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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璿卿，号旦吾。东渡后改名瑾，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曾用笔名白萍。原籍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于1875年农历十月十一日生在福建厦门，时祖父嘉禾任厦门知府，父寿南、母单太夫人都随侍厦门。厦门在鸦片战争后，为英帝国主义强辟为商埠，秋瑾童年眼见英国教士态度恶劣，屡屡恃强闯进祖父办公处所提出无理要求，百般侮辱。老人的愤慨，播下了秋瑾革命的种子，助长了秋瑾革命的根苗。
秋瑾天资聪明，加以努力学习，11岁已会作诗，常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轩等诗词集吟哦不已。单太夫人雅擅诗文，循循善诱。秋瑾失恃后，为了纪念慈母的辛勤教诲，曾托人绘了一幅《秋灯课诗图》，自己并题了一阕《临江仙》以寄其深刻的怀念（这首词是秋瑾在成仁前数月写的）：
懿范当年传画荻，辛勤慈母兼师。丸熊篝火课儿时，三迁媲孟氏，折嵏授羲之。佳句不辞千遍读，秋宵真个宜诗。讲帏已邈悔生迟，宣文遗志在，盥手仰仪徽！
秋瑾在学习经史诗词以外，特别爱读《芝龛记》等小说，对秦良玉、沈云英备极推崇。
1890年，当秋瑾16岁的时候，祖父嘉禾因受不了外国人欺压，带着家眷离开厦门，回到故乡，在绍兴南门租了一所叫和畅堂的房屋。这所房屋原为明朝神宗时大学士朱赓的别墅，完全是明代建筑形式，三间四进，虽不甚高敞，房间却是不少，后面靠着塔山，环境幽静。秋瑾就住在第二进左边楼下，少年时代的诗词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而成仁前秘密革命工作，也是在这里进行的。现在绍兴的“秋瑾革命纪念馆”就设在这所有历史意义的房屋里。
秋瑾在厦门时常常听母亲谈起，在萧山的舅父和表兄弟都习武艺，很有功力。因此，她回绍兴不久，就随母亲到萧山单家学会了骑马击剑、跳高跳远。这时的体格锻炼，对她后来从事繁重的革命工作是有不少帮助的。
秋父寿南在厦门以知县升直隶州，因家贫不能厚贿吏部胥吏，签发湖南，初在常德县当厘金局总办，后调湘潭，因此把秋瑾许嫁湘潭富绅王家儿子廷钧（廷钧，字子芳，在《浙案纪略》及夏衍《秋瑾》剧本中均误作“延钧”。秋宗章的《六六私乘》作“德钧”，而《大通学堂案录秋瑾供词》和王时泽撰的《秋烈士遗稿序》以及家姊自华（寄尘）所撰的《鉴湖女侠墓表》、陈去病撰的《鉴湖女侠秋瑾传》等资料，均作“王廷钧”）。于1896年农历四月初五结婚，时秋年22岁（《浙案纪略》说：“随父入湘，年十八嫁王延钧。”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说：“年十八出嫁。”吴芝瑛的《秋女士传》说：“年十九嫁京宦某君。”1959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秋瑾》也说：“十九岁出嫁。”但《六六私乘》说：“先姊光绪元年（1875年）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嫁。”则应为22岁）。王父诨名王二胖子，同曾国藩是表兄弟，当过曾家账房，在屠杀人民的战争中发了横财，因而廷钧纨绔习气很深，诡计多端，与秋瑾的正直热忱性格，自然不能融洽。
1901年农历十月十六日，寿南在湘阳知州任上逝世，家人就移居湘潭，开设和济钱庄，维持生活。不料所用非人，经理陈玉萱利用职权，任意侵吞。一年以后，和济倒闭，秋家经济陷于破产。王氏一家刻薄成性，对秋家十分冷淡。
秋瑾是一位有革命思想的妇女，对王家的铜臭熏天，束缚重重，真感到无限苦痛。加之帝国主义者积极侵略，清政府江河日下，国势一天天地衰弱，民生一天天地困苦，因此她很想离开家庭，服务社会，和男子们一道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
