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

陈楚楠

主席，列位同志，列位来宾：这一次晚晴园重修，落成开幕，兄弟蒙各位同志推举来报告晚晴园和我国革命的关系的历史，非常的荣幸。可是当时事状纷拏，千头万绪，并且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兄弟虽身亲其事，但记忆力终属有限，当时各种文件记录，又因年代湮久，迁徙散失，现在只凭记忆来追述30多年前的事，欲求详尽，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举一漏百，须请各位原谅。在座中或者当年尝身参加其事的，对兄弟所说，不详不尽处，亦请指正。

我们常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因书籍的记载，常常以讹传讹，甚至作者每因感情用事，或迫于情势，遂故弄玄虚，或颠倒是非，后来读者，未明当时的真情实事，误以为真，流弊之甚，实在不堪言也。所以我们读书，常常要下一番考证的工夫，来辨别书里面所载是否真确可信，才不致常蒙在鼓里。晚晴园的事，离现在虽只短短的30多年，可是海内外的报章杂志和那些私人的著作只凭耳食之言，不加考据，贸然发表，所以弄到言人人殊，读者不知道哪一方面的话才可以相信。兄弟是始终参加其事的，今日有这个机会，来追述当时的事实，不掠美，不隐善，照事直说，虽不能详尽，但事事是实，这是兄弟可向各位保证的。

在未说到正题之前，兄弟尚须声明的，就是今天所说，乃是民国成立以前晚晴园和我国革命的关系。民国成立以后，人事变迁，其人其事，虽和从前的行动大相径庭，可是彼一时，此一时，历史是不厌求详的，我们追述往事，只可忠忠实实地把当时的事来说，不能因现在的恶，遂把往时的善完全隐没，想各位必能同意。

兄弟既把今日追述晚晴园和我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态度说明，现在便可文归正传，来向各位细说当时革命运动的经过了。大凡一件事，总有他的因果，孙总理当时怎样会来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同盟会会所又怎样会最先设于晚晴园，要说明这一件事，须先说兄弟和最先几位同志，从哪里得到革命的思想，有什么革命行动，然后才能引起孙总理的注意，他亲身不远万里到新加坡，来指导我们起来做较有组织、较有效率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明末清初，我们汉人耻于事仇，一班明室的遗臣义士，相率亡命来南洋，组织秘密社会，播撒反清复明的种子。可惜年代已久，后代子孙，数典忘祖，多不能继续进行先贤的遗志。那些秘密社会竟多变为互相残杀的私会。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兄弟年纪尚幼的时期，只偶于父老茶余酒后陈述故事的时候得闻其说。兄弟和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为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知识。后来读了上海的《苏报》和邹容先烈的《革命军》，民族的观念逐渐深入脑海，革命的思想就油然而生了。癸卯年（民国纪元前9年）上海《苏报》案起，邹容、章太炎被捕下狱，行将由上海公共租界引渡到清廷去治罪。兄弟等既心仰章、邹的文章道德，又以他们是我们革命党的先知先觉断不能坐视不救，当时兄弟就请张永福同志和小桃源俱乐部的几位朋友，联合拍一张电报给英国驻沪领事，请他援保护国事犯的条例，勿把章、邹引渡。这一张电报效力颇不小，邹容先烈虽不幸瘐死狱中，但章太炎后来竟能出狱，再做革命的工作。说到小桃源俱乐部，有许多人说是兄弟和张永福同志组织的，未免不符事实，实在呢，这个俱乐部是家先兄陈连亩先生他们组织的，设在此间附近峇和斯打律，不过兄弟和张永福同志亦常常到那里消遣聚谈罢了。当时兄弟还不到20岁呢。

