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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2年至1905年，曾先后两度跟随蔡孑民（元培）师参与过光复会部分活动，接触过某些英雄人物，亦听到过不少壮烈事迹，一经提及，种种印象即在脑海中复现。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用电报局、招商局的盈余款办的。起先是师范学堂，后来扩大，有上院（相当于学院程度）、中院（六年制中学），还有小学（与师范班联系）；上院更有铁路班，1901年又设特班，为经济特科做预备。我是1901年考取入学的。1902年秋，我们班里发生了所谓墨水瓶风潮，从反对国文教师郭某而全班被开除，更扩大到上院、中院全体学生退学（师范及小学未波及）。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
夜饭后自修前，各班同学经常串教室，三五成群谈天，教师桌椅周围每成为会集谈笑的中心。教桌抽屉里有不少空墨水瓶，也有人一面说笑，一面拿出墨水瓶来玩弄。某晚自修铃响后，我班国文教师郭先生来监自修，发现椅上有个墨水瓶，认为同学故意同他捣蛋，责令座位与教桌最近之伍、贝两同学务必查出，二人实不知情。第二天，郭报告汪总办后，布告处揭示总办条谕：伍、贝二同学不敬师长，各记大过。因此引起全班同学不平，排队到总办住宅，向总办声明二同学无辜，请免予记过。总办避而不见，反认为同学们聚众要挟，不守堂章，全班开除。
当夜，我班邀上、中院各班代表开会，申诉冤屈，同时向各班告别。第三天，各班开会听代表报告后，纷纷表示支援我们，上院特班尤其热烈。不久，上、中院全体罢课，在礼堂里开全体大会。发言者均谴责郭先生、汪总办压制同学。大会决定，下午全体去盛督办处请愿，盛派人接见学生代表，叫大家先回校，夜里再听后命。
夜饭后又开大会，督办已派人来，登台者是中院学生素所景仰的特班教习蔡元培翰林。蔡师平时不来中院，与中院同学很少接触，但特班同学与中院某一班同上英文课，我班二位姓贝的同学经常和特班高才生在课余往来。特班同学对蔡师极信仰，从此等往来中，中院同学受到很大影响，当时学生中科举思想相当浓厚，对翰林非常尊崇，但对蔡师的景仰则不仅在翰林，主要在以翰林而能精通新学且以之教特班，不但全校，恐全上海亦少见第二人。
蔡师出言十分简洁，问我们要求什么？大家说：“收回开除记过等成命！”他问有无限期？我们说：“明天上午10点钟前，如无圆满答复，我们全体退学！”他说：“好！明天等回音！”说完，在一阵掌声中下台而去。这一夜，我班同学急忙收拾书物行李者很多。第二天9点钟，已经有不少人雇好独轮车，到钟楼上大钟声报10点，大家就把行李搬上小车，排队出校，我班同学多数排在前列。约半小时后，奉督办安抚命的使者到校，则上、中院已空无一人。从一个空墨水瓶而爆发成上、中两院全体退学，其原因并不简单，绝非一朝一夕所致。
南洋公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忠于清廷的洋务人才，一切设施均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性质，与约翰（大学）之专为训练买办有所区别，这两校在当时的东南具有同等的声誉，而南洋公学的尊孔与忠君却表现得很突出。每逢朔望，总办率全体师生排队至礼堂用三跪九叩礼谒圣。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诞，每年均悬灯结彩，放假庆祝。此等尊孔方式恰与约翰之星期日做礼拜，12月25日庆祝耶稣圣诞相匹敌。同学间常明言：“我们崇孔针对约翰崇耶”，反映了“我们将来做深通中西的新式官，约翰学生只好做洋人手下的买办”的思想。少数同学口头上也不时流露鄙薄约翰的言辞，说：“他们毕业后只能到新关（海关）、邮局、洋行里去当小写或大写（职员）。”这所学校尽管在美籍监院和教师领导下学西学，在学生中暗地里却有一种不甘受洋人奴役的反帝思想的萌芽。
