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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中
欧洲同盟会会员，总理认为“先天会员”（民国6年总理介绍和中加入中华革命党，于致居觉生函中即如此称呼）是为同盟会之起源。然欧洲之发生同盟会，又有其远因。其远因为何，即庚子年汉口之暴动是也。汉口之暴动其原因复杂，不外两派势力：其一为康有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主其事者为唐才常，其运动费出于新加坡闽侨丘菽园，亦有少年分子如林圭、欧榘甲，麦孟华、仲华兄弟（见《支那革命之运动》一书，译者为章士钊）。其一为总理，纯以推翻清室、建立民国为目的，实行者为留日湖北武备学堂派出之陆军学生，最著者为傅慈祥、吴禄贞，其武力则专靠哥老会。是时总理已集合三点会、哥老会之首领于香港，故皆知种族革命之真义，而哥老会之潜势力分布于长江流域者实为雄厚，尤以绿营巡防营及督标、抚标等老军务中为多。盖上自官长，下至士兵，皆以兄弟相称，公务上有上下之分，内中实别有组织，其首领即所谓龙头大哥是也。康派当日借总理为羽翼，其希望仍在光绪复辟，推翻西太后，召康为首相。丘菽园之出资，亦等于捐官，为一大投机。唯哥老会首领曾先声明人马召集后须有犒赏，逐日应给伙食。当时丘斥资30万两，丘氏在新加坡所经营之商业因以破产。事后察知丘所斥之资大半为康所吞没，康毕生之资产全赖于此，据闻只给唐才常2万余两。唐在上海又大嫖大赌，比及抵汉口，已不名一钱。哥老会因其失信，遂大为不满。哥老会兄弟之在湘军统领黄忠浩（时扎洪山）、巡防营统领方友升（时扎汉阳）及督标统吴元恺（时扎草湖门恺字营）与田家镇守统领邓镇封（时扎田家镇）部下者同时出首，于是秘密全泄。唐尚尝与鄂督张之洞有师生之谊，径往谒张，说张独立，以胁清太后归政复辟。张乃执之，与傅慈祥、林圭等11人死焉。是为革命之第一次流血。吴禄贞由日本回至大通，闻败复回日本。
是时科举未废，士子只知造举业、习八股，即我辈之在武备、自强、农务三学堂及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者，亦皆懵然罔知。忽然如石破天惊，鄂督张之洞与鄂抚于荫霖煌煌布告，始知有革命之说。久之张又有《戒上海救国会及出洋留学生》一书，于是其中真情渐露，是为庚子七月之事。我辈同人至是始开始研究。又因义和团在北方起事，八国联军陷我京畿，西后光绪逃往西安，人心益浮动，我辈始渐知清廷之无能，而不值张之所为。武备同学有沈翔云（字虬斋）者，首先退学赴日参加革命运动，以个人名复张之洞《戒上海救国会及出洋留学生》，当时传遍武汉三镇，莫不拍掌叫绝。张饬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令学生驳之，数月之间，竟无能驳者。辛丑中俄密约断送满洲之说甚嚣尘上，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我辈以联络感情、互通消息之故，密相结合。是时吴禄贞等已毕业回国，经心、两湖书院之派往日本留学速成师范者亦陆续回鄂。当时有李步青者，在武昌花园山天主堂附近教民孙姓处租房居住，我辈所谓爱国志士者（是时侪辈以此目我辈，我辈亦居之不疑）麇集于此。中俄密约之消息传来，不期而集会于曾公祠者数百人。本人之演说最激烈，气势亦壮，犹记讲至最激烈之处，手中折扇拍成碎片。吴禄贞拊我背曰：“请到我家一谈。”是晚我即偕同志吕大森等往水陆街13号吴禄贞处聚谈。自后与人聚谈，则在花园山。我辈逐日夜间又到李寓，秘密商谈则在吴寓，星期则在花园山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当时花园山同志有李步青、吴炳宗、张荣楣、胡秉柯、李书城、陈开淦、孔庚、贺子才、吴森及本人，外有时像晋老先生及其子时功璧、时功玖。是时我辈之目的，一面在于开通士子之知识，故以输入书报为唯一之要着。起初《新民丛报》大有助力，最后则《猛回头》《黄帝魂》诸书，效力极大；又有《孔孟心肝》一册，亦被查禁。一面在更换新军之脑筋。新军之脑筋如何更换法，即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灌输兵士对清室之恶感情绪。当时文普通、武普通招生，皆调集青年秀才，于是经我辈运动之后，竟有不考学堂而投营者，或虽考取，竟舍学堂而入营者。至于未经考取者之入营，如水之就下。数月之间，护军恺字各营中有我辈同志不下三四十人。
