表，我们自然难以望其项背，但当我们可以做到在反省自己的时候，以他们为榜样来要求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这就是严于律己；评论别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总是看到他们的优点和才能，这就是宽以待人。
明确了参照标准后，接着就是寻找自身与标准的差距和不足。韩愈笔锋一转，指出现在所谓的君子却正好相反，对自己总是过分宽容，而对别人则会要求很多。对没什么才能的自己总是自我欺骗说“我有这么一个优点，已经够了”，“我有这个本领，已经够了”；而对比自己更加优秀的别人，总是挑剔有加“这个人虽然能做到一点，但他的人品不好”，“那个人现在不错，但以前很差”。总之，就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却用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现在的君子为什么会这样？韩愈将原因落在“怠”和“忌”这两个字上。现在的君子不仅自己懒惰，还看不得别人勤奋；嫉妒别人的长处，不仅不去称赞，还要去诽谤，制造流言蜚语。怠惰之心阻碍我们自身的修行，善妒之心驱使我们去阻碍别人的修行。
韩愈的文章是针对当时士大夫之间盛行的毁谤之风而作，袁了凡则从普通人的生活出发，指出“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他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无法成为圣贤，正是因为我们被世俗的情欲侵染，沉溺于世俗的情感和情欲，以为别人不知道就私下做一些不义的事，而且没有愧疚之心，一天天沦为禽兽而不自知，世界上最羞耻的事莫过于此。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我们不能放纵自己的七情六欲，要用法度和礼仪去约束、平衡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第二，即使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也要不可懈怠放纵。这其实是儒家的“慎独”思想。《礼记·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君子在没人看见、没人听见的地方也要小心谨慎、心怀敬畏。越隐蔽细微之处越能彰显一个人的品质，所以君子要学会在独处时也谨言慎行。学会约束自身，人前人后都保持同样的品质，这是袁了凡讲“发耻心”的第二步。
袁了凡讲“发耻心”的第三步时提到了孟子：“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此改过之要机也。”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羞耻心对于人非常重要。因为有羞耻心就可能成为圣贤，没有羞耻心就会沦为禽兽。这是改正自己错误的关键。
耻，在儒家思想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耻”的本义是辱，指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做动词用的时候，有惭愧、羞愧的意思。这些解释看起来都像是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在儒家的语境里，“耻”还有另一种意思——做人的基本道德基础。
子贡曾问孔子，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其中“行己有耻”就是说要有羞耻心，凡是认为可耻的事情都不去做。这里的“耻”就是人对自身行为的一种即时情感反应，也是人不认同自身的一种表现。由这种“不认同”发展而来的便是对自身不完善状态的察觉和内省。比如孟子还讲过一句很直接的话：“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不以没有羞耻心为耻，那真的是无耻了。这时“耻”还有一层“知耻”的含义，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即时的情感反应，更包含了“察觉”这个动作，是一种人的主观判断或选择。这里的“耻”才是一种道德标准，它能够引导人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明确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因此孟子把“礼、义、廉、耻”作为四德。
在此基础上，孔子又将“耻”作为一种教化和治国的方法。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你却过得潦倒贫贱，那就是你的耻辱；一个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你却混得荣华富贵，那就是你的耻辱。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爱好学习就接近智慧了，努力行善就接近仁爱了，知道廉耻就接近勇敢了。知道这三点，就知道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如何治理人民；知道如何治理人民，就知道如何治理天下国家。
孔子的做法实际上将“耻”这种自我判断，演变为一种外在的道德约束条件。“耻”不再是一个人对自身的审视，还可以是对他人的审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了一种“耻感文化”。她把中国、日本等东方文化叫作耻感文化，把西方文化叫作罪感文化。两者的区别在于，耻感文化更加依赖于外在的约束手段，如道德、法律等，更直白地说耻感文化相信人性本善，认为人一旦违背了本性中的善，就会感到“耻”，并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而规范自己的行为；罪感文化则依赖于人心中对恶的认识，即人的原罪，人想要赎罪，就要接受来自上帝的绝对的道德指令。两者虽然有很多差异，但本质上都是让人在违背伦理道德规范的时候心有不安，以此来完善自己的品格和行为，从而让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向善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