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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都分会成立于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春天。其时，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邓家彦（号孟硕，广西人，留日法政毕业。时任成都法政学堂教员）到川建立组织。因他来自外省，与川人接触甚少，故未能发展党员，遂辞职他去。是年冬天，总部改任黄树中（号理君，隆昌县人，时任华阳中学堂教员。后因谋炸北京摄政王事入狱，改号复生，终身以字行）为成都分会会长。同时，荣县谢奉琦（号玮）奉总部令来四川从事宣传工作，并帮助成渝两分会的组织工作。当时，担任军队分会长的是龙绍伯（号灼三，荣昌县人，武备学堂毕业。时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的督队官）。一时，武备学堂毕业生以及陆军速成学堂的下级军官和弁目队的弁目，大半都参加了同盟会。学界中人士经黄、谢二人的联系，陆续参加的也不下数百人。
我那时在富顺中学校教书，是成都第一批写盟书者之一。接着，我介绍了谢振新（号愚守，富顺县人，丁未革命失败逃亡，后改名谢持，号慧生）、袁奉倩（富顺人）、袁奉樵（富顺人）、李俊侠（成都人）、杨韵松（乐山人）等入会。丙午年学校寒假，黄树中赴泸县试验甘油炸药，面部和手部被炸伤，不便回校，同盟会成都分会的事务由黄以私人委托林宾谷（资中人）代理。林的态度暧昧，对党事不肯负责，同志们只得各自活动。
丁未年（1907年）三月，谢奉琦到成都，召集军学两界部分同志开了几次会，并介绍了黎靖瀛（荣县人）来参加工作。张治群（号辑五，彭山人）、黄方（号鹿生，永宁人）、杨维（号莘友，永宁人）等陆续从东京回来，共同计划起义事项。谢奉琦要去他处活动，临去时对我说：“胡景伊（号文澜，巴县人，时任陆军标统）对革命是同情的，但不愿参加组织，起义时想来可以帮助我们。”七月，黎靖瀛号召了几十个哥老会党徒在东关外演习暴动，一时，警察与巡防军蜂拥赶到，这些哥老会徒向四面奔逃而散了。同志们认为，擒贼必先擒王，才有成功的可能。有一天，听说四川总督赵尔巽于某日（大约在七月中旬）要出门，大家计划等赵出辕门时将他炸死，陆军即时起义便不会遇到抵抗。计划决定后，张思聪（号次芳，金堂人）自愿怀带炸弹，在督署西辕门外茶馆里等候（督署偏在城东，估计赵多数出西辕门，并且茶馆紧靠西辕门，在那里久坐也不会令人起疑），谁知那一天赵出东门走了。张料他总是顺便往旁处绕一个弯，回来一定还要进西辕门，于是继续在茶馆里等待，一直等到下午4时，忽闻一声喝道，赵又进东辕门回去了。当时，陆军若要冒险起义是可以的，但巡防军的数量大大超过陆军，有些同志很谨慎，不肯随便发动。到了八月，叛徒江蕴山（广东人，将弁学堂毕业）将革命的组织和很多同志的姓名叫县衙内的一个缝工向成都县衙门去告密。成都县知县王棪（捐班出身，是一个善于逢迎、行为卑鄙、性情浮躁又贪功的小人）亲自带上卫队到青石桥街宝和栈与走马街长兴栈将张治祥、黄方、杨维、黎靖瀛、王树槐等逮捕了；邱昂青因住在部队内，得以闻风逃逸；谢振新回乡为母亲祝寿去了也没有被捕，但检查到他们两人的衣箱内有盟书等证物，遂将两人通缉在案。川督赵尔巽对此案无意扩大，又因商务局总办周善培（号孝怀，浙江诸暨人，谢、黄、江都是周的学生）从中斡旋，只把已逮捕的人，连同告密的江蕴山（因为他也是同盟会会员），一并办了监禁。
自经这次打击后，成都同盟会会员因为代分会长林宾谷不负责任，不愿与同志联系，党已形同瓦解，但同志们仍各自个别结合，形成了很多小组，所以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谢振新逃到陕西组织了一个牧场（自此改名为谢持，号慧生），计划以实业作根据，以便容纳较多的同志，待时而动。他又函询在川的一部分同志，获得多数赞同，即将赞成的一并组织了“实业团”。该团在成都的机关，设在东至龙街第二小学堂内。四川同盟会之有小团体，即自此始。
谢奉琦自从丁未年四月离开成都以后，又往川东、川南等处联系，声名渐渐大起来。清廷的走狗官吏必欲得之而甘心。谢化名为“苏醒”，以避免敌人的注意，哪晓得“苏醒”这个化名不久又被叙州府知府宋联奎（号菊坞，陕西人）侦知。戊申年（1908年）秋，谢回到原籍贡井省亲，不到几天，就有人在门外叫唤“苏醒”，他以为是同志来了，毫无警惕地跑出门来。谁知叫“苏醒”的人正是来捉拿他的差役，当时把他上了镣铐，解送到叙州府去。宋联奎随便问了一下，便宣布他的死刑，并枭首示众。这是四川同盟分会的一个大损失，民国元年，政府下令追赠了他一个“左将军”的荣号。与谢奉琦同样辛勤的，在丙丁戊己这几年内，还有熊克武同志（熊号锦帆，井研人），他留日东斌学校，毕业回川后，即化名“邱济川”在川东、川北各处工作，也发动过几次起义，但规模都不很大，未能成功。他本人又常往他省参加革命，如有历史意义的辛亥广州之役等。
重庆同盟分会的组成比成都略迟一点（大约是在丁未年），没有受过严重的打击，分会长是童文勤。发展的党员如杨庶堪（号沧白，后任广东、四川等省长，大元帅府秘书长）、石青阳（号字行，后任川军师长，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向楚（号仙乔）等，均于辛亥革命中有不少建树。党员间的联系比成都方面要紧密些，一个号召下来，就立即有党人响应。组织的重心是在重庆中学及重庆师范学堂，两校教职员及学生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故能运用灵活，成功较速。当辛亥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掀起后，重庆同盟会分会便经常开会，积极为革命准备条件。到了武昌起义，川西的保路同志军风起云涌地兴起，成渝交通已经断绝，清朝文武官吏惶恐万状。这时，杨庶堪是川东师范学堂监督，张培爵（隆昌人，号列五，四川高等学堂毕业）是重庆中学堂监督，他两人即秘密地将两校学生组织起来，有先锋队、炸弹队、突击队等名目。同时，夏之时（号亮工，合江人，日本东斌毕业）率领起义军到来了，城内原有一营巡防军，声言不抵抗，并向夏交涉，请夏部暂驻城外，一时风声鹤唳，形势紧张。重庆的绅衿请川东道朱某、重庆府知府纽传善（号瑗伯，江西人）、巴县知县吴刚（号克潜，江苏人）以及有关文武官吏，均到商会开会决策大局。此时，党人方面早已与各绅商取得谅解。届开会时，学生一齐开到，将会场包围，以施放假炸弹相恐吓，提出条件要清廷官吏把政权交出，许以保护其生命财产的安全。清吏等立即答应回署就办交代，学生大呼：“必须将印信即刻取来，交与大众。”清吏等没法，只得派人将印信取来，当场移交。于是，推定张培爵为重庆军政府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宣布军政府成立，这是农历十月初二的事。
夏之时起义的时候，正是成都攻打保路同志军的时候。当时，夏是个排长，受陆军第六十八标魏教练官的指挥，驻扎简阳县，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夏即说服了他本排士兵一同革命，并联络了同驻简阳的另外一部分士兵。在九月后半月的有一天夜里，他把士兵一起召集来，讲了些革命的道理，大家都同意举行起义。夏便亲执手枪冲进魏教练官的卧室，将魏三枪击死。然后带起这班起义士兵向东进发，意图攻取重庆。他知道重庆一带均无重兵，容易攻取。成都得报，即派张思聪率队追夏。张是同盟会会员，怎肯追击夏的革命军队呢，于是跟着夏部走了200多里，即以追不上复命。夏便沿途又收集了些壮丁，到达重庆。重庆原有的一营驻军，未与抵抗。
