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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我进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时，才满16岁。此时清政府正实行所谓“新政”，两广总督岑春煊又是当时在南方实行“新政”最力的当权派。陆小招考第一期学生时，尚不为一般人所注意；到第二期，在“新政”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的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考场设在原来乡试的地方，足见清政府对此亦极重视。
我入校时，第一期同学尚未毕业，其中同盟会员仅有陈汉柱、何卓俦等人（何于二次革命时，被黎元洪杀害于汉口）。陈汉柱同我都讲“客话”，他经常向我宣传“排满兴汉”的思想，不久即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因为我是广东客家族，而广州同盟会秘密机关的主持人，也多是东江客族（如邹鲁、姚雨平、张醁村等人），所以不久我就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组织联系。此后，我遇有机会，就向我所物色的对象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当时的宣传品主要为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和谭嗣同的《仁学》等，还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小册子。我常利用星期天，约新入盟的同志到山岗僻静处填写盟书（即誓词）。当时入盟的人甚多，且有一些富绅子弟，如李朗如为广州好几百年老店“陈李济”如意油店的小老板，刘汉忠也是大商家的子弟。
在秘密机关里，姚雨平告诉我，我校将到任的新监督赵声，也是同盟会员，并说已向他介绍过我了。赵声字百先，江苏镇江人，是由南京新军三十二标标统任内调来广东的。赵到校第三天，我就单独前往晋见，他毫不掩饰地用同盟会的“握手暗号”同我相见。我童年时随父读书（父为前清廪生），旧的东西给我不少影响。记得我同赵对晤时，曾涉及宋明理学家的言论，他听了立即正颜厉色地说：“中国的礼教，经过朱熹更是变本加厉，已成了吃人的东西。我们投身革命的人，对之应该深恶痛绝，万不能再受其毒害。”这好像是当头一棒，使我历久难忘。
赵生得身材魁伟，不类南人，长面竖眉，声音洪亮，眉宇间有一股威严之相，故大家称他为“活关公”。其时校内有一个学长（即排长）林震，亦同盟会员，因他的相貌生得与赵相仿佛，由于大家推崇赵的缘故，故对林也推崇起来。赵不仅使全校师生倾倒，也受到新军的普遍崇拜。当时广州军人在各种集会时，都异口同声地夸谈赵声，开口“赵伯先”，闭口“赵伯先”，甚至有人说成“我们的赵伯先”。这种现象普遍流行于新军界，而以在燕塘新军的军官罗炽扬为最。彼时交相传述赵的轶事甚多。如说赵在南京任标统时，某日独游明孝陵，途中邂逅一人，见赵气概不凡，即趋前攀谈，问：“先生贵姓？”赵即以手指天答：“天。”其人再问：“大名？”赵复以手指地答：“子。”言毕即掉头不顾而去。这本是一种传说，但是大家因为推崇赵的原故，津津乐道。赵在校中，对第一期学生甚感失望。他在公开训话时说：“第一期学生暮气沉沉，还不如第二期学生之有朝气。”他这番话对我们同期同学有极大的鼓舞。学校的总办（即校长）韦汝聪，在性格、作风和思想各方面，都与赵形成鲜明的对照。韦重外表，讲排场，性格猥琐而庸碌，而赵则重实际，性情豪放，敢作敢为；至于政治思想，更如冰炭之不相容。因此同学们都爱戴赵而厌恶韦。某次校务会议，赵对韦竟戟指斥骂，使韦下不了台，结果闹到新军督办公署，赵由此辞职，后调任燕塘新军第二标标统。