至我辈何以能令同志入营，则全仗吴禄贞一人。至此不能不述吴禄贞个人回国之一段历史。先是吴禄贞自大通回日本，清吏岂不知之，只以鄂督等派出洋留学学生名册，均已奏明清帝，此时若发现革命分子，督抚应受处分；且乘戊戌、庚子之反应，稍有知识之清吏，亦知非改革无以图存，不欲因此以阻新机，于是于吴回大通一事，以暑假回国敷衍了之。至是吴已毕业，张以为吴万不敢归国，谁知吴竟随众径归，且随众谒见。张岂不记忆，乃令将吴拘禁于将弁学堂内3日。梁鼎芬、张彪请示，张曰：“唤他来，我教训他。”比及见吴，吴口若悬河，张无以难之，数刻钟后，反赞之曰：“奇才！奇才！”梁鼎芬附和之曰：“奇才！奇才！”张彪在大门外入叩张曰：“请老师将吴交标下任用。”于是吴遂随张彪出，即日派充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办、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旬日之间，身兼多职，为武汉三镇第一要人。各军中所谓督带、管带等无不承望风旨，吴下一条，无不允者。于是同志之由吴入营者，各长官皆优礼相待，俱称为“先生”，不以兵卒视之，下操上讲堂，均任各“先生”志愿为之，不相强也。由是秀才当兵，一时成为风气。未几，张之洞调任江督，端方以鄂抚兼鄂督，张彪谨慎小心，营中之活动始不敢公开矣。当时花园山决议，营中同志应力求谨慎，一面又求与会党联络。果然有刘家运以会党关系，求吴介绍入营。一面求加入教会，借资宣传。是时乘辛丑和约之后，兼有辰州教案，清吏畏教会如虎狼。于是曹亚伯识湖南牧师黄吉亭，遂由黄引入耶教。刘静庵身任牧师，组成日知会（《孙文学说》第八章以刘家运组日知会，似系远道传闻之误。刘家运、刘静庵实系两人，家运肥壮，而静庵瘦弱，家运在营不久即去，似以会党嫌疑避清吏之侦查；静庵则宣传种族革命，慷慨激昂，后为湖北臬司梁鼎芬捕去，瘐死狱中）。
是时，自庚子年以至癸卯年，武汉三镇之革命运动已由言论而入于实际行动酝酿中，加以章炳麟等在上海发行《苏报》，邹容出《革命军》一书，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尤为痛快淋漓，“排满”之声浪全国响应，武汉三镇尤为激烈。端方与梁鼎芬等会商，乃多派留学生出洋，激烈者派往西洋，纯谨者则派往日本。于是周震鳞、黄轸（克强先生，后改名兴，在两湖书院以谨默著称）等派日，本人派德，并以旗人哲筠等监视之。当时夜半下公文，限令次晨谒端督，午后4时上船。我自督署归，乘机往花园山，各同志均不以本人离鄂为然。予曰：“事已至此，岂得由己？然我辈至今群龙无首，如此伟大之种族革命，岂等夷辈所能领导？今派我往西洋，正可以乘机觅孙逸仙，是于此间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陈开淦首先赞成，诸同人莫不韪之。于是仓促登舟。比及抵沪，则周震鳞、黄轸等已先行，刘成禺因“湖北学生界”案被撤销留日学费，另由鄂督给银2000两，令其以自费名义往美国。时总理代表陈楚楠在沪，已电总理聘刘为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两湖、经心被派赴西洋留学之同志贺子才、胡秉柯、魏宸组、史青诸人亦在焉。盖本人派德，贺等派往比国者，均抱同一宗旨，坚请刘觅总理代为致意，并将真行踪通知。
甲辰（1904年）冬月，予在柏林，贺子才在比京，同时接得刘成禺之通知，言总理已至伦敦，住其师慕尔干处，并言其“囊空如洗，将有绝粮之虞，望我辈竭力接济”等语。我当即电汇1200马克，且云发薪后续汇。旋得贺子才来电称，已汇去3000法郎，并请总理来欧洲大陆，已有复电，将来比京，请即日前来会晤。乃即复电，并起程赴比京。抵车站，则贺、胡诸同志已到站迎迓，且云船将于明日午后3点钟到达比国北海港俄斯敦，同人已推定李蕃昌、贺子才及我3人前往迎接。届时在海港鹄立以俟，比及船到，则总理飘然至矣。是时天气初寒，总理御披领袖大衣，我辈趋前握手为礼，分乘马车两辆入旅店小憩。