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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等人到了越南河内，准备在越、粤、桂边区进行革命起义。这时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因反清失败，避居越南西贡，就去谒见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且和中山先生同寓于河内碧台街，一同活动。中山令王和顺负责钦州、南宁一带的革命工作。王和顺派南宁窑头村人莫继甫（塾师）、大塘人黄亚贵在南宁进行秘密工作。他们就利用法帝国主义在南宁开设的法中文书院和天主教堂（在南宁中府街，现称明德街）做通讯处，着手运动往日“反水”（背叛的意思）的清兵。这时法帝国主义以永安教案
为借口，向清政府强求由南宁到北海的铁路建筑权。两粤人民闻此消息，群起反对，纷纷发起自行招股建筑，以挽国权。
南宁方面，莫继甫和雷在汉（两人均参加同盟会）乘机联络当地绅商和广东在南宁的商人孔德记、孔怡记等，成立邕北铁路邕局办事处于城内银丝巷府城隍庙内，并派人到各县乡镇以宣传筑路招收股本为名，暗中进行联络全党的活动。此外，又以开通人民知识为理由，设立南宁阅报社于邕北铁路邕局办事处内，订购上海《神州日报》《时报》、新加坡《中兴日报》、中国香港《中国日报》《商报》以及当时各种进步刊物，供各界人士阅览，作为反清反帝的宣传。
是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东宣布粤汉铁路收回官办，广东人民也群起反对，酿成粤路风潮。继之又有广东钦州三那人民的抗捐运动。人民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1907年，中山令黄兴、黄明堂、王和顺等在钦、廉活动，联合清军军官郭人漳、赵声部举行起义，进袭南宁，于是有防城、钦州的起义。不幸郭、赵两部不能及时响应，南宁方面虽有同盟会会员活动，但只和会党联络，而没有同盟会的组织力量，亦不能及时响应钦、廉方面的军事行动，所以进袭南宁的计划遂告落空。及后中山亲自领导镇南关起义，亦以后援不继而告失败。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时候，广西籍的留日学生马君武、邓家彦等就已参加同盟会，及后广西籍人士参加同盟会的还有在东京参加的刘崛、刘玉山、卢汝翼、苏无涯、黄石琴、黎契侯、蒙经等，在广东参加的刘古香、施正甫、梁史、雷沛鸿等，在上海参加的曾镛、王天纵等，在南洋参加的曾庸丞、白萍洲等。这时南宁同盟会会员的活动是以邕北铁路邕局和南宁阅报社为据点。先是同盟会已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由黄兴、冯自由等负责。广西的桂林、柳州两地也成立了同盟会支部，而南宁方面则由冯自由和施正甫联络，并通过王和顺的介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已经布置以南宁阅报社为一般往来的机关，中府街“法中文书院”为秘密通信地点。但当时邕北铁路邕局的人员很复杂，而且分为城厢、城外两派（城厢派是绅士李祖若、黄居雍、古济勋等，是倾向康、梁的君主立宪派；城外派是莫继甫、雷在汉、梁衡舫、杜少廷。都是同盟会会员，反清态度很坚决），因此同盟会不能再以邕北铁路邕局和南宁阅报社做秘密机关，就改以苍西门外码头（现名民生码头）的恒益商行做秘密活动的机关，因为雷在汉是该商行管理文书账目的师爷，行动比较方便。这时参加同盟会的人有雷在汉、莫继甫、周君实、杜右臣、林百中、杜少廷、梁衡舫、杜迺贤、黄简初（罗阳土司官）、廖胜、葛霞川、杜奴程等。会务由雷在汉主持。会员名册及机要文书由杜右臣保管。莫继甫、林百中负责运动南宁附近的会党。杜迺贤、黄简初负责运动左江和右江一带的会党。杜少廷、梁衡舫负责联络一般知识分子。施正甫从广州来南宁走了一转，南宁的同盟会组织就通过施正甫和广州、香港、柳州等地的同盟会组织取得联系。
南宁的同盟会组织建立之后，在南宁讲武堂任教官的会员谭昌、宋新洲（日本东斌学校毕业生）也一起参加活动，并在讲武堂发展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罗经、梁德多等人为会员，准备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桂林方面的组织曾派胡敬廷（江苏镇江人）来联系。恒益商行因时常有外江佬往来，就为当地军警所注意。而店内又藏有《民报》《黄帝魂》《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书报，倘一疏忽，就会出事。南宁商人常有在邕江水上租艇设宴招待远来客商的风习，于是就由黎契侯出资租赁邕江水上的紫洞艇，借名开厅避暑，遇有要事就群集艇中讨论；如遇人数过多，则以游玩为名，分乘小艇到南宁下游青山塔下商谈，时间过晚则住在津头雷在汉的家里。这样就容易掩人耳目。