赵离开陆小后，我与他仍有联系。我在白云山能仁寺养眼病时，介绍一个因闹学潮被开除的同学王鸾（同盟会员）同他见面，并请给王找出路。某日赵独游能仁寺（寺与燕塘军营毗邻，越一山岗就到了），适遇着我，乃共同漫步。时寺中有一和尚，俗名陆龙杰，为陆小第一期未毕业同学，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愤而弃学出家。其时他正在廊下临摹颜鲁公法帖。赵见其书法尚佳，就坐下同他攀谈，得知其身世，立即成诗一首，写成条幅送他，诗为：
愿力未宏因学佛，
英雄失路半为僧。
月明沧海归来日，
万里蛮山一点灯。
接着，赵又榜书“宏毅”二字的横披送我。以后我每一怀念伯先先生时，辄把这首诗和他在廉州海角亭（我的家乡）所赋“八百健儿齐踊跃，自惭不是岳家军”之句，还有他送皖北友人（即吴樾）北上那首诗，一起联系来诵读，那首诗是：
淮南自古多英杰，
山水如今尚有灵。
相见襟期一潇洒，
朔风吹雨太行青。
在赵调离陆小的前夕，我曾往晋谒，询及广州尚有何人可以联系，请予介绍。赵说：“现在广州的有朱大符（朱执信）其为人不以才气见长，但有学有守，可以信托，你可同他联系。”其时朱在广州某校任教员，家住城内豪贤街，他领导的秘密机关，就在附近。此后我常到他家或机关汇报工作。某次在他的机关里，见他与其他同志正在商量利用某青年女同志（她亦在座）化妆成卖身的女嫁娘，以饵某富翁（时富翁在另一室，我亦看见），俟身价入手，即设法潜逃。足见当时同盟会筹备经费之难。在离朱家不远的天官里，有一幢楼房，是由朱租来专供新军同志活动的机关。我因得朱的介绍，曾去过多次。每值星期假日，来往的青年军人甚多，真是门限为穿。此时，我曾因朱之介绍，结识了当时新军界中的另一杰出人物倪映典。
倪映典为皖北合肥人，曾在安徽新军与熊成基等进行革命活动，已升任至管带（营长），后因有人告密，乃改易姓名，出走广东，仍投入新军。他在广东新军，初为见习官，后任排长，在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也是天官里机关的核心人物。倪生得同赵声一样，身体修长，具有一种刚强气概，虽不如赵的魁梧，而英姿飒爽，一望而令人畏服，处世接物也处处表现出一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就我少年时所接触的人的印象而言，他使我终身难忘。我曾向倪介绍广西博白县的朱锡昂入盟。朱锡昂为广东高等实业学堂的学员，同我很相投，经我动员后，愿意入盟。当我带他到天官里去见倪时，说明他是来入盟的。不料在填写入盟书时，朱仅填他的别号“拭生”来代替本名，倪顿感不满。俟朱离去后，倪用极严肃的口吻责备我说：“你不应该把这种人带到此地来，像他这样顾虑多、缺乏勇气的人、怎么能搞革命呢？”他又说：“像这样的情形，你应当先同他讲清楚，怎好这样孟浪呢？”我受了他的教训，感到难受，但从此对他更加敬佩。朱锡昂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他家乡博白县被俞作柏部逮捕，旋即慷慨成仁。历史作了见证，朱并不是倪所说的那样人，但在当时残酷斗争的情况下，倪对我的责备是正确的，因我没有把入盟手续对朱讲清楚。
1909年的农历除夕，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时倪已离开燕塘新军（因被人告密而革职），经常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负责策划新军起义。当军警突然发生冲突时，倪恐秘密泄漏，曾到香港总机关商量对策。当他匆匆返广州时，事件已经扩大，秘密已无法保持。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倪只身驰入燕塘军营，适有管带漆汝汉，正集合士兵训话，意在弹压。倪突至，真像飞将军从天而降，全体士兵皆跃然而起。倪先发制人，立抽出手枪，当场将漆击毙。倪攘臂一呼，群起拥戴，步、炮、工、辎各营约2000人，随倪整队出营，迅速占领了东门外钱局后的小山，准备攻城。时清军水师提督李准率队前来镇压，并派出倪的同乡管带童长标出来伪作和解。倪大怒，策马立阵前，晓以大义，慷慨激昂，敌军闻之亦为之动容。敌乃乘时发炮，倪被击堕马下，为清军俘去，最后大骂不屈而死。