旋再登车入比京，则同志20余人及四川同学住列日之代表孔庆叡均迎于车站。总理一一与之为礼，即住胡秉柯同志寓。于是相与谈论，总理问我辈主张革命，其进行方法如何。我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为言。总理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我乃将武汉三镇经过之事实详细陈述。总理意甚悦，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我又将唐才常等失败之经过反复申言之，且以会党在长江，自新军成立以后，无有势力，又将经过之事实证之。总理言：“我正在改良会章。”我言：“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果成功，反为所制。”反复争论三日三夜，结果始定为双方并进。最后予乃正言曰：“革命党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总理乃列述史坚如、陆皓东诸人之学问以证之。予曰：“人数甚少，无济于事，必大多数知识分子均能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总理深以为然。至第三日，总理似有所决定，为言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做领导人。我辈乃大悦，皆曰：此吾辈倾心于先生之切愿也。是晚同人设盛宴以享总理。香槟酒数巡后，众兴益豪。总理乃言：“革命之方略既定，当各言建国之要。”于是各抒所见。夜深矣，总理起立而言曰：“讨论已三日三夜矣，今晚应作一结束。”众敬听之，则总理提出宣誓事也。诸人又复纷纷持异议，谓：“我辈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总理反复辩论宣誓之必要，同人难者愈多。我向来发言最多，独于此事则默然。总理见众议不决，乃问我曰：“子英兄，尔意如何？”予曰：“我辈既决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总理喜曰：“然则尔愿意宣誓乎？”予曰：“愿。”总理曰：“即从尔起。”
予曰：“可。”众乃无言。胡质斋以纸笔进，总理援笔直书曰：
立誓人某某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四十二年各月某某誓。
监誓人 孙文
我见之，眙质斋而笑。总理见之曰：“何以笑？”予曰：“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老，知康、梁所言之妄。”总理曰：“我亦读破万卷也。”于是由我起，总理教我宣誓，诸同人亦次第宣誓如仪。是为欧洲同盟会成立之始。次日总理及同人在胡秉柯寓后院由胡摄一影，以为纪念。同人之尚未宣誓者，陆续前来宣誓，当时有30余人，至今尚记忆者有胡秉柯（字质斋）、贺子才（字倍之）、史青（字丹池）、魏宸组（字注东）、陈宽沆、王治辉、刘荫茀、李蕃昌（字寿卿）、李崇武、程培鑫、李鱼门、李标、杨荫渠、刘庠云、喻毓西、黄大伟、姚业经、孔庆叡。又在列日之七八人已不能记其名。葆经、高鲁、王鸿猷、冯启钧随后加入（此外尚有何人现已不能记忆）。当时各同志闻我等已捐资，争相捐助，又得万余法郎。于是我等纷纷致函东京报告此事，并请各同志于总理到日本时踊跃参加。
总理回伦敦，我回柏林。总理嘱我辈各应努力向学，成为他日建设之人才，奔走革命则将先用留日学生。临行总理问及柏林同学情形，我言：“满人太多，不如此间大半皆武昌花园山之老同志，各人心性彼此相信有素者。”总理为首：“柏林有一人曾留学美国，今又往柏林，在伦敦时曾彼此通函，尔可觅之。”此人即薛仙舟（广东人）也。薛为江南留学生监督饶智果之翻译，来德江南学生以不满饶，因而不惬意于薛。会饶撤差回国，薛亦应回，乃要求发给船资，即以船资留学，船资若尽，则不堪设想矣，广东人之冒险精神如此。薛尚有一甥女魏增英，即顾孟余之夫人也，此时亦由薛携来。两人之用费正无着落，忽然我去过访，乃径谈晤总理，承总理命来访之意。自此我见同人为言薛之来历及与饶之关系，同人对薛始发生好感。我自回柏林，一切严守秘密，除对薛泄露外，几无一人知比京之事者。