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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04年10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12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8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蔼可亲，与同志谈，谆谆不倦。我请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
（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
（二）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
（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孙先生言尚未竟，我插问一句：“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
他谟在胸，不假思索地说：“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此外，他还讲了许多有关革命的道理与经过，我都能有所领会。自从我亲聆这次教诲以后，一时思想大为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并心悦诚服地敬佩先生。此情此景，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
不久，我到姬路野炮兵联队入伍一年，随即转入陆军士官学校，至1908年12月毕业。适川督赵尔巽调我和姜登选、舒和钧、王凯成四人入川训练新军，于是受同盟会委派，我担任了长江上游联络员。
我们到达四川后，赵尔巽派我充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参谋，姜登选充任工兵营管带官。就职一个月后，我同同盟会少数同志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研究了四川的情况，认为要在四川进行革命，就应立个行动纲要，以为守则。当时拟定的行动纲要，大致有如下4点：
（一）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
（二）稳步发展组织；
（三）切实把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
（四）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
我们当时认为，只要这个纲要能够切实做到，那么，他方一有动作，我们可以立即响应；他方未有动作，我们也可以掌握时机，随时发难。我们商妥后，即邀集林修梅、杨瑾、季雨霖、舒和钧、梁达沅等同志开秘密会议，讨论行动纲要，得到一致同意，当场并推我主持其事。这是1909年2月的事。
那时协统是旗人钟颖，我们对他很为警惕。到3月间，川督调他带兵入藏，协统一职另调东三省道员朱庆澜接充。在朱未到差前，钟颖把混成协的事务交我代办，他专筹划入藏事务，有时也同我商量调动军队与安排人员的问题。入藏军队约2000余人，编为三营。第一营由防营改编，管带官陈庆；二、三两个营均由陆军合编，二营管带官为张葆初，三营管带官为林修梅。5月间，钟颖所部从成都开拔入藏。钟走后一个月，朱庆澜才到成都接事。
朱庆澜素有廉洁勤敏之名，有虚心好善之意，同我相处，亦颇融洽。赵督打算扩编新军为一镇，交朱筹划。朱问计于我，我说：“由协扩编为镇，要解决5个问题。其一为总方略。其二为迅速设立讲武堂以训练干部。其三为购买枪炮器材服装。其四为加紧建造营房。其五为增购马匹。除第一项属于国防，须经我们拟定后呈请军咨府核定外，其它四项，应有一年半的准备，才能成镇。”朱以为是，属我草拟计划，交赵督批准。朱推荐我担任购买枪炮器材服装的任务，并得督练公所总参议黄忠浩的同意，于是赵尔巽委我为主任，派兵备处杨瑾、曾广开为随员。我本不乐意担任这个工作，经姜登选力言，到长江中下游走一趟，多多联系同志，对革命大有好处，我才决意担负起来。
这年11月，我们一行3人从成都出发。到了武昌，见到了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我们在武汉三镇，参观了兵工厂、纺纱厂和陆军三十二标。三十二标训练甚好，士兵体操技术也很高明，为各地所少见。协统王得胜、刘韫玉，统带曾广大、李襄邻，将湖北建立陆军的经过情况，向我们作了详细说明。与这些高级军官接触，给我一个印象：我认为他们都是循规蹈矩、怕惹是非的人，一旦军队有事，他们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在武汉逗留期间，我特别着重对下层情况的了解。经过考察，得知党人在两湖一带活动最力，革命空气十分浓厚，许多青年学生都投入新军，以展其救国的怀抱。上年冬，湖北陆军中，即有蒋翊武等组织群治学社（文学社的前身），社员如李六如、杨王鹏、廖湘芸等，都是思想进步、才能出众的人物。杨瑾与蒋翊武是旧交，我这次到武汉，因杨之介，得与蒋见面。我们两人谈话的内容，多为有关革命运动的进行问题。