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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都分会成立于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春天。其时，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邓家彦（号孟硕，广西人，留日法政毕业。时任成都法政学堂教员）到川建立组织。因他来自外省，与川人接触甚少，故未能发展党员，遂辞职他去。是年冬天，总部改任黄树中（号理君，隆昌县人，时任华阳中学堂教员。后因谋炸北京摄政王事入狱，改号复生，终身以字行）为成都分会会长。同时，荣县谢奉琦（号玮）奉总部令来四川从事宣传工作，并帮助成渝两分会的组织工作。当时，担任军队分会长的是龙绍伯（号灼三，荣昌县人，武备学堂毕业。时任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的督队官）。一时，武备学堂毕业生以及陆军速成学堂的下级军官和弁目队的弁目，大半都参加了同盟会。学界中人士经黄、谢二人的联系，陆续参加的也不下数百人。
我那时在富顺中学校教书，是成都第一批写盟书者之一。接着，我介绍了谢振新（号愚守，富顺县人，丁未革命失败逃亡，后改名谢持，号慧生）、袁奉倩（富顺人）、袁奉樵（富顺人）、李俊侠（成都人）、杨韵松（乐山人）等入会。丙午年学校寒假，黄树中赴泸县试验甘油炸药，面部和手部被炸伤，不便回校，同盟会成都分会的事务由黄以私人委托林宾谷（资中人）代理。林的态度暧昧，对党事不肯负责，同志们只得各自活动。
丁未年（1907年）三月，谢奉琦到成都，召集军学两界部分同志开了几次会，并介绍了黎靖瀛（荣县人）来参加工作。张治群（号辑五，彭山人）、黄方（号鹿生，永宁人）、杨维（号莘友，永宁人）等陆续从东京回来，共同计划起义事项。谢奉琦要去他处活动，临去时对我说：“胡景伊（号文澜，巴县人，时任陆军标统）对革命是同情的，但不愿参加组织，起义时想来可以帮助我们。”七月，黎靖瀛号召了几十个哥老会党徒在东关外演习暴动，一时，警察与巡防军蜂拥赶到，这些哥老会徒向四面奔逃而散了。同志们认为，擒贼必先擒王，才有成功的可能。有一天，听说四川总督赵尔巽于某日（大约在七月中旬）要出门，大家计划等赵出辕门时将他炸死，陆军即时起义便不会遇到抵抗。计划决定后，张思聪（号次芳，金堂人）自愿怀带炸弹，在督署西辕门外茶馆里等候（督署偏在城东，估计赵多数出西辕门，并且茶馆紧靠西辕门，在那里久坐也不会令人起疑），谁知那一天赵出东门走了。张料他总是顺便往旁处绕一个弯，回来一定还要进西辕门，于是继续在茶馆里等待，一直等到下午4时，忽闻一声喝道，赵又进东辕门回去了。当时，陆军若要冒险起义是可以的，但巡防军的数量大大超过陆军，有些同志很谨慎，不肯随便发动。到了八月，叛徒江蕴山（广东人，将弁学堂毕业）将革命的组织和很多同志的姓名叫县衙内的一个缝工向成都县衙门去告密。成都县知县王棪（捐班出身，是一个善于逢迎、行为卑鄙、性情浮躁又贪功的小人）亲自带上卫队到青石桥街宝和栈与走马街长兴栈将张治祥、黄方、杨维、黎靖瀛、王树槐等逮捕了；邱昂青因住在部队内，得以闻风逃逸；谢振新回乡为母亲祝寿去了也没有被捕，但检查到他们两人的衣箱内有盟书等证物，遂将两人通缉在案。川督赵尔巽对此案无意扩大，又因商务局总办周善培（号孝怀，浙江诸暨人，谢、黄、江都是周的学生）从中斡旋，只把已逮捕的人，连同告密的江蕴山（因为他也是同盟会会员），一并办了监禁。
