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旧金山大埠的中国同盟会,名义上成立于1910年的春天,然而事实上,这个革命小组早于1909年春就秘密组织起来了。这个革命小组取名为“少年学社”,名为共同探讨学术,实则是同盟会的一个雏形组织。因为当时反动的保皇会在华侨社会还握有一部分经济上的实权,我们自知羽毛未丰,便未大张旗鼓,显与抗衡,招其反对,所以取名“少年学社”,目的在专向少年(青年)华侨鼓吹,俟势力充足,然后揭开面纱,表露出中国同盟会的真正面目。这个少年学社的中心人物是李是男、黄伯耀、李旺和我4个人,都是当地的土生,都是新宁县人(民国后改称台山县),又都是同源会会员,而我和黄伯耀又都是同源会的职员,我任中文书记,黄伯耀则任西文书记。因此每晚我们差不多都可以在同源会的大厅里见面,有事时则交换意见,无事时则随便谈谈,从同源会本身和华侨间的切身问题起,溯源到中国政治地位的衰弱,影响到海外华侨地位的降低,以致事事都受美国人的歧视。久而久之,渐渐谈及中国政治问题、保皇和革命问题。那时保皇党不仅在诓骗华侨方面已很露骨,而且公开反对革命。我们预测到保皇党已到了末路穷途,但又深忧革命的新势力在华侨方面尚未建立起来。那时虽有“致公堂”(国内三合会会党)的组织,总算是在华侨方面的革命势力的代表,可惜的是,他们带有封建迷信和封建思想,同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格格不入,表面虽觉谐洽,精神终归不能投契。《大同日报》是致公堂机关报,总算是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而成立的,然而整个致公堂尽管拥有会员甚多,却找不出一个真正热心于致公堂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报社的论评著述,反而延聘保皇党机关报《文兴日报》记者欧榘甲来兼任。不久欧榘甲去职潜逃,致公堂迫不得已请孙中山荐人,孙先生介绍刘成禺来继任。即此,足以说明致公堂当时人才缺乏,还有待于我们几个土生的少年。
自1905年春间,一般土生华侨开始认识到有组织团体的必要,由是彼此间互相联络,我和黄伯耀被推举为组织土生团体的宣传工作者。迨同源会正式成立,我和黄伯耀分别被选为中文书记和西文书记。黄伯耀是我儿童时总角之交、街头巷尾抛沙掷石的小朋友,稍长在私塾是同学,在英文远东学校和汉文大清书院也是同学。他是永生寿板店的少东,他父亲死后未几即管理店务,他又是致公堂成员,因此,认识人很多。自从我和黄伯耀当选为中、西文书记后,差不多每晚都在同源会见面。同源会的会址在企李街某号二楼,交通极方便,有兴就来,兴尽即走。同源会的会员都是少年人,少年人谈话的题材极多,有谈音乐的,有谈穿着时装的,有谈英文发音规律和其他名词翻译为中文有些错误的,也有谈英文某报刊登某些华侨的消息有诽谤恶意的,独我和黄伯耀谈话的题材都是中文报上所刊登的国内消息,有时也谈到港、沪报上的议论等。大抵到了1905年的冬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的消息已在美国华侨中传播开了。不久,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一号已在大同日报社代售了。那《民报》第一号上的发刊词,是孙中山揭布其三民主义的纲领的。民族、民权,两个主张固然令我惬意,民生主义尤令我神往。在此以前,我对西报刊登某处某种罢工消息,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因为事不关己,不大了解其症结所在,往往淡然处之。及至读了这篇发刊词后,才了然于同盟罢工和社会党、工党等提出种种主张和要求,都是有所为而为,并不是故意好闹乱子的。在此以前,我也得到许多提倡革命的书籍来读,却觉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议论虽属精辟,但尚不能超过民族、民权两主义的范围,至于民生主义,确实是一般时流还没有倡导,而为孙先生独到的见解。自从《民报》发刊而后,不独我和黄伯耀每天晚上谈话的题材增辟了许多,而且使我们对于革命的见解和信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时我们谈到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时,恨不得同盟会有专人来到美国宣传革命,即乘机请其介绍加入,得尽一臂之劳。可惜在整个1905年冬天和1906年春天,我们都碰不到一个同盟会的专人来美国工作。
未几,旧金山大埠遭到一场空前的灾难,即4月18日早晨5时许的大地震及其随后的大火灾。由于供应全市用的水塘给震坏,水源枯竭,消防队无能为力,只能任火灾蔓延,延续三日三夜。唐人埠即全体华侨商业住宅区,最后连西人住宅区都焚毁一空,直到几个月之后才逐渐恢复。同源会也在旧日的地址上继续租赁恢复办公。1906年的冬天,我也由屋仑迁回大埠居住了。在这一段时间,我和黄伯耀极少有碰头机会,彼此都忙于生计,革命活动暂时停顿。
1907年,我和黄伯耀两人谈论革命的思想发展渐渐有了中心。我迁回大埠,居住在万国通信便览公司的后进。这家公司是我的旧友黄金筹办的。他请我在公司筹办期间义务替他撰拟些宣传稿件,候公司正式成立时才给我报酬,现在则不收房租。我应允他,因此我每日都在他那个办公处待一两个小时。本来宣传性的稿件是不多的,而登门找寻黄金有所请求的人却不少。在这些有所请求的人中先后有两人为我所结识,后来发展成为初期同盟会的中心工作人物。一个为黄芸苏,另一个为黄超五。他们都是国内的秀才,受新思潮的影响,愿意自费来美求学。到大埠后,各有亲友依靠,暂维生活,但都不是长久之计,总要谋一个长久的生活办法才能达其求学的志愿。因此他们大抵受亲友的指示,登门亲访黄金表达志愿。黄金素来有“路头土地”的称号,有求必应,便当面答应,且乐为奔走。此后这两人隔日或每日必来这个办公处找寻黄金,听候消息。他们每来,我们必聚首大谈特谈,真是从个人身世遭际到国家前途大计,无所不谈。不旬日之间,我已彻底了解他们两人的品质和志趣了。黄芸苏自成为秀才后,本来志求上进,因废科举,遂考入“方言学堂”,后来转入“游学预备科”,毕业后可以官费留学,不知什么缘故中途停办,遂转念头设法筹款,自费留学。他志趣纯洁,性情真挚,而且手段超豁,善于应酬。他来找黄金是有目的的。他到大埠不久,了解到华侨社会缺乏儿童教育机构,便向黄金建议,华侨应该设立一所“两等小学”,教育一般华侨子弟。如果这所学堂成立,他可以当校长,那就可以自费留学了。黄超五也是一个秀才,没有进过什么学堂,对新思潮没有什么感应,是一个无行文人。据说,他嗜好甚多,见钱即用,随处告贷,为债主所迫,不得已卖身到南洋去。迨到南洋后,不堪苦虐,始把自己出身吐露出来,后来新宁黄姓富商设法把他赎出资送回国。