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杯

《春秋》讥文公以丧取。难者曰：“丧之法，不过三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今按经：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时无丧，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谓之丧取？”曰：“《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秋祫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讥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不别先后，贱其无人心也。”

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节具，则君子予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予之知乐；志哀而居约，则君子予之知丧。故曰“非虚加之”，重志之谓也。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虽弗予能礼，尚少善之，“介葛卢来”是也。有文无质，非直不予，乃少恶之，谓“州公寔来”是也。

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以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不辟，去厥疧。”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不以三年，又以丧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庙，乱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夺于内，无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盖自文公以来之谓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故人主大节则知闇，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

《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弑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

今赵盾弑君，四年之后，别牍复见，非《春秋》之常辞也。古今之学者异而问之曰：“是弑君，何以复见？”犹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何以书葬者，不宜书葬也而书葬？何以复见者，亦不宜复见也而复见？二者同贯，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复见，直以起问而辨不亲弑，非不当诛也。则亦不得不谓悼公之书葬，直以起问而辨不成弑，非不当罪也。若是，则《春秋》之说乱矣，岂可法哉？故贯比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今诛盾有传，弗诛无传。以比言之，法论也；无比而处之，诬辞也。今视其比，皆不当死，何以诛之？《春秋》起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繙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今使外贼不可诛，故皆复见，而问曰：“此复见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应乎？”故吾以其得应，知其问之不妄，以其问之不妄，知盾之狱不可不察也。

夫名为弑父而实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为弑君而罪不诛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语盾有本，《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无邻，察视其外，可以见其内也。今按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故训其终始，无弑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

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弑君也，与止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

问者曰：“夫谓之弑，而又不诛，其论难知，非蒙之所能见也。故赦止之罪，以传明之。盾不诛，无传，何也？”

曰：“世乱义废，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恶之诛，谁言其诛？故晋赵盾、楚公子比皆不诛之文，而弗为传，弗欲明之心也。”

问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讨者，非一国也。灵公弑，赵盾不在。不在之与在，恶有薄厚。《春秋》责在而不讨贼者，弗系臣子尔也；责不在而不讨贼者，乃加弑焉，何其责厚恶之薄、薄恶之厚也？”

曰：“《春秋》之道，视人所惑，为立说以大明之。今赵盾贤而不遂于理，皆见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贤，而加之大恶，系之重责，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义，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恶薄而责之厚也。他国不讨贼者，诸斗筲之民，何足数哉！弗系人数而已，此所由恶厚而责薄也。’《传》曰：‘轻为重，重为轻。’非是之谓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赵盾嫌无臣责，许止嫌无子罪。《春秋》为人不知恶，而恬行不备也，是故重累责之，以矫枉世而直之。矫者不过其正，弗能直，知此而义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