翊武说：“在湖北一镇与一混成协的新军中，有许多革命志士；不过因为禁网严密，侦探密布，我们文学社未便在他们之中大事发展，只能稳步前进。宪兵方面已有联系，所以我们的活动得以安然无事。”我当即告以四川方面的情况，并谓只要军队训练成熟而又为我们所掌握，只要切实执行我们的行动纲要，我想四川虽暂时落后于两湖，不久也可以迎头赶上的。翊武又说：“孙武、居正等领导的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得还好。听说谭人凤、焦达峰在湖南也有共进会的组织，今后亦应联合一致，共策进行。”我对他的意见极表赞同。接着他又问我：“你看革命何时可以成功？”我说：“三年五载不为多，不过不能专就湖北一省的情形来下判断。因为在湖北，革命力量的发展是很快的。且主义已渗透到了军队下层，只要人心不死，成功是会很快的。”翊武深以为然。我们相约各自努力而别。
我们一行3人离开武汉到达上海的时候，正是1910年的新年。听说同盟会正竭全力策动广州新军起义，倪映典率领新军进攻省城，已战败阵亡。消息本不好，但这一次究竟是军队革命起义的开端，所以闻之也很兴奋。我这次到沪，虽为购械而来，不过更重要的还在留心物色革命人才，其中尤以物色联络员为最。有一天，我在马路上散步，得遇上年同船入川的但懋辛。此人精悍明敏，最适宜做联络工作。他这时正在中国公学教体操，彼此来往颇密，因将我的打算同他商量，他同意回川。我当即电请朱庆澜转请赵督优予录用，复电照准。至于购械，经过调査，决定向上海制造局订购七生五管退山炮，向泰来洋行订购马克沁机关枪，向日本太平洋行订购工兵器材，其它马鞍、皮带、服装等军用品，也同有关洋行签订了合同，定期交货。
我在沪任务完成之后，又抽空到南京一趟。南京陆军第九镇成立在湖北第八镇之后。第九镇的高级长官，多半是日本留学生，个个烜赫有名，在训练军队方面，形式上模仿日本的一套，实际上用处并不大。不过从前赵声等人对革命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坏，所以革命思想已深入中下级军官的头脑中。但自1907年端方屠杀了革命党杨卓林等人，逐走了军队将领赵声、柏文蔚、冷遹以来，禁网森严，致使军队中一般官长对革命工作多采取过于稳健的态度，唯革命潜伏力量仍然不小。好在南京离上海很近，将来南京一旦有事，是可以得到上海方面的支援的。这就是我在南京期间经过与各方接触所得到的印象。不两天，我回到了上海。
4月间，在沪购械事务已告结束，便命杨瑾、曾广开先行返川，我个人告假一个月，回湘省亲。路过长沙，与文斐见面，交换了彼此所知道的情况。其时长沙抢米风潮刚好结束，巡抚岑春煊、藩台庄赓良受到撤职处分，劣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教也受到严厉处分。我听到不少奇闻和新诗，都是描绘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与老百姓铤而走险反抗政府的情形的，写得有声有色，奇趣横生。我认为，这次抢米风潮，乃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事前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但仍然收到了同革命不相上下的效果，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可喜的现象。“万里云程初发轫”，革命前途，大可乐观。
我在醴陵老家住了半个月，于6月间回到成都，仍供原职。四川陆军扩大为镇的准备工作业已完毕，估计12月可以成立为镇。因再与姜登选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四川情况，认为形势于革命十分有利，问题在于加强我们的工作。谈话中，我把这次出川考察的情形告姜，大意是：长江中游革命力量在日益发展，长沙抢米风潮尽管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但足以说明革命条件业已成熟。长江下游各省也有进展，上海为下游各省的中心，同盟会已派人在沪主持。今年广州起义虽告失败，但影响甚大，并且尚在再接再厉的奋斗中。四川居长江上游，应与滇、黔联络一气。留日云南同学大多参加了同盟会，这是一股很大的革命力量。两湖对军队宣传主义、组织力量的工作做得好，特别着重中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比四川侧重军队中上级要好得多，我们应该向两湖学习。我这次在沪遇见但懋辛，四川会党最多，已约但回川联络会党。姜登选听了我的汇报，觉得分析恰当，因而增加了大家对革命的信心与勇气。
1910年冬，四川陆军第十七镇正式成立，统制为朱庆澜，我任正参谋官，两位步兵协统由五十五、五十六两标统带施承志、陈德都升任。步兵中有一位统带叫叶荃，是同盟会会员，与炮兵统带、工兵管带一起，均同我们有联系，一旦有事，可以运用自如。唯姜登选没有升任为步兵统带，是一缺点。过了年，即1911年正月间，接但懋辛来信，大意是，“近得异人传授法术，要往广州学道，无法分身回川，有负盛意”等语。这是暗语，不久果有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但懋辛是亲自参加这次起义的。但既不能回川，我们只好另外找人来代替他做联络工作。