他到美国来虽言自费留学,但年龄已33岁了,要进学校还得学几年英文。我认为他自费留学是个幌子,骨子里却是想筹一笔费用解决生活问题,至于能不能进学、学成学不成倒没关系。我和他们结识后,很爱和他们谈天。两人也很健谈,一谈往往一两个小时之久,文艺、政治和中国前途无所不谈,也谈到立宪论和革命论之间的斗争等。黄芸苏认为立宪论言之甚易而实行则难,执政的几个大佬和满族亲贵都是顽固派,而西太后尤为顽固派的首领,彼辈执政只知暮年行乐而已,哪里还管国家的强弱和前途。单就戊戌政变而论,就足以证明立宪难以实行了。至于革命虽觉得实行甚难,近年报纸所载屡败屡起,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终能克服困难,国家的富强是有把握的。我听了他的议论,总是报以会心的微笑。黄超五论政亦同此旨,但他却喜爱文艺,尤爱谈佛典。大抵他看佛经不少,我问他为什么爱看佛经,他答佛经是魏晋六朝文学别开生面的一支生力军,文体夹杂在文言白话之间,许多词汇为一般文人所使用,若不熟读佛经,对于新颖的词汇,不知其意旨所在是吃亏的。我很爱接近这两位新来的朋友,每见面必有许多话题,互相研讨,或互相辩难订正,总要弄到话题如剥春笋,层层剥落,剥到最深处才一笑而罢。二人之中,我尤爱接近黄芸苏,他初到大埠时暂居朋友李伯眉家,距离唐人埠颇远,交通不便,往返一次须徒步几十分钟,不久他就移居广东银行大楼二楼后排宿舍,那里是专供独身少年居住的,幽静清洁,对于读书的少年尤为适合。黄芸苏迁居这里,就是为准备补习英文的,因此,我和他接近更容易了,几乎可以说每日见一两次面。
同时,同源会也有两个会员,一个是李旺,一个是李棠,都是新宁人,也都是土生。李旺是同源会1905年成立时加入的,何时回中国去我们不知,但1907年夏始由香港回来。李棠是和隆靴店老板李佑宽的儿子,七八岁时由其父亲送回中国读书,现今长大,其父已老,拟将和隆靴店的商务交给他管理,故于1908年春回到大埠来。他是由黄伯耀介绍加入同源会的。我知他们两人都是从香港来的,所以更多和他们亲近倾谈,并询问内地老百姓对于革命的倾向怎样。他们谈到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刊物、文艺小说和戏曲小品等,群众踊跃争购的情况;他们也谈到广州省城和一般大市镇的茶楼酒馆也有谈论革命的。李棠所谈的更加精细入微,他谈革命性的文艺,如新戏曲、粤讴、南音、龙舟歌之类,影响特别广泛,到处都把文艺中的精妙语言或突出的人物作为题材,作为谈天的资料,这样革命的思想就无形中深入人心了。虽有巡警老爷在场也不敢干涉,只好装聋作哑不理,借此下场。李棠虽是个新会员,但群众对他的感情非常好,很快即被群众选举为中文书记。每天晚上同源会一般会员有空闲时间的都到会里来谈天,自从李棠加入后,他来谈天时就谈得非常热烈,他不来时,就有些沉寂。有时群众提议去请李棠来,增加些活泼气氛;至于请李棠来的差事,不是黄伯耀去,就是我去。可是,李棠也是忙的,他新近从父亲手中接过和隆靴店全盘生意,不能不全神经理。所以我去请他来同源会谈天,他有时能来,有时不能来,有时留我们在他那里谈天。他说:不要回去吧!在我这里谈天,人少,静些,比较舒服。我们也愿意。于是,或在店里,或3人一道出门边走边谈,但向僻静人少的街道去,遇有消夜馆便进去找个房间,要些食物来做个话头。初时仅仅谈谈有兴趣的革命新闻,渐渐地李棠表示,他常写革命文艺小品投稿报馆刊登,又表示他和一般写革命文艺小品的文人有来往,和黄鲁逸熟悉等。于是我渐渐地认定李棠是同盟会会员,要不然,也是同一般同盟会会员有密切关系的。有时我也禁不住径直向他提出疑问:你是不是同盟会会员,或者同香港某一个同盟会会员有密切关系?他总是恍惚迷离地答复,有时他也径直地反诘:你这样问有什么意思?我便坦率地答复道:无非是要加入同盟会嘛。难道同盟会要图天下,不与天下人共之吗?大抵那时我们几个人的谈天已到了互相投契的境地,莫逆于心了,所以掩饰的不嫌掩饰,而坦率的不妨坦率,有时碰到质直的询问和坦率的反诘时,往往都是不答之答,相喻于无言,一笑作罢。这类的消夜局绵亘有半年,由夏到秋,突然由李棠自己揭破谜底。
冬初有一晚,我和黄伯耀一同到和隆靴店,恰值李棠在料理店务,他约我们稍等,俟料理店事,到外边做个消夜局谈谈。我们等候了不久,他自己就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是同盟会会员,早几个月你们盘问我,我一直含糊掩饰,因为那时我们相交不久,对你两人还没有深入的认识,我不能不慎重。这里金山大埠虽说是美国领土,没有清朝政府的侦探,但这里有保皇党,他们不见得能替我们保守秘密。开始我对于雄飞是颇有疑问的,认为你住在黄金那个万国通信便览公司后进的房间,他不要你的房租金,你义务替他撰拟宣传稿件。我颇怀疑你是个保皇党党员。但我又从别的方面了解,你这几年来一直都是替社团义务写宣传文章,却没有半句话是替保皇党讲好话的,倒有许多赞扬革命的文章,不断在《大同日报》上发表,从此点而论,已足够证明你不是保皇党党员了。所以你们这几个月的行动,已足够证明有热心趋向于革命的资格了。假如是在香港的话,我就立刻介绍你们加入同盟会了,可惜这个地方究竟不是香港,只有我一人在此,没有机关向谁介绍呢?现在的办法,只有把你们两位热心倾向革命工作的情况向香港机关报告,问他们怎样办理,作为在香港加入呢,还是作为新开局面,在大埠加入?看他们的意思怎样决定,今晚约你们两位来就是为此,你们同意吗?如果同意,我就这样办!我们两人闻听他这段话,真是喜出望外,当然同意,只埋怨他为什么延迟到今日才揭破这个谜,令我空费几个月的心思。李棠也笑着说:慢些慎重些,耽迟不耽错,总是一件稳妥的事情。我们的同盟会关系是严格的,就是介绍一般的人入会,最低限度也要了解几个月之后,证明他不是一个坏人,而且愿意热心参加到革命运动这边来,这样才可以让他知道自己是同盟会会员。凡事是要慎重的,大埠是海外,比较好些,但是我们做的事是要回内地去的,总是要小心的,万一不小心,个人祸福是小事,因此而暴露党的行动那就是大事了。我在香港加入时,主盟人也对我说了许多小心慎重的话,所以我也全盘告诉你们,请你们诸事小心。今夜的话,只许我们3个人知,就是黄芸苏也暂时不可令他知,因为他究竟是一个秀才,将来应该公开给他知时,我自然公开给他知,但是暂时还要对他守秘密。这晚的消夜局和从前的消夜局有天渊之别,他说了一长段的话,我们完全接受,已是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了。不觉夜阑灯息,我们始大笑而出。
