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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光复会的经历很少，在会中担负的责任既不大，接触面也不广，所以关于全局的事情知道不多。本文所记的只是一些片断的回忆。
现今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浙江高等学堂，高等学堂的前身是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门前的大学路原先叫作蒲场巷。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都在蒲场巷的路东，院舍毗连，书院在北，学堂在南。书院的东南和学堂的东面，同临着一个大水塘，塘内绿波荡漾，景色宜人。武备学堂的大操场在蒲场巷的路西，正对着求是书院。这个大操场现今已经盖满了住宅。
这一片地方就是求是书院和武备学堂的所在地，是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的革命发源地。清末浙江有名的文字狱——“罪辫文”案就出在求是书院。武备学堂培养了许多新军干部，同时也出了不少革命人才。在杭州的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主要是武备学生。武备学堂的革命气氛，还显露在大堂上的一副楹联上。联词是：“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这副楹联用春秋九世复仇之义宣传排满革命思想（从顺治到光绪恰是九世）。从伍元芝总办开办武备学堂起，这副楹联就悬在大堂的前楹，地位很显著，字很大，人们一进武备学堂仪门（二门）就必然会看见。继任总办三多也没有把这副楹联换掉。后来武备学堂结束，在这里改办陆军小学堂，这副楹联照旧在起着号召作用。陆军小学堂第三期举行开学典礼，浙江巡抚增韫临场，在大堂上设案点名。点到“蔡宗勿”，这个学生听点，站到案前，增韫向他看了一眼，随手用红朱笔在“勿”字上加“竹”头，变成了“蔡宗笏”。但是，他正坐在两楹之间，却似乎没有理会到这一副“九世复仇”的楹联所含的深意。
清朝编练新军之初，在浙江先练一个混成协（旅），以步队两标（团）为基干。步队第一标在1906年之前就已经成立了，驻在杭州城北的笕桥。标统（团长）李益智是旧派人物，标内各级干部有武备学堂毕业生，也有其他出身的。
1906年夏天，开始编练步队第二标，电调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蒋尊簋回国，任第二标标统，先组织标本部和第一营的干部，人员如下：执事官（团副官）朱瑞，嘉兴人，南京陆师学堂毕业（那时标本部没有教练官）；第一营管带萧星垣，湖南湘乡人，浙江武备学堂学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督队官（营副官）徐恂，青田人，南京陆师学堂毕业。4个队官（连长）：叶颂清，南京陆师学堂毕业；其余3人和排长12人，都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司务长4人，也都是武备速成科毕业生。为了培养第一营的头目（正目、副目，即班长、副班长），开办了一个弁目学堂，由标统直接领导。标本部、第一营营本部和弁目学堂在一起，都驻在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弁目学堂共招生200人。学生年龄一般在20岁上下，最小的16岁，最大的30岁，文化程度一般相当于高小毕业和中学一二年级，其中有廪生1人，秀才3人。我那年18岁，原在杭州府中学堂一年级读书，夏间又考进了弁目学堂。全体学生分编为2个中队、8个区队。第一营全营干部都担任弁目学堂的工作——中队长2人，区队长8人，司务长2人，其余分教各课学术。7月开学，预定1907年上半年内毕业，然后征新兵入伍。
1906年秋天，清政府发表浙江混成协的司令部组织，北洋将领杨善德当首任协统。在这以前，两个标统直辖于巡抚和督练公所。督练公所是省级的军事机关，为巡抚督练本省新军的办公之所。靳云鹏曾经当过浙江督练公所总参议（巡抚的军事幕僚长）。