是时宾步程方提倡组织留学生会，而我适往比京，宾颇怪之，问我曰：“何以往比京？”我说：“有要事相商。”宾曰：“有何要事？”我说：“十一年以后告知你，此刻不谈。”是时比京同盟会组织奉总理命加以扩充，进展甚速，几于全体学生有十分之九加盟。迭函催问柏林进展情形，予以缓进较稳答之。未几，留比学生冯启钧加盟，乃函告留德学生刘家佺。刘以告宾，宾立即访予，进门且笑且骂曰：“朱子英，我要打你。”我问何故，宾曰：“你往比京所做何事？你说十一年告知我，今不到十日，我已晓得了。”予漫应之曰：“晓得了又将如何？”宾乃正色曰：“请孙先生来柏林一游。”予曰：“难。”宾曰：“何难？”予曰：“有三件事，做得到则可请，否则不必。”宾曰：“哪三件？”予曰：“第一须担任费用。”宾曰：“不难，同人正有钱。”“第二须守秘密，不令满人得知。”宾曰：“更不难。”“第三最重要。”宾曰：“为何？”予曰：“须真心参加革命。”宾曰：“谁非真心？”予曰：“须赌咒（宣誓）。”宾曰：“你们可以赌咒，我们就不能赌咒吗？你说的三件事都不难，我以留学生会长资格召集同人商之。”予曰：“不可。此为秘密结会，如此则留学生会将被封闭，会长将被拘捕矣。”宾曰：“在外国。”予曰：“满人与使馆闻之则殆矣。”宾曰：“你意如何进行？”予曰：“只能以私人分途接洽，见其可说乃说之。”于是分途进行，旬日之间，百枚马克纸币雪片飞来，予均汇总理，乃与宾商请总理来柏林之事。先是马得润先我辈三月来柏林，马在自强学堂已学德文，故程度较高，至是已入柏林大学听讲，予知其如佛经所说，“我慢贡高”，必不愿与我等为伍，更不愿居我等之后。予乃以比京曾见总理之事告之。是时马将与张九维同游伦敦，嘱往见总理，函总理请邀马、张加盟，谁知马、张始终反对加盟。是时马、张已回柏林，总理将来柏林，但马、张亦不反对迎总理。于是迎总理于车站者20余人，住予寓罗兰多尔福街39号。予以总理在比京时间太短，精神上不舒适，乃定上午总理自理信件，午餐后出外游览，晚餐后同人来寓集会，使同人之学业亦不至耽误。居住12日，故讨论特为详尽。逐日所讨论者乃建设之事，予等多无异议。唯薛仙舟对于平均地权反驳甚力，马德润对于五权宪法亦不甚赞成，主张直抄译德国宪法、普鲁士宪法以为模本。我辈均不以马为然，以为德国君主国家之宪法不足道。薛仙舟乃举美国宪法之优点以证之。马益无词。至最后一晚，同人知其将要宣誓，马、张是晚即不至。我辈宣誓毫不发生辩论，盖以比京业经有先例也。次日总理邀我往访马于其寓，适张亦在焉。总理反复请其加盟，至言愿推马为首领，愿服从马革命，马终不赞成。张意似活动，终以从马为是。总理见我始终不发一言，乃问我曰：“子英兄，尔意如何？”予曰：“革命者牺牲之谓也，牺牲须出于自己，他人谁能代为牺牲？”马面赤，然终不肯加盟，自是遂绝来往。宾步程新迁于安斯巴哈街10号，房甚爽垲，乃邀总理与同人午餐。予以午餐不便，多人聚集餐馆亦不便，乃令仅备果品。各同人欢悦来集，兴高采烈。总理为述少年逸事及革命经过，众益钦服。是晚，总理回巴黎，我辈20余人送上车站。予以恐同人说我包办之故，柏林同盟会公共通讯处以宾寓当之，至我寓则总理住已多日，自然知之。至柏林加盟之人，以过后曾经破裂，一反一复，不足为据，其名表故略之。
总理自回巴黎后，巴黎同学自然以闻比京、柏林两地发生同盟会之故，为之振奋。胡秉柯于是赴巴黎，旬日之间，成立巴黎同盟会，其详情不得而知。只知总理住旅馆，同盟会通讯处在唐豸寓内。当时加盟者有唐豸、汤芗铭、向国华，以外尚有何人，不得而知，据《孙文学说》，加盟者10余人。
前已言之，欧洲同盟会起源于武昌花园山之老同志，大多数集于比京。故比京为同盟会之起点，亦为革命之重心，虽遭任何风波，绝不动摇，因其已有三四年革命运动之历史，非一时高兴投机者。柏林则良莠不齐，巴黎形势更复杂，伦敦竟不能成立同盟会。此当时留学生之真实状况也。唯其如此，是以我主张缓进，运动主秘密。乃总理与比京一再催促，又因宾步程、刘家佺渴望总理一来，并急欲加盟，势不获已，是以勉强成立。犹幸经过良好，未发生任何意外。又总理用费由我辈担任，自然以多人为宜。未几总理来函，称现与法国政府交涉，正在有效期间，旅馆须住头等，前所集之款只敷回东旅费，巴黎用费须同人另筹。宾步程与我召集会议，各同人从前积蓄多已尽数输付，此后须寅支卯粮，然皆忍痛为之。而不稳分子如王相楚、王发科之徒，则动摇矣。王发科者，脑筋冬烘，而却假充志士，然而胆小如鼷，见马德润先来，真是唯马首是瞻。