我们发电营救邹、章后，又到处宣传民族革命。大家知道，当时新加坡的华侨是非常闭塞的，听到“革命”两个字便以为是叛逆不道，无父无君，对我们亦视为叛徒，他们虽然无能奈何我们，但对我们不能表同情，自然不问可知了。我们因此觉得欲成大事，非先唤醒民众不可。兄弟就和张永福同志两个人各出一些资本，来组织一家《图南日报》。这时候我们已认识尤列同志，遂由尤列同志函聘香港郑贯一君来主持笔政，郑君因正在筹办《广东报》不能够来，所以就改聘《中国报》记者陈诗仲君，并聘黄伯辉、康荫田等君为编辑。《图南日报》由癸卯年（民国纪元前9年）秋末开始筹办，到了甲辰年（民国纪元前8年）春才出版。《发刊词》就请尤列同志执笔。初时每日印1000余份，可是订阅的不过30多份，余概暗中免费赠阅。兄弟为什么说要暗中呢？因为当时革命既为一般华侨目为无父无君，明送不但要遭人拒绝，而且欲遭人毒骂，所以只得静悄悄地把报纸塞到各商店里，希望我们的呼声可以震动一般聋瞆。诸位试想一想，当时革命运动既须出钱出力，又须遭人辱骂，这种情形苦不苦呢！但天下的大事业，都是从困苦中钻出来的。《图南日报》出版后不出一年，侨众就逐渐醒悟，报纸遂销到2000多份，表同情我们的，亦日渐多了。这种收获，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当时的快慰，现在回想起来尚觉得津津有味呢！在办《图南日报》时，我们又把《革命军》翻印数千本，易名为《图存篇》，后来该书又在日本东京翻印，改名《革命先锋》。我们印《图存篇》后，就请福建老革命党黄乃裳同志携往闽南一带分散，又由林义顺同志携往潮、梅一带分散，这就是我们向国内工作的开始。

现在兄弟可以说到我们和孙总理发生关系的经过了。《图南日报》出版后，便和各处的革命机关报交换。孙总理那个时候在美洲，看见了《图南日报》鼓吹革命，他从前到过新加坡几次，并未听到此间有革命同志，那时看见此间有人从事革命工作，真是喜出望外，随即寄信给尤列同志，询问办报的是什么人，并希望能和我们合作。乙巳年（民国纪元前7年）六月，总理由欧洲欲经过新加坡到日本去。他到了科伦布，先打一封电报给尤列同志，预约我们到船上相见。及船在此间停泊，兄弟便和张永福、林义顺两同志，由尤列同志介绍，登船晋谒，并请总理登陆，共商国是。总理以当地政府限他5年内不得入境，不能登岸，应当等到他到东京组织同盟会后，才再来此间久住，共同工作。当我们会见总理时，他紧握兄弟的手，细问此间工作情形，兄弟便一一报告，说到兄弟和张永福同志两个人合资创办《图南日报》的种种困苦，总理连说：“不要紧，不要紧，革命党总要苦斗，将来自然有好结果。”他又告诉我们欧美和日本各处的留学生大多数已经参加革命工作，革命的声势已日益膨胀，不久便可大举来推倒清廷，建立民国了。他一种亲切和蔼的态度，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呢！最后我们向当局请求，终得许总理上岸一游，并到小桃源俱乐部便饭。后我们再送总理上船，他继续东渡。这便是我们和总理第一次会面。

上面说，总理因此间政府限他5年内不得入境，这件事和南洋华侨革命运动极有关系，所以兄弟须在此处带说几句。当己亥年（民国纪元前13年）总理的兴中会在惠州三兜竹运动起义，一时筹不到巨款，很焦迫。那时有一位日本同志宫崎寅藏以为和康有为交情极厚，知道康有为在新加坡得到当时的大资本家邱菽园的招待，邱先生答应以百数十万元，预备帮助唐才常在武汉起义，所以劝总理同他一道来新加坡，同康有为接洽，大家合作。总理一生是抱大公无私的态度，听到康有为可以合作，共同为国，当然赞成，就请宫崎先到新加坡。宫崎到新加坡后即往见康有为，说明来意。大家都知道康有为是主张忠君爱国的，和革命党反清复汉的主张是立于反对的地位，听到总理要来新加坡接洽筹款革命，以为对他大为不利，他就一面虚与宫崎敷衍，一面暗报此间政府，诬陷宫崎是清太后派来行刺他。此间政府当局一时不察，误以为真，竟把宫崎拘禁。总理闻讯，特由西贡赶来新加坡设法营救。不料康有为亦请此间政府把总理拘留。后来总理力辩其伪，并得林文庆博士代向当局说项，总理才得无事出境，但五年内不许再入境，宫崎则永远出境，这是庚子年（民国纪元前12年6月）的事。那时候林文庆博士并不是党员，不过和总理尝在伦敦相识，看见总理被人构陷，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古道照人，这亦是值得追述的。