重庆军政府成立将近一个月后，有谣言说冯国璋攻下了汉口，北京又复安稳无事，于是留在重庆未走的巴县知县吴刚与巴县征收局局长陶相图谋不轨，煽惑军队想要颠覆军政府。幸得有人报告，立将吴、陶二人逮捕正法。又有王奎元（后充袁世凯的采访局探目，民国3年张培爵被其诱捕枪毙）者，本系哥老会人，后捐了个陕西的候补知县。自陕西发动革命后，他逃回重庆，想号召哥老会人夺取重庆政权。谋泄，王逃往成都，军政府未予追究。其时，军政府在职人员均系同盟会会员，故动作一致，参谋长但懋辛（号怒刚，荣县人）、总政处总理谢持尤为能干，直到成渝合并，重庆军政府才正式取消，设镇守府。
重庆独立后，下川南道全属立即响应，也于初五宣布独立，成立了川南军政府于泸县。缘清吏下川南道刘朝望（号泉庄，近号潜荪，安徽合肥人）头脑清楚，保路风潮起，他在全道所辖境内同人民一致行动。他曾去成都一次，已知清政府之不可为，当请自募一营卫兵以保护冲要地带，赵尔丰允许了他，给予枪械，他回泸县以后即召募成营，这是他自己的武力，后又开到了两营防军，协同保卫地方。自得重庆独立通电后，刘于初四召集全城官绅，借商会开会研讨时局。当时，驻夔府防军统领余大鸿路过泸县，刘亦请他参加了这个会。会上，刘提出重庆的通电，并言成都已经断绝联系，听说宣统皇帝已经逃亡，滇军又有援川的风说，四面风云，此处又地当冲要，糜烂堪虞，不如独立，表示响应，或可保境安民。大家听了都极端赞同，立即通过了军政府的组织，选举了刘朝望为川南军政府都督，泸县老进士温翰桢为副都督。川南军政府于初五正式成立了，并通电全国，又请余大鸿担任参谋长，原泸县知县郭钟美担任民政部部长。这时，军政府全体人员没有一个党人。过了半个月左右，党人黄方由成都出狱来到泸县，余大鸿正想回夔府防地，即辞去参谋长职，乃以黄方继任参谋长。不几天，云南唐继尧派李鸿祥带了几千援川军队到达了泸县，李到达后，看见川南已经独立，无法用武，只得驻扎城外，暂时也还相安。这时泸县下游合江县，经过几次交涉方才说妥由军政府派少数军队携带刘都督亲笔印函去接收县政，黄参谋长愿意亲自带兵百余人到合江接收，滇军李鸿祥以为带兵太少不足示威，愿意派兵协助。川军到达合江后，知县接受宣慰，开放城门。黄参谋长正率川军入城，滇军即尾随而入。滇军兵力大于川军数倍，登时将川军重重包围。川军众寡不敌，自黄参谋长以下全数被滇军杀个干净。滇军侵占了合江县。川南军政府得报后，立将详情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旋经政府电斥滇督，也未深究，事遂暂时终了，这是十一月下旬的事。到了十二月中旬以后，成都已独立两个多月。刘朝望鉴于全国已经大致统一，四川一省还有3个军政府实属不合，乃召开会议将川南军政府自动取消：改称川南总司令部。刘不愿再任总司令，辞职东去。又经过十几天，重庆军政府才委参谋长但懋辛到泸，接任川南总司令。
成都军政府的成立经过是比较复杂的，自从七月初一因争路罢市以后，党人们知道问题要扩大，都想借此机会进行革命，并通知哥老会的人做好准备。到七月十五日保路同志会主要人被捕以后，3天内，保路同志军就出现了。同志军的主要成分仍然还是哥老会的人，但其中如吴二代王、罗泽洲和邓友予等部，均有同盟会人参加。单独由同盟会人所建立的同志军，有仁寿的邱昂青部、灌县的曹叔实及王拱北部、自流井的邹鸿钧部，至武昌起义以后，又有自流井的王子骧部。留在成都的同盟会同志则个别活动如同散沙。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后几天，我到陆军小学去会该校的提调黄成章（号彬如，乐山人，同盟会会员，武备学堂毕业），谈到武昌已经起义我们应该如何组织响应。正说着，学校总办尹昌衡（号硕泉，彭县人，留日士官生）进来了。他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话，所以他便提出武汉的事和我们公开研究了一回。我约黄成章于次日到我家去，他准时到达，并约同龙灼三、傅寿棠（号棣之，四川成都人，时任炮兵督队官）两个军界同志一起到我家。我又早约定袁奉倩、袁奉樵两个学界同志，他们也按时来了。大家谈论历3小时，未得具体结果，于是相约每日下午3时后在劝业场宜春茶楼会面，并随时分头联系旧同志到这个地方。不几天，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恐怕不便，才和嘉定中学的同志商定，改在每日到西玉龙街他们的学校里开会。这时，军界与学界同志各有五六十人，因我认识两界同志最多，故每次开会都推我做临时主席。到了夏之时起义，军界同志更加积极起来。新联系的同志中，有不少是东京同盟会的会员。
九月二十九日那天，董修武（号特生，巴中人，留日法政毕业）来参加开会。他是绅班法政学堂教员，由日本回川不久，直接受过同盟会总部训练的，我便推他为固定主席，当场一致通过。
十月初二，重庆独立的消息传出来了，同志们更加兴奋。我们的工作也告成熟了。当时，十七镇的陆军一致赞成革命，但是巡防军数量大于陆军数倍，且防军的统领以至哨官大多不学无术，顽固地服从清朝，颇不易于说服，幸同志中有个梁俊民，是湖北人，由他与防军一部分的湖北同乡接洽妥当，又有舒新之同志曾经任过防军哨官，在防军队伍当中有不少旧友，也获得了相当谅解。
初三，我们做了当夜行动的决定，决议以傅寿棠为炮兵司令，将炮距离测准，正击督署三堂，守卫督署的一营防军暂时按兵不动，俟梁俊民另率一部防军到达后，即时在督署厨房放火；傅寿棠一见火光，即令开炮，轰击督署三堂，梁俊民率两哨防军直扑督署，龙绍伯率他本营（第六十七标第三营）堵截“满城”（历来成都驻防旗兵，聚处于成都城内之少城，时人称为“满城”）隔断出路，以防满人暴动；还有陆军同志所带的队排上千人，任其分头游击。部署既定，我们文人即在总府街悦来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准备一见火光和听到炮响，便把预先写好的文告张贴出来。岂知候过了11时尚没有动静，直到天明各个负责人均来到悦来旅馆，经互相质询，始悉放火的厨役准备好了干柴和火油，将要点火，忽然有人跑进厨房取东西，见此光景即狂呼大叫，连赵尔丰都惊起来了，马上拘捕了放火的厨役，因此就不见火光，几个负责军事的同志均不敢行动了。
初四，赵尔丰一方面调动了守卫的军队，一方面接受了署理四川按察使周善培和陆军参谋处总办吴钟镕（号璧华，浙江人）二人的劝告，决定将政权交与川人。
初五，将丁未年革命被监禁的同志全部释放。初七，将四川总督印信封交四川省谘议局。谘议局议长接受后，于初八宣布四川军政府成立，当推蒲殿俊（号伯英，广安人，时任谘议局局长）为都督，朱庆澜（号梓桥，浙江人，时任陆军十七镇统制）为副都督，军政府任命尹昌衡为军政部部长，周骏（号吉珊，四川新繁人，时任六十八标标统）为第一师师长。其他各部，均尚未任命负责人员，只是派出几人去接收各机关文卷公物。军政府又告示民众，免除一切税收。原来调省的防军数十营的统带等都要求回防，军政府置之不理，统带等请见都督，亦不接见。由此内外隔绝，上下不通。蒲殿俊素乏政治经验，更无统驭能力，畏惧党人，不肯与党人合作。十二日忽然发表一个参议院组织，参议员四人，概系党人，我亦在内。同志们已知蒲殿俊之不能有为，决定不参加。
十三日，同盟会在忠烈祠主办了一个庆祝大会，到会民众万余人。庆祝会的通告，末尾署名是中国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于是董的姓名才一时为大众所悉。