此后不久，我在广州陆小毕业了，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时赵声已离新军，住在香港的时候居多。我在南京，从与赵及广州有关方面通信中，对南方情况仍时有所闻。1911年春，我知道从海外，特别是从日本、南洋一带回到香港来的人甚多，这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候。我断定广东将有新的举动，故向学校请了十几天的假，托辞回南省亲。行前我又写了一函致赵声，说我就要回来了。我到香港后，刚下船即驰往赵处，见赵着日本和服，高踞桌上，同围着他的人高谈阔论，这些人也着和服，一望而知是刚从日本回来的。经赵介绍后，知为福建的方声洞、林时塽、李文甫等人，是回来参加起义的。赵随即对我说：“你的信我已收到了。”我说：“我回来是要求参加起义的。”赵带着严肃的口吻说：“你们军官学生，是将来革命的种子，以后推翻清廷，掌握军队，全靠你们这一批人，怎好轻易牺牲呢？况且这次起义，成功与否还不可定。你赶快回去吧！”我见他态度严肃，语气坚定，故未便坚持，旋说：“我请假的期限还未到，我想进广州去看看情况。”赵同意后，当天我进了广州，在秘密机关会着姚雨平等人，他们也催我赶快回学校。我住了一夜后，次日到港，又逗留了两三天。当我乘船抵达上海时，刚登岸，打开当天报纸一看，知道广州发动的起义，于昨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遭到失败，牺牲的同志甚多。这个噩耗，有如晴天霹雳，使我万分惨痛。
是役失败后，赵由顺德经澳门转回香港，旋即大病，不久即逝世。闻其将死时，曾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我自闻伯先先生之死讯后，每与同志们诵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老成凋谢，后生罔识，向慕之忱，日远日亡”之句，辄相对怆楚。这不仅是因他的革命言行感人之深，实因他早丧，乃革命之一大损失。
不久，谭人凤来南京看我，谈及起义失败经过。谭非常激动地破口大骂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说他负责指挥的那一路，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谭对其他好几路的负责人，亦有责难，对姚雨平本人，也很不满。自此次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仍在海外积极活动，黄克强先生将同盟会总机关迁到上海。总机关以黄为首脑，下分5部，其中负责组织的陈英士，负责交通的谭人凤，都到南京同我见过面。其时，我在南京陆军中学，仍积极从事同盟会活动。开始时，对外联系全由我负责，后以会员增多，如四川的吕超，福建的金仲贤、吴兴五，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的人亦有，又增加任（任援道）与我共同负责对外联络。
同年八月十五夜（农历），谭人凤突然到南京，约我到他住的旅馆相见。他谈到立即要去武汉，因为武昌同志将发动新军起义，总部认为各方面的部署还未就绪，此时不宜轻动，故他奉派前往劝阻。谭十六日乘船西上，计算行程，尚未抵达汉口，而武昌新军首义的旗帜，已飘扬在黄鹤楼的上空了。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我校后，全体同学除旗人外，都兴高采烈，喜形于色，不论是否为同盟会员，都争着买一角钱一张的报纸来看。同盟会员立即行动起来，连续开会，准备乘机响应。时我们已届毕业，经常使用武器作野外演习，并练习实弹射击。大家都注意在礼堂后面的武器库（平时学校将械弹集中贮藏），并立即派人轮流昼夜监视。时学校当局因慑于武昌首义对同学们的影响，趁我们熟睡时，偷偷将子弹运走。我们发现后，顿失所望，乃齐集围墙内的菜园里开会，一致认为，子弹既运走，已成赤手空拳，留在南京，已属徒然，故决定齐赴武昌，参加战斗。大家公推我到上海，向总部请愿，并请拨给旅费。