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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光复会二三事

沈瓞民 [1]

辛丑年(1901年)至乙巳年(1905年),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趋向革命,并纷纷组织革命团体,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甲辰年(1904年)成立的光复会,就是其中之一。

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实肇始于日本东京。当时(1903年癸卯前后)革命的与反革命的两大阵营,旗帜鲜明地对立着、斗争着。革命派章炳麟(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后,给改良主义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邹容(蔚丹)的《革命军》也“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留日学生创办了《浙江潮》等杂志,宣传革命的不可避免,鼓吹做革命之骁将,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统治。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坚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癸卯年(1903年)10月,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我们认为战争势必延长,这是中国革命的好机会。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祎的寓所密商。第一次参加的有王嘉祎(字伟人,求是书院同学,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堂前身)、蒋尊簋(字百器,求是书院同学)、许寿裳(字季黻,求是书院同学)和我(沈祖绵,字迪民,求是书院教习)等10余人。这时王嘉祎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担任《浙江潮》的编辑。《浙江潮》的编辑所表面上设立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实则设立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榎木町王嘉祎的寓所,作为秘密集会的场所。浙学会原设在浙江杭州,鼓吹革命,旋被清朝政府下令通缉,于是一部分会员恐惧万分,登报声明退会;有一部分会员继续斗争,由陈汉第(字仲恕,求是书院监院)改名浙学会,以为掩护,仍进行工作。浙学会留日会员在那天讨论的结果,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要加强革命宣传工作,首要在于力行,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我们认为应该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最后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应邀请浙江志士参加。当时陶成章(焕卿)正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魏兰(石山)、龚宝铨(味荪)不久将回国,周树人(豫才)在弘文书院读书,都是坚决走革命道路的人士,分别联络。同年11月,又在王嘉祎寓所举行第二次密商,陶成章等均参加。为了取得革命武装根据地,决定陶成章、魏兰分往浙江安徽二地,龚宝铨往上海,张雄夫(开会时张在上海)和我往湖南长沙,与华兴会首领黄兴联系,因黄兴已在长沙暗策革命,武装起义,庶可首尾相应也。两次会议,虽以浙学会名义召开,还没有正式命名为光复会,实则光复会肇始于东京。今之史料,缺此实录,首补叙于斯。

陶成章、魏兰归国后,奔走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陶成章是革命实践者,毅力惊人,对革命事业始终不渝。成章之叔陶大森,系清朝政府官吏所谓的“时务人员”。当时清朝官吏中,分“洋务人员”,如黄遵宪、唐绍仪;“时务人员”,如汤寿潜、张謇等。陶大森被清朝政府派遣到日本“考察”,实则阴谋瓦解革命力量。大森到日本后,与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勾结,认为陶成章系革命派主要人物之一,阴施釜底抽薪之计,诱陶成章往北京。成章至北京,始知受骗,立即出奔,竟5天未进食,然革命之志未尝稍懈,于是光复会咸推为党的首脑。1904年8月,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绪,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决定十月初十“万寿节”实行武装革命。所谓“万寿节”就是那拉氏70岁的生日。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革命,用武力占领长沙等地;陶成章、敖嘉熊领导浙、皖诸省会党,也于“万寿节”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义,以为响应。为了便于与华兴会方面联系,依照东京浙学会的决议,张雄夫和我往长沙去活动。于是我从日本归国即往长沙,任长沙明德学堂教习。明德学堂是胡元倓创办,为湖南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教习有黄兴、苏子谷、谢晓石、金封三、李连舫、秦毓鎏、张继等。黄兴全力策划武装革命,当时预计,“万寿节”之日义旗一举,长沙可唾手而得,全国震动,浙皖可一举而下。张雄夫稍后也到长沙,在革命派翁浩做监督的长沙实业学堂担任美术教习。雄夫为人热心,坚持革命工作,未尝稍懈。那时枪弹物资,已陆续运至长沙。我和雄夫按日用各种方法,把黄兴动态通知陶成章和敖嘉熊;浙皖动态也随时通知黄兴,以为策应。