1903年农历五月，秋瑾的老母以及兄誉章、弟宗章、妹理等因和济钱庄失败，复遭王家白眼，知湘潭不可留，遂回绍兴。不久，王廷钧在清政府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官职，就带秋瑾到北京居住，当时清政府亲贵专政，对外屈服，对内搜刮，又经中日甲午战争及庚子八国联军战争两次丧师辱国，赔款割地，国势岌岌可危。秋瑾眼见清政府的腐败，耳闻八国联军的劫难，所受刺激非常深刻，因而革命思想愈趋浓厚。
秋瑾在北京住南半截胡同，认识了王廷钧的同事无锡人廉泉的夫人吴芝瑛女士，两家又为毗邻，且在文学上有同等的造诣，日夕过从，情同姊妹，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秋瑾在吴家经常阅读当时的新书新报，因而对旧民主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时，留学日本的逐渐增加，秋瑾感于新的知识不够，就毅然立下留学东瀛的志愿。极端顽固的王廷钧遂恃其封建夫权，封锁经济，且竟用下流手段，窃取秋瑾私蓄首饰，以阻其行。但秋瑾不为困难压倒，托同乡人陶大钧的日籍夫人荻子变卖余剩饰物，筹得旅资。方欲启程时，前礼部主事王照因维新派嫌疑被拘下狱，她与王照虽素不识面，一闻此讯，即毅然分出学费一部分托人送去，作运动释放之用，还嘱送款人勿告诉何人送来。这种同情爱国青年的侠义行为，在当时社会里确是难得的。
1904年的新秋（青年模范丛书《秋瑾》与《史学月刊》1957年第7期《秋瑾年谱》，均误作1904年3月），秋瑾离国去日本，行前吴芝瑛和荻子等曾于北京城南陶然亭为她置酒饯别。
在此要顺便谈一谈秋瑾与王廷钧的夫妇关系。他们只是志趣不协，意见不同，夫妇关系是仍旧存在的，既不是《史学月刊》《秋瑾年谱》所说的“分居”，也不是宋元《秋瑾与徐寄尘的革命友谊》所说的“决绝”。请看《六六私乘》里说：“迨光复会组织成立，筹饷购械，难以为继……先大姊目击心伤……专赴湘潭，孑身至王宅，时子芳（廷钧之号）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谈次悉姊近况，即畀数千金。”又说，“当时姊婿子芳久已下世，佳城既卜，乃于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八月，遣两佣人，将奉榇还湘合葬。九月中旬，始遣之行。”据此可以证明，秋、王夫妇名义确实还保存的。
秋瑾到东京后，即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进步神速，岁暮卒业，明年考入青山实践女学。当她补习日文的同时，曾与陈撷芬等10人发起共爱会（《国民党党史史料丛刊》曾写作“重兴光复会”，实误。考共爱会会员都是妇女，光复会是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实是两个组织，不可混而为一。且秋瑾于共爱会是发起，不是重兴）。共爱会实是近代中国妇女首先成立的爱国组织，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秋瑾同时还与刘道一等九人组织秘密团体，名十人会，也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旋闻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遂偕刘道一等加盟，受封为“白纸扇军师”。从此，她的军事知识就渐渐地充实了。