在我动身前，我校的法文教员林知渊（同盟会员）已先往上海，他留下上海住址，嘱我到时即往联系。因我已决心退学，故未办请假手续，悄悄越墙逃出学校，当日下午上车，晚上到了上海，随即到林知渊寓所。林说：“你来得正好，宋渔父（教仁）今晚就要上船前往武昌，我们马上去见他。”我们立即驰往宋处，刚进大门，见宋已挟着一个大皮包悄悄走出，一望而知是出远门的样子。就在门口，先由林介绍，我即表明来意。宋问：“你们共有多少人？”我答：“大约有四五十人。”宋就在他皮包内取出钞票一叠给我（共500元），又说：“南京方面的事情，已派柏烈武（文蔚）负责，你可同他接头。”同时嘱咐林带我去见柏。宋同我们谈毕，即匆匆前往搭船去了。次日我同林去见柏，他深不以我们去武昌为然。我一再向他解释，柏始同意。我当天下午回南京，即在车站附近小旅馆里，约同学出来开会（此时我已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大家商定，分3批前往武昌，第一批由我率领，同行者有李章达、蒋光鼐、李伴奎、范其务、陈果夫（江苏陆小学生，参加我们的组织）等10余人，其中也有非同盟会员闻风参加的。
我们搭船抵汉后，即过江径到武昌，向都督府报到。时清军援兵已开抵汉口，占据了京汉铁路线的刘家庙车站（即循礼门）、硚口等处，与汉阳兵工厂仅一河之隔，情势颇为紧张。我们都热情高涨，刚到不久，就要求过江去保卫兵工厂，经都督府派员劝阻，仍无效。后接到命令，将我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由胡瑛（日知会负责人）集合第一、第二两个敢死队的队员训话，大家都以为他是总领队。时胡刚从监狱出来，背上还拖着一条大辫子，在灯光下看见他满面胡须，形容憔悴，讲话声音虽不洪亮，但却清劲，同学们都很受感动。接着领枪支子弹，闹到深夜始就寝。翌晨集合出发，由平湖门登船至汉口龙王庙上岸，顺着黄陂街转入后城马路，继续前进。我先头部队到达自来水塔（现为中山路）附近时，即发现占据循礼门之敌，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我们即将队伍散开，用步枪还击，相持约半个小时，无法前进，因水塔前是一片水田、湖塘，运动极感不便。到了夜晚，仍由领队率领我们回到武昌。是役有浙江同学干卓阵亡，广东同学范其务负伤。此时，有些同学感到打这一仗，没有甚么意义，但也说不出甚么道理。事后听都督府参谋人员说，因我们初到，就坚请要到汉阳去保卫兵工厂，经劝止仍无效，故特下此命令，一来安定我们的情绪，二来让我们尝点打仗的味道。
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筑坛拜黄克强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我们奉命随黄到汉阳（因黄知我们是南京陆中学生，志愿来投效的，感到很喜欢），驻扎在昭忠祠的总司令部，随即改编为学生队（带有督战性质），直属总司令部。此时，由南京来的第二、三批同学，也相继到达，连第一批共达100余人，其中有曾任广东陆小学长、继任南京讲武堂教官的张我权和任南京陆中学长的徐源泉（均非同盟会员）。在编队时，同学原拟推我为督战官（队长），我感到不适宜，坚推张、徐二人分任正副队长。同盟会会务仍由我负责。在学校时同我一起负责会务的任鍼也一起来了，但他刚到就脱离组织，第二天就找到门路，当了都督府某部的科员，曾引起同学们的物议。此人后来曾参加过邓演达的第三党，最后终于堕落当了汉奸。有一部分人慑于水塔一役同学中的伤亡，知道打仗不是儿戏，有些胆怯；另一部分人听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多当上了都督府各部的科员，看了有些眼红，故不愿意当学生军。此事曾经黄总司令亲自集合劝说，但仍无效。最后只得发给路费，让那一些人搭船东下，各奔前程。坚决不走的有50余人，仍继续留下来。