这时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绝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飞扬跋扈，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100余处。情况如此，而军政府当局置若罔闻。民间已有兵变抢劫的谣言，以致贵重物品，皆易地寄存，市况岌岌可危。军政府内部又有罗纶者（号梓青，西充人。谘议局副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自谓保路以来，劳苦功高，不得都督，引为大耻，是以内部发生了极大矛盾。罗是袍哥领袖，又是同志军的领导者，潜势力自然很大。有人说十八日那次兵变就是罗暗中主使的，意在借此倒蒲，利用同志军的力量，取而代之。
十八日，两位都督在东校场点阅陆、防各军，发生了兵变。十九日，据调查，巡防军30余营已不见一兵一卒，陆军十七镇全部士兵除随同防军抢劫逃散外，只有龙灼三所带的第六十七标第三营因未去参加东校场点名，而且兵变后龙又将自己的私财3000元全数分给士兵，故尚存留70%以上，仍旧守卫着军政府未动。十九日夜同军政界一部分人士在军政府开联席会议，推尹昌衡为军政府都督，罗纶为副都督，董修武为总政处总理。接着，总政处将到会的人士分任了部长、次长、局长；正副都督又任命了一批军职。我与龙灼三、袁奉倩等均未与会，故亦未负任何名义。此次兵变后，只有龙灼三尚带有300多兵，要算当时最大的武力，但灼三并不想争取任何名誉地位。次日，董修武派人来征求昨夜未到会的几个人的意见。这时，同志们都只在乎革命成功，全无权力地位思想，故都谦让。过了几天，把灼三改任了团长，我由工业试验所主任原职改任了制革厂厂长。尹昌衡本来不是同盟会会员，在川军中人望也不顶高，但因人望最高的周道刚（号凤池，成都人，原任陆军第三十三协协统）、徐孝刚（字中甫，华阳人，时任陆军部科长）、胡景伊等均不在成都，故尹得获推戴。他是在任都督的前三天，看见同盟会的力量渐渐集中才自动要求加入的。他亲笔写了一张志愿书，并不是同盟会盟书的格式，写道：“尹昌衡志愿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一切行动，谨当遵守同盟会规定，如有违反情事，愿受极刑处死。”
二十日晨9时，军政府再度出现了，各机关均在旧皇城内分区办公。各重要机关负责人名单如下：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罗纶。总政处总理董修武。军政部部长周骏，次长黄成章。参谋长王裿昌（号幼渔，井研人，士官毕业）、次长周坰伯（号辛甫，资中人，士官毕业）。军需局长周权叔、军法局长王子俊、军械局长张思聪、兵工厂厂长杨敏生。第一师师长宋学皋（号炀臣）；第二师师长彭光烈（号直先）；第三师师长孙兆鸾（号元青）。旅长暂缺，团长傅寿棠、陈凤昌、舒新之、赵璧辉等。民政部部长龙灵（号国桢，四川永川人），次长陈省吾。财政部部长董修武兼，次长董鸿诗。外交部部长张治祥，次长杨少荃。交通部部长郭开文，次长黎靖瀛。实业部部长廖治，次长杨刚。司法教育两部暂未发表。军事巡警总监杨维。秘书局局长杨光，次长廖嘉淦。印刷局局长杨伯鲁。以上各负责人，有十分之六是同盟会会员，较蒲、朱时代的政府健全得多了。但库空如洗，财政陷于绝境，董修武才决定印发军用票。分1元、5元、10元三种，由四川官银行浚川源号发行，流通市面，定期一年，加息收回（并未履行）。由此，秩序才开始恢复。
二十三日，尹昌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十月十八日兵变后，前川督赵尔丰派人招收叛兵，虽然未成事实，其居心实属叵测；且赵尔丰素仇川人，事实不少，若不予以严惩，实无以立军威而昭法纪。全体通过。尹即派他的都督护卫团团长陶泽琨率领士兵一排冲进督署，逮捕了赵尔丰。交军法处审问后，即处死刑，并予枭首；并查明赵寄存亲友处的箱物一概没收充公。
又过了几天，张治祥和我谈起了党的前途，因约了几个同志把党照政党形式组织起来，于是租定了暑袜街帘官公所的房屋作筹备处，定名为共和党（不是后来全国性的共和党）。公推张治祥为党长，唐宗尧为会计主任干事，吴坚仲为文书主任干事，我为交际主任干事，李晁父为本党喉舌《共和日报》的总编辑，并组织各县支部。两个月后，奉总部指示仍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四川分部。这时市面秩序全面恢复，哥老会各公口表面均已取消干净，同志军有10多支部队均编入第二师，归彭光烈指挥，原有同志军的首领都改了旅团营长等名义。陆军及巡防军的散兵由第三师陆续改编，归孙元青指挥，梁俊民、舒新之均任了团长。省外未叛变部队已由第一师整编。警察总监杨维成立了武装警察队，约3000人，杨虽然有时神经错乱，倒行逆施，然勇敢有为，戡定暴乱，恢复市井，厥功最多，尚得人民爱戴。如在军政府改组后设立的交涉局，以哥老会中很有权力的黄子权任局长，黄子权凭仗同志军及哥老会的势力，意图造乱，杨亲率警队捕而杀之，毫无顾忌，因而专为对同志军及哥老会办交涉事宜的交涉局也就取消了。到此，大局初定。
但是成渝两个军政府仍然对立，各界人士均认为应速统一，重庆方面也有同样的主张。于是由张治祥和周坰伯以私人试探性质，与渝方做了些非正式联系，渝方同样派了卢师谛（号锡卿，江西人）到成都交换了意见。渝方为顾全大局很让步，尹昌衡向来恃才傲物争点较多，因见川南军政府已自动取消，也就谈得较为接近。重庆军政府后又正式派郭书池（隆昌人）代表到成都商定合并事项，同来的还有王子骧等数人。结果，决定以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罗纶为新设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为新设的重庆镇守府长官，董修武为总政处总理，谢持为副总理，成都各部长仍旧，渝方各部人员分别任用。商定后，郭代表于农历除夕起程返渝复命。
民国元年（1912年）3月，重庆军政府即宣布撤销，一面派卢师谛到成都布置一切，张培爵随即率领重庆军政府人员同到成都。川南总司令部也由但懋辛自请取消了。张、谢在成都就职后，委任但懋辛为成都府知事，方潮珍为嘉定府知事，熊蛰龙为夔州府知事，其余渝方人员也任用了不少。重庆镇守府未成立，夏之时自请出洋游历，由政府给予旅费2万元。此时，熊克武同志正率领学生军由鄂入川，军政府任熊为川军第五师师长驻守重庆。此时已有第四师，师长为刘存厚，学生很多退伍，人数不足，龙绍伯同志率领所部的一团扩建为旅以补充之，龙即任旅长，此为癸丑倒袁川军的基本武力。
成渝合并后不久，尹昌衡想要征服藏卫，亲自带兵出关，保胡景伊代理川督。旋军民分治，张培爵改任四川民政长。秋天，袁世凯召张培爵到北京，民国2年（1913年）春，又召尹昌衡入京，四川即由胡景伊专政。癸丑革命失败后，尹在北京入狱；张培爵避地天津法租界，民国3年（1914年）被袁的特务诱捕解京，处以死刑。同盟会在民国元年与其他数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我对此事极反对，故未加入国民党。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黄遂生：曾任四川制革厂厂长，川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中山、黄兴和胡汉民等人到了越南河内，准备在越、粤、桂边区进行革命起义。这时广西会党领袖王和顺因反清失败，避居越南西贡，就去谒见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并且和中山先生同寓于河内碧台街，一同活动。中山令王和顺负责钦州、南宁一带的革命工作。王和顺派南宁窑头村人莫继甫（塾师）、大塘人黄亚贵在南宁进行秘密工作。他们就利用法帝国主义在南宁开设的法中文书院和天主教堂（在南宁中府街，现称明德街）做通讯处，着手运动往日“反水”（背叛的意思）的清兵。这时法帝国主义以永安教案