秋瑾眼见当时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很低，多数人留学目的是企图回国后做官吏，当买办。她为了唤醒群众，在东京倡办《白话报》，第1期出版于1904年中秋节。《白话报》是杂志性质，与梁启超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对立，鼓吹推翻清政府，月出一册，售大钱50文，可惜限于条件，仅出六期。编辑兼发行的是演说练习会，附设于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钤木町十八番地中国留学生会馆内。印刷所在东京牛込区神乐町一丁目二番地翔鸾社，印刷者日人野口治安。主要内容：第1期有《中国历史的摄影》一文，指斥金、元、清的封建统治为“胡人”，为“野种”。第2期有《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书》，反对缠足，提倡女子求学，争取男女平权。第3期有《说廉耻》，提出“我国应除去这骚鞑子，省得作了双料奴隶”的口号，反映当时人民反对清贵族反动统治的强烈要求。以后，秋瑾又先后认识了陶成章、鲁迅、陈公猛、黄兴等爱国人士，共同宣传革命，协商爱国救亡活动。
1904年农历年底，秋瑾因资助长沙起义失败东来同志的生活，以致经济告竭，乃回国筹措学费，行前恳陶成章介绍参加光复会。陶就分别写信给上海主持人蔡元培及绍兴主持人徐锡麟。她到上海后，先到虹口爱国女学见蔡，并回绍兴东浦热忱学堂见徐，遂加入了光复会。单太夫人典卖衣物，筹措了几百银圆给她回日读书。她从绍兴到上海时，陶成章也回上海，曾偕秋瑾访问龙华会处州负责人吕熊祥等。1905年春初，她便只身二次赴日。她此行毅然乘三等舱，与当时所称“苦力”为伍挤在一起，其俭约于此可见。但在校里看到一湖南女同学蔡竞无家可归，生活困难，仍慨然帮助，毫无吝色。
秋瑾在青山实践女学校习教育及工艺等科学，对看护工作更加悉心研究，曾参考日本书籍，译写了一部《看护学教程》，详细地介绍了看护的理论与实践，极力批判了当时社会把看护当作贱业的封建观点。
1905年农历七月，孙中山先生因黄兴及蔡元培等的欢迎，从欧洲赴日，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秋瑾经黄兴介绍，与中山先生见面，倾谈之下，对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方策大为信服，即由冯自由介绍，至黄兴寓所填入会表，不久被推为浙江主盟人。
1905年冬，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植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所谓“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不但禁止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侵犯人身自由。8000多名留日中国学生向日政府交涉无效，实行罢课，湘人陈天华悲愤投海，遗书同学们坚持爱国主张。全体留日同学十分愤慨，在浙江同乡会集会。这时，同学们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忍辱力学，一部分主张回国实行革命。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随手从靴筒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6年新春，秋瑾归国，径回绍兴。
秋瑾回绍兴后，先在绍兴明道女学代了几天体育课。农历二月上旬，以嘉兴褚辅成的介绍，应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聘为教习。南浔为浙西富庶巨镇，她到此地也希望对革命经济力量有所帮助。浔溪校长为家姊徐自华（寄尘），我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吴惠秋老先生（原名明，号希英，后为纪念秋瑾改名）当时均在校肄业。在短短5个月中，我们受到秋瑾的启发不少。秋瑾对我与家姊的爱护与期望十分深切，从下面的诗句里足以说明：
赠家姊诗云：
临行赠我有新诗，
更为君家进一辞。
不唱阳关非忍者，
实因无益漫含悲。
莽莽河山破碎时，
天涯回首岂堪思？
填胸万斛汪洋泪，
不到伤心总不垂。
惺惺相惜两心知，
