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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20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放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1903年初），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1903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濑寅藏，就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语文。成濑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仲恺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年轻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了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才。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做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有20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察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闹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年初，孙先生做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就被清政府逮捕后牺牲。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长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有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留学生中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返回香港筹措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进门就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就会堆在门口，是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侦探怀疑的。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开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孙先生收发信件也很多，有时还用假名。寄来邮件中有写“中山”“高野”“逸仙”“孙宅”收的书信，我都收妥，交给孙先生。由于孙先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决定将来成立的新国家称“中华民国”。当时加盟者已有数百人，盟员籍贯遍及中国17个省。只有甘肃因为还没有留学生到日本，所以还没有甘肃省籍的盟员。及后不到年余，加盟的已过万人，国内各省都成立支部，从此革命风潮，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后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恺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恺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睡了又醒，醒了又睡，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3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可见胡汉民后来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反对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孙先生当年组织同盟会提出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革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表，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人，在加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指南针。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便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抗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一般参加同盟会的人思想状况，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上表达出来的想法和一般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仅有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第二类人则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作“屠富”。我记得仲恺那时候曾同我开玩笑，说：“你的爸爸是个大资本家，也是将来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吗？”
当时中国同盟会参加者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10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建设就比较松了。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凯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不幸在1925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牺牲在先。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比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恺等少数人，仲恺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政权落到蒋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手中，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因而被推迟了20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约在一年之后，我们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们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孙先生对此极为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绝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词驳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论调，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廖仲恺、朱执信和我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在这期间，我虽然只会讲广东方言，还不会说普通话，但是通过笔谈，也在留日同学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从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会的著名女盟员秋瑾和后来在黄花岗之役牺牲的千叶医学科学校留学生方声洞，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结识的。
1906年秋天，我结束了女子师范预科的学习，再考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攻读。半年之后，因患胃病停学，在家休养。那时我们住在大久保。病好不久，又怀身孕。1906年生下了承志之后，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端管紫川先生就是教我绘画的老师。我同时也是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的学生。我每星期到他家里学两次画，我学画老虎、狮子就是跟田中赖章先生学的。那个时候，日本文化界也很重视中日文化交流，教画的老师知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又见我是个女的，都很重视，都很热心教导我。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间，生活都比较俭朴清苦，娘家给我的钱统统都给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购运军火，我们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费。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作“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株连九族的。
为了使中国革命取得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和赞助，孙先生曾派仲恺到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联络。当时，仲恺正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还没有毕业，但是仲恺为了革命需要，立即停止学习，奉命回国，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日本，转入中央大学三年级继续学政治经济。那已经是1908年的事了。由于国内起义几经失败，孙先生注意到，如果要起义成功，除了筹募足够的经费以外，还要做好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当时，中国南方起义已经失败了几次，孙先生想改在北方筹划起义。1909年，他再派仲恺到营口及吉林秘密做策反的地下工作。那时仲恺已在中央大学毕业，他经由天津转到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并以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做翻译作为公开职业来掩护。仲恺与林伯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吉林时常过从的。
1910年至1911年间，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为了积极筹划再行发动武装起义，孙先生一方面派人到香港，另一方面又亲到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春，我已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也回到香港娘家居住。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前，香港就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头地点。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次战役，但是这次起义的准备事宜，我都有些预闻。这次起义是孙先生指示黄兴领导进行的，朱执信也参与了此役。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们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方声洞、林时爽等都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还有一些南洋华侨。这次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正在海外宣传革命，募集革命基金，其他革命党人也很分散，革命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军阀、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乘机夺取革命果实，许多宣布独立省份的军政大权都落入他们的手中，政权由封建帝王转入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手里。孙中山先生12月从海外回到上海，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同盟会自根据宋教仁的提议改组为国民党后，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都参加进来，其中有不少人根本就反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有的手上还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目的不外想钻进来升官发财，根本谈不上实现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更谈不上采取各项革命措施了。这样，国民党就渐渐失去了它的革命性。当时有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分子劝孙先生：“中国弱，不宜于过激地反对列强；中国穷，也不宜于过激地反对资本家。”孙先生听了这些谬论很愤慨，在一次演说中驳斥他们说：“如果我不反对列强，我就不用这样辛苦革命了。”又感慨叹息说：“现在国民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今后恐难有大作为。”这时候，袁世凯凭借他的地位和武力，已经做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革命的新工具，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革命发动了进攻。袁世凯一面指挥军队攻击革命军，另一面试探议和，甚至伪装他也同情革命。袁世凯的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当时革命内部的许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威胁和欺骗作用。甚至不少人被袁世凯所收买，成为他在革命内部的坐探和代理人。孙先生是十分反对和议的，他认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孙先生提到的所谓反对列强就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思，平均地权就是削弱封建主义的基础，节制资本就是想避免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爱国而又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当然不是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封建买办分子所能接受的，而一些对帝国主义还存在敬畏心理和抱有幻想的分子，当然也不会真正赞成这些激进主张。封建、买办势力特意制造出一种“非袁莫属”的论调来打击孙先生，帝国主义者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袁世凯。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右派分子都一致主张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往日同盟会员中也出现了为袁世凯说话的人，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一个。真正信仰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的，真正拥护他的领导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兼迫之下，孙先生在当选三个月之后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至此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下迅速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何香凝：时为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生，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主席，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