1906年冬天，秋瑾来到杭州，在新军界中发展光复会会员。她所吸收的会员，主要有以下一些人：督练公所有许耀，南京陆师学堂毕业；夏超，浙江武备学堂毕业；虞霆，举人，浙江武备学堂速成科毕业。武备学堂有黄凤之、张敢忱、吕公望。第二标有朱瑞；叶颂清，队官，南京陆师学堂毕业；周凤岐，廪生，浙江武备学堂毕业；俞炜，浙江武备学堂毕业。上列这些人中，朱瑞起的领导作用较大，夏超政治活动较强，俞炜最年长，在同志中和在社会上联系面较广。
秋瑾在弁目学堂的学生中，起初吸收的人数较多。后来有些人发生了动摇，到最后巩固下来的有徐光国、吴斌、吕和音、徐雄、柯制明、潘知来、裘绍、周亚卫、邢复等。
秋瑾这次在杭州，住在抚台衙门前过军桥南首路西一家小客栈荣庆堂里。走进客栈门，过一个约两米宽的狭小天井，踏上檐阶，有一条小弄，左首的房间就是秋瑾的住室，窗户临天井，室内明亮，来人晤谈，就在这里。斜对过，小弄的右首，比较隐蔽的一间，是新会员填写志愿书、秋瑾和新会员谈话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曾经看见这所房子还在，形式没有改变）。
秋瑾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绉长袍（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32岁。光复会的青年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光复会丁未年（1907年）起义，原定的计划是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各地同时发动，分路攻取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各省要地；安庆方面由徐锡麟主持，绍兴方面由秋瑾主持（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这年五月，秋瑾在绍兴光复会总机关——大通学堂（在绍兴城内××桥豫仓，有一小部分在附近的仓桥诸暨册局，秋瑾任学堂督办，教职员有王介卿、孙德卿、姚勇忱、张敢忱、竺绍康等）积极准备起义，全校学生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就在这个月，我从杭州到绍兴去参加大通学堂工作，住仓桥诸暨册局，担任油印讲义事务。每日3餐，全体师生都到豫仓饭厅会餐，秋先生每餐都在。
在大通学堂工作了约一个星期，朱瑞打电报给秋瑾，叫我回弁目学堂参加毕业考试。我回杭州考完之后，学堂发表第一营正副目名单，准备出发到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征兵，我是正目之一。正在准备中，中队长叶颂清（光复会干部）同我说：浙江陆军小学堂现在正开办，预定调我去担任职务。因此，我未去征兵，又回到绍兴大通学堂，与我同去的有程毅（号翘轩，河南省怀庆府修武县秀才，1907年在上海师范学堂肄业）。农历六月二日下午，我们在江干乘义渡船渡过了钱塘江，步行到萧山县西兴镇，晚间乘船，六月三日上午到绍兴大通学堂，一同见了秋瑾。程毅就在大通学堂当教员。我在当天下午被派到嵊县去叫竺绍康发动同志，组织队伍，携带武器，赴安庆参加起义。关于队伍的秘密行动和武器的秘密携运方法以及我帮助竺绍康率领队伍的任务等，秋瑾都给了指示。
六月四日，程毅和秋瑾一同被捕。六日，秋瑾在轩亭口被害。程毅被关在绍兴府牢狱里，审问了10次，虽经酷刑严讯，他除了提到秋瑾之外，没有供出光复会的一件事、一个人，第二年秋间病死狱中。
我在六月三日下午接受任务后，当天晚上乘船离绍兴，四日在蒿坝转船，五日上午到嵊县见了竺绍康。竺绍康那时住在嵊县城南门外的恒源兴过塘行（代客雇船和转运货物的店行）里。这个行在剡溪北岸大路旁边的高台阶上。他住的房间朝着剡溪，与他同住的有两个10岁上下的儿子（竺鸣涛、竺筱鸣）和一个中年的马夫。他还有一匹马。
我传达了秋瑾的指示，竺绍康让我到南乡乌岩镇找俞继春发动同志。五日当天下午，我到了俞继春家里。继春说，同志们大部分集中在新昌县梅渚村一带，他同我商定，次晨一早赴梅渚。傍晚，两人出门在溪边散步，向大树荫往北走，迎面来了一个从嵊县城里来的人，说：“徐锡麟刺死了安徽抚台，他本人被斩首剜心了。绍兴方面，秋瑾被捕，大通学堂被查抄。嵊县城里，在捉拿竺绍康，竺已逃走。”我们两人听了这个消息，就匆匆分手了。
