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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到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后，各省留日学生由于爱国心切，听到倡议革命运动，莫不踊跃参加。
清廷在同盟会成立后大为震惊，令驻日使馆对中国留学生的行动严加注意；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协助取缔和迅速驱逐孙中山出境。日本政府便突然办了丰盛的酒宴，为孙中山“饯行”，借以迫使他离日。孙中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能再在日本居留下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将同盟会会务交给黄兴、胡汉民等继续进行，自己就到广州和南洋各地活动。
当时革命运动的开展偏重在华南方面，对长江流域则未遑经营，并且是用和缓手段，希望侨胞捐纳经费，维持会务，逐渐推动形势，稳步前进。因此，一般急进的党人对于这种情况，颇有不甘忍耐下去之势。这样，在同盟会内部就无形中埋下了分立门户的根子。自从孙中山先生离日以后，同盟会内缓进和急进两种主张的不同，很快呈现为组织上分化的趋势。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学生李书城、朱绶光、耿伯钊、张华甫、范绩熙、何成濬、李烈钧、阎锡山、黄郛、张凤翙等10人组织“丈夫团”。又有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等拟将同盟会本部改组，联合各省忠实同志先组织“联合会”，集中人力分途进行，但名称尚未决定。
至1907年3月，由刘揆一邀集各省同志开谈话会，征求意见，当时一致赞同，公推云南吕志伊为临时主席，素有声誉于会党的张伯祥为副主席，约定5天后正式开会。及期，吕志伊忽躲避不到，到会的会员以吕失信，会议遂告流产，内中张伯祥更是愤愤不平。在散会的归途中张与邓文翚、彭汉遗商量另行结合同志，别图进展，就于某日会于神田区四川舒祖勋寓处。这天到会的有湖南焦达峰、陈作新，江西邓文翚、安徽方潜等数十人，都一致赞成采用“共进会”名义建立革命机构，公推舒祖勋、邓文翚两人起草宣言和章程。数天后，在清风亭开成立大会，凡是中国留日学生赞成这个组织的均可随时参加，参加的计有湖北刘公、居正、杨时杰、刘英、刘铁、宋镇华、彭汉遗、袁麟阁、冯振冀、郑江灏、冯亚佛、李基鸿、张次青、李国骥、张公道、许汉武、彭惠群、王炳楚、向寿荫、李寿泉、罗杰、董祖椿，四川吴永樳、吴文叔、何枢垣、王正雅、张知竞、翟蓬仙、雷桂臣、熊克武、秦蓫生、贵晓辉、何其义、晏祥五、陈宗棠、周滔荪、李香山、胡香白、刘锡华、李策安、余竟成、李肇甫、薛晋贤、唐敖、谭毅公、张治祥、喻培伦、郑襄臣，湖南覃振、杨晋康、潘鼎新、钟剑秋、黄小山，江西彭素民、黄格鸥、汤增壁、曾小岩、邹怀渊、卢式楷、文群，浙江傅亦僧、陶成章、张恭、龚味莼、金鼎、王军，广东聂荆、熊越山、陈兆民、夏重民、孙光庭、黄霄九，广西谭嗣黄、刘玉山、黄镕、邓鸥肇，云南王五、赵声、张大义、乔宣斋、杨鸿昌、杜恒甫，安徽孙作舟、方汉臣等共计100余人，公推张伯祥为会长，其他职务，各推会员担任。
共进会的会址先在居正、罗杰寓所，后又迁至青山区华群学会。工作先从团结会党入手，再联合军学各界，以厚声势。会章宗旨一如同盟会，唯“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共进会成立时发表了宣言。
原文如下：
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百兆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当奋起，以雪累世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的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
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清廷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吾同胞甘心恭顺，愿认仇贼作父，则亦已矣；若不然者，当应抚胸自问，犹有热血，则杀我祖宗者，即在眼前，当必愤火中烧，应该挥刀直前，以图报复。昔时有齐桓公复百世之仇，宿恨方消；伍子胥鞭平王之骨，英雄吐气，吾同胞其念之哉！今日之事，无论男女老幼，不论士农工商，以迄江湖卖技之流，军旅荷戈之士，皆宜负弩前驱，灭此朝食。太平天国讨满檄文有云：“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何其壮也。功虽未竟，亦其杰矣。我共进会当继承其志，以竟其未竟之功，然后可以上对祖宗，下垂后人，以齿于圆颅方趾之俦，皇天后土，实鉴期言，弟兄袍泽，有如此约。
当时还规定了革命军旗的式样，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9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9个共18个，以表示18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辛亥年阳历10月10日高高地升起在武昌蛇山、黄鹤楼前的就是这面旗子。此后湖北和全国各军队都用它来做军旗，到西南护法战争以后，这面18星的军旗就被废弃不用了。