那时决定在南宁武装起义，主要是运动城外讲武堂的学生和城内青云街测量所的队员，以这两部分为主力，内外结合。计划是城外先占领望仙坡六公祠（现在人民公园），以便攻入北门；城内的测量队员则占据钟鼓楼，进攻镇台衙门。那时驻扎南宁的清军主要是龙觐光所部，官兵多是他在云南当土司时的家丁、家将，与久住南宁的其他清军——巡防营（如水上巡防营，官兵多是湖南籍）时有不和。何久安则担任运动水上巡防营（护船队）和府衙门、道衙门、县衙门的兵勇。会党的战斗任务如下：附近城区的会党要会合城厢内外的起义军进攻县城；离城较远的水上会党在三江口堵截龙州、百色来的清方援军；陆上会党则在昆仑关、高峰隘等地断绝清军的驰援。这是南宁方面同盟会组织建立后准备武装起义的大体计划，但那时广西全省的革命起义却没有全盘的计划。虽有胡敬廷和桂林方面联系、谭昌和柳州方面联系、刘培真和浔州方面联系、谭剑英和梧州方面联系、黎契侯和龙州方面联系，而这几方面并没有和南宁一致行动、同时举事的打算。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也没有做出领导广西全省革命起义、统一行动的整个规划，只是决定哪一方面运动成熟便可首先起义。
1911年二月，谭昌、胡敬廷、何久安都先后接到广州、香港、桂林方面的来信，说广州将在四月一日起义，并且说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各处的同志已纷纷集中广州。于是宋新洲、谭昌也准备东下。后来大家商议结果，认为南宁一定要和桂林一起响应广州起义，而南宁的主力是新军，正需要军事指挥人才，倘宋、谭一去，指挥无人，就削弱了军事力量；并且新军方面的活动一向是由宋、谭二人主持，他们不在，届时新军的起义也恐会发生枝节。于是谭、宋二人和其他自告奋勇要去广州起义的同志便留在南宁未去，和大家一起准备南宁响应起义的工作。在南门外的七星桥、西门外的五堆岭分别开了茶食粉菜店，又在城内牛角湾、北门街等处租赁民房，以备起义时作为聚集分散之所。谁料到了农历四月初一接到梧州来电说，广州已于三月二十九日提前起义，且告失败，伤亡很大，并传说黄兴、刘古香等已经成仁，大家看了电信非常悲伤痛愤。南宁响应起义之举乃暂告中止。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南宁的清朝官吏军警大约是接到两广总督张鸣岐的训示，戒备很严；特别是对讲武堂的师生更为注意，如野操只准带空枪不给子弹，后经日籍教官提意见，也只准发给子弹两发，野操回校未经用去的即时缴还。龙觐光又曾在北门城上加筑炮楼，卫护镇台衙门的后方，并且在东门观音阁、南门城楼等处增兵防守。凡是已经剪发的人都被注意。雷在汉、杜右臣以及师范、中学师生已剪发的，都受到道台纪堪谨的监视。恒益商行更为军警密查的对象。这时同盟会会员的行动没有过去那样自由了，同盟会的活动也没有那么方便了。
是年九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南宁方面就准备响应，只等待桂林方面的消息就行动起来。等了四五天，才知桂林已于九月十七日（11月7日）在谘议局主持下宣布独立，举出广西巡抚沈秉堃、藩台王芝祥和驻在南宁的提督陆荣廷为正副都督，并由沈秉堃发出通电给南宁、梧州、柳州、龙州等地官绅，宣布广西已经独立。同盟会同志谭昌、雷在汉、杜少廷等得到广西宣布独立的消息后，就到提督衙门问陆荣廷的意思。陆当即将桂林来的电报给各人传观，并说明他本人完全赞成独立。于是南宁就在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宣布独立。当时官绅商民均不知中华民国的旗帜是怎样的，只是用白布写“独立”“光复”等字而已，只有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照样仿制，悬挂起来。而提督衙门仅在照壁上贴出一张红纸布告，并没有升起革命的旗帜。
南宁虽是宣布独立了，但政权却握在副都督陆荣廷手里。陆荣廷原是降清的游勇会党的“反骨仔”（叛徒），是反对革命的。镇南关起义时，他就是镇压革命最力的一个人。南宁独立后的第三天，同盟会会员雷在汉、莫继甫、杜少廷、杜右臣等10余人去见陆荣廷，建议召集各处民军编为北伐军，北上援鄂。当他们到达都督署时，麒麟门未开，杜少廷一时气愤，一脚将麒麟门踢开，昂扬而入。陆荣廷虽当面责备招待者的疏忽，但内心则甚为愤恨。对于召集民军编为北伐军的建议，他初则以饷源缺少，现在的军队给养尚无着落，势难再招新军为借口加以推托。经过10多次的交涉，他才同意在南宁设立一个民军征集所，所址设在讲武室内，派同盟会同志任经为所长，雷沛鸿等10余人为征集员。当时规定民军人员能招出10人者为什长，50人者为小队长，四小队以上者为中队长，五中队以上者为大队长。第一批招到的170余人，大都是会党的同志。他们都不大相信陆荣廷。这170多人中，带枪出来的只四五十人，其余都是徒手。而征集所的经费除开办费外，才陆续领到600多元，招来人员的伙食还难维持，是以征集所形同虚设，无法展开工作，成立北伐军的希望就无法实现。