为借口，向清政府强求由南宁到北海的铁路建筑权。两粤人民闻此消息，群起反对，纷纷发起自行招股建筑，以挽国权。
南宁方面，莫继甫和雷在汉（两人均参加同盟会）乘机联络当地绅商和广东在南宁的商人孔德记、孔怡记等，成立邕北铁路邕局办事处于城内银丝巷府城隍庙内，并派人到各县乡镇以宣传筑路招收股本为名，暗中进行联络全党的活动。此外，又以开通人民知识为理由，设立南宁阅报社于邕北铁路邕局办事处内，订购上海《神州日报》《时报》、新加坡《中兴日报》、中国香港《中国日报》《商报》以及当时各种进步刊物，供各界人士阅览，作为反清反帝的宣传。
是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东宣布粤汉铁路收回官办，广东人民也群起反对，酿成粤路风潮。继之又有广东钦州三那人民的抗捐运动。人民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1907年，中山令黄兴、黄明堂、王和顺等在钦、廉活动，联合清军军官郭人漳、赵声部举行起义，进袭南宁，于是有防城、钦州的起义。不幸郭、赵两部不能及时响应，南宁方面虽有同盟会会员活动，但只和会党联络，而没有同盟会的组织力量，亦不能及时响应钦、廉方面的军事行动，所以进袭南宁的计划遂告落空。及后中山亲自领导镇南关起义，亦以后援不继而告失败。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时候，广西籍的留日学生马君武、邓家彦等就已参加同盟会，及后广西籍人士参加同盟会的还有在东京参加的刘崛、刘玉山、卢汝翼、苏无涯、黄石琴、黎契侯、蒙经等，在广东参加的刘古香、施正甫、梁史、雷沛鸿等，在上海参加的曾镛、王天纵等，在南洋参加的曾庸丞、白萍洲等。这时南宁同盟会会员的活动是以邕北铁路邕局和南宁阅报社为据点。先是同盟会已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由黄兴、冯自由等负责。广西的桂林、柳州两地也成立了同盟会支部，而南宁方面则由冯自由和施正甫联络，并通过王和顺的介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已经布置以南宁阅报社为一般往来的机关，中府街“法中文书院”为秘密通信地点。但当时邕北铁路邕局的人员很复杂，而且分为城厢、城外两派（城厢派是绅士李祖若、黄居雍、古济勋等，是倾向康、梁的君主立宪派；城外派是莫继甫、雷在汉、梁衡舫、杜少廷。都是同盟会会员，反清态度很坚决），因此同盟会不能再以邕北铁路邕局和南宁阅报社做秘密机关，就改以苍西门外码头（现名民生码头）的恒益商行做秘密活动的机关，因为雷在汉是该商行管理文书账目的师爷，行动比较方便。这时参加同盟会的人有雷在汉、莫继甫、周君实、杜右臣、林百中、杜少廷、梁衡舫、杜迺贤、黄简初（罗阳土司官）、廖胜、葛霞川、杜奴程等。会务由雷在汉主持。会员名册及机要文书由杜右臣保管。莫继甫、林百中负责运动南宁附近的会党。杜迺贤、黄简初负责运动左江和右江一带的会党。杜少廷、梁衡舫负责联络一般知识分子。施正甫从广州来南宁走了一转，南宁的同盟会组织就通过施正甫和广州、香港、柳州等地的同盟会组织取得联系。
南宁的同盟会组织建立之后，在南宁讲武堂任教官的会员谭昌、宋新洲（日本东斌学校毕业生）也一起参加活动，并在讲武堂发展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罗经、梁德多等人为会员，准备作为武装起义的骨干。桂林方面的组织曾派胡敬廷（江苏镇江人）来联系。恒益商行因时常有外江佬往来，就为当地军警所注意。而店内又藏有《民报》《黄帝魂》《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书报，倘一疏忽，就会出事。南宁商人常有在邕江水上租艇设宴招待远来客商的风习，于是就由黎契侯出资租赁邕江水上的紫洞艇，借名开厅避暑，遇有要事就群集艇中讨论；如遇人数过多，则以游玩为名，分乘小艇到南宁下游青山塔下商谈，时间过晚则住在津头雷在汉的家里。这样就容易掩人耳目。
那时决定在南宁武装起义，主要是运动城外讲武堂的学生和城内青云街测量所的队员，以这两部分为主力，内外结合。计划是城外先占领望仙坡六公祠（现在人民公园），以便攻入北门；城内的测量队员则占据钟鼓楼，进攻镇台衙门。那时驻扎南宁的清军主要是龙觐光所部，官兵多是他在云南当土司时的家丁、家将，与久住南宁的其他清军——巡防营（如水上巡防营，官兵多是湖南籍）时有不和。何久安则担任运动水上巡防营（护船队）和府衙门、道衙门、县衙门的兵勇。会党的战斗任务如下：附近城区的会党要会合城厢内外的起义军进攻县城；离城较远的水上会党在三江口堵截龙州、百色来的清方援军；陆上会党则在昆仑关、高峰隘等地断绝清军的驰援。这是南宁方面同盟会组织建立后准备武装起义的大体计划，但那时广西全省的革命起义却没有全盘的计划。虽有胡敬廷和桂林方面联系、谭昌和柳州方面联系、刘培真和浔州方面联系、谭剑英和梧州方面联系、黎契侯和龙州方面联系，而这几方面并没有和南宁一致行动、同时举事的打算。香港的同盟会南方支部也没有做出领导广西全省革命起义、统一行动的整个规划，只是决定哪一方面运动成熟便可首先起义。
1911年二月，谭昌、胡敬廷、何久安都先后接到广州、香港、桂林方面的来信，说广州将在四月一日起义，并且说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各处的同志已纷纷集中广州。于是宋新洲、谭昌也准备东下。后来大家商议结果，认为南宁一定要和桂林一起响应广州起义，而南宁的主力是新军，正需要军事指挥人才，倘宋、谭一去，指挥无人，就削弱了军事力量；并且新军方面的活动一向是由宋、谭二人主持，他们不在，届时新军的起义也恐会发生枝节。于是谭、宋二人和其他自告奋勇要去广州起义的同志便留在南宁未去，和大家一起准备南宁响应起义的工作。在南门外的七星桥、西门外的五堆岭分别开了茶食粉菜店，又在城内牛角湾、北门街等处租赁民房，以备起义时作为聚集分散之所。谁料到了农历四月初一接到梧州来电说，广州已于三月二十九日提前起义，且告失败，伤亡很大，并传说黄兴、刘古香等已经成仁，大家看了电信非常悲伤痛愤。南宁响应起义之举乃暂告中止。
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南宁的清朝官吏军警大约是接到两广总督张鸣岐的训示，戒备很严；特别是对讲武堂的师生更为注意，如野操只准带空枪不给子弹，后经日籍教官提意见，也只准发给子弹两发，野操回校未经用去的即时缴还。龙觐光又曾在北门城上加筑炮楼，卫护镇台衙门的后方，并且在东门观音阁、南门城楼等处增兵防守。凡是已经剪发的人都被注意。雷在汉、杜右臣以及师范、中学师生已剪发的，都受到道台纪堪谨的监视。恒益商行更为军警密查的对象。这时同盟会会员的行动没有过去那样自由了，同盟会的活动也没有那么方便了。