辛丑议和成，壬寅春，载沣出国赔礼，路过上海，特来南洋公学视察。学生排队在马路旁接送，行三跪九叩礼请圣安，向钦差打千，比之孔诞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班郭先生特别高兴。他平时讲《东华录》提到“圣祖”之类，表现得格外庄敬严肃。现在亲王来看他上课，他格外恭顺殷勤。学校当局满以为这是最好的现实的忠君教育，但结果适得其反。
甲午战争，学生都还记得。很多学生所以投考南洋，多少受到戊戌维新的影响。不久前的庚子之役与辛丑之和，再一次丧权辱国，更加深大家对清廷的反感。所以载沣之来，同学中不少人窃窃私议：“只会到这里来耀武扬威，见了外国人便屈伏赔礼。”再则徐家汇附近驻有庚子时来的外国军队，骑着马横冲直撞，在附近小酒店内酗酒胡闹。这种种都加深了大家对外国人的愤慨，对清廷无能的痛恨。
不光是种种现实的反面教育，新出版的书报对同学的影响也不小。梁启超新办的《新民丛报》，订阅者很多。出了四期即行停刊的《国民报》，不少人认为该报主张“自由”“平等”“共和”，比《新民丛报》更彻底。忽有人从旧书堆中找出《桃花扇传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来，一时争相传诵。此外，描述美国人迫害黑人的《黑奴吁天录》、描述英国人迫害印度人的《累卵东洋》等译本书，亦吸引很多同学。上院特班同学最爱看新书，看得最多，而且有蔡师指导他们看。中院很多同学亦间接受到他的启迪。
特班的蔡师提倡新学说，我班的郭先生宣扬《东华录》中“圣祖”的“武功”，恰恰代表两种对立的思想。景仰蔡师，鄙视郭某，上、中院学生完全一致。总之，多方面的因素使矛盾逐步尖锐化，终于由一个旧墨水瓶做导火线，爆发成基本上是全校性的退学风潮。
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蔡师亦愤而辞职，与若干同志组成中国教育会，并创立爱国女校。一部分南洋退学生与蔡师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筹设爱国学社继续学业。退学生全体加入教育会为会员，经费、教师及种种校务均由中国教育会负责，膳食自理，而生活则完全自治。一部分会员教，一部分会员学，故称学社而不称学堂，称学员而不称学生。草创伊始，一切殆全由蔡师主持、领导。首先是经费问题。蔡师不顾自己儿子病危，赴南京与蒯若木为学社筹措经费，家人追至轮船埠，仍登轮而去。
墨水瓶风潮给别的学校不小影响，陆续发生或大或小的反抗学校压制的风潮。南京陆师学堂的风潮，一时又很激动人心。退学生代表章士钊、林立山来上海接洽，我们竭诚欢迎。他们全体加入学社，房舍扩充，学员增多，声势大振。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同在一处办公，会中经常有新学界名人出入来往。现在记忆所及，有吴江柳亚子、金松岑，嘉兴敖梦姜、广西马君武、四川邹容以及《苏报》的陈梦坡等。蔡师的号召力与教育会、爱国学社的吸引力着实不小，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差不多成为上海新学界的一个重要中心。南洋退学生一时气愤而出，初出时未免有些彷徨，后来创立学社，经费有人支援，合于理想的好教师及意气相投的青年接踵而至，集合在八幢西式弄堂住屋里，精神上感到无限温暖与自豪。
大家醉心新学，除一般文化科目外，有哲学、政治学、革命的佛学；英文也用“真公民”作课本，日文班参加者更踊跃。后来不少人竟能译书，更有借译书卖稿所得贴补膳杂费者。此时上海译印日文书的风气极盛，特班中有些同学集资组成名为“支那翻译会社”的机构，并出期刊《翻译世界》，其创刊词首句：“二十世纪之世界，翻译之世界也”，一时传为笑柄。总之，求知欲旺盛，确是个普遍现象，反映了在内忧外患交迫中知识分子的迫切需求。