我们会见总理以后，对于革命更有决心，一方面努力宣传，一方面找同志。可是兄弟和张永福同志两个人当时还没有什么钱，经济力量极其薄弱，《图南日报》出版不到两年，已用去了3万多元，把我们弄得筋疲力乏，无法可以再维持，只得停版。幸得在这个时候，我们已寻到沈联芳、许子麟几个新同志，所以另整旗鼓，再组织一家《南洋总汇报》，并不是现在的《总汇报》，继续作我们的宣传机关。可是不幸得很，我们因自己经济力已经薄弱，就招几个并非同志的商家陈某等来合作，结果呢，《南洋总汇报》出版后，那位陈某竟不主张鼓吹革命，从中作梗，以致引起内部的分裂。后来无法，我们要把报馆完全收买，他们又不肯，只得抽阄，结果又被他们抽中了。他们又招到保皇党朱某加入去合作，《南洋总汇报》遂变成了纯粹保皇党的宣传机关，专和我们革命党作对了。列位同志，古人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当时误与非同志合作，结果反授人以柄，来攻击我们，真是自作自受。愿各位同志对于这一点格外注意。大家要认清楚，凡是宗旨不同的人，切不可勉强引来合作。如果勉强引来合作，不幸误引狼入室，那么为害真是不少呵！

现在兄弟就来说我们当时在这个晚晴园组织同盟会的经过吧。上面兄弟已经告诉列位，当我们第一次会见总理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等这里五年出境限满后，他即可再来新加坡。总理到东京后和黄兴、冯自由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乙巳年（民国纪元前7年）年底便由东京到西贡，又由西贡到新加坡来。那时候，我们的同志已经增加；事前接到总理来信，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到新加坡，便先和张永福同志商量，借他的晚晴园来招待总理，并言明一切费用由两个人均分。列位同志，不要误会这是我们太过鄙俚，太过小气，其实人家要合作一件事，事前能够爽爽直直地说明各人应负的责任，进行的时候，各人便做各人应做的事，分工合作，才不致彼此推诿，以致误事。所以总理到新加坡所有一切开销，总是张永福同志和兄弟两个人二一添作五地分担，并无间言。可是张永福同志对于晚晴园并无收一文的屋租合并声明，以免掩人的好处。当时我们为什么要择这个晚晴园来招待总理呢？第一固然是因为它是张永福同志昆仲的物产。第二是因为这座屋子在那个时候算是很不错的，现在虽已重修，外观虽然比从前并无两样，但先时这里的地板是用大理石铺的，那种富丽，实在不可多得。最重要的，就是这里的地方很肃静，离市区颇远，我们在这里聚会，才不会惹人们的注意，引起误会。

当我们知道总理所乘的船已到了新加坡，便约了几位同志到码头上迎接，一直接到晚晴园来居。见面时当然彼此报告别后的情形，总理告诉我们驻东京的同志已经成立同盟会，所以他到这里过了三四天，这里的同盟会亦就成立了。

现在兄弟应该补述一件事。当总理前一次经过新加坡的时候，尝吩咐兄弟替他找一位同志，能够说各种方言并能熟识各方面的情形的，预备他再来新加坡时，可以帮他到各处去工作。兄弟受了这个委托，便东找西找，后来就找到了李竹痴同志。李同志尝在仰光、槟榔屿两个地方做生意，对南洋的情形非常熟识，对各种方言又都说得来，所以兄弟就设法把他请来新加坡。南洋同盟会第一次在这个晚晴园加盟的就是张永福、李竹痴和兄弟3个人呢。我们加盟后，又有林义顺、李晓生、谢心准、许子麟、李幼樵、刘金声、林镜秋、邓子瑜、黄耀庭等相继加盟入会。总理教我们和同志握手的符号和见面时会话的秘语，由大家举兄弟做正会长，张永福同志做副会长，并举各职员，南洋同盟会的基础便从此定好了。