是晚，见马未来，本已怀疑，只因大众均无异言，只得咬牙宣誓，自后知马反对，反而问计于马。马以危词动之，反叛之计决矣。王相楚者为人阴险而多忌，与周泽春同船来德，途中即发生龃龉，适留学生会成立，恐周泽春占上风，乃为匿名帖，说周泽春有革命嫌疑，曾不思自己亦其中之一人。宾步程接得此帖，大恐，急而问计于我。我说：“匿名帖不用理会。”宾曰：“满人甚多，恐起大风潮。”我曰：“如此小风波亦经不住，何以革命？”次日留学生会开例会，宾正拟报告匿名帖事，谁知又有第二匿名帖发现，言前帖乃王相楚所为，因在船中已发生王、周冲突，曾经我辈调解，今皆来德未久，周何以有革命嫌疑，殊不可置信，望同人一笑置之，下署“荆州驻防同学”。王相楚后至，故做惊疑张皇之状曰：“听说本会接有匿名帖呀！”宾曰：“不止一个。”王曰：“还有吗？”宾曰：“你看。”王见之大叫曰：“我哪里会作匿名帖？请查究。”时满人均在座，我乃问曰：“此第二帖下署‘荆州驻防’，各位晓得不？”皆曰：“我们都接到，却都不知何人所作？”我曰：“既不承认，则亦匿名帖也，匿名帖无过问之价值，请会长宣布，以后凡接有匿名帖当即焚之，以杜绝小人之阴谋。”众曰：“善。”王相楚不服，坚请查究。周树廉同学起言：“你要查究，就请你自己查究。查出又将如何，查不出又将如何？”王尚争辩不已，荆州驻防同学满人占魁起言：“我今晨才接到这封信，我当然未作，到这里才知凡我们满人都接有这样信，既是他人寄我们的，当然不是我们自作的。但是这封信中的措辞，就是我们要说的话，王同学不必再争，你要真来说，这信下署‘荆州驻防’，我们荆州驻防就当众承认是我们共同作的，你又将如何？你只能表明你未作，不能再追究。”王益窘，乃曰：“我赌咒，我作了天诛地灭。”我曰：“第一帖是倾周同学的，周倒无词。第二帖是取消第一帖的，一齐焚了了事。”宾曰：“善，大众有异议否？”皆曰：“无异议。”散会后，王发科、王相楚邀我入附近咖啡馆。王发科盛称我此次组成同盟会之功，我说：“我们大众革命思想不自今日起，我有何功？”王相楚说：“当领袖的人，要像曾文正谦恭下士。”我说：“我既未当领袖，谁是士？我又岂非士？我又下谁？曾国藩他是汉贼，我们不必学此汉贼。”王发科说：“此后同学中是非就多了，这怎得了？”我说：“有何不得了，今日之事不就明白解决了。”二王见我无懈可击，知我非言语所能动，遂各归。谁知二王即于是晚偷往巴黎盗盟据出首使馆，作反叛之行为矣。
与二王在咖啡馆别后3日，忽接总理从巴黎来函，述二王盗盟据之事，云：二王并汤、向四人至旅馆，总理推心置腹，引入卧房闲谈。未久，4人坚请总理至咖啡馆，以4人陪去，两人回房。侍者见其同出，不虞其他。此两人遂割总理之皮包，盗去盟据。总理归，见皮包被割，始疑有贼，及检查物品，则只失去盟据及法政府致安南总督一函。总理始悟同志之叛盟，疑我等全体均叛，乃责我等云：“若有悔心，曷不明言？纵欲收回盟据，亦应好说，何须用此卑劣手段？”我接得此信，真如晴天霹雳，立即回信，言二王来法我等不知，盗盟据之事我等更无人同意。一面开会讨论此事，皆激烈慷慨，痛詈二王。唯薛仙舟言，事已如此，唯有从长计议办法。乃公写一信，言盟据虽失，我等执心不变，二王之事，同人无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许补签盟据，一律愿补。我一面又电比京告知此事，谁知比京较近，已先得总理函。比京同人知此事，知非函件所能解决，乃公推胡秉柯赴巴黎，则总理不在前旅馆，用种种方法，始觅得真住址。往见总理，总理甚怒，且言：“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胡告知比京全体同人得知此事，即公推彼前来，无一人与闻盗盟据之事，并无一人有悔心。正谈论间，我函及柏林同人公函亦至。总理阅之，始霁颜曰：“叛党只此4人，全体未叛。”转欢悦而慰胡曰：“质斋兄，此事真相已明，前言请勿介怀。”胡曰：“我等恐先生不谅，是以来耳。今先生已了解，我等之目的已达，不过应筹此后改进方法耳。”总理曰：“既如此，尔为复各同志如何？”胡曰：“复同志只有柏林一地，又系发生叛盟之地，待我将此纷纠办完结，然后复他们不迟。”总理才说：“盟据失去无碍，既已宣誓，盗据亦何益？”胡曰：“可以重书，他们不都是愿意重书吗？”总理曰：“最不该盗我法政府致安南总督之要函。”正谈说时，侍者言有大清帝国使馆差人送信来，云有函交孙逸仙博士。