是年九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南宁方面就准备响应，只等待桂林方面的消息就行动起来。等了四五天，才知桂林已于九月十七日（11月7日）在谘议局主持下宣布独立，举出广西巡抚沈秉堃、藩台王芝祥和驻在南宁的提督陆荣廷为正副都督，并由沈秉堃发出通电给南宁、梧州、柳州、龙州等地官绅，宣布广西已经独立。同盟会同志谭昌、雷在汉、杜少廷等得到广西宣布独立的消息后，就到提督衙门问陆荣廷的意思。陆当即将桂林来的电报给各人传观，并说明他本人完全赞成独立。于是南宁就在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宣布独立。当时官绅商民均不知中华民国的旗帜是怎样的，只是用白布写“独立”“光复”等字而已，只有恒益、公益两商行挂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第二天全城各处才纷纷照样仿制，悬挂起来。而提督衙门仅在照壁上贴出一张红纸布告，并没有升起革命的旗帜。
南宁虽是宣布独立了，但政权却握在副都督陆荣廷手里。陆荣廷原是降清的游勇会党的“反骨仔”（叛徒），是反对革命的。镇南关起义时，他就是镇压革命最力的一个人。南宁独立后的第三天，同盟会会员雷在汉、莫继甫、杜少廷、杜右臣等10余人去见陆荣廷，建议召集各处民军编为北伐军，北上援鄂。当他们到达都督署时，麒麟门未开，杜少廷一时气愤，一脚将麒麟门踢开，昂扬而入。陆荣廷虽当面责备招待者的疏忽，但内心则甚为愤恨。对于召集民军编为北伐军的建议，他初则以饷源缺少，现在的军队给养尚无着落，势难再招新军为借口加以推托。经过10多次的交涉，他才同意在南宁设立一个民军征集所，所址设在讲武室内，派同盟会同志任经为所长，雷沛鸿等10余人为征集员。当时规定民军人员能招出10人者为什长，50人者为小队长，四小队以上者为中队长，五中队以上者为大队长。第一批招到的170余人，大都是会党的同志。他们都不大相信陆荣廷。这170多人中，带枪出来的只四五十人，其余都是徒手。而征集所的经费除开办费外，才陆续领到600多元，招来人员的伙食还难维持，是以征集所形同虚设，无法展开工作，成立北伐军的希望就无法实现。
广西独立不久，沈秉堃、王芝祥相继率兵离桂，要陆荣廷率部到桂林接任都督职务。同盟会的同志这时有人主张提请广西参议院选举刘古香为都督，也有主张选刘为副都督的。由于意见参差不一，而刘古香的实力也不充实，此议终未能实现。但刘古香却因此为陆荣廷所忌，后来刘为陆所杀，这也是一个原因。
陆荣廷到桂林就任都督之后，广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等商议，蒙经、卢汝翼等主张将省会迁至南宁。陆荣廷同意这一主张，经过一番纠纷波折后，省会终于迁至南宁。各处的同盟会同志和青年革命军人都云集南宁，如周毅夫、周行、廖祖受、曾翔天、黄宏宪、蒙经、卢汝翼及参加武昌起义的湖北陆军中学广西籍学生黄云等都来到南宁。但陆荣廷对革命人士始终轻视和心怀仇恨，因此对这些人很冷淡，倒是和康、梁的君主立宪派比较接近。因此城内的绅士李祖尧、黄居雍等一些君主立宪派的人就很得势。陆荣廷又重用一批旧官僚，如以清朝的劝业道胡铭槃做他的军师，代他策划一切阴谋。这时我已经参加了同盟会。我和雷在汉、周毅夫、黄石琴、杜少臣、梁衡舫、杜右臣等同志看见辛亥革命的果实已经被旧日的官僚军阀所夺取，刘古香在柳州的武力基础也不巩固，革命势力在广西是薄弱的，前途是危险的。因此我们主张大家去南京谒见孙中山先生，并和开抵南京编为第八师的广西北伐军同志商量办法。又以王和顺在广东惠州起义，编有部队6000余人，称惠军统制，驻防广州，正与海丰人陈炯明互争广东都督位置。我们可以便中邀请王和顺回来担任广西都督，和刘古香联合一起，而以刘古香、陆荣廷担任副都督，以便将广西的军政大权拿回，置于同盟会的领导下。这个意见得到外县同盟会的同志蒙经、卢汝翼、何久成等赞同，于是我们就一起东下，先到广州见过王和顺（他的司令部在湖南会馆）、关仁甫（他带兵驻广州、河南）、杨万夫等人。他们招待我们住在长提兴汉云台（民军首领招待各方革命同志的地方），并且聘请我们担任一些名誉职位。我们和他们会晤之后，才知道南京临时政府正要举行南北议和。我们乘机邀请王和顺回桂与刘古香合作。王和顺则主张继续北伐，反对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议和的主张。他说已经组织了北伐的男女敢死队，并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直捣黄龙，这次再不能蹈前车之覆辙了。我们看见广西革命独立不彻底，希望革命就要革得深透些，因此就同意王和顺的意见，并且怀疑在南京的同志一定是留恋江南风物，有了官做，就将革命的雄心抛掉了。这样，我们就打消了请王和顺回广西之议而径去南京。王和顺、关仁甫并托我们到南京向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要求停止南北和议，继续北伐，并报告广东、广西两省民军正在枕戈待旦，准备痛饮黄龙。于是我们除了留杜少臣、梁衡舫在王和顺军中工作以资联系外，各人就离开广州赶到南京。我们到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公开举行。到南京后，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和第八师的广西同志梁史、邓鼎封、罗经、梁德昭等联络之后，便离开南京。
这时王和顺在广州与陈炯明互争都督位置，大动干戈，为陈所败，离开广州。我们想到，陆荣廷侦知我们曾有邀请王和顺回桂任都督之举，一定怀恨在心，会对我们不利的。我们为着储备力量，准备将来再来一次革命，各自安排出处。于是黄石琴留在上海担任沪军的教练官；反陆的曾庸丞也来上海与王天冲、白苹洲、王和顺等合作；雷沛鸿、麦焕章则继续求学。雷在汉自南京回到南宁后，陆荣廷一方面怀恨他，一方面也敷衍他，派他到右江山区的镇安府做府长。南宁准备起义时，曾召集来左右江的会党同志不少，独立后并没有很好安排。雷在汉到镇安府任职后，就和班香圃、梁植堂等成立一家种植公司，在城外50余里的山区种植茴树、桐树50余万株，安插了许多同志和附近的贫苦农民在那里生产劳动。他又借口保护农场，编组了有枪支的武装护林队。他企图以此为据点，以备再进行一次革命之用。可惜广西二次革命时没有通盘计划，各地也没有联系，这个护林队就没有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梁烈亚：时任湘桂北伐联军参议，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政治监察。
新中国成立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从1902年至1905年，曾先后两度跟随蔡孑民（元培）师参与过光复会部分活动，接触过某些英雄人物，亦听到过不少壮烈事迹，一经提及，种种印象即在脑海中复现。
南洋公学是盛宣怀用电报局、招商局的盈余款办的。起先是师范学堂，后来扩大，有上院（相当于学院程度）、中院（六年制中学），还有小学（与师范班联系）；上院更有铁路班，1901年又设特班，为经济特科做预备。我是1901年考取入学的。1902年秋，我们班里发生了所谓墨水瓶风潮，从反对国文教师郭某而全班被开除，更扩大到上院、中院全体学生退学（师范及小学未波及）。事情的经过大体是这样：
夜饭后自修前，各班同学经常串教室，三五成群谈天，教师桌椅周围每成为会集谈笑的中心。教桌抽屉里有不少空墨水瓶，也有人一面说笑，一面拿出墨水瓶来玩弄。某晚自修铃响后，我班国文教师郭先生来监自修，发现椅上有个墨水瓶，认为同学故意同他捣蛋，责令座位与教桌最近之伍、贝两同学务必查出，二人实不知情。第二天，郭报告汪总办后，布告处揭示总办条谕：伍、贝二同学不敬师长，各记大过。因此引起全班同学不平，排队到总办住宅，向总办声明二同学无辜，请免予记过。总办避而不见，反认为同学们聚众要挟，不守堂章，全班开除。
