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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四书五经，有一套教育体系，这一套体系到了朱熹那里，聚焦在“格物致知”，认为通过格物致知，就可以“去私欲，存天理”，达到至善的境界。朱熹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在朱熹看来，格物是第一步，透过观察，探究、穷尽事物的规律、奥秘、道理，从而进入第二步，致知，获得认知、智慧、知识等。朱熹的解释强调了训练的重要性，以及训练次第的重要性。但朱熹的朋友陆九渊不太赞同朱熹的说法，觉得朱熹的问题在于企图从外在的事物上去求得“理”，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格物致知，应该从心这个源头上着手，心即宇宙，心就是理，应该从心这个源头上去求得理，才是正道。
朱熹的学说得到官方的认可，尤其成为科举考试的规则，所以，到南宋，朱熹的理学，已经是社会非常主流的东西，几乎所有人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王阳明开始的时候，也信奉朱熹的方法，但在一次“格物”的实践后，他对于这种从事物上去探究寻求“道”的方法产生了怀疑。那次实践是他和一个朋友一起进行的，对象是竹子，朋友对着竹子格了三天就挺不住了，产生幻觉，极度疲乏，王阳明坚持了七天，也同样产生了幻觉和疲乏。从此，他摆脱了朱熹的影响，去开创了自己的一套心学。
虽然和朱熹的方法不一样，但王阳明和朱熹的基点是一样的，一个人活在世上，首先应该是立志：立志成圣。只要立志成圣，就是抓住了核心，抓住了人生中最大的东西。那么，如何立志呢？陆澄请教立志的方法，王阳明回答：“只要念念不忘存养天理，就是立志了。假如能够时刻不忘存养天理，那么，时间长了，心里自然会凝聚天理，就像道家所说的‘结圣胎’。这个天理的念头经常存有，就能慢慢达到孟子讲的美、大、圣、神的境界，不过是从这一个念头存养、扩充开去。”
王阳明讲的天理，既然是天理，就不是人世间的，而是上天的。什么是天理？很复杂。但朱熹有一个解释很简单，却很有启发性。夫妻是天理，三妻四妾是人欲；饮食是天理，美食是人欲。我们一般是跟着人欲在走。所以，要存天理，灭人欲。所以，王阳明说，只要念念不忘存养天理，就是立志了。也就是说，所谓立志，应该有一个高于世俗的人生目标。
王阳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而王阳明却跳了出来，读书是为了成为圣人，做官也是为了成为圣人。读书、做官这些在平常人看来很重要的事，一下子变成了手段，不是目的。一下子在格局上超越了一般人。
世俗的目标带来的是成败的较量、痛苦和快乐的交替，人生因而成了一场竞赛，而高于世俗的目标带来的是成长的经验，人生因而是一场修行和体验。比如，你把当官作为一个目标，那么，你就会和很多人去竞争一个职位，获得了就是成功，得不到就是失败，成功了就快乐，得不到就痛苦。但假如你把成为圣贤作为目标，那么，你是在和自己竞争，每一步都是在成长，每一步都是体验成长过程里的经历。
高于世俗的人生目标，是如何做人的目标，因而不同于一般做事情的目标。你要完成一百万的销售额，这是一个做事情的目标，而王阳明的成圣，是如何做人的目标，给予他们的人生强烈的目的性和意义。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利他的人，那么，完成一百万的销售额就不是一件销售的事情了，而是一个利他的手段，你要考虑的东西就变成你在销售方面能够帮助别人什么，销售获得的利润如何合理使用才能有利于别人。如此一来，你一下子就跳出了销售这个狭隘的圈子，到了做人的大格局里。做到这一点，会有两个益处显而易见：第一，你不会陷入完成销售指标的焦虑之中；第二，你的竞争对手会消失不见，因为别人和你不在同一个格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