三月间，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川边大臣赵尔丰接充川督。此时全国人民正受着黄花岗烈士死难的刺激，义愤填膺；复有铁路国有风潮，川、粤、湘、鄂四省人民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各派代表赴京吁请清政府收回成命。闰六月中，接家电，得知父亲病故，只好请假回籍奔丧，把我担负的同盟会的工作交给姜登选接办。我于闰六月二十三日动身，取东大路返湘。朱庆澜送我至成都东郊，以时局演变甚剧、究应如何应付相询。我因简略进言，大意是：“老百姓与士绅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越来越扩大，十七镇新军是为捍卫国家而设的，以不介入这次风潮为好。我闻新督性情急躁，统制似应多方进言，总以不激起大变为妥。去年长沙抢米暴动，岑春煊、庄赓良受到撤职处分，连新军协统杨晋也牵连受累，可为前车之鉴。此次风潮远远超过长沙抢米暴动，希望统制相机行动。如有紧急，姜登选沉着勇毅，胜我十倍，遇事请与他商量。”朱颇首肯，互道珍重而别。
我从成都急行7天，到了重庆，其时川南、川东各大城市已纷纷罢市。从渝坐船东下，七月二十日抵达长沙。在长沙，见到了文斐。他说：“自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胡汉民已不能在沪露面。但宋教仁、陈其美等已奉命从港到沪，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联络长江各省同志，指导各地工作。”我说：“这个组织极为重要。我们近年来，各省工作都是各自为政，既无联系，又无统一计划，徒然使工作受到损失。现在有了这个组织，今后工作定会大有进展。”此外，又谈了一些有关湖南反对铁路国有的情形，彼此预感到革命时机行将成熟，遂互相勖勉努力革命工作而别。
七月底，我回到醴陵，安葬好父亲，已是八月上旬了。其时，接朱庆澜来电，大意是：四川省派我为永平观操员，须于二十日赶到北京报到。我因于十四日从家动身来长沙，又会见了文斐。他说：“浏阳人焦达峰在湖南组织了共进会，对新军士兵有联系，对会党也进行了不少工作。”我说：“四川会党极盛，我竟对之束手无策。我认为，会党流品很杂，运用这种力量，如不能操纵自如，以后必致发生流弊。我是着重在军队方面进行工作的，对会党，我不甚重视。我现欲借观操机会到北方看看，你以为如何？”文斐很赞成我北上一趟。恰好在长沙碰到程子楷由广西省派赴北京观操，正好同行。
八月十六日，我与程子楷到了汉口，到武昌寻找蒋翊武，没有碰到。十八日乘车赴京。十九日车抵彰德，得知武昌起义。是日午后到京，始知秋操停止举行。因与程子楷商量，最好立即南下，参加革命，以遂平生之愿。时京汉路已停止客运，只有赴津航海南下一条路。其间因子楷得病，稽留至二十七日才到天津，候至三十日搭商轮南行。沿途在各港起货上货，直到九月七日始抵上海。从京至沪，沿途所见，截然不同。京津两地，熙来攘往，仍然一片昏昏沉沉。上海则革命空气十分浓厚，尤以工、学、商三界表现最为热烈，令人兴奋。计自武昌首义，至九月十三日上海独立，不出一个月，全国即有7处起义，声势之壮，为前所未有。
在沪得知黄兴已于月初从港经沪转赴武汉。我与程子楷商量，决定同赴武汉。同路还有邓希禹、黄子伟两个人。他二人均系清廷文官，愿意弃职从军，真是难能可贵。我们一行4人，于十三日从沪乘轮赴武昌，轮船准期到达汉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心。我们雇了民船登陆，面见洪山防守司令，说明我们是随黄兴来武汉助战的。防守司令立即写了介绍信，让我们进城。这天下午，下了一场秋雨，泥泞载道。我们冒雨步行30里，到了武昌。城门紧闭，守城士兵验看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城。城内人人精祌焕发，意气轩昂，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又见市上间有青年，身着青缎武士袍，头戴青缎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红绒花，足穿一双青缎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样打扮，大摇大摆，往来市上。我想，这大概是“还我汉家衣冠”的意思吧！
黄兴得悉我们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桂良前来，把我们招待到客栈住宿，并表示欢迎我们参加汉阳战事。第二天，即十八日，唐桂良带路，由鲇鱼套过江，到了汉阳昭忠祠总司令部。克强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我们谈论了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形，得知湖北陆军自起义后，破坏了原有建制，原有管带以上官长，由于士兵不服，多已离开军队；因此，汉阳军队虽有三协和一标步兵，但由于统兵官不够，或者统兵官军事水平不高，所以力量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士兵为革命精神所鼓舞，士气尚好。至于敌方，此时业已起用袁世凯，并派冯国璋率军两镇南下，与我作战；唯山西、陕西先后独立，清廷在在需要设防，所以除冯部两镇外，要再派兵南下，也很困难。又自十三日上海宣布独立，十五日苏、浙宣布独立后，为张勋所窃踞的南京已成一座孤城，只要苏、浙、沪合军进攻，南京即可攻下。可见汉阳战役，关系至巨，如果一战而胜，则革命形势即可稳定。