学员们迫切希望使自己成为文武双全的爱国者，对兵操的兴趣特浓。南洋公学中院亦有体操，由一位约翰毕业的英文教师兼教，口令全用英文。尽管他时常演讲体操对健康的益处，但同学常借口身体不适，纷纷找校医出条证明请体操假。学社里学员适相反，在未租得场地时，不论晴雨，各小队分头找小院、走廊等空地认真练习，并轮任小队长。操衣的领、袖、裤管上均饰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在公学时，上操前勉强换操衣，一散队立即换去；学社的学员有终日穿操衣上课者，甚至有出外亦不换便衣者。蔡师亲自参加，对学员更多鼓舞。他同样穿操衣上操，从不脱课，同样轮做小队长，学喊口令。自从南京陆师学堂章、林等同学加入后，连同原来二位何老师（海樵、山渔）共四位教师，改学德国式兵操，并备木枪练习瞄准、射击。这种训练，有一组织名称叫“军国民教育会”。兵操在初期，意义仅为抵御外侮做准备。热烈参加，认真练习，实由于经常在徐家汇附近见到出入驰骋的外国驻军而激起了反感。后来，思想转向革命，兵操的目的亦随之变为武装起义的准备。用武装革命推翻帝王专制的思想，是经过相当时期直接间接的教育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民起义我们均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即唐才常的起义也未曾给大家思想上以直接的影响与鼓舞，只对其殉难同情而已。至于孙中山的起义，学员中更鲜有人道及。后来有人借到日文《三十三年落花梦》，其中有孙逸仙起义的记述，于是大家争相传看，对中山先生开始有所认识。
初时，大家只知道爱国，求学，什么都学，凡是新的都认真地学。在诸师教导下，日益关心政治、时事，民族意识也因而日益增强。章师的《驳康有为书》《逐满歌》更激动人心。《革命军》出版，鼓动力益大。在南洋公学时，《桃花扇》《扬州十日记》等，只限于小部分人喜爱，此时，章、邹三文殆成为全体学员阅读、谈论，以至信仰的中心。“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支逐满歌……”与“刀加我颈，枪指我胸”等歌颂之声遍闻自修室及宿舍中。从《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出的逸仙先生的起义事迹，亦成为课余谈论中心，过去对《新民丛报》只觉不够味，此时则嫌其主张大不对头。章、邹三文可以视为当时教育会与学社对内对外的正式宣言，亦即以排满革命为爱国救国的基本纲领。
从此，学社风气大变，倡言革命已胜过求学。上课时谈，课余时亦谈，社内谈不过瘾，每星期总有一两个下午在张园公开演讲。除预定演讲者一二人外，任何人随时可上台讲，所讲问题不同，但中心思想总不离排满革命。宗仰
师和爱国女学学生林宗素（少泉三妹）亦上台讲过。有些游客油腔滑调，把“和尚革命”“女学生革命”当作笑料，我们置之不理。从泥城桥福源里至张园有相当距离，学员数十人，穿上操衣，成双行队伍沿静安寺路开正步走去走回，认真、热烈，大家的心目中演讲会是一件大事，比功课不知重要多少倍。
除定期演讲外，在《苏报》上陆续发表提倡革命的文章，由蔡、章等人轮流执笔。当时上海除《申报》《新报》等大报外，还有些小报。《苏报》主持人陈梦坡亦爱国女学创办人之一。南洋公学风潮后，《苏报》辟“学界风潮”栏，借资号召，声价大起。后请章士钊主笔，约教育会诸公轮流撰文，一时轰动全上海。部分学员之善作文者，遂借学社附小名义，办一刊物《童子世界》，从儿童的立场来谈革命。初办时单张石印，三日刊，后改铅印月刊，一时销路亦不坏。
从此，教育会、学社，自新学界中心转变为宣传革命的中心，斗争矛头对着清廷。《苏报》《革命军》等书报的传播，大大鼓舞了人心，吓坏了清廷统治东南的大吏，乃以“创立爱国会社”“倡革命诸邪说”为由上报，“奉旨”通电沿海各省“严密查拿此等败类惩办”，而《苏报》案遂发作。
近暑假前，风声忽紧，蔡师避青岛，陈梦坡走日本，章师被逮，邹容自首，吴稚晖脱逃。学员们得知后，一时人心惶惶，亦有主张坚持不散者。巡捕房连下警告，不得已，几天里纷纷离散，但思想上、认识上却变化不小。退学我们认为是胜利，解散亦只是暂时的挫折。经此考验，除一部分人转变方向外，不少人却继续做进一步的斗争。