我从乌岩到了西乡，在邻村姐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六日）早晨到家里看一看母亲，就向嵊县城里走去。一路上行人的谈话中，也有昨天所听到的情况。恒源兴过塘行门前的马不在了，竺绍康父子住的房间敞着门，空无一人。这些所闻所见，证实了上述消息是确实的。我便直回杭州，到营里（海潮寺）当了几天新兵正目，等到我的陆军小学堂副学长（副排长）的职务正式发表了，就离开海潮寺，到了蒲场巷。
秋瑾被杀，杭州方面人心很激愤，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杭州白话报》登载了一幅插画，画面是波涛滚滚的浪潮，当中有一艘鼓足了风帆的航船，上头题诗两句：“秋雨秋风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秋雨秋风”是秋瑾供词中语，“张帆”是指当时浙江巡抚张曾扬（张号筱帆）。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因为从杭州带兵到绍兴，参与了包围大通学堂、逮捕秋瑾的事，他从此在浙江就很不得人心。
秋瑾案发生后，新军第二标受到省官方特别注意。据说海潮寺周围曾经布置密探，幸而后来无事，没有受到株连。
杭州知识界为了秋瑾案很不满意汤寿潜。因为绍兴知府贵福逮捕秋瑾之后，因汤负有声望，曾经征询过汤的意见，而汤的表示却是不利于秋瑾的。
杭州的同盟会会员在新军方面有顾乃斌、葛敬恩、黄凤之（同时又是光复会会员）、陈国杰、冯炽中、徐士镳、傅孟等。他们都是浙江武备学堂毕业生。还有吴思豫，是从武备学堂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留学的。
在杭州，光复会和同盟会开会和办事有时在一起，不分界限，协力合作。新军第二标标统蒋尊簋是同盟会会员，而他的部下就有光复会的同志。
光复会的领导人是陶成章、徐锡麟、秋瑾3人。丁未起义失败，徐、秋牺牲了。陶成章和杭州新军界同志接触的机会较少。杭州方面的领导人，丁未之后，也有变化：朱瑞离浙江到安徽去了，周凤岐进陆军大学去了，叶颂清遭受地方同乡的打击，也暂时离了军职。因此，有几年，杭州光复会的活动比较少。光复会创始人章炳麟、蔡元培同杭州新军界方面没有直接关系。1908年到1910年，从各地到杭州来联系过的同盟会会员，先后有由南京来的冷遹、伍崇仁（绶卿，南京人，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在南京第九镇任职）和由上海来的黄郛。同盟会和光复会同志都在一起开会，地点在湖墅黄凤之家里。
“光复”杭州的革命队伍主要是浙江新军。1911年，浙江新军已经成镇，主力驻杭州。其中步队第一标驻笕桥，第二标驻南星桥，协司令部和工程营驻梅东高桥，马队、炮队及辎重营驻螺蛳山。
同盟会会员和光复会会员在新军干部中占主要地位，并且一般都受到全军上下的信任。非会员的干部也大多数同情革命。光复会会员朱瑞已经从安徽回到了浙江，任第一标（笕桥）第一营管带，代理标统俞炜调到第一标，叶颂清又回到新军里，周凤岐、吕公望、裘绍等也分别由陆军大学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回到了杭州。
浙江陆军小学堂也是参与“光复”的一支力量。陆军小学堂的第一期毕业学生先升学到南京陆军中学，1911年秋间，已升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他们参加了武昌起义，王卓、詹蒙两人阵亡。这时在学堂的有第二期（三年级）和第三期（一年级新生）。为了准备参加起义，这两期学生都加紧训练，并给第三期提前发了枪。陆军小学堂的两个队长，一个是同盟会会员葛敬恩，一个是光复会会员周亚卫。排长吕焕光、葛琦、商文蔚、陈锐、邵武、王××都同情革命。教员如韩澄、罗嗣宗、何公旦、张晋、刘公刘、陈仲甫等，都是进步分子。
武昌首义以后，杭州方面开始积极酝酿。陆军小学堂为通信联络机关之一，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对杭州各机关学校等散发传单。有一次地理历史教员陈仲甫起草了一篇檄文，由我用一张大纸写好，同排长商文蔚两人深夜里去贴在鼓楼的门旁。第二天，这张檄文不见了，原位置上改贴了抚台衙门严厉镇压的告示。