得一知音死不辞。
欲为同胞添臂助，
只言良友莫言师。
赠我诗云：
祖国沦亡已若斯，
家庭苦恋太情痴。
只愁转眼瓜分惨，
百首空成花蕊词。
何人慷慨说同仇，
谁识当年郭解流？
时局如斯危已甚，
闺装愿尔换吴钩！
还有和我七律一首云：
素笺一幅持相遗，
字字簪花见俊姿。
丽句天成谢道蕴，
史才入目汉班姬。
愧无秦聂英雄骨，
辜负阳春绝妙辞。
我欲期君为女杰，
黄龙饮罢共吟诗。
（初稿为“莫抛心力苦吟诗”，以后来信改正）
我们受到秋瑾至诚的感化，就先后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与光复会，经常进行革命活动了。吴惠秋老同学一乡村女子，家庭又十分封建，不久也主动随秋瑾至绍兴，不怕危险，掌理机密，直至秋瑾被捕，始化装出走。秋瑾感人之深，可想见了。
这里还要补充秋瑾因何离开浔溪女学的一段史实。《史学月刊》1957年第6期《秋瑾年谱》只说：“以褚慧僧之荐，任浔溪女学教员。未几即辞去。”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秋瑾》只说：“在浔溪女学的时间甚短。”连秋宗章的《六六私乘》也只说：“家居数日，应吴兴浔溪女学之聘为教员，……暑假辞职。”而青年出版社1946年8月再版的《秋瑾》竟杜撰为：“……在浔溪任教不久，因和学生的感情不大融洽，便怫然离去。”其实秋瑾于1906年3月到浔溪女学担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启发同学，无微不至（家姊所写《秋侠墓表》说：“……主讲浔溪女学，教育弥至”云云，足够说明），而革命的熏陶，精神的感化，更为突出。实因浔溪校董金子羽捏造学生家属意见讽示秋瑾辞职，秋瑾遂在暑假时鸿飞而去，同学痛失良师，涕泣数日，家姊也愤而辞职。我也遵照秋瑾指示，转入当时素称革命文化机构的上海爱国女学肄业了。
秋瑾离开浔溪女学后转到上海，与同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等在虹口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系敖嘉熊（号梦蛟）、吕熊祥（号逢樵）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沈鹿珊、张恭、周华昌等运动浙江会党以利起义。八月间，秋母逝世，她回绍料理丧事，事毕仍回上海，和陈伯平在寓所秘制炸药，不慎爆炸，陈伤目，秋伤臂，幸而证据毁灭，未遭逮捕，但从此即被租界当局注意，想将她驱逐出境。
1906年冬初，秋瑾为了唤醒广大妇女，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预定集股1万元，购置印刷机件，准备印报编书，同时并进。无如尽量征求，入股的仅四五人，款股只筹到数百元，同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我姊妹两人勉力捐助1500元，才在北四川路厚德里开始编印。创刊号于农历十二月初一出版，采取杂志形式，每月一期，售洋二角，总编辑为陈伯平，余任校对，发行及总务由秋瑾一人支持。她并亲写了发刊词，还写了一篇《告姊妹们》在第1期发表。
第2期在1907年农历正月二十出版，改用道林纸印刷，相当精美，内容更加丰富，刊登了署名黄公的《道德说》、钝夫的《女子教育》、志群的《恭贺新禧》、挽澜女士（陈伯平之妹）的《女革命英雄独立传》、吕碧城的《女子宜急结团体》、秋瑾的《女权歌》，附以简谱，以便大家歌唱。
《中国女报》刊行了两期，因销路与资金关系，便告夭折。
在此，我不能不言的是：浙江人民出版社1957年朱耀庭所写的《秋瑾》第19页14行至17行说：“袁世凯在天津选娶侍妾……秋瑾决定牺牲自己，参加应选……”云云，不但没有这回事，并且未免侮辱先烈。吴惠秋老同学在《中国女报》停刊后随侍秋瑾，深知秋瑾当时绝对没有到过天津。为此郑重声明，以正误传。