学社取名“爱国”与新成立的女学同名，蔡师及教育会诸公对此二者视同一对亲子女，爱护备至。但“爱国”的含义笼统，仅仅表示对卖国苟安者不满以示与之对立。1902年秋至1903年夏，结集在一起的人却有急速转变，最后明确认识到两点：一是反对专制的君主统治；二是反对满人。其主要原因亦只有两点：一是统治者不敢抵御外侮，而只会压迫人民；二是贪污腐败而不肯发愤图强。至于革命后如何建设，则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之类，而且主要在政治上，对于经济基础则全未考虑。学员生活的自治制，即此等民主思想的集中表现，教师不管；生活方面种种制度，由全体大会议定，并投票选举干事负责。另选执法员若干人，监督、检查，违者照章处理，必要时开大会公决。
由笼统的爱国转变到排满革命，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诸师与新书刊直接间接的教育与启迪，这是正面教育；另一方面国事日非，是反面教育。远者如一位原在天津北洋公学肄业的学员讲八国联军围攻天津的实况，使听者人人发指；近者如广西王之春的引狼入室，东三省风云日急，无不令人愤慨，邹容《革命军》里的“刀加我颈，枪指我胸”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百几十人相处，并不一帆风顺，时间虽不满一年，但亦发生过几次不同程度的波折。小的不说，最严重的是意见分歧，形成内讧。起因是某日四川客邹容在演讲中说：“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收容南洋公学退学生”，因而引起一部分学员的不满，认为此言否定了退学生自办学社，亦即否定了退学生是学社的主人，这是对退学生的侮辱。邹言确与实际有出入，然而邹非初创时参加协商的人，他所说的只是照常例推断，应可原谅。不知因何，部分退学生事后竟向邹质问，并在《童子世界》上作文攻击。章师亦不明开办经过，为邹辩护，于是又与章师争吵。吴稚晖又出来帮同部分学员与章、邹对垒。后来参加争论的人增加，教师中分成章、邹与吴两派，愈争愈烈，最后学社脱离教育会而独立。因一句无关重要的话而发展成严重的内讧，吴不无推波助澜之嫌。
1903年夏，蔡元培师为《苏报》案避青岛。是年冬，返沪办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次年，日俄开战，日报改名《警钟》。是年秋，蔡师再度主持爱国女学（在爱国学社执教时兼掌女学）。我则于爱国学社散后随同学往日本。初秋，由宗仰师（亦避至日本，与孙中山先生同寓横滨）介绍至横滨华侨所办中学学堂任教。1905年初夏，我回上海，由蔡师介绍至新民学堂当教师。此校初创，由安徽万福华主持，实为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机关。初冬，万枪击王之春，未中被逮，新民解散，蔡师招我至爱国女学。
爱国女学发起比爱国学社早些，开学比较迟些，学生很少，我去时暂教低班国文。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国人自办的理化器材供应机构，当然绝大多数是日本进口货，但已有工场开始仿制及修配。钟观光先生，宁波柴桥人，热爱科学，设此机构对学习研究理化者帮助极大。更译印过两种化学书，一为《定性分析》，一为《伊洪论》，概述当时新兴的电离学说。我课余读书，实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他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
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何海樵是熟识的，爱国学社时教过我们兵操。另一位是苏凤初，系初相识。开始时，举行个类似会党里的“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实验室陈设简单，除桌凳外，全是药瓶及玻璃器皿。每天定时学习，先制雷银，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棉火药颇易制，硝基甘油则屡试不成。反复研究，原因是硝酸、硫酸不够浓。钟先生处只有普通试验用的。打听到外国药房有强酸出售，利用我短发西装，可以冒充日本人出入采购，不易惹人注目。外白大桥堍的“大英药房”有上好强酸，“科发药房”的甘油很纯，3种东西分作3次买。用这等药品一试即成，连试连成。我们只有一部江南制造局译印的《化学大成》作参考，日文书关于炸药的远不如关于毒药的易得。学完暂告一段落，此后着重各自分别研究。末一种爆炸力极大，何曾把玻璃研成粉末，与制成品拌和，突然爆炸，满面受伤，久治始愈。日文化学书提到此种液状物宜用“硅藻土”吸收，但我们无法弄到。