自经这次打击后，成都同盟会会员因为代分会长林宾谷不负责任，不愿与同志联系，党已形同瓦解，但同志们仍各自个别结合，形成了很多小组，所以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谢振新逃到陕西组织了一个牧场（自此改名为谢持，号慧生），计划以实业作根据，以便容纳较多的同志，待时而动。他又函询在川的一部分同志，获得多数赞同，即将赞成的一并组织了“实业团”。该团在成都的机关，设在东至龙街第二小学堂内。四川同盟会之有小团体，即自此始。
谢奉琦自从丁未年四月离开成都以后，又往川东、川南等处联系，声名渐渐大起来。清廷的走狗官吏必欲得之而甘心。谢化名为“苏醒”，以避免敌人的注意，哪晓得“苏醒”这个化名不久又被叙州府知府宋联奎（号菊坞，陕西人）侦知。戊申年（1908年）秋，谢回到原籍贡井省亲，不到几天，就有人在门外叫唤“苏醒”，他以为是同志来了，毫无警惕地跑出门来。谁知叫“苏醒”的人正是来捉拿他的差役，当时把他上了镣铐，解送到叙州府去。宋联奎随便问了一下，便宣布他的死刑，并枭首示众。这是四川同盟分会的一个大损失，民国元年，政府下令追赠了他一个“左将军”的荣号。与谢奉琦同样辛勤的，在丙丁戊己这几年内，还有熊克武同志（熊号锦帆，井研人），他留日东斌学校，毕业回川后，即化名“邱济川”在川东、川北各处工作，也发动过几次起义，但规模都不很大，未能成功。他本人又常往他省参加革命，如有历史意义的辛亥广州之役等。
重庆同盟分会的组成比成都略迟一点（大约是在丁未年），没有受过严重的打击，分会长是童文勤。发展的党员如杨庶堪（号沧白，后任广东、四川等省长，大元帅府秘书长）、石青阳（号字行，后任川军师长，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向楚（号仙乔）等，均于辛亥革命中有不少建树。党员间的联系比成都方面要紧密些，一个号召下来，就立即有党人响应。组织的重心是在重庆中学及重庆师范学堂，两校教职员及学生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故能运用灵活，成功较速。当辛亥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掀起后，重庆同盟会分会便经常开会，积极为革命准备条件。到了武昌起义，川西的保路同志军风起云涌地兴起，成渝交通已经断绝，清朝文武官吏惶恐万状。这时，杨庶堪是川东师范学堂监督，张培爵（隆昌人，号列五，四川高等学堂毕业）是重庆中学堂监督，他两人即秘密地将两校学生组织起来，有先锋队、炸弹队、突击队等名目。同时，夏之时（号亮工，合江人，日本东斌毕业）率领起义军到来了，城内原有一营巡防军，声言不抵抗，并向夏交涉，请夏部暂驻城外，一时风声鹤唳，形势紧张。重庆的绅衿请川东道朱某、重庆府知府纽传善（号瑗伯，江西人）、巴县知县吴刚（号克潜，江苏人）以及有关文武官吏，均到商会开会决策大局。此时，党人方面早已与各绅商取得谅解。届开会时，学生一齐开到，将会场包围，以施放假炸弹相恐吓，提出条件要清廷官吏把政权交出，许以保护其生命财产的安全。清吏等立即答应回署就办交代，学生大呼：“必须将印信即刻取来，交与大众。”清吏等没法，只得派人将印信取来，当场移交。于是，推定张培爵为重庆军政府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宣布军政府成立，这是农历十月初二的事。
夏之时起义的时候，正是成都攻打保路同志军的时候。当时，夏是个排长，受陆军第六十八标魏教练官的指挥，驻扎简阳县，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夏即说服了他本排士兵一同革命，并联络了同驻简阳的另外一部分士兵。在九月后半月的有一天夜里，他把士兵一起召集来，讲了些革命的道理，大家都同意举行起义。夏便亲执手枪冲进魏教练官的卧室，将魏三枪击死。然后带起这班起义士兵向东进发，意图攻取重庆。他知道重庆一带均无重兵，容易攻取。成都得报，即派张思聪率队追夏。张是同盟会会员，怎肯追击夏的革命军队呢，于是跟着夏部走了200多里，即以追不上复命。夏便沿途又收集了些壮丁，到达重庆。重庆原有的一营驻军，未与抵抗。