秋瑾参加光复会后认识各省同志渐多，特别是浙江人。自从《中国女报》停刊，革命工作已由宣传转入注重军事方面。光复会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浙江分会”，对军事计划与教育计划，原是有细致研究的。
其时，刘揆一等联合洪江会党拟在萍乡、醴陵起义，由秋瑾负责联络浙江的龙华会首领吕熊祥（会本部设在金华）、平阳党首领竺绍康（号酌先，又字谪仙，党本部设在嵊县），以及浙东会党首领蒋乐山（号鹿珊）及张恭（字同伯）响应萍醴起义。不料湖南失利，秋瑾万分悲愤，又不愿失信于会党，就进一步发动浙江会党及武装同志，计划独立起义。
1907年农历正月，绍兴大通学堂师生一致邀请秋瑾主持校务。大通学堂是徐锡麟等于1905年农历八月创办的，以提倡军式体操为由，请准绍兴官吏，募款购买后膛九响枪50支，子弹2万发；一面密告龙华平阳首领，选派干部到大通学习军事，并聘武备学生张健、魏励劲二人为军事教员，以等待发难时机。自从徐锡麟留日以后，堂内继任的余静夫、曹钦熙等不了解会党秘密，致引起风潮。等到秋瑾来校主持后，同学师生间的矛盾渐渐解决，学习情绪也安定下来了。
秋瑾一面尽量维持大通，一面与平阳龙华首领联系。义乌吴谦林、金华徐顺达、武义周华昌等亲受感化，自愿服从领导。同时，她又运动军队、浙江武备学生、陆师学生及弁目学堂师生。于是周凤岐、俞炜、朱瑞、许耀、叶颂清、徐士镳、魏励劲、张健、傅孟、周亚卫、徐光等浙江军队干部参加了光复会，组织逐渐扩大，声势也随之雄厚了。
为了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秋瑾就编制光复军制，并铸成金指约，上面分刻文字，颁给干部，其文字为一首七绝：
黄河源溯浙江潮，
卫我中华汉族豪。
莫使满胡留片甲，
轩辕神胄是天骄。
金指约上所铸的字都是干部的代名词，例如“黄”字为首领，推徐锡麟担任；“河”字为协领，推秋瑾担任；“源”字为分统，推王季高（名逸，乳名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分任；“溯”字为参谋等；但分统以下，一职不止一人，就在源字旁加A、B、C、D……符号，因此分统指约，有源A、源B、源C、源D。在秋宗章的《秋侠史实考证》里，这首诗第二句第四字为“原”字，第三句第一字为“不”字，第三第四字为“胡”“奴”，第四句第三字为“华”字，其他书籍更有不同。我是根据当时参加这个组织而得到“辕”字标记金指约的吴惠秋老同学所回忆而写上的。吴当时掌理机密，是不会错的。
秋瑾同时编龙华、平阳兄弟为光复军，并亲手订了军制军规。
在光复军制颁布的同时，秋瑾复亲撰了一篇谕文。
军制既定，枪支弹药，大通已储积一部分，杭州军界方面，与绍属、金属、温属会党方面诸事齐备，秋瑾以万分热情写了一篇《告同胞檄》，另外还准备了“告示”。这三篇重要革命文件，准备在起义前夕秘密铅印，分发张贴，以发动广大群众，推进革命浪潮。
光复军组织既已就绪，积极训练，战士们“反满”情绪高涨，技术进步也很快。秋瑾频到杭州，有时住军桥荣庆堂客栈，有时寓西湖岳坟街“刘果敏公”祠内镜清楼（“光复”后，秋社同志改名“秋心楼”，抗日战争时坍毁），邀集同志会议（有时在白云庵、紫阳山顶或将台山顶，有时也在西湖船中，更有时借我家开设在大井巷口的悦济衣庄内）。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王金发、竺绍康等均在座，我家姊妹也有几次参与。决定浙江由金华会党首先起义，北与安庆徐锡麟，南与惠州邓存瑜遥相呼应。约期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后改二十六日）浙皖同时进军。刚过端阳节，秋瑾到我家乡崇德，与家姊商筹军饷。姊倾全部首饰，约值黄金30多两相助。秋瑾赠翠钏留念（此翠钏家姊保管到1927年夏，交还秋瑾女公子王灿芝，并有《返钏记》之作，当时国内各报均有记载，并采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同时嘱家姊说：“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临行并赠诗作别：
此别深愁再见难，
临歧握手嘱加餐。
从今莫把罗衣浣，