几天后，由湖南开来一师湘军。总司令下令，在汉阳琴断口搭浮桥渡过汉水，向敌展开进攻。开战时（九月二十七日），俟湘军向前展开后，学生队亦跟着前进，向右翼延伸。当时，黄克强先生骑一匹骏马，握着一柄雪亮的指挥刀，在张公堤上往来驰骋，指挥着军队前进。我们的队伍刚越过张公堤后，敌军即用猛烈炮火阻止我军前进。我们在水田内散开，前进到一村落时，就地休息，预备造饭。因我们前一晚由汉阳出发，行军一整夜，至拂晓始渡过汉水，接着又继续前进，至此还未吃饭。正于此时，忽见左翼的湘军纷纷后退，翻过张公堤向襄河方向退却。我队因受友军影响，亦跟着向后撤退。刚退至搭浮桥的地方琴断口时，看见河滩上一片密密麻麻的人群，队伍争先恐后地抢渡。因为人多，浮桥被挤断，许多士兵落水，被河水冲走。幸而此时据守铁路线之敌，未继续追击，否则我们将全军覆没。其时我们学生队也溃不成军，经过相当时间才集合起来，陆续由小船接远，渡过浮桥，先后回汉阳归队，查点人数，尚无损失。
经过此次战斗，敌已侦知我军强弱，故不久即在蔡甸搭浮桥渡河，向汉阳进攻。我军即在黑山（即扁担山）一带布防抵御。学生队亦奉命参加，先一日开往黑山附近，当晚在琴断口宿营。翌晨拂晓，敌已到琴断口小河对岸，双方隔河对峙。我队旋奉命增防右翼，相持半日，弹药告罄，给养也补充不上来。先是左翼友军向后撤退，而我们最右翼也因一挺机关枪弹尽而向后转移。此时，我队除了派出抬伤兵、领弹药和催给养的人员而外，实际担任战斗的仅二三十人，势孤力单，也只好沿着襄河右岸，经梅子山撤回汉阳休息。此后，我队曾在梅子山、龟山协助友军担任防守任务，但与敌未接触。11月下旬，在汉阳已听到由前方传来的清晰的枪声。驻在昭忠祠的总司令部人员和设在归元寺的总粮台，以及架设在龟山上的大炮，都纷向武昌转移。我军亦随着过江，到武昌集中。此次撤退，各部都极形混乱。
撤到武昌的次日晚，宣布黄总司令立即要回上海，听说是黄与黎元洪会商后决定的。就在当天晚上，我队一部分同学奉命随黄到上海，立即到汉口日租界上船。同行的有黄的夫人徐宗汉，广东女同学张竹筠，日本志士萱野长知等。留下的一部分同学，则随都督府所属机关，移至青山驻扎（此一部分同学到议和停战后，始离开武汉，各寻出路）。当我们登上轮船时，遥见汉口仍火光烛天（两日前，清军已开始纵火）。事后得知，汉阳亦于此时相继失守。
我们随黄克强先生抵达上海时，上海已为光复军占领，陈英士任沪军都督。我们起初驻扎在北火车站附近的南海邑馆，黄本人则住在法租界内，我们轮流到黄的寓所守卫。大约经过了半个月，姚雨平由广东率领北伐军到了上海（其先头部队由林震率领，先已开抵沪宁线，并参加了收复南京之役）。时姚任北伐军总司令，邹鲁为军队的经理局局长，邹见着我立即委我为该局委员，而姚部的营长刘某则要我作他的连长。我自以带兵为宜，故接任了连长职务，而经理局委员名义则仍保留。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在举世瞩目中到了上海，全体同志均极感振奋。次年（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黄克强先生任陆军总长；1月9日，任参谋部总长。就在当天晚上，姚雨平率领北伐军中的同盟会员多人到总统府祝贺，我随同入府。孙中山先生神采奕奕，亲切地同我们握手交谈，并致慰问。因姚是客族人，孙亦用客族语言同他交谈，仿佛家人闲话，倍感温暖。
时清军前南京守将张勋撤过江北后尚在铁路沿线逡巡，北伐军奉令过江追击。我军过江，进驻安徽凤阳县城休整。时我连有一士兵，因违犯军纪，被团部枪决。这一事件团部处理失当，这一士兵的叔叔（在机关枪连任班长）从中鼓噪，遂扩大成了风潮。后经上级疏解，以营长作为孝子送葬，才算了结。我虽未被牵连，但亦深感没趣，乃自动辞职。获准后，我即回到经理局报到，当即奉派到滁县前线兵站随军工作。此时，知道全军的给养都是广东供应的，其中食品一项，全为英国出品的肉类罐头，数量极多。足见广东后方，当时对北伐军供应之丰富。不久，我军进驻蚌埠，清军退据固镇一带，阻我北进。在此激战一日，敌不支，退守南宿州。我军在固镇略为整顿，即跟踪追击，又击败敌于宿州附近。敌节节挫败，退守夹沟，迨我军追至时，又望风而逃，退守徐州。至南北议和告成，敌军退至山东韩庄，我军乃进驻徐州待命。是役为时约一个半月，我军1月中旬由南京出发，2月下旬进驻徐州。