在李棠发信向香港机关报告请示之后两个月左右,即1909年夏天,我们就开始向他询问香港方面有没有信来。他的答语总是这样:恐怕不能这样快,总要两个月多些吧,如果有信来,就是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们的,这样问多次了。有一晚我们照例到和隆靴店谈天,他说:你们来得好,有信来了,你们看吧。他就把香港复他的信取出来给我们看,那信的上款是写给李是男同志收,下款是李海云署名,还盖了一个方形的香港支部的图章。信内的大意是,对大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介绍若干名热血少年加入本会,很高兴。如果加入本会的人数众多,可以从支部办起;若果人数不多,则先办分部。信内同时附有支部章程、分部章程各一份和盟书式样一纸,信末则注明新会员加盟的仪式和工作要点等,大意是说按照党章新会员加入是要有介绍人和主盟人签名才作准的,可是现在大埠只有你一人是本会同志,这次的新会员的加入,可以变通,由你同时做介绍人兼做主盟人,以后统由新会员做介绍人便可以了;新会员加入时应该告诉他们应负的义务,现在各地方的会员一律都负有宣传和筹饷两种任务,目前还注重在宣传,新会员有能力的可筹办一间报馆,作为本会的宣传机关报;如能力不能自办一报馆的,亦要多做宣传的文章,送交各友报刊登。至于筹饷则俟有实行计划时,由本部统一通知办理云云。我们两人很仔细地看了好几次,觉得没有什么障碍行不通的地方,只有连声叫好。倒是李棠谦虚地说:你们觉得有不妥的地方,不妨提出来共同修改,免得将来加入的人多了时就难以修改了。我们觉得李棠这番话虽是有理,但章程还没有实行,怎能够在没有实行之前看出有不妥呢?仍旧主张俟将来实行有不妥时再说。李棠还解释他在同盟会里用“李是男”的名字的原因,他笑着说:因为他好写革命文艺小品,在那些小品文章上他往往署名为“是男”两个字,因此一般爱好谈革命的朋友都称他为是男,被介绍入同盟会时,当然用“李是男”这个名字了。说至此,他的面容又复庄严起来说:身家财产的观念,哪个没有?用个别名,说不上有什么保障,但究竟总是有点小用处的。我明白李棠这番话的意思,好像是示意我们:你们如果害怕危险,可用个别名来加入。我当即笑着答他,我是没有财产的,“雄飞”就是我的笔名,就用这个名字写上盟书就可以了。黄伯耀也抢着答:伯耀还是我的真名,就用这个名写上盟书吧。我当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就向李棠说,我们加入同盟会后究竟公开给人知道,还是守秘密?李棠答要守秘密的,不能一下子就给人知我是已经入了同盟会的,同时还要看谈话的对方,如果对方谈话出于至诚热心的,然后才劝他参加同盟会,使彼此的言谈动作取得一致的行动,这样革命的大业才能成功。我当时觉得这番话是对的,但我还有多少忧虑,我又接着说:不能一下子给人知道自己是同盟会会员是对的,要试验对方的谈话是出于至诚热心的,然后给他知道,也是对的;可是我们几个人常常聚谈,究竟为什么事,我们当然守秘密,但是熟悉我们几个人的底细的人恐怕瞒不过他,假使他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秘密时,他何难找出另一个人来和我们接近,只须花上两三个月的光阴,我们谈革命,这个人也谈革命。我们试验他的至诚热心,这个人也伪装至诚热心,万一混进了这样的一个人,恐怕我们全盘的秘密都给这个人泄露出去。我提议我们现在组织的同盟会,不妨表面上另外改上一个名称,免得外人对我们常常接近发生许多猜疑,猜这猜那,都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几个都是少年人,少年人见面谈谈文章,谈诗词歌赋,谈辞章小品是没有错的,又如谈英文翻译、修辞语法、词义辨异,这些都是正大光明,有进步思想的,不妨把同盟会的对外名称暂时称为“少年学社”。这样一则可以免一班顽固的保皇党的嫉视、反对、阴谋中伤等毛病;二则可以使一班有进步思想的少年人同我们接近。同我们接近的少年中,如果有热心而又对革命的见解和我们相同或相近的,我们都可以设法介绍他加入的。黄伯耀也同意我这个提议,他说:这是好的,对外我们称为“少年学社”,可以杜绝保皇党的阴谋破坏,此后我们介绍新会员一般都是从本来熟悉的少年中介绍,他们家里的尊长辈和亲戚等有没有和保皇党有密切关系的,我们都是比较了解的;反正,我们介绍的新会员,主盟人如认为某个被介绍人的态度或来历有可疑时可以拒绝其加入的。李棠也认为暂时把同盟会对外的名称改为“少年学社”是好的,有利无弊。谈至此,“少年学社”的名称遂决定。其次,我们谈到写盟书的地点,当时大家都考虑到和隆靴店是不方便的,同源会也是不方便的,这些地方都是人来人往,不能严守秘密。倒是黄伯耀爽快地提议不如夜深到他那个永生寿板店去。我和李棠都了解他永生寿板店夜深确实没有人去,也没有人敢去。遂笑着说:好吧,我们都赞成。黄伯耀接着说:我现在介绍李旺加入可以吗?我们都了解李旺的政治信仰,都说可以。黄伯耀遂和李旺在夜深时一齐到永生寿板店去,李棠则带香港寄来那张盟书式样,陈列案上,要我们照写,那盟书式样如下:
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忠矢信,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己酉年 月 日
介绍人
主盟人
我和黄伯耀、李旺都照写一份递与李棠,他在介绍人和主盟人之下署上“李是男”3个字。我们笑着说,你不是李棠是李是男了。接着我们又问,怎样宣誓。他叫我们站起和他面对面,举起右手,向着主盟人自己宣读誓词一遍。接着他依照香港来信的大意,向我们做了一些训词式的谈话:大意是你们现在已是同盟会会员了,同盟会对你们的要求有两项,一个是筹饷,另一个是宣传。筹饷俟有实行计划时,由本部统一通知办理;至于宣传,我们在自办报馆的范围内想想办法。如果实在不可能时,可以多写宣传革命的文章,送给我们的友报。他说毕就和我们握手,表示亲密。我们还接着问,听说同盟会是有秘密口号和手号的,是吗?他说:有的,是手号一种和口号3种。他马上告诉我们手号的式样和3种口号的意义。又说,这只是于内地实行时才有意义,在这里是用不着的,你要了解某个人是否会员,只问主盟人便知道的,难道同时有几个主盟人又彼此不相认识、彼此不相往来的吗?说至此,大家哄堂一笑而散。
紧接着加盟后那几天里,我天天都到黄伯耀的永生寿板店去,商量办报的方法。我们都觉得,要办一张如《大同日报》那样类型的报是最好不过的,可是需要五六千至一万元的资金才能勉强开办。我们几个人怎么有这个能力凑集这么多的资金呢!办个隔日报吧?金山大埠汉文日报已有四家,有致公堂办的《大同日报》,有保皇党办的《世界日报》,也有无党派人士办的《中西日报》和《国魂日报》。在日报林立之中,我们办张隔日报实在难看,不要说业务方面难以竞争,就是阅者也看不起。想来想去,决定取法巴黎《新世纪》,它排成16开版的书页,单张发行,让阅读者自行装订久藏。我认为可以仿效其版式,排成16开版,但必须装订成册。因为一般华侨读者多半是工人,他们都是在工余之暇才读报,如果不装订,页数颠倒,阅读不方便,也影响销路。谈至此,黄伯耀表示首肯,但他怀疑星期刊物没有新闻可登,就是勉强选登也是明日黄花,不受读者欢迎。我向黄伯耀解释说:这是我们这个刊物的体裁问题,体裁决定后,再决定新闻内容的取舍和编辑方法。我的意思是这样:议论文章占1/3,谐文小品占1/3,新闻纪事也占1/3。