共进会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后，规模日见扩大，原有会址感到不敷应用，不久，就在青山麻布区赁得一屋，名华群合作舍，为共进会本部会址。对内再扩大组织，对外则加紧联络，会员日有增加，进展一日千里，有超过同盟会的趋势。这时黄兴同志看到共进会的发展形势，也在牛込区租赁一屋，组织了“勤学社”，内部由宋教仁、谭人凤、刘揆一、吴寿天诸同志负责。所有同盟会一切事务都由勤学社来主持，向共进会猛进直追，形成了同盟会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的并肩竞进。同盟会历史悠久，资格较老，且有声望极高的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号召力强，又在南洋募得雄厚的经费，支持会务，种种优越条件，为共进会所望尘莫及。但是在共进会方面，党员们都能埋头苦干、自力更生、艰苦工作的精神实在同盟会会员之上，所以工作的进展能事事站在同盟会前头。
共进会会长张伯祥素抱急进主义，决定先行回国，试探国情民气的动向，领导组织机构，发展国内革命力量。留在东京的共进会积极扩大组织，经大会通过，改推邓文翚继任会长，加推居正任参谋、彭素民任文牍、何庆云任交通部部长、潘鼎新任党务部部长、孙武任参议部部长、袁麟阁任理财部部长、陈兆民任调查部部长、温尔烈任纠察部部长。内部组织分工既定，各有专责，积极进行革命事业。
又考虑到将来全国各省革命同时发动，也必须先期计划组织领导机关负责人员，以免各树一帜，不相统一，力量分散，被敌人乘间各个击溃。于是推定聂荆为广东都督、刘玉山为广西都督、邓文翚为江西都督、焦达峰为湖南都督、刘公为湖北都督、何其义为四川都督、孙作舟为安徽都督、傅亦憎为江苏都督、罗洁为河南都督，准备将来回国潜归各省组织群众，建立领导机构，负责指挥革命活动，其他各省未定的，待日后补提。
共进会在邓文翚任第二届会长期间，做出了不少重要的革命事业，后因麻布区的本部地点窄小，不敷应用，再迁到大森体育会，以便扩大活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东京共进会会长邓文翚因事回国，通过大会决议，公推刘公纵任第三届会长。同年冬月，孙武、焦达峰、彭汉遗亦先后回国，根据东京共进会决议的革命运动方略和多头进展的方针，各归本省秘密活动。
孙武等到达汉口后，湖北的同志如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刘英、宋镇华、袁菊山、郑南溪、钟南亭、李白贞、刘燮卿、吴肖韩、汪性唐、刘玉堂等集会欢迎，详询东京共进会组织和经过情况及现在进行活动的方针任务，都一致热心拥护，志愿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止。最后决定先行成立共进会湖北分会，以便号召，共策进行，积极准备，筹划经费。这时同志们都以为革命运动已经有了基础，精神愉快万分，分头联络长江南北会党，以充实革命力量。
同时在日本东京的陆军学会会员张翚飞、吴祉贞、任本昭、蒋作宾、刘一清、黎本唐、石星川、姜明经、杜锡钧、夏占奎、王占海等人皆表同情于共进会，约定先后回国，协助进行。他们本来都是同盟会会员，希望湖北共进会早日成立，共襄大举。这时焦达峰以湖北方面已有头绪，就回到长沙进行组织湖南共进会，和湖北共进会互相策应，携手并进。
湖北共进会在未经正式成立以前，先建立下列4个通讯机关：
1．汉口河街新大方栈，派刘玉堂负责；
2．汉口一码头湖北日报馆，派郑南溪负责；
3．汉口汉兴里73号，由刘燮卿负责；
4．武昌磨子桥，由吴肖韩、潘善伯负责。
在外埠的又有下列4处：
1．上海公学曹忠恕同志；
2．岳州高等小学彭蠡同志；
3．长沙太平街同福公栈经理××；
4．宜昌潘级升同志家中。
又假汉口新大方栈，召集会员刘铁、邓玉麟、彭汉遗、江树之、谢石钦、丁笏堂、李白贞、潘行一、潘善伯、黄申芗、郭复臣、方建霏、刘明华、牛权、涂耀枢、姜明经、石星川、叶于兰、李德安、周复生、吕惠群、李复权、汪钰等会议，决议各自负责，分途联络群众，征求会员，为湖北共进会打好基础。
又派黄申芗、刘玉堂等吸收会党组织，秘密编成5镇军队，每镇以一副督统率领之。兹将副督统及驻扎地点列下：
第一镇副督统袁菊山，驻扎襄、樊一带；
第二镇副督统刘英，驻扎德安、安陆一带；
第三镇副督统刘玉堂，驻扎汉口；
第四镇副督统黄申芗，驻扎兴国、大冶一带；
第五镇副督统刘汉一，驻黄州。以上5镇军队，内部编制，由副督统各自处理，正督统一职由孙武担任，总部设在汉口鸿顺里34号，不过武器暂时不能完全配备，只好待将来陆续设法补充。
宣统元年（1909年）4月，清廷令端方由南京调往北京，传闻将转汉口乘车北上。同盟会会员曹忠恕、喻培瑞、黄复生及女会员但断、陈璧君等从上海来汉口，谋在途中暗杀。孙武认为得计，予以协助，并派女同志李复权、汪钰共襄其事，令喻、黄两同志预埋地雷于刘家庙车站附近，陈、李、汪3人各怀炸弹，在要路口守候，布置就绪，只等狡兔入网。不料端方早有戒备，临时变更路线，改乘兵轮出海道北上，此计竟归落空，曹、喻诸同志只好空手返回上海。从这一点可见当时清朝官员，已成惊弓之鸟了。
同年6月中旬，焦达峰来汉，住鸿顺里孙武寓处，共商进行办法，但苦于经费支绌，束手无策。这时适有焦达峰的同乡布商周海方、刘肯堂从浏阳贩到夏布多件，孙武因需款紧急，采用从前在奉天假买洋参故事，和焦商量尽买其布，约一个月交款，由焦作保。时天气已交新秋，夏布成为过时之货，极难转售，暂时质押钱350文，解决了燃眉之急。等到交款到期，不能应付，只好向布商说明内中实在情形。万想不到周、刘两布商十分同意革命，自愿把全部布款捐献作革命经费，并且请求加入共进会，担任联系浏阳会党工作，就同焦达峰同返湖南。
7月中旬，焦达峰电告孙武说明湖南第二、第三两镇副督统潘平界等部属焦逸仙举行暴动，为清朝官员擒杀，且将有株连的危险，嘱早为防范。
不一月，刘英亦电孙武，报告所统的第二镇有部下龙世英、刘伯奇不受约束，擅自暴动，亦为清朝官方枪杀。又第四镇黄申芗派专人来报，管带柯玉山暴动失败，全镇已经解散。
