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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以前，武汉的革命运动，始有科学补习所组织，后事泄，科学补习所被清吏查封，同志星散。接着就有日知会的组织。
科学补习所于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10月）失败。同志刘静庵
（潜江县人）在马队营（黎元洪当管带）当兵，为避免风声，匿居于武昌候补街圣公会。
圣公会是属于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基督教派，它所设的教堂不止一处，都标明为圣公会。在武昌高家巷的是我国籍牧师胡兰亭所主管，他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与革命同志曹亚伯及静庵相识。静庵遂借为掩护，未久，仍回营。静庵因所接信件中有隐秘语，为营吏所疑，讽令请假离营。适曹亚伯自长沙来，商请胡兰亭留静庵住堂管理日知会
（原是圣公会内一个阅报室）的书报。这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季的事。
静庵既得日知会以为工作据点，遂遍商于革命同志，重新组织，另订章程。表面上仍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置备书报，任人阅读。凡属宗旨相同者自由加入为会员，以乐捐方法为经费之来源，普通1元，多者5元；未捐款及未签名入会的，只要宗旨相同，一样地被认为同志。会内分设干事、评议两部；干事部又分设总务、经理、文书、交际4科。公推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浙江省人，在汉口办报）、冯特民（武昌县人，为《申报》访员）、濮以正（安徽省人，当兵）等为评议，范腾霄（利川县人，见习士官）、朱子龙（江陵县人，在工程营当司书生）、李亚东（河南省信阳县人，见习士官）等为干事
，共20余人。会员和会外的同志约200人，可分为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其中以军界中同志为最多，有督队官（现在的副营长）、队官、排长、见习士官、士兵；军官有方柏年（安徽省人）、钱葆青（黄安县人）、吴兆麟、罗子清（均鄂城县人）；士兵有彭楚藩（鄂城县人）、刘尧澂（湖南省人）、蔡济民（黄陂县人）、熊秉坤（武昌县人）、王宪章（贵州省人）、黄申芗（大冶县人）、贺公侠（天门县人）、任重远（潜江县人）、祝制六（荆门县人）、韩抚宸、宋锡全（湖南省人）、姚金镛、许兆龙（天门县人）、熊子香、熊海春（黄冈县人）、徐升渊（鄂城县人）、郝可权（靳春县人）、冯大树（崇阳县人）等。另外还有些同志的姓名已无可查考。这些同志出身于贫苦的家庭，本身成为失业的知识分子，正如当时流行的口语，均乃投笔从戎。这批失业知识分子起初还是想从这个途径出洋留学（清吏张之洞曾在军队中挑选了几个知识分子，送往日本学习陆军），或升入本省的陆军学校，后来因接触革命思潮，便感觉到握有武器可成为发难的基础。还有些同志，先抱有革命思想，再投入军队，做宣传联络的工作。此外，学界和新闻界的同志亦不少。武昌、汉口间革命风气，原自学界和新闻界开始。宗教界同志仅三四人。
日知会在几个月间曾开演讲会多次，有时放演电影或做物理、化学的试验。文华书院（是圣公会所设的一所中等学校）中的教师张纯一（汉阳县人）、余日章等，均参加上述的文化活动。张具有革命思想，多择星期六或星期日下午举行讲演会，每每延至初夜。到会人数，逐渐加多。演说内容，初系说明时势，暗示有革命的必要，以后就坦直宣传革命，词义激昂，有时声泪俱下，很能吸引听众。讲演会的内容辗转传播至军队和学校中，不免走漏风声，为清吏所注视，因之会中同志多主慎重，遂少开会。延至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3月）始开成立会，到会会员100余人。当时在武汉的革命同志，实不止此数。以后更少开会，看报人数亦少。静庵在表面上渐成为忠实教徒，实际上更努力推进革命工作。