当夜，我班邀上、中院各班代表开会，申诉冤屈，同时向各班告别。第三天，各班开会听代表报告后，纷纷表示支援我们，上院特班尤其热烈。不久，上、中院全体罢课，在礼堂里开全体大会。发言者均谴责郭先生、汪总办压制同学。大会决定，下午全体去盛督办处请愿，盛派人接见学生代表，叫大家先回校，夜里再听后命。
夜饭后又开大会，督办已派人来，登台者是中院学生素所景仰的特班教习蔡元培翰林。蔡师平时不来中院，与中院同学很少接触，但特班同学与中院某一班同上英文课，我班二位姓贝的同学经常和特班高才生在课余往来。特班同学对蔡师极信仰，从此等往来中，中院同学受到很大影响，当时学生中科举思想相当浓厚，对翰林非常尊崇，但对蔡师的景仰则不仅在翰林，主要在以翰林而能精通新学且以之教特班，不但全校，恐全上海亦少见第二人。
蔡师出言十分简洁，问我们要求什么？大家说：“收回开除记过等成命！”他问有无限期？我们说：“明天上午10点钟前，如无圆满答复，我们全体退学！”他说：“好！明天等回音！”说完，在一阵掌声中下台而去。这一夜，我班同学急忙收拾书物行李者很多。第二天9点钟，已经有不少人雇好独轮车，到钟楼上大钟声报10点，大家就把行李搬上小车，排队出校，我班同学多数排在前列。约半小时后，奉督办安抚命的使者到校，则上、中院已空无一人。从一个空墨水瓶而爆发成上、中两院全体退学，其原因并不简单，绝非一朝一夕所致。
南洋公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忠于清廷的洋务人才，一切设施均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性质，与约翰（大学）之专为训练买办有所区别，这两校在当时的东南具有同等的声誉，而南洋公学的尊孔与忠君却表现得很突出。每逢朔望，总办率全体师生排队至礼堂用三跪九叩礼谒圣。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孔诞，每年均悬灯结彩，放假庆祝。此等尊孔方式恰与约翰之星期日做礼拜，12月25日庆祝耶稣圣诞相匹敌。同学间常明言：“我们崇孔针对约翰崇耶”，反映了“我们将来做深通中西的新式官，约翰学生只好做洋人手下的买办”的思想。少数同学口头上也不时流露鄙薄约翰的言辞，说：“他们毕业后只能到新关（海关）、邮局、洋行里去当小写或大写（职员）。”这所学校尽管在美籍监院和教师领导下学西学，在学生中暗地里却有一种不甘受洋人奴役的反帝思想的萌芽。
辛丑议和成，壬寅春，载沣出国赔礼，路过上海，特来南洋公学视察。学生排队在马路旁接送，行三跪九叩礼请圣安，向钦差打千，比之孔诞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班郭先生特别高兴。他平时讲《东华录》提到“圣祖”之类，表现得格外庄敬严肃。现在亲王来看他上课，他格外恭顺殷勤。学校当局满以为这是最好的现实的忠君教育，但结果适得其反。
甲午战争，学生都还记得。很多学生所以投考南洋，多少受到戊戌维新的影响。不久前的庚子之役与辛丑之和，再一次丧权辱国，更加深大家对清廷的反感。所以载沣之来，同学中不少人窃窃私议：“只会到这里来耀武扬威，见了外国人便屈伏赔礼。”再则徐家汇附近驻有庚子时来的外国军队，骑着马横冲直撞，在附近小酒店内酗酒胡闹。这种种都加深了大家对外国人的愤慨，对清廷无能的痛恨。
不光是种种现实的反面教育，新出版的书报对同学的影响也不小。梁启超新办的《新民丛报》，订阅者很多。出了四期即行停刊的《国民报》，不少人认为该报主张“自由”“平等”“共和”，比《新民丛报》更彻底。忽有人从旧书堆中找出《桃花扇传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来，一时争相传诵。此外，描述美国人迫害黑人的《黑奴吁天录》、描述英国人迫害印度人的《累卵东洋》等译本书，亦吸引很多同学。上院特班同学最爱看新书，看得最多，而且有蔡师指导他们看。中院很多同学亦间接受到他的启迪。
特班的蔡师提倡新学说，我班的郭先生宣扬《东华录》中“圣祖”的“武功”，恰恰代表两种对立的思想。景仰蔡师，鄙视郭某，上、中院学生完全一致。总之，多方面的因素使矛盾逐步尖锐化，终于由一个旧墨水瓶做导火线，爆发成基本上是全校性的退学风潮。
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蔡师亦愤而辞职，与若干同志组成中国教育会，并创立爱国女校。一部分南洋退学生与蔡师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筹设爱国学社继续学业。退学生全体加入教育会为会员，经费、教师及种种校务均由中国教育会负责，膳食自理，而生活则完全自治。一部分会员教，一部分会员学，故称学社而不称学堂，称学员而不称学生。草创伊始，一切殆全由蔡师主持、领导。首先是经费问题。蔡师不顾自己儿子病危，赴南京与蒯若木为学社筹措经费，家人追至轮船埠，仍登轮而去。
墨水瓶风潮给别的学校不小影响，陆续发生或大或小的反抗学校压制的风潮。南京陆师学堂的风潮，一时又很激动人心。退学生代表章士钊、林立山来上海接洽，我们竭诚欢迎。他们全体加入学社，房舍扩充，学员增多，声势大振。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同在一处办公，会中经常有新学界名人出入来往。现在记忆所及，有吴江柳亚子、金松岑，嘉兴敖梦姜、广西马君武、四川邹容以及《苏报》的陈梦坡等。蔡师的号召力与教育会、爱国学社的吸引力着实不小，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差不多成为上海新学界的一个重要中心。南洋退学生一时气愤而出，初出时未免有些彷徨，后来创立学社，经费有人支援，合于理想的好教师及意气相投的青年接踵而至，集合在八幢西式弄堂住屋里，精神上感到无限温暖与自豪。
大家醉心新学，除一般文化科目外，有哲学、政治学、革命的佛学；英文也用“真公民”作课本，日文班参加者更踊跃。后来不少人竟能译书，更有借译书卖稿所得贴补膳杂费者。此时上海译印日文书的风气极盛，特班中有些同学集资组成名为“支那翻译会社”的机构，并出期刊《翻译世界》，其创刊词首句：“二十世纪之世界，翻译之世界也”，一时传为笑柄。总之，求知欲旺盛，确是个普遍现象，反映了在内忧外患交迫中知识分子的迫切需求。
学员们迫切希望使自己成为文武双全的爱国者，对兵操的兴趣特浓。南洋公学中院亦有体操，由一位约翰毕业的英文教师兼教，口令全用英文。尽管他时常演讲体操对健康的益处，但同学常借口身体不适，纷纷找校医出条证明请体操假。学社里学员适相反，在未租得场地时，不论晴雨，各小队分头找小院、走廊等空地认真练习，并轮任小队长。操衣的领、袖、裤管上均饰有红镶边的宽黑条，穿上十分威武。在公学时，上操前勉强换操衣，一散队立即换去；学社的学员有终日穿操衣上课者，甚至有出外亦不换便衣者。蔡师亲自参加，对学员更多鼓舞。他同样穿操衣上操，从不脱课，同样轮做小队长，学喊口令。自从南京陆师学堂章、林等同学加入后，连同原来二位何老师（海樵、山渔）共四位教师，改学德国式兵操，并备木枪练习瞄准、射击。这种训练，有一组织名称叫“军国民教育会”。兵操在初期，意义仅为抵御外侮做准备。热烈参加，认真练习，实由于经常在徐家汇附近见到出入驰骋的外国驻军而激起了反感。后来，思想转向革命，兵操的目的亦随之变为武装起义的准备。用武装革命推翻帝王专制的思想，是经过相当时期直接间接的教育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民起义我们均以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即唐才常的起义也未曾给大家思想上以直接的影响与鼓舞，只对其殉难同情而已。至于孙中山的起义，学员中更鲜有人道及。后来有人借到日文《三十三年落花梦》，其中有孙逸仙起义的记述，于是大家争相传看，对中山先生开始有所认识。