又驻汉口的第三镇副督统刘玉堂密报：汉口巡警道探得孙武回汉，倡立共进会，联络会党，大举造反，已派军警侦探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以为此事只须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即可保持安全；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各镇会党弟兄意气用事，不从命令，以致相继失败，长此以往，势必全部覆没，急需改弦更张，别图良法；于是毅然下令5镇军队立即停止活动，另候处理。
湖北共进会在成立后短短的几个月中，确是做了不少工作，不过限于经费，不能大胆去干，尤其是武力方面，更感艰难。依靠会党组织可称已归失败，只有从运动新军入手，利用敌人的实力，转而为革命的劲旅，这样借矛夺盾的方法确是上策。但是运动新军，专靠少数几个军官还无济于事，因为军队的基本力量在士兵，如能深入行伍，晓以大义，激发士兵的爱国思想，使其加入我革命团体，一旦革命爆发，胜利可以操券而待。并且军官都由上级派来，一般当兵的没有升任的希望，即使升迁，也只有极少数人，并且充其量至多到排长地位，绝大多数的士兵只能终身充当士兵，这种不满的思想，都已埋藏在每个士兵的脑海中间。如能利用这一情况，进行宣传，必定容易深入，收到极大效果。于是决定采用这道门路，直向步、马、炮、工、辎各标营士兵普遍深入宣传。因为新军大部集中在武昌，就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由邓玉麟担任经理，为吸收新军士兵加入革命团体的地下机构。每有一人参加入党，就在流水簿上书名记收洋一元。这个办法，果然发生了极大的效果。
同时广东聂荆来电说：广西南宁刘玉山进行成绩极好，请孙武约焦达峰往助。孙武当即电焦，焦辞不去，孙武就和潘公复及汪钰于9月15日首途，10月初到达广东，面晤聂荆，决定以广西为发难起点，以新会党人占领三水作响应，并派温德臣、刘玉山到梧州联系。不料才到达南宁时，广西已全部失败，机构瓦解。因此广东方面，当然就不敢轻易发动。
这时，吴肖韩由汉口来到广东，知道两广已归失败，还是湖北较有把握，孙武就和吴肖韩及潘、汪两同志乘轮由上海转回汉口。这时汉口巡警道被人弹劾去职，伥鬼已除，更可放胆进行革命工作。
孙武自广东回汉以后，决定以武汉为革命发动基地，号召长江上下游南北同志密切联合，互相呼应。因为经济困难，进展上不无阻碍，拟向南洋华侨筹募，由孙武先到上海联系。适上海公学曹忠恕行将回蜀，孙武就和他切实联系，约定将来不论谁先发难，都要迅速给予有力响应。复到南京和胡朗生、苏良斌等联系，了解双方进展状况。又到江西与邓文翚、詹中汉等讨论革命进行办法和如何互相配合。邓文翚表示对于湖北方面经济问题愿竭力帮助，孙武因此变更计划，不去南洋，返回武汉，积极部署会务。他看到两广新败，宁、赣进行都很迟缓，恐在短时期内难成大事，湖北再不自振作，争取首先发难，这屡颠不覆的清朝政府将永无被推翻的一日了。就召集全体同志会议，决议加强以下各处总部联络机关，加紧联系，缜密通信，使会务迅速进展：
1．汉口汉昌里144号刘燮卿。
2．汉口如寿里88号钟雨亭。
3．汉口歆生路荣昌照相馆李白贞。
4．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丁笏堂。
5．武昌黄土坡××号李新愚。
6．汉口萧家巷11号吴肖韩。
7．汉口河街新大方栈刘玉堂。
此外，更派人到长沙焦达峰处协助湖南发展工作，作为发难时的指臂之助。一面分函外地各同志，如岳州潘平界、宜昌潘级升、襄阳刘升、京山刘英、北京吴禄贞，奉天任本昭、周斌、张华飞、陈锦章、李德安，长春徐竹平、黎本唐，四川吴香地、重庆何起义诸同志，告以本着过去经验，对于各会党只可采取联合，不可依为心腹；必须运用现代新军坚订盟约，加紧秘密编制，推举代表，互通声息，以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一气串联，互起作用。结果，各处都赞同这样办。
湖北共进会自从改向新军进行宣传争取各营同志以来，会务的发展很像开了一条大路，前来加盟的络绎不绝。这种新的形势为将来起义深深地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兹将各军指挥代表人开列如下：第一军李成模、第二军江庆材、第三军萧国宝、第四军高尚志、第五军丁景梁、第六军陈孝芬（以上6军本拟编为正式军队，后来因为仓促起事，不及实现）。
宣统三年（1911年）2月，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汉，由孙武陪同往武昌府监狱会晤胡瑛，讨论革命发难地点。胡瑛说：根据中国大势，湖北不能发难，因为受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不能作持久抵抗。谭人凤也说：湖北四面受敌，不是首义之地，主张由广州开始发难；并说：现在已经布置妥善，将于四月初一举义，希望湖北同志立予响应。