那议论文章和谐文小品当然是为宣传革命而写的,不怕写出有不中肯的;至于新闻纪事,我们须订立一个范围,或者订立一个标准,不合这个标准范围的如邻猫生子之类的新闻,当然不选;至于苛捐杂税或残酷搜刮,使一般贫苦老百姓不堪其害的,这类的新闻不要一点一滴地片段刊登。我们必须多用些精神,重新编写,综合全局,有本有末,条理贯通,作通信式的体裁,然后刊登。这样虽属明日黄花,但读者读后,总是很容易得到一个整体的观念。那些日报虽然能抢先刊登,但都是断断续续的,读完之后只得些模模糊糊的、连缀不起来的片段观念。这两种不同的编辑和不同的写稿方法,是给人不同感觉的。我认为一般有程度的读者都要求有条理而又全面的纪事,不大欢迎那些片片段段的。我现在极力主张办个星期刊物,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自己所长,而不用自己所短。我们“少年学社”寥寥这几个人,所长的是什么,人人都能拿起笔来写稿,亦能拿起笔来译东西;所短的是什么,就是经济能力薄弱,目前只有你和是男二人比较活动些,能筹出几个钱来,此外能筹出钱的人就有限了。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筹款办日报,固然是难,就是筹款办星期报也是难的,但还有解决的路子可走。办日报要自己有印刷设备,单就铅字和机器两项,已耗去固定资本不少,若办星期报,只须向友报搭印,自己无须购置印刷设备,即此已轻松不少了。这是我主张办星期报的唯一理由。
经过多次碰头讨论,李是男和黄伯耀终于同意办一个星期刊物了。取个什么名称呢?黄伯耀提出可取名叫“美洲少年”。我们这个秘密的中国同盟会对外既取名为“少年学社”,则这个《美洲少年》刊物,有心思的人一望便知它是和“少年学社”有关系的,岂不是相得益彰吗?黄伯耀更提出刊物封面要有一个图案,中心画一只大鹰,大鹰两爪抓着两支旗,一支旗是美国的星条旗,另一支是同盟会的青天白日旗,这样,把我们的对象和作用都在这个图案上显示出来,省得将来有坏人向美政府告密,说我们有某种阴谋!美政府痛恶无政府主义者或同情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经常驱逐他们,黄伯耀这个提议,我们都同意。
办法既定,以后就进入实行阶段了。我们3人中按各尽所能的原则,由自己决定或由他人提出:我担任整个刊物的编辑,另外负责评论文章的撰稿和新闻纪事的重编、选稿;李是男担任谐文小品的撰稿和选择;至于有关英文翻译的论文或新闻,统由黄伯耀担任。此外采购、庶务和发行工作,也由黄伯耀担任;金山大埠市区内的派报工作,则由李旺同志担任。这样分工之后不久,黄伯耀就把那个封面的图案托一个美国美术家绘画出来,神采奕奕。李是男亲笔在那个图案上题上“美洲少年”4个汉字的报名,然后交由黄伯耀制成锌版,候印报时排版使用。至于这个《美洲少年》刊物向友报《大同日报》搭印是不成问题的,印费多少呢?尚未确定,由黄伯耀亲自向《大同日报》经理细细商量,取得一个最廉的印费价格。据《大同日报》经理说:这个价仅仅是收回工料费而已,不能再让,再让必致亏本。当时我们对这个印价都感到满意,不再争执了,究竟这个廉价印费的数目字是若干呢?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美洲少年》的编辑处和发行处合并一起,租用广东银行大楼二楼前排的一个大房间,邮差可以直接送信和报纸到编辑处,不要转折。地点适中,交通方便。
诸事筹备到此,我便敦促李是男,请他早日通知香港本部,报告一切,并把我们决定办报的情况通知香港和暹罗、新加坡、仰光各处的机关报,早日寄报来和我们交换。这样,才有纪事新闻供我们选择。李是男立即采纳我这一意见,答应在一两日向香港本部发信。这时不知是谁的提议,要《美洲少年》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出版第一期,其理由是表明我们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来劝导中国革命的,用来防范美国政府找麻烦。我们觉得这个主张也对,索性把美国独立日那篇煌煌大文《独立宣言》译来作为论文之一,也是对题点景的一篇绝妙文章。因此,我们请黄伯耀把这篇东西找出来译成汉文,译成后,又请黄超五润色。黄超五的文笔本来是刚劲简练的,这篇论文经他润色之后,不只词严义正,宛如对独夫民贼声罪致讨的一篇檄文,而且朗朗可诵,一般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多交口称赞不已。
第一期《美洲少年》印刷装订好送到报社后,由黄伯耀点收,李旺派送,他自己也忙于寄发外埠报刊。我径取数册,带到和隆靴店找李是男共同欣赏。我们两个人一言不发,聚精会神,细细阅读,颇感心满意足。我们几个都是年轻人,没有什么著述出版经验,平日虽常常代人撰写稿件,一般都是轻轻松松,一挥而就,对于稿件的好坏没有太多责任感。这回撰写《美洲少年》报刊的稿件就不同了,我们这个刊物是为同盟会而办的,办得好是同盟会的光荣。正当我和李是男都感满意之际,忽而黄伯耀也拿了几册进来。我们问:报刊寄完了吗?还没有人来订报,你是怎样寄的?他答:凡平日认识爱谈革命的朋友,我都把他们的住址记下来了,今日就按址寄出,还在包纸上写上“请介绍推广”几个字,看看效果怎样再说。我想大部分是会有效的。接着黄伯耀又说:我想登个广告在第二期上,请爱读本报刊的同志们辗转介绍亲友阅读,并早日将全年报费寄来,借供周转。李是男觉得应该,但好像早些,可以延至第三期才登。黄伯耀亦无争执。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亦接着说:我们何不印刷一张世界名人画像或中外名人画像来赠送,凡订阅《美洲少年》一年的阅户,一律赠送名人画像一张。我想这样可以吸引一般的读者注意,能增加长期的订户。李是男、黄伯耀都认为这个办法好,但有两个困难:第一,在匆忙中,怎样能够搜集那么多名人的画像?第二,我们的经济能力还要考虑。我答:名人画像的搜集倒不困难。第一个来源是上海发刊的《国粹学报》,已发刊好多年,每月一期,每期都有名人或学者的相片两幅在报首。这个报是两个广东人黄节和邓实办的,它表面上提倡国粹而骨子里却是抬出春秋的攘夷大义来表彰宋末、明末那些反抗异族的爱国志士,适合这个标准的有骨气的人士,他们都搜集介绍,刊上报首,好像文天祥、郑所南、张煌言、史可法、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颜习斋等,应有尽有。我认为选择这些人物在名人画像之中是与我们《美洲少年》的宗旨相符合的。第二个来源是《世界》杂志,在巴黎发行,主办人好像和《新世纪》的主办人属于同一机构。我这本《世界》杂志是在黄金那个万国通信便览公司的废字纸堆里找出来的。大家都知道,黄金是金山大埠美国邮政局管理中文信件的事务员,他是保皇党党员,而且是有偏见的。如果那个刊物是保皇党办的,即使包皮的住址写得不合式,只要有人名,他都亲自送上门去,交给收件人。