重庆军政府成立将近一个月后，有谣言说冯国璋攻下了汉口，北京又复安稳无事，于是留在重庆未走的巴县知县吴刚与巴县征收局局长陶相图谋不轨，煽惑军队想要颠覆军政府。幸得有人报告，立将吴、陶二人逮捕正法。又有王奎元（后充袁世凯的采访局探目，民国3年张培爵被其诱捕枪毙）者，本系哥老会人，后捐了个陕西的候补知县。自陕西发动革命后，他逃回重庆，想号召哥老会人夺取重庆政权。谋泄，王逃往成都，军政府未予追究。其时，军政府在职人员均系同盟会会员，故动作一致，参谋长但懋辛（号怒刚，荣县人）、总政处总理谢持尤为能干，直到成渝合并，重庆军政府才正式取消，设镇守府。
重庆独立后，下川南道全属立即响应，也于初五宣布独立，成立了川南军政府于泸县。缘清吏下川南道刘朝望（号泉庄，近号潜荪，安徽合肥人）头脑清楚，保路风潮起，他在全道所辖境内同人民一致行动。他曾去成都一次，已知清政府之不可为，当请自募一营卫兵以保护冲要地带，赵尔丰允许了他，给予枪械，他回泸县以后即召募成营，这是他自己的武力，后又开到了两营防军，协同保卫地方。自得重庆独立通电后，刘于初四召集全城官绅，借商会开会研讨时局。当时，驻夔府防军统领余大鸿路过泸县，刘亦请他参加了这个会。会上，刘提出重庆的通电，并言成都已经断绝联系，听说宣统皇帝已经逃亡，滇军又有援川的风说，四面风云，此处又地当冲要，糜烂堪虞，不如独立，表示响应，或可保境安民。大家听了都极端赞同，立即通过了军政府的组织，选举了刘朝望为川南军政府都督，泸县老进士温翰桢为副都督。川南军政府于初五正式成立了，并通电全国，又请余大鸿担任参谋长，原泸县知县郭钟美担任民政部部长。这时，军政府全体人员没有一个党人。过了半个月左右，党人黄方由成都出狱来到泸县，余大鸿正想回夔府防地，即辞去参谋长职，乃以黄方继任参谋长。不几天，云南唐继尧派李鸿祥带了几千援川军队到达了泸县，李到达后，看见川南已经独立，无法用武，只得驻扎城外，暂时也还相安。这时泸县下游合江县，经过几次交涉方才说妥由军政府派少数军队携带刘都督亲笔印函去接收县政，黄参谋长愿意亲自带兵百余人到合江接收，滇军李鸿祥以为带兵太少不足示威，愿意派兵协助。川军到达合江后，知县接受宣慰，开放城门。黄参谋长正率川军入城，滇军即尾随而入。滇军兵力大于川军数倍，登时将川军重重包围。川军众寡不敌，自黄参谋长以下全数被滇军杀个干净。滇军侵占了合江县。川南军政府得报后，立将详情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旋经政府电斥滇督，也未深究，事遂暂时终了，这是十一月下旬的事。到了十二月中旬以后，成都已独立两个多月。刘朝望鉴于全国已经大致统一，四川一省还有3个军政府实属不合，乃召开会议将川南军政府自动取消：改称川南总司令部。刘不愿再任总司令，辞职东去。又经过十几天，重庆军政府才委参谋长但懋辛到泸，接任川南总司令。
成都军政府的成立经过是比较复杂的，自从七月初一因争路罢市以后，党人们知道问题要扩大，都想借此机会进行革命，并通知哥老会的人做好准备。到七月十五日保路同志会主要人被捕以后，3天内，保路同志军就出现了。同志军的主要成分仍然还是哥老会的人，但其中如吴二代王、罗泽洲和邓友予等部，均有同盟会人参加。单独由同盟会人所建立的同志军，有仁寿的邱昂青部、灌县的曹叔实及王拱北部、自流井的邹鸿钧部，至武昌起义以后，又有自流井的王子骧部。留在成都的同盟会同志则个别活动如同散沙。