孙武独谓革命事业有时代不同，过去是运动士官时代，结果感到他们腐化消极，不足与谋；纵而是联合会党时代，又感到思想不纯，桀骛不驯，不能用命；现在是运用新军士兵时代，武昌是新军集中地点，自从发动以来成效显著，已经到了成熟时期，武昌已经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所以不能不重视武昌。以兵力而论，将来发难，当然非从武昌入手不可。并且自从张之洞督鄂以来，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等等，已经几十年，很有成绩，武汉可称械精饷足之区，武器的供应不用顾虑。所以就武器供应而论，将来发难，也以武汉为上。武汉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的呼应灵通、粮秣运输的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足以扼抗北来敌军；东南半壁，传檄可定。就地势而论，亦以武汉发难为当。此外瑞澂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同载泽表里为奸，国人恨之入骨，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几乎人人欲得而甘心，我们革命，全省人民都可为我帮助。所以将来一旦发难，就民情而论，又以武汉为宜。兵力、武器、地势、人情，这4个优越条件，决不是濒海的广州所可比拟的。
孙武这番议论，使胡、谭心悦诚服，谭临行时留银百元付孙暂作经费，并表示此后缓急还可竭诚相助。
当时，湖南饥民的抢米风潮日益扩大，湖北革命党人跃跃欲试，密电石城邓玉麟、关中钱云生和襄阳潘公复从速回汉，讨论紧急措施，并有新军各代表蔡济民、马骥云、张振武、王季立、徐万年、高尚志、彭楚藩、陈镇华、叶于兰、姜明经参加讨论。这时，焦达峰、杨晋康、谢介僧、谭人凤等也从湖南来汉，参加了这次会议，都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了发动起义的边沿，应急速充分准备，以应形势发展。孙武说：今日这会首先要加订盟约，互相誓守。以战守而论，湘鄂唇齿相关，不论谁先发难，北军南下，必向武胜关进兵，朝发可以夕至，我们如没有联合盟约信守，各顾自己，是自取灭亡。如长沙先发难，武汉立即响应；武汉先发难，长沙也要立即响应，不是这样，革命终究不会成功的。焦达峰也大声地说：如长沙先发难，武汉迟迟不应，那么10天以后，我就引兵先攻武汉。在座的湖北同志都齐声答应。从此两湖同志各遵守诺言，团结一致。焦达峰回长沙后，也依湖北共进会的办法积极争取新军，策划革命。
湖北方面的起义已日益迫近，这时萧麦三、张伯祥、王飞等由四川来会，意在帮助武汉倡举义旗，大有箭在弦上之势。不过经济仍旧接济不上，连每次开会的茶水也几至不能供应。除了叶于兰捐助20元外，其他同志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他们并未向困难低头。他们把共进会内部工作分配开来，使各守专责，筹划进行。
总务部 正部长 孙武 副部长 刘公
内务部 正部长 刘公 副部长 居正
参议部 正部长 蔡济民 副部长 杨玉如
军务部 正部长 蒋翊武 副部长 高尚志
外交部 正部长 谭人凤 副部长 刘尧澄
财政部 正部长 张振武 副部长 李春萱
调查部 正部长 邓玉麟 副部长 彭楚藩
交通部 正部长 丁立中 副部长 王炳楚
总参议 钟雨亭 李白贞 刘燮卿 李新愚 张廷辅
徐建明 杜武库 吴醒汉 陈镇藩 吴楚诚
彭寿松 黄中钻 刘长庚 萧国宝 王宪章
王文锦 刘英 刘铁 宋镇毕 王华国
杨赞廷 李宝良 杨王鹏 钱芸生 徐万年
胡玉斋 张斗枢 唐牺支 陈人杰 林晓
陈宏浩 徐移山 蔡大辅 黄元吉 陈磊
秘书处 谢石钦 邢伯谦
书记 邢伯谦 黄榘 苏成章 袁汉南 罗秉襄 黄久斌
军需处 梅宝玑 赵学诗 赵魁元
司令处 马骥云 李赐生
司刑 潘公复 汪性唐
司勋 牟鸿勋 钟雨亭
自从各部通过会议推定负责人以后，各负专责，直接进行办理，如有牵涉两部或两部以上的，由会议解决之。
各标营代表则分为标代表、营代表、总代表等，共进会开会时由总代表出席，听取报告决议各案，再密向营代表转达，营代表再向连排密告，使全体皆知。各代表名列如下：
第二十九混成协代表 蔡济民 杜武库 杨选青 夏一鸣
马骥 万鸿階
第一营代表 张吉夫
第二营代表 吴学斌
第三营代表 陈人杰
第三十标代表 杨宏胜 周楚材 蔡汉卿 王鹤年
艾良臣 梅青福 张富国 张廷辅
第一营代表 王宪章 谢超武 谢涌泉 萧国宝
罗良骥
第二营代表 方殿甲
第三营代表 周清林
第三十一标代表 李绍白 吴之诚 陈镇藩 汪亚兰
殷占魁 李建中
第一营代表 周世忠 曾省三
第二营代表 丁升阶 黄元吉
第三营代表 田支亮 李忠义
第三十二标代表 李成模 陈子龙
参议 刘雄亚 向海潜
第一营代表 洪春廷 曾尚武 单道康 李华模
第二营代表 白汉臣 朱黄强
第三营代表 饶世友
第四十一标代表（两营出差）邱世成
参议 刘尧澄 李忠义 丁锦良 唐牺支
李抱良 杨王鹏 蔡大辅
炮队第八标代表 陈天寅 孟华臣
参议 徐万年 蔡蓬莱 蔡汉卿
第一营（开宜昌）代表 唐牺支 吴楚蓁 陈国桢 黄驾白
第二营代表 蔡汉卿 陈子龙 黄继汉 饶升甫
第三营代表 孟华臣
马队第十一营代表 江炳灵 陈孝芬
马队第八标代表 沙金海 张钰芳 彭起衡 赵楚屏
工程第八营代表 徐兆宾 雷振声 熊秉坤 方兴
金兆龙 罗炳顺 马荣 吕中秋
徐少斌 程定国 林振邦 任止亮
舒继武
混成协工辎炮总代表 钱芸生
参议 胡玉斋
辎重营代表 张五美 李鹏升
宪兵营代表 彭楚藩
第四十二标代表 祝制六 张哲夫 刘化欧 王赞承
丘文彬 黄振中 林翼支 胡玉珍
测绘学堂代表 方兴
参议 朱次章 李翊东
陆军中学代表 吴国梁 谢复 雷洪 席正铭
王天培 邓汉祥
陆军特别学堂代表 李乃武 胡干城 向汉谟 胡杰三（前期毕业学生，散在各营）
工业学堂代表 陈磊 赵师梅
各小团体代表 陈树声 赵学魁 谢石钦 费榘
两湖师范代表 谢石钦 牟鸿勋 邢伯谦 苏成章
陈鸿诰 梅宝玑 蔡寄欧 姜笛生
1910年，刘公因病自日本回国，在襄阳家中养病，未和各方面联系。1911年5月，孙武等以湖北革命运动已进入高潮，唯经费极感困难，派潘公复到襄阳去迎刘公迅速来汉主持大计，以利进行。潘即日首途到刘公家中，报告湖北革命运动的情况和经济问题，并代表孙武及全体同志欢迎刘到汉口负责主持。刘公就和潘公复同到武昌，住雄楚楼10号杨玉如家中。孙武即召集同志开会欢迎。首先由孙武报告革命运动经过和同志们在经济严重压迫下始终不因困难而灰心，奔走活动一切尚称顺利的情况；并说现在已到万事都备、只少东风的时候了，从前在东京时曾推刘公为湖北都督，眼前就要实现了。