以上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这次见到克强同大家谈话后所总结出来的。克强并说：“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军四十九标和巡防营数营援鄂，我们革命声威益振。”言下对战局殊为乐观。当时谈话在座的，我记得有谭人凤、参谋长李书城、副参谋长吴兆麟和同学曾继梧等。谭白发皤皤，语言耿直，给人印象最深。总司令部组织异常简单。克强留我们吃便饭，饭后继续谈话。克强说：“湖南关系甚大，在焦、陈（作新）遭人暗算之后，问题颇多，最好我们有同志前往联络，共策进行。汉阳战事，我已派曾继梧指挥炮兵团，颂云来得及时，就请你帮助凤岗（继梧字）。”我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凤岗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谈至此，即辞出。
从总司令部出来，我与继梧随即亲至龟山下选一古庙作为指挥部，并委派邓希禹、黄子伟任秘书。接着又上龟山察看炮兵阵地，见有日本三十年式七生五野炮6门、汉阳仿造克鲁森五生七山炮18尊，炮位布置合法，还构筑了临时掩护工事。询问炮兵，得知是第八镇炮兵团的老兵，是训练有素的。唯山炮口径小、射程短，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所幸野炮虽已陈旧，尚属可用。我在龟山瞭望汉口，得见租界外的房屋，大都为清军焚毁，情状异常凄惨。平日万船云集的襄河，也空无一船。一幅战时景象，呈现在眼前。我认为，既有这样的阵地，而清军却纵火焚毁人民房屋，甘与人民作对，可以说，我们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器械虽窳朽，只要发扬革命精神，是可以取胜的。
二十二日，湘军统领王隆中率军到了汉阳，这是武昌起义后首先得到的援军，人心为之大振。王隆中与我，是日本士官同学。湘军将领卿衡、鲁涤平、胡兆鹏等都是湖南武备或陆军速成学生，尚能团结一致。只是湘军五十标自杀害焦、陈，拥护谭延闿后，势力有所扩展，而四十九标奉命援鄂，反而不免向隅，所以四十九标官兵咸感不平。不过自从开来汉阳后，由于大敌当前，大义所在，大家也就没有什么议论了，军心仍很坚固。二十二日夜晚汇报，我把此事报告克强，克强答应格外加以慰勉。汇报时，在座的除新添王隆中一人外，仍旧是谭人凤、李书城、程子楷、吴兆麟、曾继梧和我几个人。这晚集中讨论进攻问题。谭人凤首先说：“湘军已到，正好从速进攻，不能拖延。”克强接着说：“许多同志都与谭石老所见相同，这是个重要问题，请大家多多讨论。”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即说：“我军士气昂扬，胜敌百倍，这是不待言的。但就现时情况论，我军兵力单薄，建制已破，新旧兵参差不齐，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一步。再派得力部队渡过襄河扰乱敌人侧背，牵制敌人，使之力量分散，不敢一意向我进攻，这也是用兵的通常办法。只要再坚持一个月，援军日多，北方定有变化。”
克强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你这办法十分稳妥。不过以今日情形论，即使扼守汉阳不动，也嫌兵力单薄。”
程子楷插一句：“防守汉阳，必须巩固蔡甸。蔡甸巩固，汉阳万全。”
李书城立即接上一句：“蔡甸已派得力部队防守，且与此地相距很近，亦可随时策应。”
谭石老迫不及待地大声说：“现在我军士气旺盛，正好进攻，无须迟疑，还是趁热打铁，不必‘刻舟求剑’的好。”
我看谭石屏的议论，跟我针锋相对，因而我说：“石老的话必有所本，能够代表多数同志的意见。我意力主速攻的同志，因为受压迫太久，怀恨甚深，屈蠖求伸，自是热血灌顶的表现。但这个敌军，非有坚强的实力或革命的内应，是不可能一击即破的。事关重大，值得再三思考。”
王隆中初到汉阳，勇气百倍，也力主速攻。我看主速攻者太多，孤掌难鸣，最后只好说：“必须就敌我情势、兵力多寡、训练优劣，作通盘打算，最好请总司令作出最后决定。”
至此，讨论中止。是日各方传来消息，如桂、南、粤三省的独立，海军的起义，都足以振奋人心。尤其是海军起义关系特别重大，因为有了海军巡弋江面，首义的武昌便可解除许多顾虑。
二十四日汇报，同志们莫不意气昂扬，兴高采烈。有的说：“在这样有利形势下，即使进攻不利，但因海军在我们这一边，敌人也无法飞渡长江；更何况各省都在陆续响应，宣布独立，声威之大，足以寒敌之胆。”我对进攻虽持不同意见，然大势所趋，我也不能独执己见。克强因作最后决定，准备进攻。当时总司令所辖各军兵力如下：
鄂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蒋肇鉴
步兵第四协 协统 张廷辅
步兵第五协 协统 熊秉坤
步兵第四标 统带 胡效骞
炮兵团 司令 曾继梧
工程第一营 管带 李占魁
湘军：
步兵第一协 协统 王隆中（四十九标全部）
湖南巡防营四营 统领 甘兴典（约1200人）
总司令部兵站 司令 王安澜