当时在杭州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情况如下：1．抚台衙门有巡抚增韫的卫队一营，新军装备，有训练，有机关枪（当时只有这个卫队营有机关枪，别的队伍里没有）；2．驻防将军衙门所辖旗下营（今新市区）人数多，但没有战斗力；3．巡防队有几个营，分哨（排）散驻在各城门附近和几个寺庙里，是旧式军队，只有旧式枪，也很少训练；4．巡警是新办的警察，力量小。
1911年八、九月间，杭州的同盟会和光复会举行了几次干部会议，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于九月十四日的夜里发动武装起义。起义的概况如下：
步队第一标占领下城的城内外各地。工程营协助第一标进艮山门并担任其他占领任务。步队第二标占领上城的城内外各地，主力一部占领抚台衙门。抚台衙门卫队营管带孔某，事先由某同志联系妥当，表示归附革命。炮队在城隍山占领阵地，准备射击将军衙门。
陆军小学堂队长葛敬恩到总司令部工作，我负责支援第一标；学生队由排长吕焕光、陈钝率领，担任太平门、清泰门一带的巡逻警戒。
光复会敢死队由张伯岐、尹维俊率领，九月十四日下午从上海到杭州，带来的炸弹、武器卸存陆军小学堂，夜间会同第一标攻击抚台衙门。
十四日夜，各部队按照上述部署分头行动。其中较重要的是第二标和光复会敢死队围攻抚台衙门。光复会的17岁女会员尹维俊站在敢死队前头投掷烧夷炸弹，烧毁了抚台衙门的一部。革命军逮捕了浙江巡抚增韫，交陆军小学堂学生队押往清泰门八旗会馆看守（后经会议讨论，送上海释放）。驻防将军和旗下营没有抵抗。巡防营都缴了械。警察表示反正。
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
在起义的全部过程中，只有管带陈国杰在报国寺受伤（由于误会），没有发生其他流血事件。
当时我的任务是支援第一标。十四日下午到笕桥，在俞炜（丹屏）先生家里晚餐后，天黑了，和他的亲戚竺某一同去剪断通向各处的电话线。以后随俞先生进营房。有排长滕瑞祺身发高烧，不能进城，我便临时代理他的职务。我领着这个排随着大队伍，几阵快步，几阵跑步，进了艮山门。以后我排分进到茅廊巷，缴了巡防队的械。任务完成后，我回陆军小学堂休息。十五日上午，上城隍山，炮队还没有撤出阵地。据说有一发炮弹命中将军衙门的廊柱，柱脚被震得向后移动了半寸。
我是光复会的普通会员，事前的干部会议没有参加，所以全面的布置我知道得不详细，以上所写的情况，只是零星的回忆。
浙江“光复”时一些人事安排如下：
临时都督童葆暄（伯吹），原第二标的督队官（营副官）之一，由干部会议推选。
首任正式都督汤寿潜，沪杭甬铁路督办，是从上海迎接来的，在职不久。
第二任都督蒋尊簋，1906年任第二标标统，1909年调任广西省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浙江“光复”后回浙。
都督府军务厅厅长顾乃斌，同盟会杭州领导人之一。继任陈仪系从北京回浙。
民政厅厅长褚辅成，财政厅厅长高尔登，都是从上海回来的。
浙军总司令周承菼，原第二标标统；参谋长周凤岐，由陆军大学回浙；参谋有盛开等；副官有陆××（玉书）、冯炽中、徐士镳、傅孟、周亚卫。
会师南京的浙军支队司令部：支队长朱瑞，参谋长徐乐尧，参谋葛敬恩。
光复会前期由章炳麟、蔡元培、龚宝铨主持，总机关在上海；中期由徐锡麟、秋瑾主持，总机关在绍兴；后期由陶成章主持，总机关仍设在上海。陶成章经常在南洋和国内各地奔走，上海方面由一个女会员尹锐志负责。辛亥革命以前，因同乡同志关系曾闻尹锐志其名，1913年春才在北京相见，1916年结婚。她1948年病故于重庆。相处30多年中，有时她谈到光复会的旧事，以下所记即是她所谈的一些情况。
光复会在嵊县（属绍兴府）的机关设在北乡某村王金发家里，在城里某弄设有办事处。尹锐志当时在爱华女学堂读书，思想倾向革命。她每天上学下学经过光复会办事处门前，知道这里是个秘密革命机关。1903年有一天，她发觉有从省里（杭州）来的人要破坏光复会的机关，并且已经约好办事处里面的某人做内应，她就立即密告办事处。光复会的同志们调查属实，消灭了内奸，做好准备。省里来人不敢下手，就走了。因此，光复会吸收了尹锐志入会，当时她才13岁。
1904年，尹锐志来到绍兴，在秋瑾办的明道女学堂里半工半读。这年，她的妹妹尹维俊（时年9岁）也入了这个学堂。后来锐志被派到上海工作，姐妹两人就一同住在上海。尹维俊身材高大，当她1910年在体育学堂毕业、任体操教习时，才15岁，但看起来同成年人一样。