如果那个刊物不是保皇党办的,只要包皮的住址不合式,他就认为无从投递,拿回自己住所往地上一掷,就算了事。人人都可以在他那一堆废刊物里找东西来看,也可以把东西带走,他向来是不理的。我能够得到《新世纪》《世界》杂志来看,都是从他那堆废刊物得来的。现在这本《世界》杂志还存在家里。凡世界上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每人都有一幅画像,附一个小传,极为详细。我认为,从这个杂志选择人物来做我们拟议中的世界名人画像也很符合《美洲少年》的宗旨。如果在广告上声明:订阅一年的阅户,即赠送一幅,我想是会增加报刊的销数的。我这个提议得到李是男的同意,他认为办报刊的目的是要人看的,这个名人画像总可以吸引一些读者,只要能达到增加二三百份的销路,则我们增刊名人画像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主要问题还是估价制版费和印刷费,如果不超50元之数,就不妨举办。这事最好还是希望黄伯耀去估价一次。
大抵过了个把月,世界名人画像居然出版了。在报刊上登上广告,立刻就有人来长期订阅,索取画像,连早已订阅的长期阅户也来索补。除赠一大部分外,尚余一小部分,怎样把它推销出去呢?当时有这样一件事,1908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清廷两个大酋光绪皇帝载湉和西太后那拉氏先后死去,由宣统皇帝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称监国摄政王。整部清史,只有两个监国摄政王。仰光《天南新报》当时曾就此事拟长联征对,其文云:“摄政王兴,摄政王亡,清国兴亡两摄政。”
此联颇有意思,但颇难对,叠用3个摄政和两个兴亡,我觉得这副长联可以介绍在《美洲少年》报刊上,使一般有思想的华侨动动脑筋。美洲华侨本来就有嗜好作对子的习惯,组织过对联社。那时对联社的代表如蜚声社、翰香社还存在,大抵每月一会,由对联社的主办人拟题征对。有佳对的每副以二毫子应征,集合应征的对子若干副,则送交某某会馆的主席某某老师评阅,评定冠军、亚军,3、4、5以至50,或100,或150以至200名,殿以殿军,每期取录名次多少,大抵以应征入会的对子多少为比例;评定名次高的得奖金多些,评定名次低的得奖金少些,不入评定没有奖金,反而把应征入会每对子二毫的基金也亏了。对联社对每次评定的对榜必用精楷誊录石印,由冠军以至殿军,全榜一名不漏,同时附以老师评定的批语,更附以下一回征对拟题,邀请有兴趣的加入,这张东西叫作对榜。凡入会的不管对子取录与否,每人一张,并向街上张贴,号召没有加入的踊跃加入。我想,与其让他们劳心思于风云月露的构思,不如引导他们在国家政治及民族前途方面开动脑筋,所以大胆地在《美洲少年》上介绍《天南新报》这个长联征对,也是限期一月,声明评定佳联,一律赠予世界名人画像一幅和《美洲少年》一年。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自信自己辞藻韵语的修养,不如黄芸苏和黄超五两人有经验。但黄芸苏应付一个金门两等小学已够忙了,晚上还要习英文。所以评定征联的工作,异口同声,都推黄超五担任。一切应征长联的稿件都给黄超五评阅,有时我也参加末议。其实,这副长联并不易对,那应征几百副对子之中,过半是勉强堆砌成对的,求其吐属自然、对仗工整而又有政治思想的,并不多见。在勉强评定之下,黄超五仅取录50名。其首唱我还能记忆,其文如下:“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
这副对子的出比和对比,用旧眼光来说,可说是功力悉敌;用新眼光来说,可说是大有生命力和战斗力。这副对子是用笔名发表的,可惜当时没有查询这位作者的真姓名,失之交臂。这次征联,至少有几百个受过旧教育、有辞章修养的人,敢于向有革命性的报刊应征联句,这就是效果。
自1909年7月4日《美洲少年》第一期发刊以来至11月,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有没有效果呢?有的,可分两个方面:
(一)就金山大埠一埠说
《美洲少年》是提倡革命的机关报,它是代表一个有革命性的有机体——少年学社。因此一般爱读《美洲少年》的少年都不禁要问,这个少年学社究竟是不是同盟会?对于这种疑问,我们大抵分两种不同的答复:如果其人是本来认得的,亦略了解其人格意态真挚无虚伪迹象,每答以表面是少年学社而内容实际是同盟会;如果其人素昧平生,其言语举措不够诚实的,则径答以少年学社就是少年学社,和同盟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且杂以游戏的语调,同盟会可以提倡革命,难道少年学社就不可以提倡革命吗?大抵当时有思想的少年,感于半年来受《美洲少年》宣传鼓动,人人皆思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产生少年学社是不是同盟会的疑问。现在就我回忆所及,当时接近少年学社的同志,有的径直加入少年学社,因此就是同盟会会员,有的只是亲近没有加入少年学社,而后于1910年终于加入同盟会的,现在不为区别,统列其名于后,其余回忆不起的则缺乏。最先接近的是黄芸苏、黄超五两同志,稍后有张霭蕴、赵昱、许炯藜、伍平一、刘鞠可、卢仲博、刘博文、李绮庵、朱本富、黄杰亭、李禄超等,人数不多,要亦少年学社取谨慎态度所致。我们取友的态度虽平易近人,乐与为善,然终于深忧误交一坏人会泄露秘密,所以在平易近人的态度中,终不能不战兢自守也。
(二)就各埠通信联系说
自《美洲少年》出版后没有多期,即有各埠爱读的同志来函嘉许,有介绍同志订阅报刊的,有报告他那里的同志愿互相联系的。我们大抵都是随问随答,亦有不答的。现只就回忆所及,略举几件比较有趣的谈谈如下。
1.温哥华崔通约来信
他自称也是同志,汇款订报一份,并称数月后拟来美国,晤面匪遥。我们都不认识此人,更不知他是否同志,独黄超五略知多少说:此人原是教会人,又是康有为的学生,但所知亦仅此而已。我们有些相信他后来是个同志,因此在新闻栏中登载一则简讯,说崔通约有数月来美国之讯等语。
2.檀香山《自由新报》卢信来信
大意说:读你们报刊好多期了,钦羡你们议论正大,能执笔写作的同志有几人,希望你们派一位能写作的同志到《自由新报》工作,自己患有胃病,一人工作感到沉重,希望有同志来帮忙。我当时生活困难,表示愿意去《自由新报》,但又恐《美洲少年》的基础未够巩固,拟稍俟《美洲少年》基础巩固后才去。李是男和黄伯耀都同意,这封信由我答复,大意是我早有游檀之意,目前因《美洲少年》的基础还未巩固,未能成行,约俟数月后,定当践约。
3.芝加哥梅乔林来信
大意说芝加哥埠和邻埠一共有几十名同志认为《美洲少年》提倡革命,宗旨纯正,都汇款订阅,同时表示,如果少年学社要设立分社的话,他们那里的同志可以加入。我们复函,希望他介绍同志订阅刊物,至于少年学社分社一事,目前还没有决定,如一旦需要,一定通知你处云云。