总理接而拆阅之，则所失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之原函也。总理既得此函，乃曰：“函虽得，然此中秘密已泄露矣。”胡知此事使馆尽知，且将原函送还与总理，知亦无甚恶意，乃径赴使馆。则孙使宝琦亲出接见，且正色曰：“你们年轻人只逞血气之勇，不好好念书，学问未成，就作政治之运动，真淘气的孩子！收到你们的盟据否？哈哈！”胡亦故作不知，及问何为盟据，孙使曰：“有你的，你还不知吗？”胡曰：“孙逸仙来此谈论，他说要怎样写我们就怎样写，不知何以令钦差得知之？”孙使曰：“你还不知吗？”胡曰：“从比国才来，还不大清楚。”孙使曰：“你还不知道，大前日柏林来的王发科、王相楚同这里的汤芗铭、向国华等四人，起初要充好汉，排满革命，与孙文定盟约，后来一想不对了，来这里号啕大哭，跪倒不起来，要我救命。我说‘什么事？’才呈上一大包你们的盟据。我骂了一顿，叫他们回去，还你们各人，各自毁灭，你没有收到吗？”胡说：“我才来，还没有会见他们。”孙使说：“哦！你去觅他们，叫他们还你，并叫他们各还各的，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再胡闹。”胡退出，寻二王及向国华、汤芗铭。二王及汤、向叹息曰：“想不到我们留学界发生这种是非？”二王曰：“我们到底是学生呢，抑是匪党呢？朱子英他又不考察孙文之来历，就与他交结。”汤、向曰：“革命我们自己革，岂有拥戴三点会、哥老会首领之理？朱同学真荒唐。”胡曰：“不能怪朱子英一人，当时哪一个不是真心赞成的？”于是同时说：“这事做错了，要改这错，只有同心同德地改正。”胡曰：“我想也是这样好。”二王、汤、向乃共述当时窃盟据情形，最后说：“现在盟据已窃来了，孙文手中已无凭据，只要使馆里不知道，已无危险了。”胡曰：“此后使馆就听见说，亦无妨碍。”二王、汤、向同声说：“不过孙文是怨恨我们的。”胡曰：“怎么能向他解释明白才好，不然岂不是得罪了会党的首领吗？”汤、向曰：“这层我们事前实欠考虑。”二王曰：“我们当时只为救全体同学起见，不曾顾及本身之危险。”胡曰：“你们心地本不错，不过手续上欠细密一点。其实孙是江湖好汉，同他好说，不见得他就不退还盟据的。人与人相信全恃此心，心既变了，拿到盟据又有何用？”二王曰：“我们同孙成仇了，只有求胡同学从中转圜。”胡曰：“一个人哪有大力量？”二王、汤、向同声曰：“只有同人全体向他声明，是我们全体的公意。”胡曰：“难。如其中有一人说‘我未同意’，岂不无效？”二王曰：“只有朱子英未必同意，我们可以大多数压迫他。”汤、向曰：“事已至此，只有先取得大多数同学之同意再说。”二王曰：“请胡同学先与孙接洽，探他的口气。”胡曰：“孙已不住从前那旅馆了，你们知他住哪里？”皆曰：“不知。然警察那里可以探听。”胡曰：“现在去无益。”二王、汤、向曰：“我们写一封公函，要各人签字。”胡曰：“他们的盟据呢？”二王、汤、向曰：“我们还他们，比京的就请胡同学带回，柏林的由二王见面时亲交。”胡曰：“现在也只得这样做。”于是汤、向取出盟据，比京者交胡，柏林者交王发科。二王、汤、向曰：“公函呢？”胡曰：“公函非开会不能写。”于是汤、向曰：“诸事请胡同学厚爱关照。”王发科忽然大恐曰：“我家只有老母一人，求质斋念我们经心、两湖三年同学之谊救我！”胡曰：“你是柏林来的，你还是回去向子英说。”胡出，径赴总理处报告详情，并呈比京同人盟据。乃通知柏林，以后须缜密进行，不求会员之草率增加。时柏林方接得二王来函，云：“万丈高恶浪，幸已平息，即日回德面详。”时正在我寓开会讨论应付，而二王已至。大众正决议以和平手段赚出盟据，免生是非。王发科入门即斥我曰：“朱子英，你造这场祸不小，害人不浅。”我厉色曰：“瞎说！我自从孙逸仙革命，不关你王发科事。你们要求请孙到柏林来了，你们自愿加盟的，何以是我造的？我害了何人？”王气挫。薛仙舟曰：“此事不能归过于一人，大众做错了，大众改正。”王相楚曰：“是，同学应和衷共济。”于是述窃盟据之事，结语是为大众冒此险。我微笑。王相楚曰：“朱兄莫笑。”我说：“你们偷到江湖豪杰领袖的身边去了，不过你们小心一点。”王发科大骇，几于面无人色，说：“唉呀！这……这事怎样了？”薛仙舟笑曰：“还是大家担任的好。”王相楚曰：“我们本是为大家，所以我们不止取出我们个人的盟据。”仙舟曰：“请你们交还各人的盟据，大家写一公函，说是出于公意。”