1907年，光复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这年五月，尹锐志（17岁）和尹维俊（12岁）由上海回嵊县参加起义。结果因为安庆先期发动，起义未成，各处大索革命党人，她们两人便从嵊县又回到上海。
自从丁未起义之后，光复会在上海的同志集会和通信联络都很不便，生活也很困难，挨饿挨冻是常事。尹锐志、尹维俊两人就以贩卖报纸杂志来掩护通讯联络和侦察工作，并且借此维持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帮助困难的同志，她们有时也得到王金发母亲的接济。
1908年，光复会会员姚勇忱找到了一个会制造炸弹的人，她们姐妹两人从此就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技术。1909年，姐妹两人曾到过北京，想炸毙清廷的权贵要人。住了将近一年，因人地生疏，清政府又防范很严，不易下手，就回到上海。
1910年，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设立了一个固定机关，叫尹锐志、尹维俊住在里面担任日常工作，并且用她们姐妹两人的名字，把这机关定名为“锐俊学社”。这个学社表面是一个小型的阅览书报的民间文化机构，实际是光复会后期的总机关。后来又发起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民会，会所也在这里。
1911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各省发生反对清廷铁路借款的大风潮，光复会准备响应。八月武昌首义后，尹锐志联络沪军营陈管带、吴淞海军朱庭燎、陆军黄汉湘参加光复会，共同策划革命，组织了光复军。九月，李燮和由南洋爪哇回到上海，担任光复军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锐俊学社。
这里要说一下上海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同盟会在上海，陈其美是主干，他很不喜欢光复会。陈其美曾经几次劝尹锐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离开上海，使光复会在上海没有人办事。尹不听，未中其计。有一次南洋汇给光复会的一笔款子竟被陈其美冒领去了。这一类事是不少的。上海“光复”的时候，陈其美向光复会要求占有制造局所存枪械的大部，要求平分制造局的现款，要求由他当沪军都督，在制造局设沪军都督府，要求光复军总司令部移驻吴淞。尹锐志都答应了。
江浙联军攻下南京之后，江苏省松江府还没有“光复”。松江代表平智初到南京军中请求尹锐志制发炸弹。尹锐志认为江南大部都已“光复”，松江一隅可以在周围形势影响之下和平“光复”，用不着炸弹。但因为平智初坚请不已，尹锐志只好和他同回上海制造炸弹。
光复会制造炸弹的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某号三楼，尹锐志在里面工作了一夜，时近天明，身体疲乏。助手杨哲商和平智初再三劝尹休息，由他们两人代为操作。尹刚入睡，杨操作失手，弹药爆炸，把整个屋顶轰掉了。杨本人全身粉碎，只剩下了一个胃。平头面手脚都负伤。尹头顶炸伤，惊慌中从三楼窗户跳下马路，乘洋车到附近自新医院治疗；法国巡捕追踪而来，把她送入广济医院。她神志恢复、伤势稍愈后，又被带去关在巡捕房里。陈其美派王一亭送款5000元，由工部局发给房主，作为赔偿费。因为已经“光复”，所以尹锐志能够释出养伤，没有再追究此事。
当光复会会员朱瑞、夏超、周凤岐、叶颂清、俞炜等组织杭州的武装起义时，上海光复会派出一支敢死队，携带炸弹，由尹维俊和张伯岐带领，到杭州参加了起义。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周亚卫：时为浙江陆军小学堂学员，后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级军训部研究室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