4.美东各处专函介绍订阅《美洲少年》
有介绍订阅一份,有介绍订阅几份,亦有介绍订阅十几份的。此类信件统由黄伯耀复。
5.孙中山先生从美东某处来信
大意是:刚从欧到美,得晤美东各处的同志,得悉你们办《美洲少年》,鼓吹革命,宗旨极为纯正,本拟即到美西和你们一面,惜此间有事要办,要耽搁几个月时间,先此函达,希多多努力,共维大业,余不多赘等语。此函由李是男函复,具言他在香港已经加入中国同盟会,回美国后,适遇志同道合的同志数人要求加入中国同盟会,共图革命,因此把情形向香港支部报告,月余得香港支部复信,准许他在美国建立美洲支部,现在已有同志××等若干人,《美洲少年》已出版若干期,因人少力薄,恐敌党反对,故对外取少年学社,内容就是中国同盟会,希望他早日到美西来主持一切,无任欢迎云云。旬日后,孙中山先生又来信指示:某期《美洲少年》上载有崔通约不日来美国之讯,此人从前的确是我们的同志,但后来他似有异图,你们亦不必揭穿他的行为,仍旧可以以同志称呼,但不要把内部事情告诉他,免致泄露,贻误大事云云。此函亦由李是男复,大意说明崔通约介绍阅报的经过,因他有不日入美之说,故作为新闻刊登耳,我们这里也有同志说他是康有为的学生,不知是否,仍希早日来此指示一切云云。
就上述情况看,可见《美洲少年》的发刊虽仅几个月,其联系的方面越推越广,颇有风起云涌之势。在华侨心中的立宪说,已不敢明目张胆揭示出来,那时的《世界日报》(《文兴报》的后身,1906年大火灾后改为今名,仍为保皇党机关报)主编梁某,笔名神龙,受到《美洲少年》诘难指摘,窘迫得不敢在报上公开答辩,就把笔名改为“臣聋”。任凭你们怎样指摘,他总是不理,把“臣聋”来作“免战牌”,这还不是文坛上一个佳话吗?
大约在那年的阳历10月中旬左右,黄伯耀告诉我说:《中西日报》的邓翼云托我问你:现在檀香山新办一报馆叫《启智报》,经理邓秀隆托他在金山大埠聘请一个总编辑,每月工资是50元,川资船费已汇了来,如果你愿意去的话,可以到他那里拿川资船费。我听了这段话,立即回答黄伯耀说:去檀香山是有意义的,我愿去,但要看看《美洲少年》能不能让我去,还要商量商量。因此我便到和隆靴店与李是男商量。他说:这个报不知他的宗旨是谈什么的,这样贸然去,万一他是保皇党的报,难道同盟会会员能替它鼓吹保皇立宪吗?这是个笑话呀。我笑着说:如果我这个同盟会会员去保皇党的党报鼓吹立宪,那确是个笑话,怪不得你要提醒我注意。实在告诉你吧,早些日檀香山《自由新报》卢信不是有信来,请我们《美洲少年》派一个能写作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吗?那时我本来要去的,为什么没有去呢?一来没有路费;二来是我们《美洲少年》的基础未有巩固。现《美洲少年》的基础巩固了,投稿的同志每期都有增加,不怕稿件缺乏,那就可以腾身出来,去檀香山应《自由新报》之急,我们《美洲少年》和《自由新报》大家都是党报,他们那里缺人,由我们这里派个人去,不是应该吗?问题是在于没有路费,不能成行,正巧有个《启智报》来聘记者,已把船费汇来,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先把船费拿过来,就乘船到檀香山《启智报》当一两个月的总编辑,借个题目,拈出干涉言论方针的问题,就可以辞职入《自由新报》了。这样《自由新报》就可省去船费,而得到一个能写作的工作人员了。所以我去檀香山表面上是去《启智报》,而实际骨子里是去《自由新报》的,请你了解我这个心事。李是男沉思有顷,似了解我的意思,但他还是放心不下,继续说:你说在《启智报》当一两个月的总编辑,然后借题离开,我怕你没有题目可借,脱身不了,岂不是陷没在保皇党势力范围之内吗?我笑着说,不会这样的,世上只有找饭碗是难的,绝没有要抛弃饭碗而抛弃不了的,如果真是这样摆脱不了,你们可以来信质问,甚者可以登报驱逐出党。说至此,更触动我一个隐衷,便说:我现在住在黄金那个万国通信便览公司的后进,你是知道的,他不要我租钱,我义务替他写宣传稿件,这你也是知道的。可是我们办《美洲少年》的态度鲜明了,却遭他之忌,他是热心的保皇党,你也是知道的。但这人表面和蔼,心里阴险,这你是不知道的。我现在却怕他请我搬家,那我真是困难万分了。我住不要租钱的房子,生活才勉强可以维持,若要住在要租钱的房子,生活就难以维持了,到了那时候,难道我还要伸开两手向同志们请求帮助吗?当初谈办《美洲少年》的时候,大家曾有同担义务的诺言,我因找不出其他的工作,所以只尽写作的义务,没有承担财政上的支出,久已负愧于心,这是无可奈何的。幸而现在有一个机会,《启智报》要请我,正好利用这一个机会,我先到檀香山去,迟个把月再把家眷搬走,摆脱同黄金的关系,省得这个人要说我的风凉话,这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自然,我离开《美洲少年》,这里失去一个得力人员,但我到了《自由新报》,那里又何尝不是多加一个得力人员呢?说句良心话,金山大埠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是舍不得离开的,我们少年学社的社员彼此志同道合,又怎能够提出离别来。可是,我总觉得,早一日离开黄金那地方是避免我刚才设想那种不幸事情的最好的办法,你们还不同意我去檀香山吗?说至此,李是男有些了解,遂笑着说:你收了船费,应该交若干作你负担《美洲少年》印刷费的义务。我答:我还没有见到邓翼云,如果他的路费是丰盛的,我自交出若干作我负担《美洲少年》印刷费的义务。最怕他交的只是买船票费,那我就没有办法可以承担这笔印刷费了。我是个初出门的,当然书籍要带,衣服、铺盖要带,谈不上行李装备,但是简朴的行李也要买,这样,恐怕没有余钱拿出来承担义务,请你原谅吧。
过几日,我到《中西日报》找邓翼云,他说:你愿意到《启智报》正好,他那里正在等人,经理人是邓秀隆,他的报是中立的,不谈革命,也不谈保皇,只谈开通民智。邓秀隆最近还有信来,说报纸已经出版,没有人主持,催我早日替他找人,并催促早日起程。他一边说,一边拿出邓秀隆的信给我看。同时也拿出75元银币给我,并说:这是他寄来的路费,请你点点数目收起。你准备坐哪条船去,请你通知我,我好通知他们到船上相接。
我一打听,这75元路费刚好就是一张头等舱船票,由金山大埠到檀香山的票价,如果要买一个箱子装书籍,另买一个手提皮箱装衣服,这两项就需要20元,难道到一个陌生的埠头身上不带若干零用费和留给家里若干生活费吗?除了这几项之外,我只能买一张三等舱船票到檀香山,哪里还能筹出若干作负担印刷《美洲少年》的义务呀!我把这种情形向黄伯耀谈,黄伯耀也表示同情,他说:这样只能乘坐三等舱去,三等舱是很乱的,如果不懂情形,连饭都找不到吃,况且你又没有坐过三等舱,这件事最好找林华耀来帮忙,他认识人多,可能在同源会会员内找到有经验的会员和你做伴,彼此帮忙,这样事事皆通,如果不是有人和你做伴,一个人乘坐三等舱,又不在行,够你麻烦。果然,我依照黄伯耀的指示,马上找到林华耀,告诉他我要去檀香山,但只能乘坐三等舱,要他设法帮忙,找个好伙伴,结伴同行,免得在舱内事事不懂等语。林华耀一听立刻爽快地答应下来,他说:不只替你介绍一个船上的好伙伴,而且连移民局领取出入口护照和购买三等舱船票都可以替你包办,并且乘船那日,我陪同你一道到码头,介绍和你同船那位黄某同志见面,一切放心吧,诸事我都能替你料理妥当的。真是,一个星期左右,林华耀替我料理各事,事事妥当,我遂乘船离开旧金山大埠到檀香山去了。