这个小组只管试制炸药，弹壳问题是否另有小组负责不得而知。组织极端秘密而严格，同组共有几人我也不知；所知者，只是同时试制的3人。杨笃生同组，久后始知。但是我亦为弹壳事做过一次居间人。蔡师拿一份何海樵绘的图样嘱我设法接洽一个工厂试制。经常往来的薛立生表示过他厂内无法试制。探询数处后，最后我往科学仪器馆接洽，店员允交工场研究后再决定。临行前，我给予英文地址、姓名，几日不见答复，往询原经手店员，他说：工场不能做，已将原件邮寄退回。问明所投邮筒地点后，我即用英文写信向邮局查询，一二日后图样寄到，并附言说，上次按址递送，收件处答以无此人故退。再查问工友，则云确有此事，因不知英文姓名是谁，这里不住外国人，故不收。那天我适外出，没有预先通知工友，事有凑巧，邮件恰在这时送来，几乎将要件丢失。弹壳做不成，贻误了大事，后来得知杨笃生为此事致函蔡师催促，北京方面正待使用（指是年9月吴樾事言）。
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写成他斟酌修改后，我用氯化钴液誊在6行20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用墨笔抄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
章程以外，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例如，“销路畅”代“工作顺利”，“生意不好”代“情势不利”之类。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例如，我的代号是“怡康”。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何地认识？（入会地点）问答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从此等情况看，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
寒假不久，蔡师堂弟国亲先生带其未婚妻来。国亲先生是来教国文的，其未婚妻则准备入学读书。汤尔和来，与我同时住后厢房内，携一水烟袋，晨起必坐在被窝中吸几分钟，且吸且与我谈，如是者好几天始去。女学堂假期中很多男客人出入，易惹邻居注目，于是在门口贴一“假期音乐研究会”的纸条做掩护。汤能奏风琴，唱歌，音乐教师吴丹初住在附近，仍常来校，并拿出昆曲折子来教我们，学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蔡师本不住校，假中仍来，反比开学时到校的时间多些。农历过年，吃年夜饭，喝酒猜拳，兴高采烈。蔡师善劝酒，我被灌醉，回房大吐，他们散席后还有些人结伴去逛马路。所谓1904年（甲辰）冬，上海成立光复会，殆即指此，并没有正式开成立会、议决会章、推选会长等事。时太炎师在狱中。从往来者与蔡师分别接谈的情况看，不难推知会是在极度秘密的方式中成立的。或者另有正式成立会，当时未招我参加，亦很难说。然后来见到名册，则我名及店号确在内。
从此时起直到暑假，往来的客人难得有间断的日子。回忆中印象较深的如黄兴常穿响皮底鞋，赵声、徐锡麟，每来辄谈捐官、做官等事。赵的一套武官行头（皮衣包、帽笼及一双靴）时常寄存在我所住的厢房内（男子住校者只我一人）。秋瑾的服装举止完全像日本女学生，鞠躬礼十分到家，别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在这一点上每易露马脚。陶成章、龚未生住在校内译催眠术，蔡师对催眠术颇感兴趣，据说此术亦可用作暗杀工具。