广西独立不久，沈秉堃、王芝祥相继率兵离桂，要陆荣廷率部到桂林接任都督职务。同盟会的同志这时有人主张提请广西参议院选举刘古香为都督，也有主张选刘为副都督的。由于意见参差不一，而刘古香的实力也不充实，此议终未能实现。但刘古香却因此为陆荣廷所忌，后来刘为陆所杀，这也是一个原因。
陆荣廷到桂林就任都督之后，广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等商议，蒙经、卢汝翼等主张将省会迁至南宁。陆荣廷同意这一主张，经过一番纠纷波折后，省会终于迁至南宁。各处的同盟会同志和青年革命军人都云集南宁，如周毅夫、周行、廖祖受、曾翔天、黄宏宪、蒙经、卢汝翼及参加武昌起义的湖北陆军中学广西籍学生黄云等都来到南宁。但陆荣廷对革命人士始终轻视和心怀仇恨，因此对这些人很冷淡，倒是和康、梁的君主立宪派比较接近。因此城内的绅士李祖尧、黄居雍等一些君主立宪派的人就很得势。陆荣廷又重用一批旧官僚，如以清朝的劝业道胡铭槃做他的军师，代他策划一切阴谋。这时我已经参加了同盟会。我和雷在汉、周毅夫、黄石琴、杜少臣、梁衡舫、杜右臣等同志看见辛亥革命的果实已经被旧日的官僚军阀所夺取，刘古香在柳州的武力基础也不巩固，革命势力在广西是薄弱的，前途是危险的。因此我们主张大家去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和开抵南京编为第八师的广西北伐军同志商量办法。又以王和顺在广东惠州起义，编有部队6000余人，称惠军统制，驻防广州，正与海丰人陈炯明互争广东都督位置。我们可以便中邀请王和顺回来担任广西都督，和刘古香联合一起，而以刘古香、陆荣廷担任副都督，以便将广西的军政大权拿回，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下。这个意见得到外县同盟会的同志蒙经、卢汝翼、何久成等赞同，于是我们就一起东下，先到广州见过王和顺（他的司令部在湖南会馆）、关仁甫（他带兵驻广州、河南）、杨万夫等人。他们招待我们住在长提兴汉云台（民军首领招待各方革命同志的地方），并且聘请我们担任一些名誉职位。我们和他们会晤之后，才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正要举行南北议和。我们乘机邀请王和顺回桂与刘古香合作。王和顺则主张继续北伐，反对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议和的主张。他说已经组织了北伐的男女敢死队，并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直捣黄龙，这次再不能蹈前车之覆辙了。我们看见广西革命独立不彻底，希望革命就要革得深透些，因此就同意王和顺的意见，并且怀疑在南京的同志一定是留恋江南风物，有了官做，就将革命的雄心抛掉了。这样，我们就打消了请王和顺回广西之议而径去南京。王和顺、关仁甫并托我们到南京向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要求停止南北和议，继续北伐，并报告广东、广西两省民军正在枕戈待旦，准备痛饮黄龙。于是我们除了留杜少臣、梁衡舫在王和顺军中工作以资联系外，各人就离开广州赶到南京。我们到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公开举行。到南京后，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和第八师的广西同志梁史、邓鼎封、罗经、梁德昭等联络之后，便离开南京。
这时王和顺在广州与陈炯明互争都督位置，大动干戈，为陈所败，离开广州。我们想到，陆荣廷侦知我们曾有邀请王和顺回桂任都督之举，一定怀恨在心，会对我们不利的。我们为着储备力量，准备将来再来一次革命，各自安排出处。于是黄石琴留在上海担任沪军的教练官；反陆的曾庸丞也来上海与王天冲、白苹洲、王和顺等合作；雷沛鸿、麦焕章则继续求学。雷在汉自南京回到南宁后，陆荣廷一方面怀恨他，一方面也敷衍他，派他到右江山区的镇安府做府长。南宁准备起义时，曾召集来左右江的会党同志不少，独立后并没有很好安排。雷在汉到镇安府任职后，就和班香圃、梁植堂等成立一家种植公司，在城外50余里的山区种植茴树、桐树50余万株，安插了许多同志和附近的贫苦农民在那里生产劳动。他又借口保护农场，编组了有枪支的武装护林队。他企图以此为据点，以备再进行一次革命之用。可惜广西二次革命时没有通盘计划，各地也没有联系，这个护林队就没有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梁烈亚：时任湘桂北伐联军参议，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政治监察。
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