(以上第一、第二两段是我的亲身经历,现在这一段根据李是男、黄伯耀的通信写成。)
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一二月间由美东到美西旧金山大埠。他在未动身前,先有函通知《美洲少年》,谓将于某日某时到达。李是男和黄伯耀二人接函后,因接近农历除夕,各人有事,没有通知社员,只由他两人亲往车站迎接先生(当时少年学社各人都以师礼事孙中山先生,称谓间都称先生而不称姓,示敬也)到唐人埠某新旅社居住,取其地点接近、容易商量党事之故。大抵初到那一二日间,李是男和黄伯耀两人报告少年学社是怎样成立的,因什么缘故对外取名少年学社,现在共有社员若干人和《美洲少年》怎样筹议发刊,一共到现在共发刊了若干期。一般来说,《美洲少年》的宣传能力颇为广泛,凡属有新思想的少年,都视《美洲少年》的议论为转移,现在拥有阅户若干,撰稿人本来不多,初时只有自己的社员写稿,如果一个人写有二三篇稿件时,就用几个笔名来发表,这样,好似有很多人写稿,其实骨子里只有我们自己几个社员。近来基础已巩固了,阅户扩大了,写稿送来刊登的也增加了,《美洲少年》可说是拥有相当组稿的能力了。在李是男和黄伯耀报告少年学社和《美洲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先生每每不厌其烦地、寻根究底地询问,务使原因、结果清楚明白而后已。先生等他们两人报告完毕后,开始谈他这次来到旧金山大埠的宗旨。他说:现在机会到了,自从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死后,宣统皇帝嗣位,载沣监国,即另编禁卫军,由载沣自己亲统,同时派载涛(载沣之弟)、毓朗、铁良为专司训练大臣。又派善耆、载泽、铁良、萨镇冰筹办海军。又由载沣自己暂行代理大元帅,又设军咨处,派载涛管理。又派载洵(亦载沣之弟)、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又遣载洵、萨镇冰巡视沿江沿海各省武备,旋又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这都是1908年冬天至1909年一整年的事。从这一系列的事实里可以看出一个皇族集权问题,你看他们三兄弟,一个是监国摄政,暂行代理大元帅,一切军权都操纵在手;一个是管理军咨处,军咨处就是德、日的参谋本部;一个是筹备海军的大臣。这样,海军、陆军和参谋作战的计划等大权都在他们三兄弟手中了。这更说明他们也感觉到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他们就趁今日监国的机会,先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巩固皇族的大权,然后渐渐借政治上的力量来“排汉”。所以今后的形势,汉不“排满”,满也“排汉”了。我们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来,已经起义若干次了,虽是每次都失败,但排满的大义深入人心,屡败屡起,百折不馁。从前和我们联络通声气伺机爆发起义的以旧式军队巡防营等为多,近日渐渐不同了,发展及于新军了。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多与联络,造成一夫发难各处响应的形势,所以今日海外同志的工作要点应该着眼在此处,务必做到宣传与筹款同时并重。海外同志对内地的实际情况,多少总有点隔膜,当时本部同志曾谈到这点,实行工作由内地同志担任,宣传筹款则由海外同志担任,这是适合的。你们在此处成立少年学社已有一年了,刊发《美洲少年》也有半年了,是有成绩和收效的,这样做是应该的我也是钦佩的。可是,你们对于少年学社社员的加入采取防微杜渐的态度,恐防混入了什么奸细,在旧年是对的,但在今年可以不必了。因为今年的形势和旧年不同,今年是革命风潮高涨的一年,载沣的排汉面目已暴露出来,军中同志见此种情形,人人都有自危之感,万一“排汉”的棘手排到他们头上,那他们被迫不能不爆发以图自救,但既有爆发,总须有响应,方成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这样方能有济。贯穿全局,策划响应,当然在于本部发号施令,而加强此发号施令的效力,还有赖于款项之接济及时。假如接济不能及时,固能误事,或者已经有事发生,需款待用,而尚束手无策,未知怎样筹款,那岂不是自己误自己的事吗!所以你们今年办少年学社应该大刀阔斧,明目张胆,省却一切绕弯子闪闪烁烁的质问与查询,不怕汉奸混入,只怕同志不来,而且更要公开称中国同盟会。这样志同道合的同志自然源源而来,革命势力自然增加,有起事来,急于筹款也是容易了。《美洲少年》是适合有思想的少年阅读的,但对于一般华侨而论,好像还有一些不够普遍,最好还是把《美洲少年》改组成为每日出版的日报,这样方负起大张旗鼓尽力宣传的义务。你们不要以为办日报资金难筹,其实会员众多自然容易。扩大少年学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能发挥出来。两件事就是一件事,你们想办法把这两件事办好,这就是我来金山大埠的宗旨。
李是男和黄伯耀两人听了先生这番话后,当然只有接受,没有什么迟疑的,可是黄伯耀想到这个日报的报名,主张这个报名要能表示出和《美洲少年》是前后相承的,他主张取名为“少年中国日报”。但他同时主张与其办个日报,不如办个晨报,因为一般华侨的报都叫日报,其实都是下午出版。在本埠下午才看到报固不便,而在外埠要隔一日或两日才看到报更不便,他坚决主张办晨报,只要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变更一下,是可以把当日的重要新闻,翻译编辑于早晨付印出版的。因此,这个报就定名为“少年中国晨报”。
公开成立中国同盟会的过程大略是这样:先定一个办事处,然后再租赁拉森戏院,预先登报。公告内容为“中国同盟会于某日开成立大会,并请总理孙中山先生演说,凡有志人士务望依时惠临,无任盼切”等语。拉森戏院坐落在坚尼街,近唐人埠边缘,由唐人埠任何地点约行5分钟即可到达。开会日,全体少年学社社员和新加入的同盟会会员都来。开会时由李是男同志主持,先致开会辞,大意是从前的少年学社即中国同盟会,因为那时恐防有坏人混入,不能不小心隐秘,对外取名少年学社,就是为此;自经先生到来后,指出隐秘实无必要,且妨碍前途的发展。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宣布:凡是从前的少年学社社员,一律都是今日的同盟会会员;凡没有参加少年学社的同志,我们希望他早日立下决心,加入同盟会,共同担负起革命大业,使革命早日成功。现在我请先生发表他的意见。
