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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人。谈到辛亥革命在浙江的情况，还得从我在日本的时期说起。
清光绪末年，我留学日本，就跟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有所接触，特别是和光复会往来较多。光复会著名人物如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都是浙江人，其中也有参加同盟会的。我虽然没有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但由于我倾向革命，跟光复会领导人章炳麟过从甚密，所以他们的活动我是知道一些的。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在日本学军事，准备回国后参加到军队里去，有计划地进行武装革命。后来就发生了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和秋瑾在绍兴被害的事件。这些事件在当时是震动全国的。
我回国到了浙江的时候，由于革命遭受挫折，表面空气沉闷，但实际上光复会中的重要人物都在秘密分头活动。他们跟浙东的台州、处州、金华各属的秘密会党有联络，在新军里面进行革命工作（当时浙江编练新军两标），新军中有不少官兵参加革命。那时候，我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教员中颇多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其中就有周树人即鲁迅先生。
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二月间，清廷下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宪政。十月间，各省成立谘议局。浙江谘议局议长是陈黻宸，陈时夏和我当了副议长。清廷的所谓筹备立宪，给了立宪派一种幻想。于是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发起联合各省的谘议局，在上海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派代表向清廷请愿召开国会。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间，各省请愿代表到了北京，我那时也到了北京。当时革命和立宪两派对国是争论不休，大家要我到北京去看看形势。我在北京待了一个时期，跟各方面接触的结果，看出了清廷的所谓预备立宪，只是一种欺骗，清政权已不能维持多久了。回来就把我的看法向大家讲了。
辛亥农历四月间，清廷下诏书要把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送给帝国主义者。沪杭甬铁路原是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由江浙人民集股筑成的。一听到要收归国有，群情激昂。那时候各省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向清廷力争，四川保路运动最为激烈。这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不久，武昌起义了。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革命情绪高涨。当时杭州驻有满人旗营，有相当实力。新军中参加革命的官兵跃跃欲试。革命党人从外地纷纷来杭州，秘密设立机关，日夜会商，着手准备。到了九月初十左右，一切布置都已就绪，决定十五日（11月6日）拂晓开始发难。大家分配工作，我和陈时夏担任政治组织方面的设计准备工作，草拟浙江“光复”的通电和布告等。十四日夜半，新军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配合了革命党人所组织的敢死队，先向抚署和军械局的驻军进攻。巡抚增韫由后门逃走，当被擒获。攻军械局亦已得手。两标部队在城站会合后，各拨一部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上午，出安民布告，通电全国，宣告浙江独立。
革命军顺利地推翻旧政权以后，接着就是建立新政权，首先是谁来当都督的问题。革命军发动进攻时，只推定原宪兵司令部的军官童宝暄为临时司令官，后来就由他用临时都督的名义出安民布告。至于正式都督，当时我们考虑到汤寿潜。汤寿潜是沪杭甬铁路局总理，住在上海。他在争回沪杭甬铁路的时候，在群众中建立了一定威信，但是他并没有参加革命，后来我们知道了他跟旗营的协领满人贵林（贵翰香）有深厚的交情，像这样一个人，原是不适宜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我们——主要是谘议局方面的人，竟认为非汤不可。在“光复”前两天（农历九月十三日），我们就派陈时夏赴上海欢迎汤来杭州。十五日早上，我们又打电报给他，由陈黻宸、褚辅成、马叙伦和我四个人具名，报告浙江“光复”情况，催他赶快来杭州。下一天，火车通了，汤寿潜于下午偕陈时夏等乘火车到达杭州，直赴谘议局，跟大家商议一切。