初时，大家只知道爱国，求学，什么都学，凡是新的都认真地学。在诸师教导下，日益关心政治、时事，民族意识也因而日益增强。章师的《驳康有为书》《逐满歌》更激动人心。《革命军》出版，鼓动力益大。在南洋公学时，《桃花扇》《扬州十日记》等，只限于小部分人喜爱，此时，章、邹三文殆成为全体学员阅读、谈论，以至信仰的中心。“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支逐满歌……”与“刀加我颈，枪指我胸”等歌颂之声遍闻自修室及宿舍中。从《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出的逸仙先生的起义事迹，亦成为课余谈论中心，过去对《新民丛报》只觉不够味，此时则嫌其主张大不对头。章、邹三文可以视为当时教育会与学社对内对外的正式宣言，亦即以排满革命为爱国救国的基本纲领。
从此，学社风气大变，倡言革命已胜过求学。上课时谈，课余时亦谈，社内谈不过瘾，每星期总有一两个下午在张园公开演讲。除预定演讲者一二人外，任何人随时可上台讲，所讲问题不同，但中心思想总不离排满革命。宗仰
师和爱国女学学生林宗素（少泉三妹）亦上台讲过。有些游客油腔滑调，把“和尚革命”“女学生革命”当作笑料，我们置之不理。从泥城桥福源里至张园有相当距离，学员数十人，穿上操衣，成双行队伍沿静安寺路开正步走去走回，认真、热烈，大家的心目中演讲会是一件大事，比功课不知重要多少倍。
除定期演讲外，在《苏报》上陆续发表提倡革命的文章，由蔡、章等人轮流执笔。当时上海除《申报》《新报》等大报外，还有些小报。《苏报》主持人陈梦坡亦爱国女学创办人之一。南洋公学风潮后，《苏报》辟“学界风潮”栏，借资号召，声价大起。后请章士钊主笔，约教育会诸公轮流撰文，一时轰动全上海。部分学员之善作文者，遂借学社附小名义，办一刊物《童子世界》，从儿童的立场来谈革命。初办时单张石印，三日刊，后改铅印月刊，一时销路亦不坏。
从此，教育会、学社，自新学界中心转变为宣传革命的中心，斗争矛头对着清廷。《苏报》《革命军》等书报的传播，大大鼓舞了人心，吓坏了清廷统治东南的大吏，乃以“创立爱国会社”“倡革命诸邪说”为由上报，“奉旨”通电沿海各省“严密查拿此等败类惩办”，而《苏报》案遂发作。
近暑假前，风声忽紧，蔡师避青岛，陈梦坡走日本，章师被逮，邹容自首，吴稚晖脱逃。学员们得知后，一时人心惶惶，亦有主张坚持不散者。巡捕房连下警告，不得已，几天里纷纷离散，但思想上、认识上却变化不小。退学我们认为是胜利，解散亦只是暂时的挫折。经此考验，除一部分人转变方向外，不少人却继续做进一步的斗争。
学社取名“爱国”与新成立的女学同名，蔡师及教育会诸公对此二者视同一对亲子女，爱护备至。但“爱国”的含义笼统，仅仅表示对卖国苟安者不满以示与之对立。1902年秋至1903年夏，结集在一起的人却有急速转变，最后明确认识到两点：一是反对专制的君主统治；二是反对满人。其主要原因亦只有两点：一是统治者不敢抵御外侮，而只会压迫人民；二是贪污腐败而不肯发愤图强。至于革命后如何建设，则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之类，而且主要在政治上，对于经济基础则全未考虑。学员生活的自治制，即此等民主思想的集中表现，教师不管；生活方面种种制度，由全体大会议定，并投票选举干事负责。另选执法员若干人，监督、检查，违者照章处理，必要时开大会公决。
由笼统的爱国转变到排满革命，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诸师与新书刊直接间接的教育与启迪，这是正面教育；另一方面国事日非，是反面教育。远者如一位原在天津北洋公学肄业的学员讲八国联军围攻天津的实况，使听者人人发指；近者如广西王之春的引狼入室，东三省风云日急，无不令人愤慨，邹容《革命军》里的“刀加我颈，枪指我胸”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
百几十人相处，并不一帆风顺，时间虽不满一年，但亦发生过几次不同程度的波折。小的不说，最严重的是意见分歧，形成内讧。起因是某日四川客邹容在演讲中说：“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收容南洋公学退学生”，因而引起一部分学员的不满，认为此言否定了退学生自办学社，亦即否定了退学生是学社的主人，这是对退学生的侮辱。邹言确与实际有出入，然而邹非初创时参加协商的人，他所说的只是照常例推断，应可原谅。不知因何，部分退学生事后竟向邹质问，并在《童子世界》上作文攻击。章师亦不明开办经过，为邹辩护，于是又与章师争吵。吴稚晖又出来帮同部分学员与章、邹对垒。后来参加争论的人增加，教师中分成章、邹与吴两派，愈争愈烈，最后学社脱离教育会而独立。因一句无关重要的话而发展成严重的内讧，吴不无推波助澜之嫌。
1903年夏，蔡元培师为《苏报》案避青岛。是年冬，返沪办一日报，名《俄事警闻》。次年，日俄开战，日报改名《警钟》。是年秋，蔡师再度主持爱国女学（在爱国学社执教时兼掌女学）。我则于爱国学社散后随同学往日本。初秋，由宗仰师（亦避至日本，与孙中山先生同寓横滨）介绍至横滨华侨所办中学学堂任教。1905年初夏，我回上海，由蔡师介绍至新民学堂当教师。此校初创，由安徽万福华主持，实为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机关。初冬，万枪击王之春，未中被逮，新民解散，蔡师招我至爱国女学。
爱国女学发起比爱国学社早些，开学比较迟些，学生很少，我去时暂教低班国文。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所需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国人自办的理化器材供应机构，当然绝大多数是日本进口货，但已有工场开始仿制及修配。钟观光先生，宁波柴桥人，热爱科学，设此机构对学习研究理化者帮助极大。更译印过两种化学书，一为《定性分析》，一为《伊洪论》，概述当时新兴的电离学说。我课余读书，实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他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
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召租的空屋。何海樵是熟识的，爱国学社时教过我们兵操。另一位是苏凤初，系初相识。开始时，举行个类似会党里的“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实验室陈设简单，除桌凳外，全是药瓶及玻璃器皿。每天定时学习，先制雷银，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棉火药颇易制，硝基甘油则屡试不成。反复研究，原因是硝酸、硫酸不够浓。钟先生处只有普通试验用的。打听到外国药房有强酸出售，利用我短发西装，可以冒充日本人出入采购，不易惹人注目。外白大桥堍的“大英药房”有上好强酸，“科发药房”的甘油很纯，3种东西分作3次买。用这等药品一试即成，连试连成。我们只有一部江南制造局译印的《化学大成》作参考，日文书关于炸药的远不如关于毒药的易得。学完暂告一段落，此后着重各自分别研究。末一种爆炸力极大，何曾把玻璃研成粉末，与制成品拌和，突然爆炸，满面受伤，久治始愈。日文化学书提到此种液状物宜用“硅藻土”吸收，但我们无法弄到。