总理既和我们组织同盟会后，又因西贡有事，仅在新加坡住了几天，便搭船到西贡去。后又到了日本。风尘仆仆，真是席不暇暖。到了丙午年（民国纪元前7年），总理才同胡汉民同志再由日本来新加坡，仍住在晚晴园。这个时候，同志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不少，热闹非常，门外又有警察守卫，情形是极其严肃的。当时总理便命胡汉民同志起草会章，我们便继续招同志，这里的福建同志如陈祯祥、丘得松、丘国瓦、陈先进、陈延谦、肖百川、郑聘廷、王金炼、陈武烈、郑古悦、李肇基、陈子麦、黄甘松、吴海涂、留鸿石、魏胥同、周献瑞等，潮州同志如沈联芳、潘兆鹏、许雪秋、林受之、吕子英、许伯轩、吴悟叟、郭渊谷、陈信藩、张仁南、赵钓溪等，广府同志如黄康衢、吴逸停、何德如、周之贞、何心田、李陵溪、李声余、李镜仁、梁允祺、苏彬廷等，客籍同志如陈梦桃、陈竞俦、叶耀庭、陈翼扶、李玉阶、何仲英等，琼州同志如符养华、符益华、陈毓卿等，便在这个时候先后相继入党。后来总理便同李竹痴、林义顺并兄弟到了吉隆坡和槟榔屿去设立分会；吉隆坡方面，当时最先加盟的，有陈占梅、王清江、陆秋杰、陆秋泰、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邱怡领、彭镜波、刘襟等，公举王清江为会长；槟榔屿方面，最先加盟的有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邱明昶、辜立亭、林紫盛、徐洋溢、林福全、丘文绍、薛木本等，公举吴世荣为会长。吴世荣同志，本是槟榔屿的殷实商家，后来因革命，把几十万的家产都革完了。吉隆坡的阮英舫同志当时年已70余岁，一听了总理说明革命的道理，便欣然率他的二位令郎阮卿云、阮德三加盟。吴同志为国倾家，阮同志老当益壮，并且父子结盟，这都是本党中极可贵极光荣的历史，所以兄弟特别提出来告诉各位同志。不久汪精卫同志亦来了，他同吴应培、陈梦桃、邓子瑜同志到荷属仰光及马来亚各处去创设分会。怡保本是保皇党的大本营，同本党是死对头的，但经过同志们的极力开导，才把怡保的人说服了，所以怡保亦就成立了分会，最初加盟的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等。后来芙蓉黄心持、谭容、蔡识三、朱赤霓、李俊承等，瓜捞比拉邓泽如等，麻坡汤寿山、刘静山等，马六甲沈鸿伯、李月池等，关丹陆秋露等、太平陆文辉等亦先后加盟，努力鼓吹革命。此后本党在南洋的势力好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国内每次起义，南洋的同志出钱或出力，几乎无一次不参加的；就是现在祖国的抗敌，南洋的华侨，能够热热烈烈解囊捐输，以纾国难，我们若追源溯流，那么现在爱国救国的运动，可说是从前我们优良传统的积极表现了。

兄弟追述从前的事，一直就说到现在，未免将从前许多重要史实轻轻地漏过，所以现在仍须回到本题，把从前史实，择其最重要的同列位说一说。总理和我们在南洋组织同盟会的经过，上面已经略约地说了，可是我们并不只是组织同盟会，并不只是在海外宣传，其实我们还到国内去发动革命。第一次便是黄冈起义。兄弟在上面已经说，我们翻印了《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并请黄乃裳、林义顺两同志带到闽南，潮、梅州各处去分发，我们的种子并没有空撒，结果竟在国内滋长起来。丙午年（民国纪元前6年），黄乃裳、许雪秋、陈芸生、肖竹漪诸同志先后来新加坡，在晚晴园见总理，报告闽、潮两地革命运动的成绩，并计划在闽粤交界的黄冈起义。这个计划总理接受了，就交下秘密电码暗约并军事策略，总理又电嘱在东京留学的同志方南岗、方瑞麟、乔义生等和一位日本义士萱野长知前往帮忙。我们就负责筹款，当时除张永福同志和兄弟有一点钱外，其余的几十位同志只够说是小康而已，但我们竟能筹到3万多元去充起义的费用。黄冈革命便在丁未年（民国纪元前5年）轰轰烈烈地发动了，后来失败，许多同志逃难到新加坡来，我们又设法去安置他们。以后丁未汕尾之役、镇南关之役、戊申河口之役，事前都是在这晚晴园计划的。河口之役失败后，几百个同志亡命来新加坡，亦由我们招待。这些事要详详细细地说，恐怕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所以兄弟只得举其大纲而已，详情冯自由同志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张永福同志在他的《南洋与创立民国》里面已有详细叙述，兄弟不必再说了。