二王乃大喜曰：“好。”我独反对，曰：“孙逸仙他自革命，我去寻他的，你们晓得了，又要我请他来；他来了，你们这样反复，我不会反复的。”仙舟劝我为大众，我尚未发言，仙舟顾王曰：“请将盟据先还各人，然后计议。”王发科探怀将取而又迟疑。我说：“你拿着，你拿到使馆去出首去。”薛曰：“这就不对，不是为大众了。”王乃交薛检交各人，乃共议公函，每人写一句，写毕问王知孙住何处。二王均不知，乃再交我而散。次日同人再开会，以盟据在总理皮包中不妥，俟将来在东京或香港成立机关后再重写，写毕即投邮，免生枝节，并议决此后进行，力避形迹，全在精神上之契合。正开会间，接得胡之详报，始悉二王、汤、向在法使馆业经出首，并孙使宝琦因以为利之事。孙宝琦从此结交庆王，官运大通，一帆风顺，俱源于此。盖孙运用心计，既不得罪孙逸仙，又不得罪学生，兼不开罪于法国政府，既得悉法政府致安南总督之函，只将其内容密电清廷，原函仍还总理，又电请庆王饬广西巡抚戒备，该抚时为庆王义子林绍年，故庆王感孙好意，而有联姻之事。孙既办妥，以驻法使荫昌系满人，恐其揭破，乃于风潮已息之后，为法俄之游，大约已受庆邸密旨，公开揭穿此事，并在法、德两国留学生会馆演讲，训饬学生勿为他的家门孙文革命之邪说所惑。盖五大臣考察宪政将来，端方、鸿慈业经首途，不能不先清场面也。
欧洲同盟会自破裂后，外表极其黯淡。比京虽未破，然亦停止发展。柏林自破裂后，只有我与宾步程、刘家佺、薛仙舟、周泽春、钱祖元尚仍热心。薛又以船资作学费亦将用尽，尚待同人资助，亦感困难。我与宾步程无形中分成一明一暗。一切场面应酬之事，宾以留学生会会长之资格，不得不为之，我则一概避免。孙使过柏林，我先以出游北海及丹麦避之，免与孙使作言语冲突。自后王宠惠自美来德，薛仙舟与王交甚笃，为介绍于同人。我正以总理寄来英文一册，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我等除薛仙舟外无通英文者，我正请人译成德文，随接第二次邮寄，后面附以汉文，是为中国革命首领孙逸仙博士对国际第一次之宣言。我正与仙舟等击节称赞，旋知为王博士之手笔，盖总理授意博士撰成文也。柏林得王博士一来，精神上为之一振，盖王在美国考得博士学位，外人亦钦佩，我辈当然羡慕。二王、汤、向出首之事，此时亦经孙使披露，几不齿于人类。马德润此刻力白王之所为彼未与知。王博士来柏林，乃示以真正学者之态度，终日孜孜为学不辍，同人化之，始知埋头用功。旋各入营校，皆离柏林，会务遂无形消沉，只存我个人住址为通讯处矣。时五大臣出京，砉然一声，吴樾之炸弹响矣。各方面均疑革命空气已经浓厚，五大臣之首，为礼部尚书戴鸿慈，其实权操之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端以所派留学生既多，其中满人不少，出洋一切可仗学生。王博士宠惠虽声誉极隆，端以其为粤人，疑与革命有关，且非彼所派之学生，不欲重用。王亦以清廷立宪，实属虚伪，不愿与闻。唯戴鸿慈系粤人，其随员为龙建章，龙与薛仙舟有旧，先期函知薛请其调查。我此时以端督所派不能不理，乃亦以请施行兵役改革军制一策上之。端乃传见嘉勉。马德润、善明、宾步程等日侍左右，为之奔走。我则远之。仙舟为戴所调查之件上之戴，戴给以500马克，薛辞不受。时端、戴将归，戴已赴丹麦，龙尚在柏林。我急函戴，言薛颂本美国留学生，程度在我等之上，只因学费无着归，屈充江南留学生饶监督之翻译，饶撤归，乃以船费留学，三月前业经用尽，全由同学资助，今同人学业日进，用费日广，资助为难，此次钦宪来欧，曾托以调查，闻赐给500马克，薛当然不受。薛生此时已处绝境，唯思两广岑督甚贤，请钦宪电请岑督，依湖北江南之例，补薛粤省官费，并自前三月补起，以清薛生积欠。戴允之，并立电粤督。未一周，而仙舟之粤官费照补，并自前三月起。仙舟之学费如此圆满解决，同人益服我等之侠义，精神上受感动不小。荫昌虽知我革命排满，从无怨恨之意，感情益厚，数十年如一日。未几我亦入营入校，柏林遂空。