这个小组只管试制炸药，弹壳问题是否另有小组负责不得而知。组织极端秘密而严格，同组共有几人我也不知；所知者，只是同时试制的3人。杨笃生同组，久后始知。但是我亦为弹壳事做过一次居间人。蔡师拿一份何海樵绘的图样嘱我设法接洽一个工厂试制。经常往来的薛立生表示过他厂内无法试制。探询数处后，最后我往科学仪器馆接洽，店员允交工场研究后再决定。临行前，我给予英文地址、姓名，几日不见答复，往询原经手店员，他说：工场不能做，已将原件邮寄退回。问明所投邮筒地点后，我即用英文写信向邮局查询，一二日后图样寄到，并附言说，上次按址递送，收件处答以无此人故退。再查问工友，则云确有此事，因不知英文姓名是谁，这里不住外国人，故不收。那天我适外出，没有预先通知工友，事有凑巧，邮件恰在这时送来，几乎将要件丢失。弹壳做不成，贻误了大事，后来得知杨笃生为此事致函蔡师催促，北京方面正待使用（指是年9月吴樾事言）。
将近寒假前，蔡师与我谈起组织问题，他提示几点纲要，嘱我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写成他斟酌修改后，我用氯化钴液誊在6行20格的老式文格上。章程在行间，格内另用墨笔抄一篇古文。氯化钴写时带红色，烘干即无色，喷水受潮，又现淡红色。
章程以外，有一套通信用的暗语，多以商业中词汇语句作代，例如，“销路畅”代“工作顺利”，“生意不好”代“情势不利”之类。成员亦各有一类似店号的代用姓名，例如，我的代号是“怡康”。更有一套相见时探询用的暗语，例如，你认识黄先生吗？（是否成员）何时认识？（参加年月）何地认识？（入会地点）问答时，必须做些手势，例如问答那一题时，右手伸中指、无名指、小指并置右膝上，问答另一题则须头向左看看。据说此种方式均是模仿会党的做法。从此等情况看，那时发起组织的光复会是个秘密的暗杀团体。
寒假不久，蔡师堂弟国亲先生带其未婚妻来。国亲先生是来教国文的，其未婚妻则准备入学读书。汤尔和来，与我同时住后厢房内，携一水烟袋，晨起必坐在被窝中吸几分钟，且吸且与我谈，如是者好几天始去。女学堂假期中很多男客人出入，易惹邻居注目，于是在门口贴一“假期音乐研究会”的纸条做掩护。汤能奏风琴，唱歌，音乐教师吴丹初住在附近，仍常来校，并拿出昆曲折子来教我们，学拍“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蔡师本不住校，假中仍来，反比开学时到校的时间多些。农历过年，吃年夜饭，喝酒猜拳，兴高采烈。蔡师善劝酒，我被灌醉，回房大吐，他们散席后还有些人结伴去逛马路。所谓1904年（甲辰）冬，上海成立光复会，殆即指此，并没有正式开成立会、议决会章、推选会长等事。时太炎师在狱中。从往来者与蔡师分别接谈的情况看，不难推知会是在极度秘密的方式中成立的。或者另有正式成立会，当时未招我参加，亦很难说。然后来见到名册，则我名及店号确在内。
从此时起直到暑假，往来的客人难得有间断的日子。回忆中印象较深的如黄兴常穿响皮底鞋，赵声、徐锡麟，每来辄谈捐官、做官等事。赵的一套武官行头（皮衣包、帽笼及一双靴）时常寄存在我所住的厢房内（男子住校者只我一人）。秋瑾的服装举止完全像日本女学生，鞠躬礼十分到家，别的中国留日女学生在这一点上每易露马脚。陶成章、龚未生住在校内译催眠术，蔡师对催眠术颇感兴趣，据说此术亦可用作暗杀工具。
假后的女学，面目一新，校舍扩充，师生增加，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有很大改革，并且办学宗旨明确。如增设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史等科，蔡师手著校歌有“特殊新教育，旧法新俄吾先觉”句，可以明确这个女学为训练青年女子实行暗杀以实现虚无主义的机构。特重化学科，五六个高班生每日学一时，由我担任。新辟的校舍，楼下供蔡师全家及我居住，楼上一部分划给学校，留出一间做化学实验室。此室及楼下宿舍与学校间虽有便门可通，但平时不用。学生来实验室上化学课，须从大门出入。这样表面上看，像一普通住家，可以减少外人对楼上试制炸药的注意。某日，将要实验氢气点火，先一晚我预试不慎爆炸，损坏器皿不少。玻片飞溅，我唇边擦破出血，火油灯亦被震熄，但稍远处桌上正在滤洗的硝基甘油无恙，险哉！险哉！事后误传，当是炸药爆炸，实情如上。
1905年春，芜湖安徽公学校长李德音来上海请化学教员，蔡师介绍我去。暑假回上海，蔡师将离沪他去，女学名义上由蒋师维乔继，实际工作由徐紫虬任教务，吴书箴任庶务。从此女学转变成普通中学。革命性的特殊新教育，昙花一现，为时仅一个学期。
在去芜湖前，蔡师尚在沪，未与我提及光复会事。后接师函，介绍我明年返沪转黄炎培主持的广明学堂，并云光复会有文件、工具、书籍一批交我保管，又嘱日后同志往来过沪，我应多与联络。寒假回沪，受委托者将这批物件点交给我，从此成为我行李的一个重要部分。文件内有店号名册、同志来信、暗语表、账簿，上文所提那份图样亦在内，唯独不见会章。辛亥后，我草率将文件焚化。当时想法幼稚而片面，以为工具可供实用，文件已成明日黄花，对历史文物全未注意其价值。工具书籍在抗日战争中散失，只有一把小钳、一个螺丝钻，我经常携带、备用，至今尚在。
偃旗息鼓并非形势不利，各地革命情况正在高涨。后悉蔡师用一种方式将光复会并入同盟会，即个别介绍会员先后加入同盟会，光复会在上海方面的活动停止。事实上，会员已分散各地，要活动也少人主持。蔡师《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关于这一时期的叙述，只提及介绍某某入同盟会及同盟秘密小组，而对于秘密性的光复会则只字不提。并入之说，此可旁证。但光复会部分会员（其中有先入同盟会者）则另行改组，公开活动，故不承认并入之说。有人认为蔡师“短于策略”“不耐人事烦扰”“会事无大进展”，实即嫌其不发展，所以要加以改组使之大发展。亦有人认为小集体并入大集体，秘密性的小会发展成公开的大会，是进步的表现。不过，事实上并而未并，后来更分歧日甚。
蔡师当时的安排颇耐人寻味。一面介绍我至广明学堂，嘱保管光复会物件，但不介绍我入同盟会；一面介绍广明黄校长入同盟会，并另以一份店员名单交他保存，而又不以此事告知我（1954年黄炎培来杭，闲谈中始提及）。前者似表不并，后者又像表示并，但这只是猜度而已。
广明在1907年初迁浦东，改名浦东中学，春季某日，有人在我手中塞一纸条，铅笔字，只数语，言孙少侯来申住某处，约某日某时一晤，无署名。如期往虹口一家日本旅馆，上楼入室，见孙病卧床上。不久，另一探病者来，初疑为一日本女子，细视乃秋瑾同志。只此三人，彼此交换些会员的情况，约谈一小时而别。蔡师嘱留沪做联络工作，仅有这一次，此后至辛亥，未遇过会中同志。是年夏，秋瑾同志在绍兴被害，孙后来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而为洪宪请愿六君子之一。
1961年6月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俞子夷：时任江苏第一师范附小教师，后任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民进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