留取行行别泪看！
珍重香闺莫太痴，
留君小影慰君思。
不为无定河边骨，
吹聚萍踪总有时。
秋瑾回绍兴，转金华、武义，发布五月二十八日起义命令，通知巡风聂李唐做准备。聂在无意中泄露机密，传至武义县城，知县钱宝镕急报浙江巡抚求援，就派兵在聂家搜出会党名册，牵连大通学堂。金华、兰溪的会党也遭波及，革命计划完全泄露了。徐锡麟于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在安庆刺死巡抚恩铭被捕后，浙江巡抚张曾扬及绍兴知府贵福得绍兴劣绅而素为秋瑾鄙弃的吴道南等的密报说，秋瑾与徐锡麟、竺绍康同谋。张曾扬就于农历六月初二密谕浙江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之率领士兵300多人向绍兴进发。李益之怕新军与光复军有联系，出发前严密检查士兵，造成营中纷扰。事为武备学堂学生探知，即赴绍密报。秋瑾初三得讯，就指挥大通同志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然后回家，将和畅堂保存之文卷、信札及书籍尽付一炬。
关于和畅堂的史实，一是秋宗章的《六六私乘》说：“和畅堂东隅，有小楼一角，梯下光线黝黑，霉气冲人，姊之秘密文件，胥藏于此。……犹忆是日（初三）上午，姊冒雨归来，匆匆入室。时浔溪学生吴惠秋犹寓余家，两人耳语良久，为状甚促……始知是日先姊与惠秋扃户，将梯下文件悉付一炬，焦气触鼻，不敢问。”后来很少有人知道此室作用，1957年在和畅堂安排秋瑾纪念时，也未顾到。幸而吴惠秋老同学在宋元同志访问她时告知此事，宋同志参加纪念会时遂转告主持同志，复参考《六六私乘》，才把和畅堂的史迹标明出来。二是和畅堂里西面客厅与内室隔绝。起义以前，光复会同志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经常乘骑而至，参与会议。秋瑾素来接近群众，复有大通主持人名义的掩护，虽宾客往来如织，邻里也毫不以为怪。
农历六月初四上午，王金发从嵊县来，协商善后。午后知清兵已入绍兴，大通学生劝秋瑾离堂暂避，但秋已决心殉难，即遣散最后一批同志，而程毅等数人坚不肯去，甘同进退。这时内奸蒋纪（又名纪云）忽从兰溪来，纠缠索费。贵福及李益之即率领新军包围大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闯入学堂。两位同学英勇抵抗，终致牺牲。而秋瑾与程毅（教师）、徐颂扬（学生）、钱应仁（学生，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秋瑾》，误作应饯仁）、吕松植（学生）、王植槐（学生）、石宝熙（学生）、蒋纪（职员，内奸，后亦判刑一年）都被捆绑，解入绍兴府衙门。秋瑾拘在卧龙山女狱内，未几，被贵福提去审问，百问不答。最后讯以朋友姓名，就答：“你也常到大通，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贵福遂不敢再问。次日交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秋只书“秋风秋雨愁煞人”7字，别无他语。贵福以李钟岳不肯逼供，势难深文周讷，逮捕党人，乃改派幕友余某严讯。秋瑾只说“革命党人不怕死，欲杀便杀”的豪语，咬牙闭目，忍受酷刑。余某得不到革命秘密，只得用伪造供词，强捺指印结案。
贵福就令会稽知县李瑞年，在六月初六（1907年7月15日）一早向监狱提人。秋瑾见灯烛辉煌，士兵成群，就向李瑞年说：“我有3个要求：一、写信给家人亲戚朋友；二、临刑不能脱去衣服；三、不要以首级示众。”李答允二、三项要求。秋瑾乃于是日上午4点钟在轩亭口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了，时年33岁（秋瑾成仁日期与年龄，公私记载小有不同。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稿》、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中国近代史丛书《辛亥革命》，均说六月初五；但秋宗章的《六六私乘》说：“当年秋家得报与每年家奠，均为六月初六。”