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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
孙中山先生一开始革命活动就重视海外华侨的热心爱国，认为对祖国革命事业是会起很大鼓舞支持作用的。自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先生和黎仲实等几位同志由日本到南洋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筹组同盟分会，道经西贡堤岸找曾锡周、周观臣（广东东莞人，都是老华侨）。周少时很穷，他到安南是和一位亲戚借了一份水脚来的，性情豪迈，广结革命志士，当时在西贡堤岸两地商场中颇有名望，可惜在辛亥革命前已去世。孙中山早年认识他们，由于对革命的看法一致，成了莫逆之交，每到安南西贡堤岸，必到他们两人处做客。周观臣与我是小同乡（在外埠邻县都是很亲密的），亲如兄弟。第一次我们见孙中山是由周观臣约定的，地点是在周观臣的家中。我们初次所谈，偏重于西贡堤岸两地华侨情况，包括商业、生活、两地的华侨社团组织等。孙中山的谈锋很健，谈笑自若，对事物很乐观，对两地的华侨情况比我知道得还多。他甚同情华侨的处境，称赞华侨的爱国观念，欣赏南洋一带的洪门会党组织，说他很想多了解华侨情况，准备在此多留几天。
我第二次遇见孙中山是在距第一次会面后两周的晚上，地点在裕华公司楼上。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挤着20多人，有黄景南、陈伟南、黎仲实（黎是随孙中山来的）、李亦愚、李卓峰、周观臣、关唐、李晓初等，都是一些孙中山先生旧相识和少数新相识的知名华侨，亦有一些洪门会党的头领人物，如瑞庐的王芝甫、胞怀堂的李亚洪等。孙中山指出清廷腐败、丧权辱国，列强正在企图瓜分中国；并介绍国内的革命风起云涌，说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不可；斥责保皇党的君主立宪主张是救不了中国的，号召救国救民，人人有责。在座各人听了大受感动。后来，由周观臣提议认捐以支持革命，即席认捐的人很踊跃。当晚认捐总数约得12000元。认捐人中以黄景南为最突出，他一个人认捐3000元。他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小商贩，收入不大，平日节吃省穿，手头上只积有数千元，这一次就捐献3000元。人家问他：“你平日不肯多花一文钱，为什么今天这样慷慨呢？”他回答说：“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他从唐山（华侨称中国为唐山）到安南时除了随身的衣服外，一无所有的，后来勤工俭用，积蓄了数千元，用以对祖国革命的热心支持，在当时安南的华侨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第三次会见孙中山，是在堤岸平而美获街304号昌记楼上。这次，孙中山对我们指示了今后在西贡堤岸的革命宣传活动怎样进行问题、如何筹款募捐支持革命问题、对洪门会党合并统一问题等，指示得很详细。他说我们活动须秘密进行，以避免法国殖民统治者干涉和保皇党的破坏。他说：洪门会党本来就是反清廷的明朝遗老组织起来的，今天应当恢复原来反清宗旨，为反清建立民国事业做出贡献，并决定就在昌记刘易初处作为临时的通信处和活动地点。
西贡堤岸两地的洪门会党在未统一合并前有20余个之多，各立堂号，用字头识别。如胞怀堂、瑞庐、“和”字头、“洪”字头、“诚”字头等。各自招收党徒，扩大会党本身势力，有时不择手段，强迫他人加入。有些人加入会党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参加的，俗名叫“被踢入围”，宗旨很不纯，各成小集团。参加都须经一次加盟手续，多在晚间举行，有誓词，有暗语。各会党间互相排斥，有时因争利而聚众打架。初由唐山来西贡堤岸的华侨，尤其做苦力的华工小贩大多数被迫参加会党。经过孙中山建议，合并了一部分洪门会党以后，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成了同盟会在西贡堤岸革命活动的外围组织，变为负有革命任务的秘密政治团体了。其中安南籍的革命志士参加的人也不少。后来，西贡堤岸秘密组织华侨义勇队参加钦、防、河口诸役，有安南籍志士多人参加，是通过洪门会党关系来的。有一次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当局抽剥华侨人身税，也是通过合并后的会党做有计划地进行的。法国殖民当局对华侨非常虐待，凡华侨在安南每年需缴纳人身税，这种苛税，为其他外埠之所无，法殖民当局有意为难中国人。华侨缴纳人身税后，当局给回证据，这张证据叫“身税纸”。华侨必须将“身税纸”随身携带，以备随时在车上船上或道路上被突击检查，如无，则被拘留罚款，如三次被检查都没有“身税纸”时，则被扣押递解回香港或唐山。华侨对此不堪其扰，非常愤怒！有两次对殖民当局检查队进行反抗，拒绝检查，夺去他们的枪，殴打检查队员。这是洪门会党在同盟会的指导下对帝国主义做了两次强硬的反抗。