为了过河进攻，总司令下令工兵营在琴断口附近架设便桥。总司令于二十六日下令，定于二十七日拂晓进攻汉口大智门之敌，企图一举突破，收复汉口。关于攻击目标、各军攻击部署和任务以及各部队渡河时刻，命令中均有详细规定。总司令亲率幕僚，于二十六日夜随同各军前进。我指挥龟山阵地炮兵，准备射击，以掩护各军前进。各军遵照命令渡过襄河。湘军为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博爱书院堤岸前进，与敌前哨线发生了冲突，唯枪声不密。我在龟山上看得大智门一清二楚。我想，我们这样堂堂正正地进攻，敌人当然早有准备。我自到汉阳后，每夜听到敌人机关枪声通宵达旦不停，而今晚却万籁俱寂。由是我才悟到：敌军官长平日为了睡得安稳，不惜牺牲子弹，乱放一阵，表示有备；今夜不同，官长不睡了，各自站在火线上，是准备要跟我们拼一下的。
当前哨战开始时，离拂晓还有两个小时。我命令向大智门发炮10余分钟后，敌炮才对我回击。在昏天暗地中，敌人的炮弹全落在龟山后面。我们的炮更处于劣势，也没有命中目标。经过前哨战一个小时左右以后，遥望博爱书院堤岸一带，始而大火熊熊，继而步枪声啪啪作响，又继而机关枪声砰砰齐鸣，最后则炮声轰轰震动。不到一个小时，这些声浪渐来渐稀，知道敌人前哨已撤回本阵地了。于是我又下令大小炮位，向大智门猛轰。敌炮不稍示弱，也向我阵地反击。正在炮战激烈中，东方渐渐发白。在龟山上，我看到两军的动作，历历在目：激战经过3个多小时，敌军总在原阵地胶着不动，这就说明我进攻部队遇到了顽强抵抗。敌人能够顽强抵抗，必有工事与地形地物的障碍，阻滞我军不得进展，因忆数日前，我谍报报称：大智门一带，地形复杂，障碍甚多，敌火焚汉口市后，又利用残垣破壁，做了许多工事。我想这些工事，如无重炮对直摧毁，是不易攻破的。如今战斗呈胶着状态，我军不得进展，势必要受到挫折。果然未到正午，忽见我军有一部分队伍，从博爱书院堤岸后退，未几影响全军，各部队都争先恐后地纷乱溃退。这场暴风骤雨的战斗不终朝而风消云散。从军语上说，我军在这场战斗中，叫作击不奏效。不过敌军始终居于被动地位，当我军退却时，并未跟踪追击。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
这天午后4时，克强回到昭忠祠。他跟平日一样，仍然态度雍容，意志坚定，真不愧是个革命领袖。他从来就不以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己有，而是遇事引咎自责，所以能够博得同志们的敬仰。这次进攻受挫，他的态度还是如此。有人说：“这次进攻，功败垂成，是因为湖南巡防营要吃中饭，一部分后退，才牵动全局的。这虽于总司令声名有损，但作战命令对动用携带口粮已有明确规定，巡防营不照命令办事，岂能归罪于最高长官？”也有人说：“军队复杂，未经整理，即上阵作战，受此挫折，也是责有攸归的。”平心而论，克强抵鄂不过10余日，湘军到汉阳亦不过数日，各军官兵都急于要迅速进攻，革命意志高昂，气氛紧张，也是不能让克强从容加以整理的。总之，在这样情急势迫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利。人们不察其时实情，事后论长道短，不是历史家应有的观点。何况此一战，影响所及，实际上结束了清廷269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自有其一定的价值，事实俱在，岂容抹煞！
克强因进攻汉口失败，某日找我谈话。克强认为，我军进攻失利，汉阳岌岌可危，要我迅速返湘，联络湘省当局，准备一种持久力量。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建议克强，在中山先生未回国以前，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克强深以为然。越数日，我即回湘；克强旋亦离鄂赴沪。
我回到长沙不久，南京即告“光复”，从此转入停战议和阶段，因此我回湘后的活动，就没有在汉阳作战时的那么紧张了。此时同谭延闿的接触则很频繁。
辛亥革命后，谭延闿（组庵）以一谘议局议长一跃而为湖南都督，应该是心满意足、笑逐颜开的。但他终日坐困愁城，眼红脸黑，感到很苦恼，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有这么4点：
（一）他好用权术，联甲制乙，用丙控丁，使之互相牵制，彼此猜疑，而皆倾心于一己，不过以此却使内部意见分歧，不能团结一致。
（二）革命后，人事安排最不合理，投机者捷足取得高位，有功者依然屈居下僚，以此咸感不平。
（三）湖南6个师，系由焦达峰、陈作新执政时缩编而成，其中许多干部为革命元勋，动辄恃功集会要挟，以致纪律荡然。
（四）各师有名无实，兵多械少，虚糜国帑，经费异常支绌。
组庵面对这个局面，一筹莫展，所以烦恼起来了。1912年5月间，他听到黄兴在南京大刀阔斧地一次解散了十几万军队，风平浪静，安然无事，使他景慕不置。有一天，他找我密谈。他说：“克公在南京，仅仅两个月时间，遣散了十几万军队，没有发生事故，不知他采用什么方法，而收功如此神速？”
我针对组庵的弱点，对他说：“克公公忠体国，解散南京十几万军队，不是靠留守地位，而是靠他平日革命的声望取得成功的。”
他紧接着我的口气说：“湖南经费支绌，养不起许多军队，你看，能否假克公的威望，来一个大裁兵？”
谈至此，我对湖南军队情况作了点分析，便说：“凡是爱国的人，都认为湖南应该裁兵。比如第三师。程子楷和我，便心同理同，具此愿望。第一、二两个师，实力较薄，裁兵亦较易为力。应当注重的，反而是四、五两个师，如能得到这两师同意，问题可迎刃而解。”