不过兄弟在这里须报告一件事。当丁未年总理从安南再到新加坡，因为要便于常常接见各同志，便住在东陵乌节律，这屋子是当时各同志租的。隔壁住着一位中国驻新加坡副领事，名叫杨圻，就是后来在吴佩孚手下当幕府的杨云史，兄弟和张永福同志尝跟他的同事季副领事学习国语，因此亦和杨先生认识。当总理到新加坡不久，广东督抚张人骏竟密派人来行刺总理，那个刺客就住在杨先生的家里，乘便行事。杨先生那个时候因知道清祚将终，革命是不能免的，他又和田桐同志相识，便一面暗中通知总理，一方面对那位刺客晓以大义，说以利害，那刺客竟被他说服了，放弃他的行刺计划，到别处去了，总理遂得安然无事。杨先生亦就由田桐同志引去暗会总理。这件事在一般人总要说吉人天相，其实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凡有知识的人总是表同情的。所以杨先生虽然做了清廷的官吏，知总理的安危，便是中国的安危，一时激于良知，冒险来帮助革命党。可是由此，我们亦可以知道当时总理到处都是危险的。兄弟前面说，《图南日报》因亏耗过多以致停版。我们组织《南洋总汇报》又因分子不纯粹以致喧宾夺主，后来变成了保皇党报，专门来攻击我们革命党。列位，以为我们对于这反宣传竟能忍受么？不，我们自总理来后，更加知道宣传的重要，总理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些话，不但是总理临终的遗嘱，当他正在努力革命的时候，亦是常常对我们说的。所以总理到新加坡后，我们又再鼓起勇气，在丁未年（民国纪元前5年）再组织一家《中兴日报》。组织《中兴日报》的时候，因同志人数多了，又有许多有学识能够写文章的同志来负责撰述编辑，所以成绩非常之好。本党知名的学者如田桐、居正、胡汉民、林时爽诸人都尝为《中兴日报》作文章，总理亦常常亲自撰文在报上发表。《中兴日报》出版未久，便和《南洋总汇报》的保皇党笔战。保皇党是主张君主立宪。我们是主张革命，主张推翻清廷，创立民国。那个时候，笔枪墨炮，此来彼往，杀声四起，把南洋昏瞆的同胞从梦中惊醒起来，不论反对革命的或赞成革命的多欲要争读《中兴日报》。后来东京《民报》诸记者又联翩到新加坡，一齐加入战线，把保皇党攻击得体无完肤，人心大快。我们呢，看了自己所下的种子竟能长成，又收到了许多果实，心里的快乐自然比彼人多呢！可是到了庚戌年（民国纪元前2年），《中兴日报》因经济缺乏，兄弟和张永福同志那时候亦已经济拮据，遂无法再继续维持，只好停版。后来有周之贞、谢心准同志继起来办一家《星洲晨报》，可是未到一年又停版。到了辛亥年，有广府同志卢耀堂等起来组织《南侨日报》，由黄吉辰同志担任经理。不久，民国便成立了。我们对于宣传，除组织报馆外，还设有几家阅报社，如星洲阅报社、开明演说阅报社、同德书报社，由各同志分头用喉舌去向民众演说，收效亦不少。

兄弟说了许多话，还只能说到当时大概的事实，但上面所说的，大约已经可以表明晚晴园和创立中华民国的关系，并当时我们筚路蓝缕的状况了。总说一句：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起来革命，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中国亡国。现在我们的祖国是怎样地危险呢？在当时的同志死的已经死了，存在的又多已经衰老，现在壮年的同志和民众愿意亡国么？大家一定说不。既然不愿意，便须及时起来救国呵！

说到晚晴园，它的自身亦有一段哀艳的历史：这座屋子本是当时一位富家公子的藏娇金屋，现在门口的灰柱还有一块石牌，上面的英文是Bin Chin House，明珍就是那位美人的名。后来张永福同志把这屋子买来了，就改名为晚晴园，盖取“人间爱晚晴”之诗意，且与Bin Chin两字谐音，以存史迹。当我们在这里组织同盟会的时候，从前的主人遗下许多家具盘碗，还印有那位明珍姑娘的小影，这些家具和盘碗据说是那位公子特向欧美定制的，可见那时的宠爱了。英雄自古固然不世出，佳人亦难再得，兄弟故在此再说几句。

晚晴园到现在又已经换了好几拨主人，人世沧桑，实在前事不堪回首。前年吉隆坡陈占梅同志到新加坡和兄弟商量，要设法买回来重修。后来新加坡李俊承、陈延谦、李光前、周献瑞、李振殿、杨吉兆渚同志竟慨然集款，把它赎回来。这种不忘从前的人的功绩和爱惜革命的遗迹，是极堪钦佩的！兄弟和从前的同志，应该向几位同志深深地多谢。

（选自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qc6bfzQNiTjnYrZs1k+YEt2TrP3BNDRk1D0J7Igc9f4DAJXTWISpJqSC5TGZF5G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