在此期间，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继任。黄克强先生免去本兼各职，改任南京留守府留守。宋教仁、陈英士等均任总长。北伐军在徐州驻扎了一个多月之后，开回南京训练，不久改编为陆军第四军，姚雨平任军长，而罗炽扬则仍任高级将领，林震任参谋长，张我权亦不次擢升，继林之后任军参谋长。罗、林、张等数人均夤缘时会，数月之间，竟飞黄腾达起来。其时军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的共同想法是：革命已经成功，个人何必拥兵自卫，徒耗国帑；竟有人联名致电北京国务院，请求解散队伍，官兵解甲归田。这个队伍以后仍调回广东，不久被胡汉民遣散了。姚雨平自军队解散后，即以上将衔的官衔在上海作寓公，旋又被罗炽扬拉进北京。罗于北伐军被遣散后，即入北京投靠了袁世凯，并为袁作说客，使一些人失足。林震自北伐军被遣散后，曾任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即以前陆小第四五期改的）的总办。二次革命失败后，林曾亡命日本，后为其兄某（广东省议会议员）函召回国，主要仍由罗炽扬牵线，向袁自首（袁曾颁布有民党自首条例），在北京做了月薪300元的参议。张我权在二次革命时，即公开背叛革命，在龙济光未入广州前，曾因勾结驻在燕塘的熊团炮击督军署，逼走了陈炯明，还代理过7天都督。我联想到安徽的孙少侯，他是老同盟会员，且精研佛典，早负时望，亦以晚节不终，依附袁世凯，倡言维护帝制，以至声名狼藉，抑郁而死。
我随北伐军回南京后，跟着离开了军队。当时有两个前途任我选择：一为到外国留学（去日本或法国），一为进保定军官学校。我选择了后者，而将留学的机会让与同学谢膺白（谢顶替我的名字，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后谢曾任张发奎的参谋长）。自我进保定军校第二期不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如黄克强先生辞去南京留守府留守，国民党四内阁阁员（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相率辞去总长职务，尤以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一事，引起了国民党全体同志的愤怒，加以袁进行“善后大借款”，未经国会通过，即行非法签字，于是群起进行反袁运动。
当国民党人进行反袁运动时，在保定军校的多数同志，几经秘密集会，决定到江西去参加李烈钧酝酿的江西起义，共有同学蒋光鼐、季方、吴艺五等30余人。正要出发时，我接到邹鲁由香港来信，要我回去发动关仁甫的民军（关为广东地方武力首领，曾与黄和顺一起参加过镇南关起义之役）。我觉得很有意义。临时变更计划，只身南返。其余同学仍按计划到江西，参加了林虎首先发动的湖口之役（以后讨袁失败，我到上海曾与蒋光鼐等多人晤面，而与其中之一部分人亡命日本）。我到香港同邹鲁晤面后，立即进广州，会着朱执信。我把计划告诉他，他很着急地说：“广东的民军很难搞，特别是关仁甫最靠不住，你千万不要上当。”朱过去曾搞过民军，对此情况十分熟悉，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暂在广州留住下来，正在这几天里，广州发生了兵变，就是前文已提到的张我权主谋搞的。当叛兵炮击督军署时，我适经其地，曾被破片击伤。接着，我遇着陈雨亭（也是同盟会员，会制造炸弹），同他密谋制造炸弹，俟龙济光入城时，实行暗杀。我们曾在郊外作过试验。不料在龙入城的前一天，全市施行戒严，我就在住的客栈中被捕。我的日记本中有其他同志开给我的陈炯明逃往新加坡的通讯处，幸而写的是陈的代名“柯先生”，我坚称是我的舅父的地址，才得搪塞过去。当日我同其他被捕的人都被带上脚镣，锒铛入狱。经过四五天，传闻陈炯明在出走前留下做内应工作的前警察厅长陈景华，因同陈炯明秘密通讯事泄，被枪决。我闻之，忐忑不安。后来我侥幸被释，一方面是因为查不出有力的证据；而另一方面，那个军法官在两次审讯时，好像处处都在为我开脱似的。最后我还是经我的同学李朗如，由他家的“陈李济”药店保出来的。我被释后，立即搭轮到了香港，会着邹鲁等人。