组庵高兴地说：“第五师，我可与梅馨商量；但一、四两个师则非你去说服不可。”
同时，他并请我到上海走一趟，向克强请求援助。我即说：“此事一旦泄露，诚恐发生意外，还是请你另派妥员办理的好。我能力办得到的，无不尽力帮助。”
他认为妥善，乃于6月中派机要秘书吕苾筹赴沪谒见克强，请求克强对湖南裁兵事作出主张。克强不赞成裁尽，主张留2个师或3个师以应缓急。吕用电报将克强主张告知组庵，组庵回电，大意是：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但组庵手无寸铁，要实行这个方案，甚感棘手。适当时第八师赵恒惕一旅，原系从广西带来的新军，器械精良，因赵与第八师将领不甚融洽，从南京返桂，路过湖南，如组庵截留调用，则湖南裁兵得有监视的部队。而第八师也可以新招一旅补充，以解除上述不融洽的矛盾。广西陆荣廷平素厌忌新军，赵不回桂，亦足以解除陆之顾虑；而于赵旅则得到安身之所。一举四得，皆大欢喜。经过与有关方面的协商，组庵的裁兵方案就决定了。8月中，赵恒惕率旅回桂，道经长沙，借炎暑为名，假长沙休养。至是赵旅为组庵截留调用，即开始裁兵运动。组庵求我对第四师作说服工作。我和王隆中是同学，交谊很好，前后与王商谈两次，结果他竭诚赞成裁兵。王隆中耿介忠厚，深明大义，殊令我钦佩不已。我把这个消息告知组庵，组庵闻之大快，并亲自与王商谈一次。经过以上的酝酿与协商，才正式组织裁兵委员会。委员会开过几次会，我主张每师留两个营，加以训练，作为今后成立新军的干部，但结果却作出了一律裁撤的决定。决定对各师所有官兵，分别年资与革命功勋，一律优给退伍年金。计共裁撤官兵四万几千人，跟南京遣散军队一样，没有遇到阻碍。只有各师学生出身的军官，事后啧有烦言，唯因兵心安稳，也鼓不起什么风波。到10月31日克强回到长沙时，裁兵已将办理完竣。
克强回到长沙，全省各大中城市居民欢喜若狂，长沙举行了空前盛大的欢迎会。组庵对他推崇备至，事事都听他指示。克强主张：革命党人应该团结一致，政治上展开民权运动，经济上振兴实业，教育上培养人才，多派学生赴欧美留学，军事上训练一支新军，并推荐张孝准任军事厅厅长。张曾在德、日学习军事，学识很好；担任过留守府军务厅厅长，经验丰富。如张出任厅长，湖南可望建立一支新军，以为全国楷模。其时，组庵心广体胖，安心做个文治都督，把所有师长，如余钦翼、赵春霆、王隆中、梅馨、蒋国经、向瑞琮一起送赴北京授官给禄。从表面上看，湖南局面一时好像海晏河清，于是专心致志筹办第一届议员选举。至于训练军队工作，同盟会的同志都属望于我；不过我有志兴办实业，在岳阳已筹办一所制革厂，所以对于练兵的事不感兴趣。那时，湖南原武备、兵目、速成各学堂及两标学兵出身的军事人才很多；裁兵后他们失业了，而政府却以为发给了退伍年金，即可安然无事，讵知事实正相反。到1913年新年，渐渐议论纷纭，局面开始出现动荡状态。张孝准建立新军的计划，在4个月中并无若何进展：一则由于组庵优柔寡断，拖延时日；二则由于孝准人缘不熟，无法推动。而大多数失业军官，则已由口头议论，进而结党成群，企图推翻张孝准。至于政治方面，议员选举结果，国民党虽取得多数，实则全无根底，许多人不仅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并且醉心利禄的官僚分子亦多摇身一变，混入国民党内。幸因宋教仁回湘，一番欢迎伟人的热闹气氛，暂时掩盖了上述的矛盾。
宋于2月17日回湘，到处演说，力倡责任内阁制，企图以议会为武器来制服袁世凯的专横独裁。我和宋在欢迎会和宴会上，几乎每日见面，可惜无法深谈。因私人设宴招待他，我得间向他提出3点：
（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内部复杂，即令将主义与政纲降低水平，意志亦不能统一；
（二）起义各省，其属于同盟会者，有名无实，同志间精神涣散，并无中心力量作为国民党核心；
（三）袁世凯依靠武力，专横独裁，目无法律，安问政党。
有此3点，而欲实行责任内阁制，不能无疑。宋答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正所以制服袁之专横，如政治不能上轨道，再作道理。我又劝他，工作应以训练党员为中心。他认为有此必要，并说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谈话并不投机，草草收场，此后便没再谈了。
宋离湘后，省内骚动即日趋紧张。到3月13日，退伍军官以兵目学生易堂龄为首，假反对张孝准为名，运动少数巡防部队，围攻都督府，当经卫队击退。翌日査出主使人犯，组庵大起恐慌，请我到府会商处理办法。我建议：将主谋拘禁，其余从宽，只要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可迅速解决。组庵深以为然，即将易堂龄拘禁，其余从宽一概不究，一场风波，归于平息。
风波平息后，孝准辞职，组庵要我继任。我早看到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必将尖锐化，湖南关系甚大，即令此时迅速练兵，亦势难挽救危局，我若陷入军事机关，实在用非其才。但组庵坚持要我担任，并谓：“这回风潮虽已平息，但人心浮动，非你出来不足以镇定人心。”至是我乃推荐陈强、程子楷以自代，组庵均认为不可；组庵反挽程子楷与赵恒惕劝驾，再三怂恿，我始应允。我于3月15日就职，打算首先成立两个团，严格挑选干部，加强训练，作为模范。讵知20日即有宋案的发生。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中枢一面坚持由法律解决，一面准备卖力以应付事变。4月底，由李烈钧发起赣、皖、粤、湘四督秘密联盟，并以黄克强为中心，进行反袁斗争。四个省反袁的实力和情况，大致如下。