甲辰年(1904年),龚宝铨也在上海组织暗杀团,与陶成章、敖嘉熊、黄兴暗中配合。暗杀团成立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龚宝铨想扩大组织,是时陶成章来上海,龚、陶在东京时已成刎颈之交,两人密商后,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组织一革命团体。因章炳麟在狱中,唯蔡元培系清朝翰林院编修,声望素高,欲推为首领,以资号召。陶素知蔡书生气重,恐不能兼容,反使工作造成不利,于是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自动提出邀陶成章参加,于是光复会遂在上海正式成立。陶成章《浙案纪略》所记光复会成立事稍有出入者,雅不愿自居首功而已。魏兰《陶焕卿行述》说:“是(指1904年)冬,成章又与皖、宁各志士在上海结社,曰光复,以蔡元培为会长。”这记载是确实的。而章炳麟的《光复军志》却说:“光复会初立,实余与蔡元培为之始,陶成章、李燮和继之。总之,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也。”(见《检论》卷九)这因章氏身系上海狱中,不详原委也。光复会于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后,陶成章认为首先必须与日本东京原发起人商议,遂于是年12月偕魏兰赴东京,与王嘉祎等筹商。光复会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推王嘉祎负责,入会者有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炜、许寿裳、周树人等人(原发起人中,有的已赴南洋,但也在东京入会)。上海与东京互相呼应,光复会声气大壮。当时,革命派民主革命团体中,光复会、华兴会和兴中会鼎足而三,革命遂趋向高潮了。

光复会成立后,首要是扩大组织,大家注意力集中到运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会党方面,动员参加,以达到武装革命的目的。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当时目光只集中于联系会党,根本不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这是主要的失败原因。光复会内,虽有龚宝铨所组织的暗杀团成员参加,但力量不足,并且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顾虑动摇,行动不坚决。会长蔡元培资望有余而魄力不够,面临实际行动犹豫不决。陶成章就把联络五省会党工作的重任担当起来。初,蔡元培以会党首领敖嘉熊素孚众望,亲至嘉兴,邀他入会。但是敖嘉熊允许相助,拒不入会。这是开始的情形,以后发展起了变化,这就缺少记载了。

当时浙江会党有沈荣卿、张恭、周昌华为首的龙华会(龙华会与陶成章所组织的光复会外围组织的龙华会系两个团体,不能混淆),王金宝为首的双龙会、竺绍康为首的平阳党、敖嘉熊为首的祖宗教等,会党势力日益扩大。1901年以后,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影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祖宗教的敖嘉熊编写的《新山歌》,就是以白话文宣传革命的书籍。但会党中人还是以“仇洋为主义”,而不谈“排满”。会党的宗旨是“仇洋”,各地不是徒托空言,而是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光复会“灭洋”之外,先以“逐满”这种思想开始时,会党是不十分理解的。于是光复会向会党进行宣传工作,目的要“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反复解释,会党逐渐与光复会目标一致了,这是第一步。其次,会党不愿参加光复会最主要的原因,是会党各有“山堂”,口号暗号不一,“洪门”“潘家”,家规堂章各殊,骤然要会党首领一起入会,自有难舍。于是光复会由陶成章主持,反复商讨了几次,规定会党成员入光复会者,所有会党口号、暗号各家各教一切仍其旧,一切照“洪门”“潘家”的旧规。这样,会党顾虑消失,毅然参加。几次商讨,会长蔡元培已不闻不问了。会党成员与暗杀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一经入会,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于是光复会大盛,浙江、安徽倡言革命,屡次起义,前仆后继,可泣可歌,都是光复会所领导的。