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后几天，我到陆军小学去会该校的提调黄成章（号彬如，乐山人，同盟会会员，武备学堂毕业），谈到武昌已经起义我们应该如何组织响应。正说着，学校总办尹昌衡（号硕泉，彭县人，留日士官生）进来了。他大概听到了我们的话，所以他便提出武汉的事和我们公开研究了一回。我约黄成章于次日到我家去，他准时到达，并约同龙灼三、傅寿棠（号棣之，四川成都人，时任炮兵督队官）两个军界同志一起到我家。我又早约定袁奉倩、袁奉樵两个学界同志，他们也按时来了。大家谈论历3小时，未得具体结果，于是相约每日下午3时后在劝业场宜春茶楼会面，并随时分头联系旧同志到这个地方。不几天，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恐怕不便，才和嘉定中学的同志商定，改在每日到西玉龙街他们的学校里开会。这时，军界与学界同志各有五六十人，因我认识两界同志最多，故每次开会都推我做临时主席。到了夏之时起义，军界同志更加积极起来。新联系的同志中，有不少是东京同盟会的会员。
九月二十九日那天，董修武（号特生，巴中人，留日法政毕业）来参加开会。他是绅班法政学堂教员，由日本回川不久，直接受过同盟会总部训练的，我便推他为固定主席，当场一致通过。
十月初二，重庆独立的消息传出来了，同志们更加兴奋。我们的工作也告成熟了。当时，十七镇的陆军一致赞成革命，但是巡防军数量大于陆军数倍，且防军的统领以至哨官大多不学无术，顽固地服从清朝，颇不易于说服，幸同志中有个梁俊民，是湖北人，由他与防军一部分的湖北同乡接洽妥当，又有舒新之同志曾经任过防军哨官，在防军队伍当中有不少旧友，也获得了相当谅解。
初三，我们做了当夜行动的决定，决议以傅寿棠为炮兵司令，将炮距离测准，正击督署三堂，守卫督署的一营防军暂时按兵不动，俟梁俊民另率一部防军到达后，即时在督署厨房放火；傅寿棠一见火光，即令开炮，轰击督署三堂，梁俊民率两哨防军直扑督署，龙绍伯率他本营（第六十七标第三营）堵截“满城”（历来成都驻防旗兵，聚处于成都城内之少城，时人称为“满城”）隔断出路，以防满人暴动；还有陆军同志所带的队排上千人，任其分头游击。部署既定，我们文人即在总府街悦来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准备一见火光和听到炮响，便把预先写好的文告张贴出来。岂知候过了11时尚没有动静，直到天明各个负责人均来到悦来旅馆，经互相质询，始悉放火的厨役准备好了干柴和火油，将要点火，忽然有人跑进厨房取东西，见此光景即狂呼大叫，连赵尔丰都惊起来了，马上拘捕了放火的厨役，因此就不见火光，几个负责军事的同志均不敢行动了。
初四，赵尔丰一方面调动了守卫的军队，一方面接受了署理四川按察使周善培和陆军参谋处总办吴钟镕（号璧华，浙江人）二人的劝告，决定将政权交与川人。
初五，将丁未年革命被监禁的同志全部释放。初七，将四川总督印信封交四川省谘议局。谘议局议长接受后，于初八宣布四川军政府成立，当推蒲殿俊（号伯英，广安人，时任谘议局局长）为都督，朱庆澜（号梓桥，浙江人，时任陆军十七镇统制）为副都督，军政府任命尹昌衡为军政部部长，周骏（号吉珊，四川新繁人，时任六十八标标统）为第一师师长。其他各部，均尚未任命负责人员，只是派出几人去接收各机关文卷公物。军政府又告示民众，免除一切税收。原来调省的防军数十营的统带等都要求回防，军政府置之不理，统带等请见都督，亦不接见。由此内外隔绝，上下不通。蒲殿俊素乏政治经验，更无统驭能力，畏惧党人，不肯与党人合作。十二日忽然发表一个参议院组织，参议员四人，概系党人，我亦在内。同志们已知蒲殿俊之不能有为，决定不参加。
十三日，同盟会在忠烈祠主办了一个庆祝大会，到会民众万余人。庆祝会的通告，末尾署名是中国同盟会会长孙文，副会长董修武，于是董的姓名才一时为大众所悉。