克强上年在南京解散军队后，又另外编成了4个师，以陈之骥（第八师）、章梓、章驾时、冷遹分任师长。4个师靠苏、皖两省财力支持，不虞匮乏，器械也比较精良。假使从建军起，克强能慎选将领，严加训练，则到宋案发生时已有一年之久，南京4个师应该业已成为劲旅，足以应付任何事变。无如一年以来，领导无人，致使军队有名无实。例如陈之骥系冯国璋女婿，官僚气味浓厚，旅长黄恺元为湖北富商之子，两人虽具有爱国反满的热忱，却少推倒袁氏的本领。王孝缜（第八师另一旅长）算是耿介之士，但亦非济变之才。章梓虽富于革命性，却为一纯粹文人。其他自郐以下，不足深论。这些军队以领导不得其人，所以训练并无成绩，组织亦甚复杂，正如一盘散沙，实无作战能力。南京之外的4个省，如皖省军事力量，即包括在南京4个师之内，此外别无军队；而在政治上，又意见分歧，尔虞我诈，在在堪虞。江西军队号称两师，实则只有留守府拨给的林虎一个团可以作战，其他皆蹈言过其实之病。广东僻处岭外，亦无训综有素的军队，而胡汉民与陈炯明同床异梦，更是致命之伤。至于湖南，已如前述，一兵一卒未练，仅恃赵恒惕一旅，倚为长城。由上所述，可见四督联盟，军力异常脆弱，内部团结亦有问题，只不过在政治上提出反袁的号召而已，而四督联盟之不足以抵抗袁氏的进攻，却早在意料中。加之，黎元洪倾向袁氏，论地利与政治影响，均对四督联盟十分不利。原来宋案发生后，黎元洪即力主和平，甘为反袁路障。不仅如此，他并利用组庵依违两可、反袁不坚决的弱点，先后派金永炎、程守箴来湘作说客，企图破坏反袁联盟。金、程以同学之谊，首先以我为游说对象，经我严词拒绝，晓以大义，黎的阴谋遂不得逞。组庵在湘，也因反袁派势力占了优势，只好跟着走反袁的道路，而未为黎氏游说所动；但只要局面不好，组庵还很有可能发生动摇的。
当时形势对反袁联盟不利的因素，还有一点应当提一下。那就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已被袁利用为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工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蔡锷才以同乡同学的关系打电报给我，对我们表示格外关怀，并劝告我们勿走极端。经我复电辩明是非，力言湖南只有与国民党同进退、共始终，不能另作主张，事势如此，只有各行其是。
在袁世凯一方面，自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即着手准备武力统一全国、消灭国民党的计划，宋案只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及见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四督有不稳之势，于是不顾一切，投靠帝国主义，竟向五国银行团贷款2000多万镑，作为消灭异己的费用。袁以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率第二、第六两个师及毅军屯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率第三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军事布置既妥，才转而从政治上向国民党采取攻势，其步骤有四。第一步，非法杀害《民主报》主笔仇亮，并于5月3日下所谓“除暴安良令”。第二步，暗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痛责国民党利用多数捣乱议会、反对大借款。第三步，恶毒毁谤黄克强，捏造去年季雨霖的“叛变”为黄所指使，张勋、张作霖均指控黄运动军队并争为大总统候选人。第四步，授意北洋各将领呈请“枕戈待命，讨伐有罪”。然后，第一军由豫入鄂，黎元洪敞开大门，任北洋军队通行无阻。6月9日，袁下令免李烈钧赣督职，以黎元洪兼赣督。14日袁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派陈炯明为粤督。30日袁下令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派孙多森为皖督。4省都督，独对湘督谭延闿未加处理，仅下令缉拿湖南“叛乱”首犯程潜及附逆程子楷、陈强、唐蟒等人归案惩办，同时阴使向瑞琮、唐乾一、杨宏图等于7月7日火烧湖南军械局，湘省所储军火付之一炬。
当李烈钧被袁免职的时候，我曾电李力主抗不交代，联合4省尚可一战。乃李因受内外压迫，竟于6月10日遵命免官，交卸赴沪。他至沪后，大受国民党急进派的谴责，而李又不敢明言江西实力有限，无力抗拒北军。他迫不得已，乃于7月12日返回湖口，起兵讨袁。袁亦于同日任李纯为九江镇守使，率第六师入赣，战事由是爆发。时林虎一团已扩编成旅，唯战斗力已大减。所以当李纯部队从东北向南昌进攻、敌海军进入鄱阳湖以后，李烈钧、林虎就被迫率部退至赣西。