刘公以旧病新愈，只作了简单的答谢。不及半月，刘公家中汇来了白银5000两，是刘公的父亲令他进京捐纳道台用的。事为杨玉如闻知，密告孙武，孙云暂看动静，如果他不肯捐给组织，再设法激劝他。彭楚藩听了，就想用刘公在京任共进会会长时所印的各种秘密文件来要挟刘公。他随即向杨玉如把这些文件要来，以备应用。
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楚藩全副宪兵服装，拿着这些文件来访刘公，正色对刘公说：“现在新军中革命组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行将发难，只苦于经济困难，不能及时发动，闻君汇来白银5000两，北上捐官，想不是君的本意，如能把此款乐助为发动革命之用，其代价何止一个虚衔道台。否则我将持此证据告发，则君将捐得的红顶，先要戴在我的头上了。”
刘公拂袖而起，说：“我本不想做官，曾在会议上当众说过，老弟怎么这样怀疑，还说这样话呢？”就将银票交楚藩代交孙武。武即偕诸同志向刘公道歉，请以革命为重，楚藩鲁莽，幸勿介意。于是先向道胜银行支洋5000元作革命运动经费，余数退给刘公。是晚，彭楚藩、孙武、邓玉麟、李春萱、杨玉如等在刘公处密商发难计划，都以为准备工作已经相当成熟，当以先下手为强；不过和文学社同是革命团体，尚有隔阂，急应先行消除，以归统一。
这时，武汉的革命枪口瞄准着清朝政府，随时可以发射；但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个革命团体却缺乏密切配合，因而急需改变这种状况。原来文学社的发展对象专在新军，他们以为一旦举义，就可拔赵帜而易汉帜，因此不乐于和外界合作。双方为了都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彼此难免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如马队同志本已加入文学社，而在共进会开会时，他们又派章裕昆、黄维汉两人参加。杨玉如出志愿书两份请两人填写，黄维汉即握笔照填，章裕昆则不填而去。章归队后，还报告大众，指责黄维汉单独填写共进会志愿书，破坏团体行动，这得黄维汉写信给共进会取消所填志愿书。共进会会员陈孝芬因此和章裕昆反复辩难，后经刘尧澄出面调停才止。1911年4月初，蔡济民、查光佛、梅宝玑、牟鸿勋、陈磊等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中间积极往返奔走，多方斡旋，使得两个团体同意推举代表，互相协商。双方于农历四月初四（5月2日）在长湖堤西街8号龚霞初同志家中开会，初步交换意见，文学社派王守愚、刘尧澄、蔡大辅出席，共进会推杨玉如、杨时杰、李春萱出席。先就武汉革命进行方策和利害广泛会谈，彼此目的无甚悬殊。谈到两党合并问题时，因为初次接洽，都带几分客气。杨、李说：我们两个团体本来是异途同归，现在正是要同归的时候，不能再异途了，只要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合作，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刘、王等也说：我们两个团体都是以排除满人为革命宗旨，本来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都能和衷共济，就能到达目的地，而且我们个人并不争权力和地位，只要目标既归一致，还有什么不可以商量呢？到了紧急时候，双方提出要做的事件应当不分彼此，尽先去办。不过双方在征求各标营会员工作中必须避免摩擦，万不可互争党员，只要能够接受革命主义的同志，都是革命党员，不必分某社某会的畛域。
这次初步协商，双方所提意见都能征得对方同意，可称圆满。共进会代表还提出两个团体合并后的组织问题，但因为会议时间过长，问题过多，一时不能解决。并且两个团体各有历史，各有组织，必须经过双方酝酿一个时期，才能作进一步的讨论。尤其是领袖人选，更不是轻易可以解决的，不能操之过急，所以要留在日后再谈。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离合，关系革命前途的成败，这种认识逐渐明确以后，两个团体已经进到互助合作的新阶段，并有再进一步从组织上合并的趋势。这也是瑞澂等一班清朝官吏对革命党人使用高压威胁从反面所促成的，这两个革命团体被逼得只有共患难、共生死、共抵抗，才能生存，完成这个艰巨的革命任务。
7月22日，两个革命团体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合并问题。双方重要会员全都出席，公推刘公为临时主席，蔡大辅为记录。孙武首先发言说：湖北革命运动已有10余年的历史，在最近三四年中完全由我们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团体担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幸赖我们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互相谅解，进行出生入死的冒险工作，才能获得今日的成就。现在已经做到要摊牌的时候了，我们已由被动转为主动，向敌人进攻了。两个月以来，在军队的同志屡次催促我们早日发动；我们因为湖北地处全国腹地，四面都有受敌人威胁的可能，发动革命说是生路，也可以成为死路，我们必须计出万全，一旦起义，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万不可冒险作孤注一掷之计。现在所筹备的秘密工作已经相当成熟，决定就要动手，只有两个团体连成一气，集中力量，同向敌人进攻，才能得到胜利。如果甲方进攻，乙方袖手不动；乙方进攻，甲方观望不前，这样就不独不能成功，必定同归于尽。我们今日这个大会，希望两个团体在胜败存亡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在两个团体的离合和利害问题上，切实讨论。