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是嘉兴温台处会馆,由敖嘉熊和魏兰主持。温台处会馆解散后,移至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由陶成章和徐锡麟主持。光复会上海的联络点设于新闸路仁和里口人和煤号内。人和煤号系王廉(清夫)所办,王系光复会会员。该号内辟有密室3间,作为机关。但是煤号对外联系频繁,易引起注目,极不方便。陶成章、敖嘉熊和魏兰联名写信给我,谋设一学会作为联络点,遂筹设浙江旅沪学会。先是黄兴在长沙革命失败后奔上海,不久赴日本,我在长沙工作中断,乙巳年(1905年)再一次赴日本东京,和黄兴、王嘉祎等商谈。黄兴赴南洋,我即归国,担任上海南洋公学教习。同时上海浙江旅沪学会也正式成立,先设于四马路益智社楼上,继迁三马路宝安里。我被推为主办,人和煤号的王廉为干部,绍兴大通学堂总理姚麟(定僧)辞职来沪担任文牍,姚也是光复会中人也。光复会上海联络工作,遂由浙江旅沪学会负责。

凡光复会函札往返,均由浙江旅沪学会收转;会员来沪,也先至学会找我们3人。犹忆龙华会沈荣卿来沪,持密条云:

干,来书。家瑛来沪配备书籍仪器,请招待,陶起。

“干,来书”是光复会暗号。所谓“家”指光复会的同志,是自己人的意思。“陶起”系陶成章的化名。沈荣卿就住在人和煤号内。又平阳党竺绍康来上海,也如是。唯竺绍康被清朝政府通缉,不敢径往学会而已。又如求是书院同学石承宣(子夫)为光复会联系扬州统领徐怀礼(宝山)起义,徐、石系亲戚,故通过石的关系,与徐暗中接洽。1911年徐怀礼到上海,石承宣就有函给我

前所约事外,另有要事相商。见字乞速来第一楼(四马路)上层一叙。并会宝山办事人,速速弗延。此上

迪民砚兄好!

石子夫上

宝山指徐怀礼已来上海,徐系盐枭出身。我们在上海二洋泾桥法商密采礼旅馆第五号房间商讨扬州起义事,约定武昌起义,扬州即举义旗,并商定由光复会通知,电文内容:

沪友新甫到,请接洽。徐回扬州,见电报后立即起义了。扬州起义,使江北提督王士珍军队无法与张勋联络,有利于江苏革命工作。浙江旅沪学会所联系的大半是浙江志士,其他诸地联络则不详。至辛亥另设锐志学社作为交通点,这是较晚的事情了。

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光复会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等参加了同盟会。有人认为光复会已并入同盟会,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如秋瑾先参加同盟会,后又入光复会,可证国内仍照光复会宗旨进行革命活动,也极少参加同盟会者。因为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的革命团体组织不严密,并非领导人参加后全体会员均要参加,何况同盟会仅是各革命团体的联合性质而已。因此,国内革命起义仍以光复会名义办事。己酉年(1909年),光复会总部移设东京,推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魏兰《陶焕卿行述》:

庚戌岁,复兴光复会于东京。公举章太炎为正会长,成章为副会长。

庚戌年是1910年,记载有误。而谓“复兴”也不符史实。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宣统元年,四十二岁。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

光复会总部设于东京当在1909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所记是确实的。同盟、光复两会离合不一,但两会“宗旨固无大异,皆以种族革命为务,特民生之说殊耳”(《光复军志》)。孙文也以“两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主之说殊耳”(《致陈炯明及同盟会电文》)。分歧点究竟在哪里呢?回忆当时实情,以民主之说为例,不但光复、同盟两会有分歧,而且光复会内部彼此之间,意见也是有出入的。主要分歧反映在光复会方面的是,光复会主张宣传革命之外,主要在于革命的力行和实践;认为用暴力取得政权后才能实行民主政治。因此,光复会领导人从陶成章起,自始至终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就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徐锡麟就义时尚言“我与孙文宗旨不同”,就是指此而言。但是辛亥革命时期,两党广大成员在国内进行革命,携手共进,固无分彼此。且大敌当前,也不可能有泾渭之分。如进攻南京之役、上海制造局之役,都是两党并肩作战。又如浙江光复军的朱瑞是同盟会会员,而后人记载,说他是光复会会员。一同革命,外界自难分清耳。此种事例,不胜枚举。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趋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年至辛亥年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反动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5000人。时隔五十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兹就曾一同参加革命,或集会商议,或先后联系过的,确知为光复会成员,回忆所得,录而存之,以求信实。