这时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因绝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飞扬跋扈，寻仇报复，日有所闻。沿街所见，打英雄结、插花蝴蝶者，比比皆是。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100余处。情况如此，而军政府当局置若罔闻。民间已有兵变抢劫的谣言，以致贵重物品，皆易地寄存，市况岌岌可危。军政府内部又有罗纶者（号梓青，西充人。谘议局副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自谓保路以来，劳苦功高，不得都督，引为大耻，是以内部发生了极大矛盾。罗是袍哥领袖，又是同志军的领导者，潜势力自然很大。有人说十八日那次兵变就是罗暗中主使的，意在借此倒蒲，利用同志军的力量，取而代之。
十八日，两位都督在东校场点阅陆、防各军，发生了兵变。十九日，据调查，巡防军30余营已不见一兵一卒，陆军十七镇全部士兵除随同防军抢劫逃散外，只有龙灼三所带的第六十七标第三营因未去参加东校场点名，而且兵变后龙又将自己的私财3000元全数分给士兵，故尚存留70%以上，仍旧守卫着军政府未动。十九日夜同军政界一部分人士在军政府开联席会议，推尹昌衡为军政府都督，罗纶为副都督，董修武为总政处总理。接着，总政处将到会的人士分任了部长、次长、局长；正副都督又任命了一批军职。我与龙灼三、袁奉倩等均未与会，故亦未负任何名义。此次兵变后，只有龙灼三尚带有300多兵，要算当时最大的武力，但灼三并不想争取任何名誉地位。次日，董修武派人来征求昨夜未到会的几个人的意见。这时，同志们都只在乎革命成功，全无权力地位思想，故都谦让。过了几天，把灼三改任了团长，我由工业试验所主任原职改任了制革厂厂长。尹昌衡本来不是同盟会会员，在川军中人望也不顶高，但因人望最高的周道刚（号凤池，成都人，原任陆军第三十三协协统）、徐孝刚（字中甫，华阳人，时任陆军部科长）、胡景伊等均不在成都，故尹得获推戴。他是在任都督的前三天，看见同盟会的力量渐渐集中才自动要求加入的。他亲笔写了一张志愿书，并不是同盟会盟书的格式，写道：“尹昌衡志愿为中国同盟会会员，一切行动，谨当遵守同盟会规定，如有违反情事，愿受极刑处死。”
二十日晨9时，军政府再度出现了，各机关均在旧皇城内分区办公。各重要机关负责人名单如下：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罗纶。总政处总理董修武。军政部部长周骏，次长黄成章。参谋长王裿昌（号幼渔，井研人，士官毕业）、次长周坰伯（号辛甫，资中人，士官毕业）。军需局长周权叔、军法局长王子俊、军械局长张思聪、兵工厂厂长杨敏生。第一师师长宋学皋（号炀臣）；第二师师长彭光烈（号直先）；第三师师长孙兆鸾（号元青）。旅长暂缺，团长傅寿棠、陈凤昌、舒新之、赵璧辉等。民政部部长龙灵（号国桢，四川永川人），次长陈省吾。财政部部长董修武兼，次长董鸿诗。外交部部长张治祥，次长杨少荃。交通部部长郭开文，次长黎靖瀛。实业部部长廖治，次长杨刚。司法教育两部暂未发表。军事巡警总监杨维。秘书局局长杨光，次长廖嘉淦。印刷局局长杨伯鲁。以上各负责人，有十分之六是同盟会会员，较蒲、朱时代的政府健全得多了。但库空如洗，财政陷于绝境，董修武才决定印发军用票。分1元、5元、10元三种，由四川官银行浚川源号发行，流通市面，定期一年，加息收回（并未履行）。由此，秩序才开始恢复。