他们都说：“我们已准备好到督署照壁前（刑场）来收你的尸哩！”并悉他们已运动好陈景华的旧部和宪兵，准备实行兵变，攻打监狱，把我救出来。在此，我联想到，我未入保定军校时，曾在上海与一老同盟会同志陈子范（福建人）结识，他是在上海“打洋工”（海关作事）的，会制造炸弹，专搞暗杀。他与我及几个福建同学（如金仲贤、吴艺五等四五个人），便无形中成了一个小集团，每人都有手枪一支（我的枪还带进了学校，在此次回广州时，才交还了陈子范）。在此以前，大家都深受俄国虚无党的影响，并羡慕徐锡麟、秋瑾的英勇行为。即如恂恂然有学者风的蔡元培，当时也曾倾心于暗杀活动，暗杀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尚。自宋案发生后，驻在扬州的陆军第二军军长徐宝山的被炸毙，事后得知，就是陈子范搞的。
我到香港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各省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纷纷取消独立，革命进入了低潮，革命党人在国内已不能立足。于是我决定到上海约同吴吉甫、吴艺五等七八个同学（方声涛也同行）一起亡命日本。我们由上海动身时，大约在1913年的年底。
我们到日本时，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以及其他重要骨干，都云集东京。我们一行先在东京租一间房子住下，生活费用由我按月在黄处领取，有时则通过李根源之手。从四面八方来到日本的同志，文的武的都有，在此革命新受挫败之余，大家都感到有重新学习、重振旗鼓的必要。经过一番酝酿，黄即委托殷汝骊主持其事，先成立军事学校，设在东京郊外的“大森”，把“浩然庐”作学校的代名，后来都叫作“大森浩然庐”。殷汝骊为浙江人，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曾在北京做过财政部次长，后被袁世凯以贪污案为名下令通缉，逃到了日本。浩然庐共有同学近百人，虽均是各省同志中的军人，但不少的人都受过旧教育，且沾染了一些旧文人的习尚。如四川的吕超，除了处处表现其英雄气概外，并喜欢为人题字，嗜好下围棋。陕西的胡景翼除了能打一手极好的“猴拳”外，还能写一手娟秀的十七帖，最使人感到兴趣的，是他能把老子的《道德经》倒背如流，不差一字。我同他两个人气味相投，故在校时来往最密切。大森浩然庐的同学，有李明扬、江炳灵、吴艺五、殷公武等人。学校聘请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退职军官担任讲师，而以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任翻译。数月后又成立政法学校于东京郊区，学生多为同志中的文人，以现任日本大学的教授担任讲师，殷汝骊和殷的弟弟殷汝耕同任翻译。在政法学校学习的，有仇鳌、易象（田汉的舅父，后为赵恒惕杀害于湖南）等，其中尚有湖南的名士多人，甚为活跃。两个学校的经费来源，都是黄克强先生交给李根源转发的，殷汝骊同我接近，彼此无话不谈。他的胞弟殷汝耕在校时，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好。殷汝骊曾沉痛地对我说：“我这个弟弟品质极坏，只要利之所在，他将来不仅可以出卖朋友，而且可以出卖民族。”他的话说中了，殷汝耕后来真当了汉奸。殷汝骊后来同我先后回国，在广东肇庆成立军政府时代到了广东，曾到琼崖考察过，写成《开发海南岛计划书》一册（曾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殷在抗战初期，辗转由香港回国，病死在重庆。
我们在大森浩然庐学习了几个月之后，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将1912年8月改组的国民党改为“新中华革命党”