日知会虽成为当时革命同志们的联络中心，但并未成为一个组织完整的革命团体，对于革命同志并未建立一个领导关系，同志们各以私人友谊及同乡关系结合为小团体。如汉川梁耀汉系陆军预备学校学生，在校里及各营里联络不少同志，又与亲戚黄警亚等捐出私财，设立明新公学及群治社；黄冈熊子贞、刘子通、何季达、何子植、邱介甫、张润身、钟粟成、李协丞等，分别设立讲习社和学社（当时的学社就是公寓，便于学生寄宿和各地进步人士来往）；何子植等并与武汉下游一带的哥老会和黄州水师营的士兵通联络；麻城余诚、天门李长龄、信阳李亚东等设立东游预备科及江汉中学；钟祥彭养光、赵鹏飞（炮队士兵）设立安群公益社；张聘安（张为黄梅商人，未当兵）、梅鼎州、钟剑林投营当兵，又合设集贤学社；枝江时功璧在武昌城内散发革命书籍；荆门季雨霖在新军第三十一标第三营为督队官，与同县李楚翘、廖汇川、张佩绅、徐祝平等相结合，张等并在襄河一带联络哥老会；沔阳张难先在仙桃镇设立集成学校，对乡镇青年传播革命思想；黄冈吴贡三在县城内设立私塾，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书，他的外甥殷子衡在团风办阅报社。又如汉口孙武早年就参加过唐才常所组织的自立军，又参加过科学补习所，往来日本、东京和长江各埠，广通声气，在汉口地区具有社会基础。除这些人外，还有些小型活动，因为缺乏记载，不能备举。同志中绝大多数都是家境贫困，在所实现的一些活动中常苦经费无着，大部分出自借贷，不能作持久打算，以致发生间歇现象。但同志们并不以此为虑，仍热忱为革命工作，使革命迅速地走上高潮。就重点说，在新军2万人中，倾向革命的已达1/10
；就一般说，社会民众已听惯了革命言论，不像从前那样地畏避，至于仇视革命、硬做对头的人，已经成为少数了。
在武汉革命同志们组织日知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武汉的革命同志一致推崇中山先生，并认同盟会为全国革命运动的总汇。但彼此间尚未达到统一组织或从属关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7月间，同盟会总部通知日知会，谓法兰西政府有意帮助我国革命，并派有军官长期联络，将赴长江各埠考察，应予接待。刘静庵密约一些同志在武昌圣公会开会，欢迎法国军官欧吉罗，宾主都有演说，打破几月来不常开会的沉寂。后此事为清吏所侦知，更急于阴谋加害。
有些湖南、四川的同志因往来于同盟会总部所在地日本东京，经过武汉时必来访问日知会。有些同志们注重哥老会，不惜投身其中，引以为革命的力量，甚至于倚为主力，如湖南的姜守旦、成邦杰等皆是。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06年11月），姜守旦、成邦杰等约到一些哥老会的同志在浏阳、萍乡的乡镇间起义，聚众近2万人，因为缺乏武器，短时期内归于溃败。湖北清吏根据湖南的来文，张贴悬有赏格的布告，缉捕刘家运（被称为湖北全省会首）、姜守旦、黄庆武（黄兴的别名，指称为湖南“匪目”）
、朱子龙等共15人。在姜等尚未发动的前期，同盟会总部已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耀汉的亲兄）3人来武汉布置响应。瑛等到后，静庵密约少数重要分子到汉阳伯牙台同瑛等讨论，讨论中都对经费问题无法解决。适有奸人郭尧阶（与张难先同县，张早劝刘不可轻信）声言六合锑矿公司经理刘小霖愿助银10万元，众信以为实。哪知郭早向清吏告密，第一日晚间捕朱子龙、梁钟汉于汉阳；第二日刘小霖设宴于胡瑛所住的名利栈（汉口），胡被捕；隔数日，警探等搜查日知会（这时胡兰亭已他调，刘藩侯接充牧师）无所得，刘静庵避至黄陂县乡村后被捕；续捕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仙桃镇）、吴贡三（黄冈县城）、殷子衡（团风镇）共9人。这是丙午、丁未年间（1906年底至1907年初）的事。刘静庵、吴贡三、殷子衡、李亚东经过严刑讯问，其余的人亦受尽迫胁，均能表现坚贞，毫无牵引。静庵因教会中人尽情营救得免死，被判终身监禁，至辛亥年五月（1911年6月）病死狱中。其余8人亦因会内外同志分途营救，得从轻减；胡瑛被判永远监禁；吴贡三被判监禁15年；殷子衡被判监禁10年；李亚东被判监禁5年；梁钟汉被判监禁3年；朱子龙尚未定判，于丁未年（1907年）4月间病死狱中；张难先在狱4个月，因病保释；季雨霖在狱未及1年，亦被保释。辛亥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汉“光复”，胡瑛等5人出狱，瑛佐詹大悲组织汉口军政分府，旋受任鄂军都督府外交部部长（后来袁世凯背叛民国，瑛首先附逆）；吴贡三联络黄州府属8县绅民，响应义师；殷子衡自汉口归，相助规划；李亚东经同志们推任汉阳府知府；梁钟汉经本县（汉川）同志们推任总司令，亲来武汉请示；季雨霖自外省归，受任为安、襄、郧、荆招讨使；张难先佐季草创成军，略定荆、襄一带。
日知会在刘静庵被捕后无形解散，武昌、汉口间革命运动转入低潮。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原来潜伏在军队中和新投入军队中的同志们，又开始进行组织工作，其中复经演变发展，直到首义的前夕
。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1] 范鸿勋：曾任中华民国平政院书记官。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