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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魏
光复会的前身是军国民教育会，而军国民教育会的前身则是支那亡国纪念会，这个会是在日本的章太炎、冯自由等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而组织的。后因日本政府不许其他国家的人民在它的国土上进行政治活动，军国民教育会就迁来上海。适值蔡元培先生来沪，闻有这个组织，即来参加入会。后经商讨，改名为光复会，蔡被选为光复会会长。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友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会员入会时，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记得我入会时，曾对天发誓说过这样4句话：“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蔡元培任光复会会长后，诸会友虽敬重其为人，但因他对联系内地各党会非其所长，发展会务成绩欠佳，因而会友对他微有不满。而徐锡麟为人目光远大，热心公益，克己从人，对待会友亲如家人手足，为众望所归。会友们都叫他“伯荪哥”（徐号伯荪）以表示敬重和亲昵。徐锡麟是绍兴府学堂的副监督兼算学教员。他当时奔走于绍兴府属和邻近的其他府属各县，积极进行联系党会的工作，很少离绍他往。因此上海和其他各处的革命党人，都来绍兴同他联系。于是绍兴便成为会友集中之地了。
在绍兴协助徐锡麟工作的有陶成章、龚宝铨、吕熊祥、赵卓等人。陶长于谋略，处事周密谨慎。他对史学很有研究，但他度量欠广，对待会友不能像徐锡麟那样亲如手足，因而威望亦不及徐锡麟。当时集中在绍兴的会友在徐锡麟领导之下拟订计划，进行军事训练、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和团结其他党会的工作。适是时清政府废止科举、办学堂，除各省置有提学使外，省有高等学堂，县有县学堂。因此，光复会总部就利用办学为名来掩护革命活动。绍兴城西有一大通寺，交通便利，房屋宽敞，并有空地堪充训练场所。徐锡麟商得该寺方丈同意，借用空屋办学。正在筹备期中，不料事为徐锡麟之父徐鸣凤先生所知，出面阻挠。鸣凤先生是商界人士，性情顽固，过去在东浦开办热诚学堂，他就曾竭力反对，但因为那是县学堂的预备学堂，他亦无法阻止。此时他又闻有此事，自然更加反对，他不许大通寺方丈把房屋借给他的儿子。总部原想尽快把学堂筹起来，不料受此拦阻，一时计无所出。事为城内豫仓董事候补知县徐贻孙所知，他想从中得到提倡学务的好评，即与徐锡麟说：“你要办学，我可以将豫仓空屋借你办学。”徐锡麟为了早日实现原定计划，所以就骑马寻马，先行假豫仓把学堂开办起来。学堂仍照原拟名称，冠以“大通”二字；又因实施军事训练易启人疑，故又加上“体操”二字，称为“大通体操学堂”。这样，大通学堂就在豫仓仓库诞生了；豫仓仓库也因大通学堂而留迹于历史，现在已作为纪念场所了。
会款的筹集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最初由陈志军出款维持（如热诚学堂经费）。后有许仲卿自愿出款，如购买步枪费用、大通学堂用款、捐官费用、出洋留学费用，都是他负担的。由于筹款困难，上海会友蔡元康（蔡元培的胞弟）来绍时，曾主张抢钱庄的运款。陶成章竭力反对这样做，认为不能因筹款而损害全局。以后陶成章在日本将去南洋筹款时，还提及这事。他说，如果照蔡元康的办法做，恐怕光复会现在难以存在了。武器的购买，除零星的无法估计外，有一批九弹步枪共50支，是徐锡麟用团练的名义领得绍兴府的护照，亲自在上海购买的。这批枪支经过杭州运来绍兴，先存放在府学堂，后于大通学堂开办时交到大通学堂。
当时各省新兵日渐增多，装备极精，又是新法训练，我们人员虽多，但实力远不能同他们相比。因此陶成章说，我们这样的训练教育是不够的了，必须改订计划。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可以做官掌握兵权，实行革命。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于是，在原有计划中增加了“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一项。捐官去日本学陆军的共5人，其姓名和兵科如下：徐锡麟捐的是道台，填的是步兵科；陶成章捐的是知府，填的是步兵科；陈志军捐的是知府，填的是炮兵科；陈魏捐的是同知，填的是骑兵科；龚宝铨捐的是同知，填的是工兵科。以上5人在办妥捐官和留学手续后，即于同年（大概是1905年）冬季，由徐锡麟率领去日本。
当时清政府的驻日本公使是汪大燮，陆军留学生监督是王克敏。日本政府为中国人学陆军所设的预备学校名为振武学校。当我们报到时，王克敏对我们就有怀疑，因为我们一举一动都像学生，使他看不入眼。他对我们说：“根据规定，不是官费生是不能进振武学校的。你们是自费生，可以进其他学校。如要进其他学校，我可以立即送你们入学。”我们回到寓所后，就拍电报给浙省。不久即由浙省巡抚致电驻日本公使，说明我们五人是浙江官费生，要他照例送学。但王克敏说，5个人不能开一班，要等奉天学生到后一起送学。后来与奉天学生同去检查身体，又说我们身体都不及格，不能入学。经向振武学校校长福岛联系，他说：“这是你们监督处的意见。”我们大失所望，唯有另想别的办法。这时我们5个人除徐锡麟外，其余4个人都剪去了辫发。当时议定，一部分人仍留在日本学习，陈志军学法政，陈魏进警监学校警务科学警政，这方面由陶成章主持。徐锡麟以所捐道台回国去谋分发安徽，因为安徽省份小，又是南京的门户，在军事上很重要。至于大通学堂方面，则由徐锡麟另选他人主持。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