秋社于1908年初春举行追悼会于西湖凤林寺，决议：每年六月初六为秋瑾成仁纪念日。这时秋瑾弟兄均尚健在，决不会错。又，《浙江秋案全卷》中伪造的口供说：“秋氏年二十九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说：“瑾死时年三十一”；吴芝瑛的《秋瑾传》说：“死于光绪三十三年，年三十一。”但《六六私乘》说：“伯姊生于光绪元年农历十月十一日。”那么，秋瑾于光绪元年诞生，光绪三十三年殉国，依那时旧习惯，当为33岁无疑）。
我在秋侠殉国前5日，于上海爱国女校中得自会稽发来绝笔云：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首肠堪断！
缄中并无别简。当时深滋疑讶，不意未及两日而噩耗至矣。悲夫！真迹珍藏到1957年7月，连同秋瑾出国前遗像，送绍兴秋瑾纪念馆保存。
秋瑾殉国以后，里保报告秋家。其时，秋誉章等都避居绍兴乡下平水镇的广孝寺，家中妇女不敢收埋侠骨，遂由善堂成殓，藁葬卧龙山（俗名府山）山脚。当时全国舆论哗然，连外国报纸亦有指摘。清廷于农历九十月间先后调张曾扬及贵福离浙后，才由誉章运柩至绍兴严家潭丙舍暂停。1908年1月，家姊寄尘为了实践秋瑾埋骨西泠的遗言，复商得吴芝瑛女士的同意，遂只身风雪渡江，迁柩至杭，加上木椁。由家姊购地，吴女士慨助葬费200元，安葬于西泠桥堍。
不料是年（1908年）冬季，清御史常徽奏请削平秋墓，同时参奏吴芝瑛与家姊寄尘为秋瑾余党。清廷准之，勒令迁墓，并通缉吴女士与家姊。家姊避居沪上日侨丸乔医院半年。当时我在爱国女学读书，浙江巡抚增韫以我姊妹事，就近问及仁和县令林孝恂。林曾任石门知县6年，与我家有好感，以“徐自华妇人之仁，物伤其类（浔溪同事），徐蕴华（我书名）是女孩子，少不懂事，盲目附从”答之。吴女士又运动两江总督端方。一场风波，方才平息。增韫鉴于张曾扬及贵福受中外舆论围攻而离职，所以不敢株连，不了了之。
至于坟墓，因增韫与秋瑾从父青士（时官黑龙江提法司）有旧，贻书促家属迅迁，并由浙抚派委员士兵督同秋誉章从坟墓取出灵柩，运归绍兴，仍厝严家潭丙舍。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国事初定，秋社同志首先要求把秋瑾灵柩还葬西湖。经过调查，知已于1909年农历九月由湘潭王家从绍兴运去。家姊力主还葬，即派秋社社员陈去病到湘，重启墓穴。湖南都督谭延闿加派委员李某护灵归杭。以原墓基狭小，经凤林寺住持僧捐助宽大基地，遂于原墓西首数十丈地方建筑新墓，原址建风雨亭东西遥对。后来风雨亭柱木为白蚁侵蚀，至1927年全部坍毁，屡请当时政府修建，迄未实行（1959年春间，上海《新闻日报》载，杭州市人民政府已在原址地方，把风雨亭重加修建。可喜）。
当第二次葬秋时，浙省政府命令家姊为营葬事务所主任，并由秋社计划。原来图样庄严朴素，颇为壮观，经浙江都督朱瑞批准执行。后朱忽忘恩负义，听从袁政府代表指示，连夜命令将原秋墓拆低五尺，并废除中立石像。家姊据理力争并发传单，以告民众。朱恼羞成怒，另委营葬事务所主任，且有不利之言。中山先生闻之，特专程来杭，力劝家姊不要做军阀无谓的牺牲品，还是到上海接办纪念秋瑾的学校“竞雄女学”，继续干革命实际工作。
杭州：
1908年农历年初葬秋以后，家姊邀集同志陈去病、褚辅成、姚勇忱、杨侠卿等数十人，在西湖凤林寺秘密追悼，我也到会协助。追悼以后，密议组织秋社，并推家姊为社长（吴芝瑛女士病居上海，未参加秋社组织），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为秋瑾成仁纪念日。正在追悼时，杭州驻防旗人贵翰香闻讯参加，发表谬论说：“我大清待汉人不薄。”我当场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驳之（这与常徽参奏牵连及我，不无关系）。从此到1911年三载之中，每年六月初六，家姊以社长名义召集社员，秘密纪念，主要是联系光复军旧部与同盟会同志，积极协商起义情事。
