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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志，找到了自己的种子，现实世界里的烦恼就会因此而消失了吗？显然不是的，烦恼还是会找上门，用很现实的问题来考验志向。所以，如何保持志向，又能解决现实问题，是每个立志的人必须解决的难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最关键的是你要确立你自己在这个社会现实里的角色，这个角色可以让你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到最大的平衡。
王阳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在分析他的解决方法之前，先从两个维度看看他那个时代的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维度是纵向的，第二个维度是横向的。纵向的，我们看看王阳明的祖辈们如何在社会中自我定位。横向的，我们看看和王阳明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而且生活中有所交集的唐伯虎和文徵明是如何自我定位的。
先看王阳明的祖辈。王阳明认为自己的家族是王羲之家族的后裔。王羲之的曾祖父是王览。王家从汉朝到西晋，都是名门世家。家族起源于太原，后来迁到了山东临沂一带。东晋时候王羲之一家从北方迁徙到浙江绍兴一带，成为江南的世家。元末明初的王纲，是王阳明的直系祖先，他遵奉儒家思想，但过的是一种隐居的生活。元代末年，在山里躲避战乱的他，遇到高人，学会了一些道术，引起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的注意。明朝立国后，他被推荐为兵部郎中，曾到广东潮州平定民乱。民乱虽然平定了，但回途经过广东增城的时候，王纲却被海盗杀害了。和他同行的儿子王彦达侥幸逃生，把他的尸体带回老家。王彦达从此不再做官，安心种田。王彦达去世前嘱咐儿子王与准，不要进入仕途，老老实实在绍兴读书种田就好。王与准精通《易》学，在当地很有名，官府要他去做官，他死活不愿意，跑到山里躲了一年。但明朝初年，知识分子不愿意当官，在皇帝朱元璋看来，是你瞧不上我，会被问罪。当地官府的人出于好心，建议王与准让儿子代替他为官。于是他的儿子王杰补为邑庠弟子员。邑庠就是学校的意思。弟子员，相当于一种考试的资格。但后来王杰两次都把考试的名额让给了其他人。王杰留给儿子王伦的遗产，只有几箱书。王伦喜欢竹子，号竹轩。当时的人把他看作陶渊明式的人物。王伦就是王阳明的祖父，对于童年时代的王阳明来说，祖父的影响很深。
王阳明的家族在明初，一直到他的祖父，过的都是隐居的生活，没有一个当官的。到了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才开始改变了家族的风气，一下子成了读书做官的典范。王华是一个典型的好学生，一直好好学习，坚韧不拔地考试，考了很多次，落榜，接着再考，最终在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考了乡试第二名。第二年参加会试，考中了状元，去京城当了翰林院编修，后来还当了南京的吏部尚书。
隐和仕，就是隐居和当官，一直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按照儒家的说法，隐居是独善其身，当官是兼济天下。如果运气不好，没有机会，或者，天下无道，皇帝是一个昏君，那么，不如隐居，种田读书，虽然贫困，但是保持自己的气节和自由。如果运气好，或者皇帝有所作为，是一个明君，那么，应该出来做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王阳明的祖父和父亲，可以说是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王阳明的祖父王伦过的是一种隐的生活，而父亲王华过的是仕的生活。
我们再看唐伯虎和文徵明，这两个人，尤其是唐伯虎，在一般老百姓当中，名气可能比王阳明还大。弘治十二年（1499）的科考中，王阳明被定为二甲进士第二名，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唐伯虎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却因为卷入舞弊案，不仅没有录用，还被剥夺了以后参加考试的权利。和唐伯虎同一年出生，少年时代就相识的文徵明同样没有考上。唐伯虎这个人是少年天才，十五岁就以第一名考上苏州府学。二十八岁那一年参加乡试，获得应天府第一名。所以，1499年的会考，大家都认为唐伯虎一定会被录取，不料他因为舞弊案而失去了一生的机会。文徵明正好和唐伯虎相反，小时候很笨，到九岁还说不清楚话。考试考了九次都考不上，到五十多岁时，才因为父亲朋友的推荐，到京城做了一个文官，但马上觉得做官不适合自己的性格，便找理由辞职回家了，靠卖画、卖书法为生，过得逍遥自在。唐伯虎被贬黜之后，也是靠卖画卖文维持生计，但总觉得心有不甘，郁郁不得志，五十多岁就去世了。
唐伯虎和文徵明的经历表明，在明代，除了王阳明祖父和父亲要么隐要么仕的生活方式，还可以卖画卖文为生，很像今天的自由职业。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王阳明来说，有几种选择，一是像祖父那样，依靠一点田产，在乡间过读书耕种的生活；二是像父亲那样，循规蹈矩，做一个很正统的士大夫；三是可以像唐伯虎或文徵明那样，做一个自由文人，卖文为生。明代苏州、杭州一带的商业相对发达，文学艺术作品也进入了商品市场，那里的文人被动或主动地选择了卖文为生。王阳明在绍兴乡间，大约还没有体会到这种商业化的变化，所以，他的选择其实是在他祖父和父亲之间。
十一岁的王阳明质疑父亲的科举之路，认为只有做圣贤才是一个读书人真正的目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科举考试与成圣之间的矛盾，仍然困扰着他。宋代到明代，知识分子在要不要参加科举考试上，一直有分歧。宋代程颢遇到周敦颐之后，觉得圣人之学，才是人生应该真正追求的东西，就放弃了科举考试，一心做学问，探寻人生的真谛。
王阳明最初对科举不以为意，但后来慢慢认识到，圣人之学和科举考试以及科举之后的做官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必须带着圣人之学去考试，去做官，而不是为了做官去考试，为了功利去做官。因为把科举考试看作是圣人之学的一个手段，所以，王阳明对于考试的心态就很放松，他两次考试都没有考中，尤其第二次落第的时候，按常理应该打击很大，但王阳明安慰其他落第的考生：“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王阳明在《传习录》以及其他文章、书信中，多次谈及圣人之学和科举之间的关系，他总的看法是，举业和圣人之学并不矛盾，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圣贤之志。如果你有圣贤之志，那么，无论做什么，都是在磨炼自己成为圣贤。不论顺境逆境，都是在磨炼自己的志向和德行。同时，王阳明也认识到，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如果不参加科举，就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很难改变这个社会，所以，不去通过科举求得官职，就像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却抱怨天命一样。
在工部时，一个同事要去广西做地方官，王阳明写了一篇《送黄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谈了自己对于做官的看法。在王阳明看来，从前做官的人，是为了实现理想，为了践行天道，而现在做官的人，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为了实现理想，为了践行天道而做官，遇到再大的艰难险阻也不能动摇其心……为了谋取自己的私利而做官，遇到安稳就会得过且过，遇到利益就会去追逐，遇到艰难就会产生恐惧。所以，当黄敬夫要到偏远的广西去做官时，王阳明希望他能像从前做官的人那样，仁民爱物，心怀天下。到时候，广西的人民自然也会将他视作父兄、亲戚那样爱戴、眷恋，他也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十六岁那一年王阳明决定参加科考，但在科考的过程里，他有意无意地想要表明，他自己参加科考和他父亲并不一样。同时，他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渐渐找到了平衡，明白了自己要担当的角色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