那时候围攻旗营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满人将军德济虽然主张投降，但是实际掌握军权的协领贵林仍然主张顽抗到底。这里有一件动人的事：有一个参加洪门会的工人张子廉（一说姓王，名不详），把旗营大炮的炮门偷偷地拆了下来，使大炮不能施放，因此杭州城内避免了炮战的破坏。到十五日下午，贵林等又探得巡抚增韫已被活捉，革命军声势浩大，眼看无法顽抗了，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我军接洽投降。他要求我们纳降后不杀一个旗人。革命军首领在谘议局讨论结果，准如所请，约定十六日（11月7日）中午正式呈交军械清单。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到了十六日，贵林听说汤寿潜回到杭州，就说投降条款中不杀一个旗人的那一条须得到汤先生的保证，才肯呈缴军械清单。原来那个贵林同当地豪绅有勾结，跟汤寿潜、陈黻宸都有交情，所以他有恃无恐，居然坐在谘议局里等汤寿潜到来。汤寿潜一到，他就对汤说了许多话，汤从他手里取过那张写满条款的纸来草草看了一遍，就答应了他。
十七日（11月8日）上午，才正式集会讨论推举都督。褚辅成提议推汤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他是光复会会员，带领敢死队，配合陆军八十一标攻军械局驻军的）等少数人反对，以为汤寿潜过去怂恿浙抚张曾扬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做都督。最后仍然通过以汤寿潜为都督。汤于当天正式就任，以旧劝业道衙署为都督府。当天发布4个文告，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本年九月起，蠲免全省钱粮厘金一足年。现在看起来，蠲免全省钱粮厘金，只对地主豪商有利，贫农佃户得不到什么好处。
浙江“光复”的头几天里，一切都是乱哄哄的，社会秩序还没恢复过来。贵林表面上投降，仍住旗营里，想乘机叛变。经人告发，浙军司令部立派部队驰赴旗营，起出私藏枪支2000余支，子弹无数，还有好多箱炸药。贵林和他的儿子量海当场被捕，解送司令部，受军法会审。当时我担任临时警察局长，参加了会审。我们问贵林：“投降条款中不是写得明白不得私藏一枪一弹，日后如发现所报不实或私藏枪械的，应处极刑吗？现在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有何说？”当即判决贵林父子死刑，就在谘议局的广场上执行枪决。当时人心大快，社会秩序也渐趋安定，过去携眷避往外地的，都纷纷搬回来了。
枪毙贵林父子的时候，汤寿潜适因事去上海，他一得到消息，下一天就回杭州，质问当时担任总司令的周承菼和我，何以不向他请示。我们回答他说：此案人证物证俱全，用军法紧急处分，是我们的责任。汤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时在杭州开设广济医学堂和广济医院的英国人梅藤根，借口保护英国侨民，要求在西湖保俶塔一带圈地作为英侨民住区，像租界一样。我们一面向他警告，不许他乱来，一面派警察在保俶塔一带巡查。有一天，梅藤根邀我到他家里，用茶点款待，还请我听他的女儿弹钢琴，喜笑颜开地说了许多恭维话，意思是要拉拢我，叫我同意他在保俶塔附近圈地。我严词拒绝了。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苏浙联军攻下南京。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自海外归国，到达上海。十一月十三日（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那时候，汤寿潜已经辞职，继任的是蒋尊簋。1月间，浙江成立了临时省议会，临时省议会制定了浙江省临时约法，议决了军政府官制及本省预算。我在那时候担任了教育司司长。蒋尊簋是浙江人，在广东做新军标统，广东“光复”的时候，他以新军标统暂任临时都督，后来粤省军民正式举出都督，他就退职离粤。汤退蒋继，时在辛亥十月中旬（即1911年12月上旬）。但其时朱瑞（他是光复会会员，原任八十一标代理标统）攻克南京天保城有功，凯旋之时，受到热烈欢迎。他那时候已经做了浙军军长，跟蒋有矛盾。以后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那时候在浙江已经可以看出苗头来了。
我记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事实。我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但是当时对于革命的认识是模糊的。今天想起来，浙江“光复”所以那么快地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迫切要求和热烈支持。但是，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又不依靠广大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人民胜利的果实仍然会被夺去，革命势必逐渐变质，以至于完全失败。这是我们所应当接受的历史教训。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沈钧儒：时任浙江谘议局副议长，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