武昌起义，浙江响应，主其事的大都是秋瑾生前同志，例如褚辅成主持民政，周凤岐、叶颂清、王金发、朱瑞等分主军政。浙江新政府允许秋社请求，拨西湖刘典祠堂为秋祠秋社。刘典湖南人，在浙江有屠杀太平军志士之“功”，清政府为建此祠，取名“刘果敏公祠”。秋瑾生前在杭秘密活动，常借此祠会议，所以秋社同人请求指拨为秋祠秋社。1919年齐耀珊长浙，拟把祠址发还刘氏，后经力争始罢。1924年，孙传芳在浙江时，竟指还刘氏。直到1927年旧军阀离浙，才由当时杭州市府令公安局会同我前往接收，但祠宇坍损不堪。经家姊及社员陈去病捐助2000元，又向社员借款2000元修建，面貌一新，每岁纪念，始有固定地址了。但刘氏子孙心未折服，还一再请求国民党政府发还。家姊扶病力争，辗转数年，直至1934年她临殁前一个月，刘氏的请求被批驳，才告终结。抗日战争胜利，秋社借做西湖中心小学校舍。
绍兴：
辛亥“光复”后，经蔡元培、王金发、王子余等在轩亭口建立秋瑾烈士纪念碑，又在当年秋瑾拘押地方卧龙山上建风雨亭。新中国成立后，绍兴市人民委员会除加意保护并屡为修理外，复于1957年秋瑾成仁50周年纪念前夕，将和畅堂作为秋瑾纪念馆，陈列纪念物中有秋瑾当年所用手枪衣物等，并在7月14日举行盛大纪念会（因与徐锡麟烈士一道纪念，故日期定14日而不用成仁纪念日——7月15日）。
上海：
1912年由王金发、姚勇忱于上海白克路（现为凤阳路）倡办秋瑾纪念学校，名曰“竞雄女学”。1913年家姊接办，由小学扩充为师范及中学，直至1927年夏季止。在这长时间内，同盟会及光复会同志不少人以竞雄女学教职员名义为掩护，做了许多倒袁、倒军阀工作。最突出的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锷起义，浙江也变相独立，而冯国璋在南京大耍两面派手段的时候，同盟、光复两会留沪会员在竞雄协商抵抗，图占苏州，决议推竞雄教师陈去病与家姊到苏，乔装母子进香，辟室苏台旅馆，指挥一切。事前与苏州警察所所长已有联系，后来该所长反悔，命令军警包围苏台，将加逮捕。家姊以急智密藏图记及旗帜于裹腿之内，空手从边门脱险，陈亦乔装遁去。此足够说明竞雄女学在当年的作用了。1927年夏，家姊将该校交王灿芝接办，次年，灿芝留学美国，学校遂停办。旋由家姊物色纪国振（纪号侠中，也是秋瑾学生）接办，迁至派克路（现为黄河路）协和里3号。1956年，合并于凤阳路小学。
长沙：
“光复”后设立了秋女侠祠堂，并出版了纪念刊物。
公私纪念秋瑾的刊物，当年有1907年夏的《新女子世界》、1907年冬的《神州女报》、1909年春的《女报》等。“光复”后，有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第二集、赵而昌的《鉴湖女侠秋瑾》、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秋誉章的《风雨一宵恨满楼》，以及《秋烈士遗稿》《革命先烈传记》及《清稗类钞》等。1927年后，有堵申父的《鉴湖秋女侠》、夏衍的《秋瑾》（剧本）、《杭州市各界秋侠殉国二十周年纪念会特刊》、王绍基的《秋侠遗集》、王灿芝的《秋侠遗诗》、罗时旸的青年模范丛书《秋瑾》、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稿》、秋宗章的《六六私乘》《续六六私乘》《秋女侠史实考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三册，朱耀庭的《秋瑾》、秋高的《秋瑾遗事》、中华书局出版的《秋瑾史迹》及中国历史小丛书《秋瑾》等。
1959年7月1日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徐双韵：曾任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编辑，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妇女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