刘尧澄说：尧卿兄所谈一切，可称老到精细，本人极表同情。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工作与命运本来是分不开的。我们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从前的合作是消极地合作，今后要积极地合作。现在革命形势已如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本人建议，我们到了与清朝政府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时候，应该把文学社、共进会名义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清朝政府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事败则烹，希望全体同志群策群力，铤险以赴，再不要存着门户之见，多所顾虑了。
刘公接着发言：尧卿、尧澄两同志的建议，本人极表同情。现在是我们和满洲胡虏搏斗的时候，首先要把我们的战斗阵线统一起来。我们都是湖北的革命党人，都是以一定要推倒清朝政府为目的，有敌就无我，有我就无敌。我们革命是整个的，以前所有某社某会名义，今天是总结束的时候了，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应一律不用，正可表示革命战线实在完全统一了，这点极为重要。本人更有建议，不但是团体界限化除，就是从前所预拟的个人负责名义也是过时无效的东西，都应一概废除，重新改选。如本人在东京共进会时蒙大家预推为湖北都督，刘聃为副都督，今刘聃不在此地，我不能代表他；本人的都督名义，今天我当众位同志面前决定取消，我自量不才，万不能胜任起义时的领导责任。
蒋翊武也起立发言：仲文和孙、刘两同志的建议都是切合实际，极其可贵的，本人深表同情。我是文学社的社长，现在团体界限既经化除，本人正社长名义愿即时取消，以党人资格同大家共同努力。
王宪章也发言说：我和蒋同志的态度是一致的，我文学社副社长名义亦愿立即取消；两个团体合并为一，一切重要事情，都应取决于会议。
杨玉如也接着说：从今天起废除了团体名义，我们湖北革命阵营的力量才是真正统一了。统一以后，必须推举一人负总司令或主帅的责任，以免群龙无首，临敌慌张。
孙武最后说：我们今天这会开得极好，真是英雄气概，有公无私，总座一席，再待日后会议推定不迟。
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实行合并以后，双方又酝酿了几天，交换意见，详细讨论，决定原则，推孙武、刘尧澄两同志起稿。关于总部的各部组织的负责人员，暂行推定如下：
总理部 正总理 刘公
军务部 正部长 孙武 副部长 蒋翊武
参谋部 正部长 蔡济民 副部长 徐达明
内务部 正部长 杨时杰 副部长 杨玉如
外交部 正部长 宋教仁 副部长 居正 刘复生
理财部 正部长 张振武 副部长 李春萱
交通部 正部长 丁立中 副部长 杨宏胜
部员 陈人杰 钱芸生
调查部 正部长 邓玉麟 副部长 彭楚藩
部员 陈鸿诰 赵士龙 徐移山 蔡大辅
参议 杜武库 张廷辅 吴醒汉 吴芸城 吴炳楚 彭寿松
黄中钻 刘长庚 肖国宝 王宪章 林晓 徐万年
黄元吉 王文锦 宋华臣 刘英 刘铁 高尚志
秘书处 谢石钦 邢伯谦 费榘 苏成章
会计处 梅宝玑 赵师梅 赵学诗 张汉仆
庶务处 李白贞 刘燮卿 刘玉堂 钟雨亭
军械处 熊秉坤
司令 马骥云 李赐生
司勋 牟鸿勋 汪性唐
司书 黄元斌 袁汉南 罗炳襄
按上列记载，对照他书颇有出入，因为这是临时性质，常有更调和增加所致。由此可见，当时革命党人对于军事、政治没有个人权利思想，随时遵令支配。及到首义以后，一班站在前面的同志更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野心妄想，因此黎元洪、汤化龙等旧军阀旧政客得以顺利地一跃而登高位，篡夺革命果实，反过来残杀革命党人，这也是当时革命党人失去警惕所造成的。
1911年农历七月间，湖北革命党人以为发难日期已经迫在眉睫，公推杨玉如、居正带款1000元到上海，托陈英士购买手枪，备起义时应用，并具函约黄兴、宋教仁来汉协助。两同志到达上海，在民立报馆晤陈英士、宋教仁，报告湖北进行革命运动情况极为顺利，并托代购手枪。陈英士欣然答应即为代办。次日在陈英士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南京、山西、陕西、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的驻上海代表都来参加。他们听到居正报告湖北革命运动进行经过及长江一带形势，都精神振奋，对湖北同志的工作稳着先鞭表示钦敬。并派吕天民同志持函赴香港向黄兴劝驾，促他早日起程到汉口，共襄大举。宋教仁也表示愿与居、杨同来。
不料，此时陷在武昌狱中的同盟会负责人胡瑛因为一贯主张要在广州发难，不愿意湖北走在他的前头，托岑楼发一信致宋教仁，极力说湖北不能起义，亦无力起义，竭力破坏。因此陈、宋对居、杨二人发生怀疑，购买手枪亦迟迟不办，使居、杨二人滞留上海，不得返汉。这时他们还不知道胡瑛对湖北革命的进展迅速而发生嫉妒从中破坏的一段内幕。
同时，武昌地方又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在农历八月初三（9月24日），南湖炮队八标三营左队正目梅青福、兵士汪锡久请假离营，孟华臣、赵梦屏等设馔饯行，由于饮酒过多，乘着醉意，狂呼怒吼；有某排长出面干涉，激动众怒，陡起冲突。孟、赵诸人拖炮轰击，想乘此机会起义，不料炮针早卸，弹库封锁，又因事先未经联络，毫无准备，无人附和，不能成事。管带姜明经见事态严重，电告司令部飞调马队前来弹压。孟华臣等见事已不济，就四散脱逃。