同盟会成立之前，西贡堤岸两地甚至整个安南有不少华侨受到保皇党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因康有为及其党羽到过西贡多次活动，散布他们的反动思想。因此，当时华侨的思想上以为保皇党也是救中国的；康有为也是革命家，不管帝制还是共和制，只要祖国强盛，可使华侨免受外人欺凌就行；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如能把中国转弱为强，君主立宪也是好的。以上是当时华侨思想的普遍现象。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加强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在当地华侨中，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下面是当时我们同盟会所做的具体的革命活动：凡在华侨各阶层有影响的社团组织、娱乐场所、酒楼茶馆、戏院，甚至花会（也叫字花，是西贡堤岸两地一般居民所爱好的一种赌博）场所，都利用为革命宣传的场所。有些是秘密进行的，有些是公开进行的，经常利用华侨在饭后或晚间余暇自由聚集于社团会所进行闲谈时，就谈论祖国的情况，宣传革命。也在公开活动场所进行秘密宣传。例如，以革命刊物、新闻消息的传递，利用花会设站和带票人做通风报信的宣传工作等。后来被殖民当局侦知，便将花会列为禁例。但我们革命的会党和社团又不时利用吉庆戏院公演民族剧目，有好几次粤剧名演员扎脚胜、声架罗、公爷创先后到西贡堤岸演出历史剧目《梁红玉》《十二金牌害岳飞》《戚继光》等剧，以激发华侨的民族观念和爱国心而献身于祖国革命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广东南路钦州农民不满清廷官吏的严重压榨，群情激愤。周观臣从当地人士梁某那里得知此事后，即电告孙中山。孙先生派黄兴来西贡商议其事，结果，立即派出同志潜入农民队伍中，鼓动农民起来，实行反清的暴动。黄兴等一面请求孙中山向日本购置械弹，一面在西贡就地设法筹购。法国殖民当局平时对安南控制极严，尤其防范武装暴动，购运枪械不是容易的事。后来，总算由马培生、曾锡周等通过捷和洋行经理诡称为保护矿场之用，购得长短枪20余支，作为矿山的自卫工具，偷运至鸿基，再由鸿基用驳载（安南的一种船叫驳载）运煤至钦州，将枪械藏于煤炭中，偷运至钦县附近。马培生、曾锡周等在西贡法国银行供职，在华侨中颇负盛誉，他经办这次偷运械弹事为西贡殖民当局侦知，但偷运行进中转折趋避，动作神速莫测，未被当局搜获真凭实据。但已惹起殖民当局注意和怀疑，以后就不可能再购运了。
西贡堤岸两地华侨对孙中山是非常尊敬和热爱的。有一次，有人在宜心茶居中伤诋毁孙中山，说什么“孙大炮如何如何”。在邻座饮茶的人与他争辩到面红耳赤，终致动武，互相殴打起来，直至将那胡说八道的人摈出茶居之外。由此可见，华侨对孙先生的维护和爱戴的热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钦、防农民革命暴动后，孙中山就更加重视安南毗邻我国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且更加感到华侨高度的革命热情，对反清的革命大业会带来更多的便利，因此，将同盟会领导起义总机构设于河内，并亲自指挥毗邻安南的中国各省边区农民武装，起义活动此伏彼起，不断进行反清斗争。在这期间，孙中山不时亲到西贡堤岸两地策动组织华侨回国，以加强和壮大国内革命武装斗争的队伍，同时筹募巨款以支援国内的革命斗争。据我所知，孙先生到西贡必住在曾锡周的家里，而当地华侨对孙先生是积极热心支持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孙中山在西贡一个秘密集会上演讲，群情激发，当天晚上就募集到35000元。我记得他在演讲中提到“凡捐助革命的款项，都会有偿还的，决定在革命成功建立军政府后，可以加倍给予偿还，并给以实业、矿山、铁路等开发的优先权利，希望同人踊跃捐输，以支援革命大业……”等语。
忆自同盟会开始在这两地活动以后，西贡堤岸华侨通过洪门会党的发动，先后自愿请缨回国参加反清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就有40多人，多数是华侨工人、小贩，也有老华侨的子弟，并有安南籍的革命志士6人，因年湮日久，虽未能忆其姓名，唯事不可不记。
（陈宏樟 整理）
（选自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