假后的女学，面目一新，校舍扩充，师生增加，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有很大改革，并且办学宗旨明确。如增设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史等科，蔡师手著校歌有“特殊新教育，旧法新俄吾先觉”句，可以明确这个女学为训练青年女子实行暗杀以实现虚无主义的机构。特重化学科，五六个高班生每日学一时，由我担任。新辟的校舍，楼下供蔡师全家及我居住，楼上一部分划给学校，留出一间做化学实验室。此室及楼下宿舍与学校间虽有便门可通，但平时不用。学生来实验室上化学课，须从大门出入。这样表面上看，像一普通住家，可以减少外人对楼上试制炸药的注意。某日，将要实验氢气点火，先一晚我预试不慎爆炸，损坏器皿不少。玻片飞溅，我唇边擦破出血，火油灯亦被震熄，但稍远处桌上正在滤洗的硝基甘油无恙，险哉！险哉！事后误传，当是炸药爆炸，实情如上。
1905年春，芜湖安徽公学校长李德音来上海请化学教员，蔡师介绍我去。暑假回上海，蔡师将离沪他去，女学名义上由蒋师维乔继，实际工作由徐紫虬任教务，吴书箴任庶务。从此女学转变成普通中学。革命性的特殊新教育，昙花一现，为时仅一个学期。
在去芜湖前，蔡师尚在沪，未与我提及光复会事。后接师函，介绍我明年返沪转黄炎培主持的广明学堂，并云光复会有文件、工具、书籍一批交我保管，又嘱日后同志往来过沪，我应多与联络。寒假回沪，受委托者将这批物件点交给我，从此成为我行李的一个重要部分。文件内有店号名册、同志来信、暗语表、账簿，上文所提那份图样亦在内，唯独不见会章。辛亥后，我草率将文件焚化。当时想法幼稚而片面，以为工具可供实用，文件已成明日黄花，对历史文物全未注意其价值。工具书籍在抗日战争中散失，只有一把小钳、一个螺丝钻，我经常携带、备用，至今尚在。
偃旗息鼓并非形势不利，各地革命情况正在高涨。后悉蔡师用一种方式将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即个别介绍会员先后加入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方面的活动停止。事实上，会员已分散各地，要活动也少人主持。蔡师《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只提及介绍某某入同盟会及同盟秘密小组，而对于秘密性的光复会则只字不提。并入之说，此可旁证。但光复会部分会员（其中有先入同盟会者）则另行改组，公开活动，故不承认并入之说。有人认为蔡师“短于策略”“不耐人事烦扰”“会事无大进展”，实即嫌其不发展，所以要加以改组使之大发展。亦有人认为小集体并入大集体，秘密性的小会发展成公开的大会，是进步的表现。不过，事实上并而未并，后来更分歧日甚。
蔡师当时的安排颇耐人寻味。一面介绍我至广明学堂，嘱保管光复会物件，但不介绍我入同盟会；一面介绍广明黄校长入同盟会，并另以一份店员名单交他保存，而又不以此事告知我（1954年黄炎培来杭，闲谈中始提及）。前者似表不并，后者又像表示并，但这只是猜度而已。
广明在1907年初迁浦东，改名浦东中学，春季某日，有人在我手中塞一纸条，铅笔字，只数语，言孙少侯来申住某处，约某日某时一晤，无署名。如期往虹口一家日本旅馆，上楼入室，见孙病卧床上。不久，另一探病者来，初疑为一日本女子，细视乃秋瑾同志。只此三人，彼此交换些会员的情况，约谈一小时而别。蔡师嘱留沪做联络工作，仅有这一次，此后至辛亥，未遇过会中同志。是年夏，秋瑾同志在绍兴被害，孙后来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而为洪宪请愿六君子之一。
1961年6月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俞子夷：时任江苏第一师范附小教师，后任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民进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