这时孙武等正在马脂巷和各标营代表开会决定农历中秋发难，闻此消息，会后即嘱炮队代表徐万年、蔡汉卿回营妥为处理。幸张彪未予深究，仅归罪于肇事诸人中的霍殿臣一人，用“酗酒滋事”罪名开除军籍了事。
孟华臣在暴动时手臂受伤，事败后来汉口见邓玉麟、胡祖舜，责备共进会进行迟缓，不早日定期发难，徒然迁延时日，致南湖发动遭到失败，言下愤愤不平。邓玉麟等只得用婉言劝慰，告以居、杨赴上海购枪未回，以致延期，好在现已决定在中秋起义，为日无多，希望暂时忍耐。孟华臣才怏怏而去。这次南湖炮队事件的失败，当然不能归罪于总部；但是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到革命党人渴望起义的热潮确已高到不可遏止的程度了。
南湖炮队暴动后，总督瑞澂知道武汉革命运动已经波及新军，防范更加严密，下令全城分段搜查，企图一网打尽。刘公看到情势日益紧张，而杨玉如等因购枪逗留上海，久久未回，又不能提前发难；加以南湖炮队暴动更是不可掩饰的事实，设若秘密全部泄露，闭城搜索，革命党人将都成为釜底游鱼；于是就化装携眷秘密渡江，迁入汉口歆生路荣昌照相馆内，作为临时办公处，继续筹划发难前应有的准备工作。
十三日，果然有军警突入雄楚楼10号捕捉刘公。这时仅杨玉如的妻子吴静玉一人在家，知道事关革命，恐难逃生命，一面勉强出来应付军警，一面暗服硝镪水自尽。军警虽扑了个空，毫无所得，而吴静玉却牺牲了。
刘公在迁到汉口的次日，就召集各部负责同志开紧急会议。刘公首先发言：南湖暴动和孟华臣的责难，足以表示本会同志希望发难的迫切，我们应迎头赶上，不可久久拖延，坐失时机。近日武昌戒严，搜捕党人，局势日益紧张，迟则恐生他变。起义时应行准备事件，务须从速赶办；前经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和大都督印钤更应早日制就，以备应用。会上决议以李白贞既长美术，又懂化学，一并交他办理。
李白贞接受了这两项任务，就在党人所设的机关文艺俱乐部密室把国旗图样放大画好，购买了红、黄、黑3种色布，照图裁剪粘贴，交他的夫人陈氏缝就。唯刊刻印钤工作比较复杂困难，决定采用酸性液烂铜方法刻制。当即在长堤街买得5寸见方紫铜片一块，打磨光洁，反写“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之印”13字，投入42度浓硝酸中，反复数次，使明显成文，再用刀加工刊刻修整，装上木柄，经过五天才告完成。但因工具不够，李在用洋刀刨光时候用力过猛，将左手大指划破，殷红的鲜血染在洁白的木柄上。李就索性将木柄全部涂上红漆，不但掩盖了斑斑血迹，而且更觉美观。
八月五日早上，邓丙三同志来见刘公，报告武昌戒严情况比以前更是紧张，巡逻队不断地在街上往返梭巡，各城门都加派岗警，尤其是汉阳门搜查更严，行人出入都须摸腰搜身，多所留难，才准放行。据说某日早晨有河南人手拿纸包的3个馍馍进城，不耐岗警搜查的麻烦，气得把馍馍就地一掷，岗警疑是炸弹，一哄而散，挑水夫、人力车及来往行人也慌作一团。岗警因许久不见炸弹爆炸，才敢返回岗位。这班岗警吓得如此丧魂失魄，可发一笑。但是我们为了慎重起见，即将南湖炮队交通改为取道汉阳转白沙洲。
李白贞制成的大都督印钤经刘公、孙武等多人传观，都十分赞美，向李白贞多方慰劳，并全体鼓掌，预祝革命成功。
同日，各部负责同志继续在荣昌照相馆楼上开会，讨论居正、杨玉如购买手枪久久不回一事。大家认为发难日期已经决定，万不能再事拖延，手枪恐不能及时应用，必须加紧多制炸弹，以应急需。但是鉴于前次邵虎和高楚观在配药时曾发生危险，应改推专人负责，应用原料如何设法采购，也急应解决。
丁笏堂提议：李白贞同志忠实细心可靠，且懂得化学，和西药房熟悉，可以负责。李白贞答称：西药原料虽懂得一些，药房也并没有禁止出售，采购无大困难，但全部原料不便在一家药房由一人购买，须再推一可靠的同志分途采购，以免被人生疑识破；对于制造炸弹实是外行，恐难胜任。结果，加推李白贞的内弟陈叔琴同志帮同采办原料，孙武负责帮助制造炸弹。于是李、陈两同志就分途购买镪水、酒精、黑铅、铁片及大量罐头、香烟空罐，储存文艺俱乐部密室，慎重试制。先制成一个，由邓玉麟秘密带到武昌洪山背后试放，浓烟弥漫，爆炸力量极强，将地面炸成一个很大的深坑，效果甚好，于是就加速如法赶制，每天可以装成20个到30个，交邓玉麟、杨宏胜转运武昌，在各处分贮，以备发难时需用。
八月七日继续开会，讨论湖北金融问题，是否需要设立银行以济军需，并统制金融。大家认为应预先筹划，以免临渴掘井。但因金融问题十分复杂，以李白贞久在商业场中，就请他提出建议，以备采纳。李建议设立中华银行，以湖北官钱局为基础，以官钱局的全部资本财产作为中华银行的固定基金，刘公等全体赞同，就推李白贞、李春萱、丁立中3人会同筹划进行。
总督瑞澂根据各处迭次密报，知道新军各标营士兵多有受革命党人所运动的，就把新军四散调开，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失去团结机会，力量分散，难成大事，可以获得暂时苟安，然后再行设法妥为处理，不留痕迹地来消除这场“祸害”。瑞澂将马队八营调往襄阳，十一标一营调往宜昌。临行时，马队八营代表陈孝芬、张裕昆等向刘尧澄请示办法。刘明知这是瑞澂的诡计，但这时确是无法挽救，只好叫他们先行随军开拔，十五日如果能发动起义，再行通知。尧澄又去和十一标一营代表唐牺支等联系，嘱咐他们等待武昌起义时就在宜昌发动响应。孙武又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了一次会议，决定调往外县同志听到武昌起义，就在所驻地点发动，不赶回武昌，免得同志们悬心，好放胆前去。一面和留在武昌的新军加紧联系，积极准备，及期发动。所以接连几天来，如邓玉麟的同兴酒楼以及开一天、怒春园、招鹤楼、杏春园、江汉春等处，络绎不绝地挤满了三五成群的新军士兵和学生。这种突然异样的现象，当然瞒不了督署所派出来的便衣警探们的眼睛。并且四处传说孙文派他的弟弟孙武到武汉在八月中秋日“造反”。吓得瑞澂慌张无措，立即下令新军各标营军官收集士兵的子弹，严密注意士兵行动。这一措施，确是给予革命党人起义以很大阻力。同时黄兴由香港来密电，极力主张武汉万不要提前发难，因为各省机关还没有打通一气，湖北一省恐难支持，必须推迟到九月初旬，约同11省同时起义，才是上策。