当时南京各师见湖口起兵讨袁，亦跃跃欲动，尤以八师下级军官与士兵义愤填膺，鼓噪特甚。王孝缜、黄恺元两旅长见时机紧迫，乃于14日赴沪，向克强请示。克强即于15日偕同两旅长驰赴南京，被推为讨袁军总司令，宣布起义。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反于此时逃往上海。战事开始时，第一师与第八师一部，在徐州附近与张勋部队交锋，迭见胜利。嗣以苏皖战线过长，乃于7月22日放弃徐州。克强命前线各军在临淮关构筑工事，令第八师刘建藩团增援前线，以柏文蔚为临淮关防守司令。柏文蔚因安庆内部不稳，不能赴临淮关执行任务，于是主帅无人，再加以江西战事失利的消息影响士气，于是军心涣散，各师相率自由撤退。29日，克强得悉江北岸军队溃乱情况，在前线既无可战之兵，在后方又因苏督程德全等不与合作，致无可靠之饷，迫不得已，只好乘日本军舰而去。
柏文蔚在安庆，因内部受到袁世凯的策动，胡万泰、洪承点等从中捣乱，安庆一夕数惊。柏无力应付，终于8月6日一逃了局。倪嗣冲不折一兵，安然进入安庆。从此长江北岸国民党势力丧失殆尽，仅剩南京孤城一座，坐待北军攻陷。
湖南方面，我接任军事厅厅长刚刚5天，宋案就发生了。我默察当时局势，认为终必出于一战，所以我的唯一任务，便是抓紧时间，训练军队。计在4月、5月、6月3个月间，成立了3个步兵团与1个炮兵营。进一步拟从巡防营改编3个团，合赵恒惕所部桂军一旅，共为两个师。假使战事能延缓3个月爆发，我在军事上就有相当把握。但时不我与，战事终于在我尚无准备之时就发生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袁世凯其时也无兵力进攻湖南，但他收买湖南败类向瑞琮、唐乾一等火焚荷花池湖南军械局，却使湖南军队断绝了军火来源。湖南当时有以上两个方面的困难，但国民党人反袁的斗争并未因此稍衰。例如谭人凤、蒋翊武等由沪由汉连袂来湘，领导反袁运动。又如刘崧衡、邹代藩、周名南等，组织公民联合会，公开揭露袁世凯的罪恶，集会反袁，对湖南讨袁运动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只因突遭军械局的大变，必须等到粤、赣两省接济的军火运到，湖南才能发动，所以迟至7月25日才宣布讨袁。讨袁军成立，以程子楷为第一军司令，赵恒惕为副司令。湖南作战，主要是集中力量援赣；至于湖北方面，袁氏既利用黎元洪为盾牌，我亦可利用黎元洪为缓冲，以此只派一部分部队防守边境。这时，江西方面因湖口已被攻陷，赣军苦战兼旬，已到精疲力竭的地步。至敌海军驶入鄱阳湖以后，南昌告急。我因派唐蟒率军从萍乡进入新喻，掩护赣军主力集中。无如赣军节节败退，渐成瓦解之势。最后李烈钧、林虎仅率残部千余人，于8月8日退保赣西，幸得我军支援，并收容其逃散士兵，李、林二人才得从容入湘，并由我军保护他们离湘赴日。赣军战败，已使谭延闿心神不定，至8月8日得到陈炯明弃职潜逃的消息，他更感不安。他此时又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了。于是跟我密商，他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我深知组庵的意思，因说：“我很谅解你的苦衷。黎元洪的代表金永炎来长沙时，我对金说过，湖南宁为玉碎，不愿瓦全。今日事势如此，玉碎不能，瓦全亦难。伹黎元洪倒在袁氏怀中，他无实力，其本身已是‘皮之不存’，湖南以他为护符，真所谓‘毛将焉附’。你的办法，只不过暂时避免危险而已，将来演变，仍然未可乐观。我决意马上辞职，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个人身上，这样做，你对袁氏也有话说。”
组庵甚是高兴，但仍装出一副共患难的样子，说道：“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你身上，所有罪恶皆归于我。”
谈至此，再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于是组庵于8月12日通电取消独立，待罪査办。我呢，一面设法保护同志离湘，一面办理移交。当时如谭人凤、蒋翊武、程子楷、陈强、周震鳞、唐蟒等，都是由我设法，使他们潜往上海转赴日本的；其中只有蒋翊武一人，不愿经过汉口，改走桂林转香港，竟为陆荣廷所害。迄今回忆往事，仍感痛恨。组庵宣布取消独立后数日，公民联合会刘崧衡等，因痛恨谭氏二三其德，遂组织一部分党员进攻都督府，遭到失败，刘亦为谭所杀害。我掩护同志离湘的任务完成以后，办好移交，也就于8月底离长赴沪，一路改作商人打扮，得以混过密探耳目，安全抵沪。在沪流离月余，10月底便到东京作亡命客了。后两个月，谭延闿由黎元洪、熊希龄担保入京待罪，黎亦被迫离鄂入京，过其“瀛台生活”。
广东方面，胡汉民与陈炯明不能合作，前面已经提到。再加上内部情形复杂，派系门户之见很深，更难以团结一致，全力讨袁。如新军有陆军、海军，旧军有防营、绿营，各自为政，不相统摄，东江潮汕，南路琼崖，可称军队如林，土匪亦如林。上年姚雨平率一军开赴南京，实际上只有一混成旅，调回广东后也未加整理训练，使之成为可以统摄各种杂牌军队的中心力量。所以坐令地方杂牌军队为袁世凯所收买。到7月18日陈炯明为势所迫宣布独立之时，汕头莫擎宇、南路陈德春、惠州钟鼎基等部，从暗中反对，根本也就动摇了。到8月6日，陈炯明见大势已去，只好一逃了局。
癸丑讨袁之役，就我所知，已如上述；至于上海战事、福建孙道仁、许崇智和重庆熊克武的宣布独立，因我未亲历其境，不敢深谈。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原稿由中国政协文史馆馆藏）
[1] 程潜：时任四川新军第十七镇正参谋官，后任南京国民政府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