一会员

陶成章(焕卿)会稽人(绍兴)光复会领袖,辛亥年十一月被蒋介石刺死于上海。

蔡元培(鹤卿)会稽人(山阴)会长,开始尚顾问会务,半载以后,即不问不闻。

章炳麟(太炎)余杭人 会长,1909年在东京被陶成章推为会长。

钱恂(念劬)归安人

蒋尊簋(百器)诸暨人 蒋智由之长子。

蒋方震(百里)海宁人

孙翼中(耦耕)钱塘人(杭州)

许寿裳(季黻)山阴人(绍兴)

周树人(豫才)会稽人

龚宝铨(味荪)秀水人(嘉兴)

张恭(伯谦)金华人 龙华会首领。

魏兰(石山)处州人

敖嘉熊(梦姜)嘉兴人 祖宗教首领。

王金宝 青田人 双龙会首领,就义。

秋瑾(璿卿,女)绍兴人 就义。

徐锡麟(伯荪)绍兴人 就义。

许仲卿 绍兴人 商人。

蔡元康(国卿)会稽人(山阴)

竺绍康(酌仙)嵊县人 平阳党首领。

曹钦熙(荔泉)绍兴人

沈荣卿(瑛一)永康人 龙华会首领。

周华昌(安浦)缙云人 龙华会首领。

褚辅成(慧僧)嘉兴人

王文卿 临海人

屈映光(文六)临海人

方于筍(青箱)嘉兴人

姚麟(定僧)嵊县人 愤国事,在嘉兴自杀。

王廉(清夫)定海人 商人。

吕逢樵 处州人 龙华会处州首领。

宋××江山人 庚子衢州起义,事败逃亡江苏崇明,后常到上海联系,惜忘其名。

董鸿炜(恂士)德清人

马宗汉(子贻)余姚人 就义。

陈伯平(名渊)余姚人 就义。

俞炜(丹屏)嵊县人

徐自华(女)石门人 诗人,与秋瑾友善。

谢斐麟 嵊县人 就义。

魏毓祥(子文)处州人

王金发(季高)嵊县人

姚勇忱 归安人

卢钟岳 诸暨人

计宗型(仰山)嘉兴人

孙乃泰 象山人 被蒋介石杀死。

王嘉祎(伟人)嘉兴人

叶景莱(仲瑜)仁和人(杭州)

张雄夫 萧山人

二 脱会

蒋智由(观云),诸暨人。

蒋智由于1903年东京发起光复会已参加,光复会正式成立,亦欣然参加。但后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参加政闻社,反对革命,脱会。脱会前曾在张智敏饯别陶成章回国的叙会上即席赋诗给陶,作为暗示,诗云: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樽。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脱会后,投到保皇党那里去了。但他的长子尊簋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又有些记载,说秋瑾被捕杀系蒋智由所告密,这是不确实的。

三 叛徒

刘光汉(师培),江苏仪征人。

刘光汉在浙江方面工作,因此实为光复会浙江方面成员。刘系蔡元培介绍入会,在敖嘉熊主持的温台处会馆工作,因此洞悉浙西光复会活动情况,叛党投敌后,出卖同志张恭等。

以上除脱会和叛徒各一人外,均系浙江省人士,可见联系范围殊狭也。如丹徒赵声(伯先)和我素相知,但赵系江苏一方块,另有人联系。李燮和也与我一同参加攻上海制造局之役,又是由另一方块联系(李后来变节,与叛徒刘光汉同为袁世凯筹安会中的人物)。因为避免清朝统治政权的残酷镇压,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又系用一小块的方式联系。1912年1月,陶成章被陈其美、蒋介石刺死于上海广慈医院以后,领导乏人,光复会就星散了。

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光复会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只着重联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又不深入,更没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因此力量渺小,这是失败的因素。兹值辛亥革命50周年,回忆往事,拉杂记之。年已八十有四,记忆维艰,挂一漏万,希有以教之。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沈瓞民:时任浙江都督府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 UMhvQIvZHeajrW/uowVWK3l2nER4MsWtj2pihkqi+gF+qMb9cCDxHx7c05RQRh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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