二十三日，尹昌衡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十月十八日兵变后，前川督赵尔丰派人招收叛兵，虽然未成事实，其居心实属叵测；且赵尔丰素仇川人，事实不少，若不予以严惩，实无以立军威而昭法纪。全体通过。尹即派他的都督护卫团团长陶泽琨率领士兵一排冲进督署，逮捕了赵尔丰。交军法处审问后，即处死刑，并予枭首；并查明赵寄存亲友处的箱物一概没收充公。
又过了几天，张治祥和我谈起了党的前途，因约了几个同志把党照政党形式组织起来，于是租定了暑袜街帘官公所的房屋作筹备处，定名为共和党（不是后来全国性的共和党）。公推张治祥为党长，唐宗尧为会计主任干事，吴坚仲为文书主任干事，我为交际主任干事，李晁父为本党喉舌《共和日报》的总编辑，并组织各县支部。两个月后，奉总部指示仍改名为中国同盟会四川分部。这时市面秩序全面恢复，哥老会各公口表面均已取消干净，同志军有10多支部队均编入第二师，归彭光烈指挥，原有同志军的首领都改了旅团营长等名义。陆军及巡防军的散兵由第三师陆续改编，归孙元青指挥，梁俊民、舒新之均任了团长。省外未叛变部队已由第一师整编。警察总监杨维成立了武装警察队，约3000人，杨虽然有时神经错乱，倒行逆施，然勇敢有为，戡定暴乱，恢复市井，厥功最多，尚得人民爱戴。如在军政府改组后设立的交涉局，以哥老会中很有权力的黄子权任局长，黄子权凭仗同志军及哥老会的势力，意图造乱，杨亲率警队捕而杀之，毫无顾忌，因而专为对同志军及哥老会办交涉事宜的交涉局也就取消了。到此，大局初定。
但是成渝两个军政府仍然对立，各界人士均认为应速统一，重庆方面也有同样的主张。于是由张治祥和周坰伯以私人试探性质，与渝方做了些非正式联系，渝方同样派了卢师谛（号锡卿，江西人）到成都交换了意见。渝方为顾全大局很让步，尹昌衡向来恃才傲物争点较多，因见川南军政府已自动取消，也就谈得较为接近。重庆军政府后又正式派郭书池（隆昌人）代表到成都商定合并事项，同来的还有王子骧等数人。结果，决定以尹昌衡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罗纶为新设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夏之时为新设的重庆镇守府长官，董修武为总政处总理，谢持为副总理，成都各部长仍旧，渝方各部人员分别任用。商定后，郭代表于农历除夕起程返渝复命。
民国元年（1912年）3月，重庆军政府即宣布撤销，一面派卢师谛到成都布置一切，张培爵随即率领重庆军政府人员同到成都。川南总司令部也由但懋辛自请取消了。张、谢在成都就职后，委任但懋辛为成都府知事，方潮珍为嘉定府知事，熊蛰龙为夔州府知事，其余渝方人员也任用了不少。重庆镇守府未成立，夏之时自请出洋游历，由政府给予旅费2万元。此时，熊克武同志正率领学生军由鄂入川，军政府任熊为川军第五师师长驻守重庆。此时已有第四师，师长为刘存厚，学生很多退伍，人数不足，龙绍伯同志率领所部的一团扩建为旅以补充之，龙即任旅长，此为癸丑倒袁川军的基本武力。
成渝合并后不久，尹昌衡想要征服藏卫，亲自带兵出关，保胡景伊代理川督。旋军民分治，张培爵改任四川民政长。秋天，袁世凯召张培爵到北京，民国2年（1913年）春，又召尹昌衡入京，四川即由胡景伊专政。癸丑革命失败后，尹在北京入狱；张培爵避地天津法租界，民国3年（1914年）被袁的特务诱捕解京，处以死刑。同盟会在民国元年与其他数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我对此事极反对，故未加入国民党。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黄遂生：曾任四川制革厂厂长，川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