巴黎在过去革命空气极其淡薄，旋以比京同人分两派，学路矿者留比国，学法政经济者多往巴黎。于是胡秉柯、魏宸组等均往，留比京者史青、贺子才、李蕃昌、黄大伟诸人。比京虽仍为大部分，然其首干则已往巴黎矣。于是留法农科毕业之学生李煜加盟，未几张静江加盟，石瑛、曹亚伯、吴敬恒自英来巴黎加盟。自张静江加盟后，巴黎之革命团体为之一变，盖从前纯为学生，此刻则兼营商业。1907年阳历年节，我赴巴黎，则见有开元茶馆之设，兼售中国美术品。李煜有印字处之设，专出画报，又组织豆腐公司。吴敬恒亦来，筹出新世纪周刊。时总理需款甚急，静江至出卖茶馆、停止营业以济之，前后若干万，不复如寒酸学生之仅能接济旅费矣。当1907年、1908年巴黎之革命空气可称盛极一时，未几又复衰颓。因李煜为无政府党所引诱，以浪漫派普鲁东、巴枯宁为神圣，尊崇其说。吴敬恒本不通欧洲文学，亦盲从之，对于革命转趋冷淡，所出《新世纪》反刺孙文、黄兴（至今尚有藏《新世纪》全套者可复按也）。于是同人莫不短气，豆腐公司亦只成为商业，无革命之意义。1910年，胡质斋回国后，再回巴黎经过柏林时，我正肄业柏林兵工大学，相与长叹。尔时《民报》已出版，先生之三民主义第一次有成文之理论，真革命同志莫不击节赞赏，而浪漫派却不理会。有薛汝甲者于民国2年（1913年）袁世凯、孙宝琦当权之时，尚以无政府主义借口反对孙文、黄兴之成绩，求见用于袁世凯，以孙宝琦不敢推荐而止。无政府主义者之伎俩如此。后张继至欧洲，东京革命之精神反映于法、比与瑞士，无政府主义者之势力稍挫。柏林自我回后，入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兵工大学之江南同学亦渐接近，种族之义渐明。又马君武自东京来，钮惕生自广西来，蔡元培亦自东京、巴黎来，同盟会会员渐集，虽无正式之机关，而精神上实由沉毅之气概以赴革命之目的。且吴禄贞来德观操，亦增同人之志趣，兼通国内之声气。是时镇南关之役、河口之役、黄花岗之役，革命空气已弥漫全国。安庆有徐锡麟枪杀恩铭，广州有炸毙孚琦、炸毙凤山之案，清廷之气势亦挫，而无政府主义者尚懵然罔觉。迨武汉起义，各省响应，吴敬恒始偕石瑛过柏林，并邀蔡元培同回国，骂孙文、黄兴之文始绝笔矣。是时宾步程已归国，柏林留学生会馆为顾兆熊（顾孟余）、蒋方震（蒋百里）、李傥、陈介等所据。顾最不求学，未入学校门，恰似吴敬恒之在英国，唯顾更鄙，终日只以击盘球为生活。蒋方震曾在日本士官毕业，遂傲然自以为是，不曾入营校。李傥、陈介尚知求学，皆反对孙、黄，尤其是反对同盟会，至是知清廷之将倾，亦开会讨论矣。正开会之际，石瑛、吴敬恒、蔡元培归国，乃开迎送会，革命之理论至是始统一，可称暂时之意志集中矣。然顾、李等以留学会与使署参赞、清驻俄公使胡维德之弟胡维贤，随员、清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张季才密相勾结，把持学费，阻止同盟会会员回国，尤忌我归。于是使署不发我回国船费，且公然以回国参加革命非其所许。我乃拔刀欲杀胡维贤。公使梁诚闻之，乃召见我，极力慰勉，如数发给。卒为顾、李等与张季才骗扣我一个月学费。我以登船在即，不暇计较，舍之而归。梁诚知清廷将亡，弃职回粤。我自武汉起义，本拟即归，只因在兵工大学已届毕业，只差两个月，该校学生于兵工厂商前大有声誉，自革命爆发，纷纷来探我之意旨，我为揭示革命之前途，于是皆倾向民军，礼和洋行与捷成洋行均有清廷所定军火，皆来问交否。我一面阻止交清廷，一面请交民军，因此耽误。总理过巴黎，亦未赶到同船。事为张静江所知，派豆腐公司跑街褚民谊前来帮助。来德后，知无能为力，即归。旋静江自来，兼假道柏林归国，来我寓商谈。我曰：“此事完结，只在今明两日。礼和洋行已停香港不交，捷成军火在上海，正拟交民军，只得回电耳。”次日捷成主人狄德克森来，示以电报。张尚在寓，我告张曰：“完矣，我亦将归国也。”次日乘火车赴意大利，自金诺洼上船。此回南京，则王宠惠任外交总长，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魏宸组任外交次长，王鸿猷任财政次长，马君武任工商次长，钮永建任参谋次长，黄大伟、喻毓西、陈宽沆任大总统参军，窃盟据之汤芗铭亦任海军次长。我后至，以黄克强先生之特知，任参谋部第二局局长。胡秉柯、李蕃昌绕道黑龙江之故，最后至，任总统府秘书。欧洲同盟会完全结束。窃盟据之造意犯王相楚，时充浦口第二师师长高佐国之参谋，有同志电大总统请究治，总统不允寻仇。后汤谄事袁世凯，获得湖南都督，于其任内多杀革命同志，王、汤始终密切结合。无政府主义者至南京，亦向大总统陈说，允以崇明岛为试验区，令先试行，彼等不敢去而止。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