武汉革命党人的领导方面看到黄兴电文及当前敌人的充分戒备情况，认为即使如期发难，胜利实无把握，为了慎重保存实力起见，决定展期发动，并立即通知各标营代表嘱同志们暂时忍耐，听候命令，万勿轻动，做无代价的牺牲。果然到了中秋那天，全城特别戒严，各处加派双岗，枪上插上刺刀，枪膛推上子弹，一班一班的巡逻队不断来往巡查。城门虽没有全部封闭，但也只开得半面，行人出入都要受到军警的搜查。城内百姓胆小的天还没黑，就把大门紧闭，免得受无谓的惊恐。八月十五日一年一度的月圆佳节，完全被严重的军事恐怖侵夺去了。
八月十三日夜，汉口狂风骤雨，歆生路荣昌照相馆楼上有窃贼从窗口潜入，进各房间搜索。李白贞从睡梦中惊醒大呼“捉贼”，起身出追，窃贼仓皇从隔壁晒台逃去。大家亦同时起身，燃灯检查。除了笏堂卧房外，其他各房间都箱翻箧倒，农物散乱满地，而一无损失。人家怀疑这窃贼另有目的，所欲得的并不在衣物资财，当是敌人派来的密探，不是寻常的窃贼。回忆前一日《夏报》曾载“汉口某某照相馆是革命党的巢穴”一段新闻，可称暗暗相合。丁笏堂、邓玉麟等都以为然。这次虽没有受祸，但都感到此处绝不能再继续居住，最好迁往租界，较为安全。天亮后各人就分途出发向租界寻找房屋。
午后2时，丁笏堂回来说：俄租界宝善里有14号和1号两栋空房，很是合用，租金不贵，但必须要殷实铺保，才肯出租。孙武和刘公商议，铺保一节只有李白贞最为适宜，他开设照相馆，又是本会同志。大众一致同意，交丁笏堂和李白贞两人负责办理。当时李白贞明知作保是一件危险事情，然而义不容辞，就满口答应下来。八月十五日，就把总部从歆生路迁到宝善里14号，刘公夫妇迁入1号屋内。从此各处党代表都到宝善里14号来接洽工作或领受命令。
十八日上午，孙武在楼上后面小房内装制炸弹。他手拿一个才装上药的炸弹，对大家说：“用这个炸弹把瑞澂、张彪、铁忠3个王八蛋一起炸死就好了。”说完随手向桌上一放，不料用力过重，炸弹立即爆发，楼窗玻璃都被震破，浓烟弥漫全楼。多数人夺门逃避。李春萱急奔上楼，见孙武满面流血，昏倒在地，立即脱下长衫把他头脸裹住，扶出后门，车送同仁医院徐凤梧处救治。丁笏堂和未走的同志急将制炸弹的各种药料运出，并将室内硝烟消灭，唯锁在柜内的旗帜、印钤、名册、文件、财物，因时间仓促，不及携走。当时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俄捕四处奔集，夺门而入，即将前后门监守，向楼上下各处搜查，更用斧把大柜砍开，所有各物，搜洗一空，并将未逃出的刘燮卿带走。又因同里1号刘公住所同为丁笏堂承租，李白贞作保，且系同日迁来，所以刘公妾刘一和弟刘同亦被捕去，由俄捕房转洋务公所候审，再引渡武昌。这时俄租界即宣布戒严，不许行人往来，一般好事者都被阻在街边路口，探听消息。
丁笏堂从宝善里逃出，就急奔至歆生路见李白贞，连喘带说，告以宝善里败露经过，并说：“现在俄捕正在捉拿承租人和担保人，你赶快逃避，免遭毒手。”说毕，即将他的行李衣物雇车送往中西旅馆去了。
李白贞闻讯后，为了要看个究竟，便化装到宝善里总部门口探看，见有俄捕监守，禁止出入，并听说捉去10余人，内中还有一个女人，其他都无从探悉。又到洋务公所和夏口厅两处，也得不到确实消息，只好转回家中。李料知此事总是凶多吉少，就收拾细软，全家从后门走出，到亲戚家躲避。李自己则转到鸿顺里孙武寓处探视，知道孙武伤势虽重，尚无生命之忧，但旗帜等件还须负责赶紧重做，以备起义应用。
汉口炸弹失慎事件发生的当日，蒋翊武由岳州回到武昌，和蔡大辅同来小朝街机关部。刘尧澄告诉他，现在军队中我们有联系的人数，已到达十分之九，都摩拳擦掌，常来催促我们，好像一天也等不得，但黄兴来电主张延迟到九月初和11省同时起义。翊武沉吟了半晌说：“克强是从谨慎一面去做，自然百无一失，我们受清朝的荼毒已经200多年，这半个月的时间，就受不了吗？”尧澄认为应当把代表们找来，商量一下才好。当即派人分头通知。
代表们陆续到齐后，蒋翊武很婉转地报告了黄兴电报的用意。各代表齐声说：“外面谣言很大，若不及早起事，怕生意外。”翊武说：“兄弟并不是不想早日起事，就是怕外面没有救援，岂不徒劳无功，还请各位考虑。”各代表知道负责人抱着谨慎主张，只好答道：“既是这样，只好设法延迟几天，但是外面风声不好，设有变故，又将如何对付呢？”翊武说：“如有危险，兄弟自有对待方法，请各位放心。”各代表才慢慢散去。
代表们刚刚散去，邢伯谦慌慌张张地跑来，开口就说：“不好了，宝善里的机关部失事了！”并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大家都很伤心，沉默了良久。刘尧澄说：“事到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就在今夜起事吧！”这时邓玉麟来了，也说：“好得很，就是这样做，翊武！你是军务部部长，赶快发令吧！所有同志都是这样主张。”翊武就连忙发出命令，派人分送各标营，定于当晚发动。
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约如上述。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李白贞：时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催提委员兼总监处参议。
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