，而以陈英士等人为主要骨干，规定所有以前的老党员，都必须重新办理入党手续，并要在入党书上打下手印。我当时知道，黄克强先生对此曾有意见，他没有参加这个组织，但也不反对别的同志参加，也没有另进行组织，而与黄较接近的多数人，如李烈钧、林虎、方声涛等也没有参加。同我最接近的吕超、胡景翼等人都参加了，他们参加后随即奉派回国。吕超回川进行军事活动，最初曾搞得有声有色，失败后入粤，任孙先生大元帅府的参军长。当我率领的地方队伍正式奉编为粤军第一师第四团时，他曾带我晋见过孙先生。我与他关系历时最久。胡景翼回陕搞军事活动，颇有成效。孙先生逝世时，我正参加第一次东征，曾于汕头军次接到他一封极沉痛的吊唁孙先生的信，可惜他早死了。因我与黄兴方面的关系较多，同时也没有回家乡进行活动的有利条件，故没有参加新中华革命党，也不打算急于回国。故我此次在日本住的时间，较之其他同志要久些。自大森浩然庐结束后，我又到政法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此时，我除了与同志们之间有联系外，还认识了若干其他派别的人，如当时号称“国会议员派”的张耀曾、彭允彝、欧阳振声等。至于新中华革命党方面，同我较接近的仅有当时在陈英士左右的黄郛。当时在日本的国会议员派诸人，都是曾因各种不同的情况，同袁世凯闹翻后而逃到日本的。他们在反袁问题上，同孙、黄基本是一致的，但对国内的政治主张，却不相同。我当时只知道这些人是号称“温和派”的，他们同黄这方面的关系则较接近。我之所以同这些人发生关系，是由于与黄的关系较深的缘故。当时既然有所谓“温和派”，自然也就有所谓“激进派”，而新中华革命党自然就是当时的“激进派”了。黄在两者之间，自然也就成了当时的“中间派”。这种“左”“中”“右”的形成，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
据我当时了解，孙、黄二人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好的，过从甚密，但也不能说他们两人没有分歧，具体表现在：第一，黄不参加新中华革命党（打手印一事，曾引起一些老同盟会员的反感）。“民元”间的国民党改组，是黄同宋教仁发起的，虽仍奉孙为总理，黄则被推为理事。实际上与孙同为党的领袖（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孙先生常奔走各国，黄代总理，常住东京）。现要黄打手印来履行入党手续，在黄的思想上是通不过的。第二，陈英士等人曾以黄辞去南京留守府，以及后来退出南京（讨袁时，黄在南京任革命军总司令）二事，对黄攻讦，而黄始终涵忍。第三，在政治主张上，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上来说，孙、黄是一致的，但孙还有一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是黄所没有的，当时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这一套主张。第四，黄所接近的人，多是出身于士大夫阶级、以文章气节相标榜的人，而孙在用人方面则兼收并蓄。孙为了革命，曾用尽心力来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尽管孙、黄二人之间存在如上的分歧、差别，但他们仍互相爱护、互相尊重，直到黄死，都始终保持着这种可贵的革命友谊。同时，有些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李根源就是其中之一）和若干爱国华侨，一致认为孙、黄分家，对革命前途大为不利，因而从中斡旋，为他们的紧密合作作过不少的努力。事实上，不到一年，大家都在国民党旧的名称之下，统一起来了。
1961年6月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原稿由中国政协文史馆馆藏）
[1] 陈铭枢：时为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学生，后任民革中央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