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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十二岁就确立了成为圣人的志向。但确立这个志向之后，并不是就什么都解决了，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摸索、探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乏焦虑和痛苦。王阳明年轻时代的这个特点，和他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父亲王华，是一个自我定位特别稳定的人。王华小时候是一个乖孩子，比如，有一次应该是春天的什么节日吧，小朋友们都在外面玩耍，王华的母亲也让他出去玩，但王华说：“观春不如观书。”他考试并不顺利，但很坚持，一直到考上为止，看书也只看儒家的书，认为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非常讲究礼仪。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按照主流社会价值观塑造出来的很正统的人。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超我、自我、本我”三个概念去分析，王华的自我很好地协调了本我和超我，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
但王阳明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王阳明一直到五六岁才会说话，一开口说话就表现出天才儿童的特点。然后，在整个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充满好奇心。用钱穆先生的话描述：“原来王学的萌芽，他所倡良知学说的根柢，是有生命的，有活力的，是那样地执着，那样地跳脱，从多方面的兴趣，很复杂的经验中流变而来的……他既沉溺，又洒脱。他所认识的‘良知’，决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也不是平易简单的把戏，更不是空疏无着落的一句话。要研究王学的人，不要忘了他成学前的那一番经历。”（见钱穆著《阳明学述要》）
十二岁的王阳明，向父亲以及老师宣称自己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做圣贤，可以理解为一种自觉意识，希望找到另外的道路，实践一种和父亲不一样的人生。但是，这个和父亲不一样的人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我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王阳明。
他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对佛教发生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对于佛教的兴趣延续了三十多年。十几岁跟着父亲去北京，翰林院位于长安街，他们住的地方也在长安街。那是北京的繁华街区，三教九流，混居在一起，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道观，并列在一起，少年时代的王阳明常常进出这些场所。在京城的时候，他还对军事发生了兴趣，曾梦见自己成了一个将军，一路征战，到了广西的马伏波庙。马伏波，就是东汉时候的著名将领马援，他成了少年时代王阳明的偶像。那一年秋天，他学习马援曾经到关外去考察边防的情况，一个人走出居庸关，寻访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以及关外的地理形势，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那时候正好广西的瑶民发生骚乱，北方也不安定，少年王阳明上书朝廷，提出如何解决边境问题，被他父亲训斥为太狂妄。
在第二次会考落第后，他从京城回余姚，途经济宁的时候，他游览了太白楼，写了一篇《太白楼赋》，对狂放不羁的李白表示了仰慕。在经过南京时，还去拜访了朝天宫的道士尹真人，学习真空练形法。回到余姚后，住进了阳明山洞，既像一个归隐山林间的闲云野鹤，又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修道者。
格竹子这一件事，在王阳明成长过程中确实具有转折点的意义，一方面，引起他对朱熹理学的怀疑，另一方面，引起他对于自己能否成为圣贤的怀疑。而他对于自己能否成为圣贤的怀疑，源于他发现“格竹”并不能让他实现成为圣贤。这里面的逻辑是，立志成为圣贤，并非口号，最后一定落实为具体的形态；具体的形态，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完成这个志向的自我。这个自我，必须找到自己合适的社会角色，同时也要身体和心灵合一。而格竹的失败，引发的是王阳明对于身体和心灵不能合一的焦虑，对于外物和内心不能合一的焦虑。所以，根本上，格竹的失败，并没有让他放弃成圣的志向，而是迂回前行，科考、文学、佛道，成为他年轻时代反复的尝试，根本上还是想找到成圣的方法，或者说，想建立一个成为圣贤的真正的自我。
决定科考之后不久，王阳明遇到理学大师娄谅，又再度生发成为圣人的决心。十七岁那年王阳明去江西成亲，迎娶诸养和的女儿，回余姚途中，经过上饶，听说理学大师娄谅在此地，就去拜谒，向他请教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娄谅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据史料记载，王阳明从江西回到绍兴，整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都有所改变，之前他有点不拘小节、爱开玩笑，甚至还有点放浪不羁，但自从相信了“圣人必可学而至”，就变得端庄、严肃，生活也有规律了。他自己解释说：“吾昔放逸，今知过矣。”从前放逸，现在知道错了。
在考中进士之前，王阳明的兴趣广泛，其实反映了自我认知的曲折。什么是自我？一般由身和心构成。少年时代的王阳明，显示了从身心两方面构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道家、军事等，是身体层面的；佛家、理学，是心灵层面的。但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是一本正经的儒者？还是潇洒脱俗的隐者？还是驰骋疆场的战士？还是修得不坏之身的真人？这些自我形象，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王阳明身上，一直在相互激荡。某种意义上，真正的自我，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于王阳明来说，当确立了成圣的种子之后，他花了很长时间把这颗种子转化成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