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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杂忆

沈钧儒 [1]

我是浙江人。谈到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还得从我在日本的时期说起。

清光绪末年,我留学日本,就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特别是和光复会往来较多。光复会著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都是浙江人,其中也有参加同盟会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但由于我倾向革命,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甚密,所以他们的活动我是知道一些的。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在日本学军事,准备回国后参加到军队里去,有计划地进行武装革命。后来就发生了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和秋瑾在绍兴被害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

我回国到了浙江的时候,由于革命遭受挫折,表面空气沉闷,但实际上光复会中的重要人物都在秘密分头活动。他们跟浙东的台州、处州、金华各属的秘密会党有联络,在新军里面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浙江编练新军两标),新军中有不少官兵参加革命。那时候,我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教员中颇多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其中就有周树人即鲁迅先生。

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二月间,清廷下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宪政。十月间,各省成立谘议局。浙江谘议局议长是陈黻宸,陈时夏和我当了副议长。清廷的所谓筹备立宪,给了立宪派一种幻想。于是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发起联合各省的谘议局,在上海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派代表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当时革命和立宪两派对国是争论不休,大家要我到北京去看看形势。我在北京待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权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辛亥农历四月间,清廷下诏书要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送给帝国主义者。沪杭甬铁路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由江浙人民集股筑成的。一听到要收归国有,群情激昂。那时候各省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向清廷力争,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不久,武昌起义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情绪高涨。当时杭州驻有满人旗营,有相当实力。新军中参加革命的官兵跃跃欲试。革命党人从外地纷纷来杭州,秘密设立机关,日夜会商,着手准备。到了九月初十左右,一切布置都已就绪,决定十五日(11月6日)拂晓开始发难。大家分配工作,我和陈时夏担任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和布告等。十四日夜半,新军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配合了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敢死队,先向抚署和军械局的驻军进攻。巡抚增韫由后门逃走,当被擒获。攻军械局亦已得手。两标部队在城站会合后,各拨一部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上午,出安民布告,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

革命军顺利地推翻旧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建立新政权,首先是谁来当都督的问题。革命军发动进攻时,只推定原宪兵司令部的军官童宝暄为临时司令官,后来就由他用临时都督的名义出安民布告。至于正式都督,当时我们考虑到汤寿潜。汤寿潜是沪杭甬铁路局总理,住在上海。他在争回沪杭甬铁路的时候,在群众中建立了一定威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革命,后来我们知道了他跟旗营的协领满人贵林(贵翰香)有深厚的交情,像这样一个人,原是不适宜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我们——主要是谘议局方面的人,竟认为非汤不可。在“光复”前两天(农历九月十三日),我们就派陈时夏赴上海欢迎汤来杭州。十五日早上,我们又打电报给他,由陈黻宸、褚辅成、马叙伦和我四个人具名,报告浙江“光复”情况,催他赶快来杭州。下一天,火车通了,汤寿潜于下午偕陈时夏等乘火车到达杭州,直赴谘议局,跟大家商议一切。

那时候围攻旗营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满人将军德济虽然主张投降,但是实际掌握军权的协领贵林仍然主张顽抗到底。这里有一件动人的事:有一个参加洪门会的工人张子廉(一说姓王,名不详),把旗营大炮的炮门偷偷地拆了下来,使大炮不能施放,因此杭州城内避免了炮战的破坏。到十五日下午,贵林等又探得巡抚增韫已被活捉,革命军声势浩大,眼看无法顽抗了,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我军接洽投降。他要求我们纳降后不杀一个旗人。革命军首领在谘议局讨论结果,准如所请,约定十六日(11月7日)中午正式呈交军械清单。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贵林听说汤寿潜回到杭州,就说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须得到汤先生的保证,才肯呈缴军械清单。原来那个贵林同当地豪绅有勾结,跟汤寿潜、陈黻宸都有交情,所以他有恃无恐,居然坐在谘议局里等汤寿潜到来。汤寿潜一到,他就对汤说了许多话,汤从他手里取过那张写满条款的纸来草草看了一遍,就答应了他。

十七日(11月8日)上午,才正式集会讨论推举都督。褚辅成提议推汤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他是光复会会员,带领敢死队,配合陆军八十一标攻军械局驻军的)等少数人反对,以为汤寿潜过去怂恿浙抚张曾扬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做都督。最后仍然通过以汤寿潜为都督。汤于当天正式就任,以旧劝业道衙署为都督府。当天发布4个文告,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本年九月起,蠲免全省钱粮厘金一足年。现在看起来,蠲免全省钱粮厘金,只对地主豪商有利,贫农佃户得不到什么好处。

浙江“光复”的头几天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2000余支,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贵林和他的儿子量海当场被捕,解送司令部,受军法会审。当时我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参加了会审。我们问贵林:“投降条款中不是写得明白不得私藏一枪一弹,日后如发现所报不实或私藏枪械的,应处极刑吗?现在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何说?”当即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就在谘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当时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过去携眷避往外地的,都纷纷搬回来了。

枪毙贵林父子的时候,汤寿潜适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消息,下一天就回杭州,质问当时担任总司令的周承菼和我,何以不向他请示。我们回答他说:此案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汤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时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的英国人梅藤根,借口保护英国侨民,要求在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地作为英侨民住区,像租界一样。我们一面向他警告,不许他乱来,一面派警察在保俶塔一带巡查。有一天,梅藤根邀我到他家里,用茶点款待,还请我听他的女儿弹钢琴,喜笑颜开地说了许多恭维话,意思是要拉拢我,叫我同意他在保俶塔附近圈地。我严词拒绝了。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苏浙联军攻下南京。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国,到达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时候,汤寿潜已经辞职,继任的是蒋尊簋。1月间,浙江成立了临时省议会,临时省议会制定了浙江省临时约法,议决了军政府官制及本省预算。我在那时候担任了教育司司长。蒋尊簋是浙江人,在广东做新军标统,广东“光复”的时候,他以新军标统暂任临时都督,后来粤省军民正式举出都督,他就退职离粤。汤退蒋继,时在辛亥十月中旬(即1911年12月上旬)。但其时朱瑞(他是光复会会员,原任八十一标代理标统)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凯旋之时,受到热烈欢迎。他那时候已经做了浙军军长,跟蒋有矛盾。以后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那时候在浙江已经可以看出苗头来了。

我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事实。我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当时对于革命的认识是模糊的。今天想起来,浙江“光复”所以那么快地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迫切要求和热烈支持。但是,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又不依靠广大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人民胜利的果实仍然会被夺去,革命势必逐渐变质,以至于完全失败。这是我们所应当接受的历史教训。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沈钧儒:时任浙江谘议局副议长,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wlwRA0nqNFqywhgJ/iN5ffspr8tgpxBv4ZjlpMg69R9EIGqSPk6w4BZZd6VU/0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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