在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先生起立演说,大意是:革命的理由,我不想在这里多费唇舌,请大家多看《民报》和提倡革命的书籍及各地发刊的党报,玩索研究,自能得出革命的理由和它的条贯性来。我想在这里简括地谈谈革命的形势。自1908年冬天,光绪皇帝和西太后两人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载沣摄政以来,一系列的皇族亲贵总揽军政大权。好像载沣是大元帅,有统率海陆军的权;载洵筹备海军,又是海军大臣;载涛管理军咨处,就是将来的军咨府,它的内容和职权好比今日德、日的参谋本部。他们统揽军政大权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不需要什么明眼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的,简括地说,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就是要“排汉”。他们这种做法能成功吗?肯定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同盟会自从1905年成立以来,我们运动革命的方法,就是运动会党和联络军队两个方面,军队“排满”空气非常浓厚,中下级军官几乎都有过半和我们有联络。如果他们一旦觉悟到自己是被排的对象,如砧上肉,任人宰割,他们岂肯束手待毙,而不铤而走险,以求生存吗?我们对于军队有无限的潜力,这种被迫铤而走险的情形,已有报告到达我们的手里。这座满汉互相排挤的火药库,它的导火线随处皆是,任何一处,只要稍接触就爆发起来。我这次到这里来的宗旨就是要向大家报告这个有利的革命形势。我们既然了解这个形势,就要设法利用它、迎接它,不要让它飘然逸去,坐失良机,殊为可惜。我希望在座还没有加入同盟会的同志早日加入,增加革命力量,这样,驱除鞑虏是必能达到的。
接着黄芸苏也起立发言,请尚未参加同盟会的人马上参加,会场备有笔墨,立刻可以填写盟书。会上填写盟书的人很多。
(按:这里所填的盟书和在少年学社时的盟书有些小的不同,少年学社的盟书是整张由参加者自己照抄的,这里的盟书是印刷好空出名字由参加者自己填上姓名的。盟书的中心内容亦有四句和三句之分)
中国同盟会在大埠成立后,进行了若干种工作。
(一)组织全美旅行宣传团
这个名称是我拟议出来的,内容是这样:先生提议要派出几个人,到全美国华侨集居的大小埠头,不管华侨集居有多少人,三五个人也好,七八个人也好,总要向他们宣传革命,解释革命宗旨,欢迎他们加入同盟会。先生建议推出4个人来执行,每两个人当一路,分两路从金山大埠出发,到纽约集中,然后再行由纽约复回金山大埠。先生自己担任一个,大家推举黄芸苏担任一个,张霭蕴担任一个,赵昱担任一个,一共分4路。他们出发前,当然做许多预备工作,如路线的安排,某处有华侨姓名和居住地点都要小心调查,才能出发,至于何时出发、何时归来,现在已回忆不起,只好从略。
(二)组织本市周末的街头宣传队
有人提议既然有全国的旅行宣传团,自然应该也有一个本市周末的街头宣传队。这个提议一提出,立即就有许多人赞成。街头宣传的组织和形式,大略取法基督教救世军。救世军街头宣传的形式是这样:全队10余人,旗帜两面先行;大鼓手1人、小鼓手2人或4人次之,歌唱队若干人又次之;主讲传道者在后。在街头进行时,又敲、又击、又唱,大显热闹。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全队就围成一个大圈子,让传道者站在中央,偃旗息鼓,传道者就对看热闹的群众,大讲其基督救世的要旨。我们街头宣传队就模仿他们。旗一面先行,大鼓、小鼓继之,宣传队全体又继之。凡同盟会会员只要有时间,虽不参加讲演,亦要参加助势。每次讲演员1人或2人,轮流推举,大抵都是李是男、黄伯耀、黄芸苏、黄超五、赵昱、张霭蕴、刘鞠可、李禄超等。黄伯耀每谈到这个宣传队时,辄称旗手、鼓手某某等神采奕奕,惜其姓名已回忆不起了。
(三)一次紧急的筹款
有一次,先生使人找李是男、黄伯耀到他的寓所。二人赶到时,先生说:现在有要紧事,党需要1万元使用,这个责任交给你们两人,限24小时内完成。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来筹,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两人接受这个命令后,退出来想办法,两人谈了一个整日,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最后李是男垂泪说:我只好做个不孝子,冒受着家庭的责骂,在店内款项里拿出5000元来应急,暂时用账目掩盖。如果将来被老人发觉,严厉询问,我只好承认应党之需,拿去用了,准备给老人骂就是。果然,他在店中款项内取出5000元,和黄伯耀两人送到先生处,亲手交与先生。
(四)《少年中国晨报》出版
依照先生的指示,把《美洲少年》改组为《少年中国晨报》,经过一番筹备,出版了。从前在《美洲少年》参与过编辑、撰稿的一律吸收在《少年中国晨报》工作,黄芸苏、黄超五尤为卖力,每日都有稿件刊登。黄伯耀总揽全报的经理事务,他全神贯注在早晨出版的工作制度上,力矫一般日报午后出版的迟缓,在华侨报业史上,日报改为晨报,自是进步的改革。后几年,同源会由林华耀主持,也办一《金门晨报》,可说是受《少年中国晨报》的影响。李旺兼管发行和派报。李是男仍是主持一切大事,兼撰拟谐文小品等。改编之后,言论方针,一如既往,提倡革命,益加发扬。而对于康、梁之私人奢侈生活,更为尽情揭露,促使保皇党人迷而知返,参加革命。黄芸苏揭此类生活的佳文甚多,兹举回忆所及的一小段于下,以见一斑。其文云:
圣人之居,早见群雄粥粥;饮冰之室,何渐夏屋渠渠。
此文盖为康纳华侨何某之女何莉莉为第三妾,携之往返各处,挥金如土,华墨公司之股款亏折殆尽。事在早几年,黄追述旧事,讽刺他们。
改编后不久,黄超五在私寓不知怎样不慎中煤气毒窒息而死。那时大埠的华侨晚上照明,不是电灯,就是煤气灯,少有用煤油灯的。黄超五大抵用煤气灯,睡前关闭不密,致有煤气溢出,因而中毒。出师未捷,贤哲丧亡,可云不幸!幸而那时人才众多,不致影响报纸出版。
(五)与洪门共同筹募革命军饷
我认为先生这次到美国来,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设法鼓动洪门人士筹募一大笔的革命军饷,这实在是一篇杰出的好文章。先生早年就加入洪门,与洪门各方人士多有接近。1904年,先生从日本取道美国往欧洲路过金山大埠时,曾短期逗留。那时,金山大埠致公堂的要人多与先生有往还,并且用致公堂的名义标贴长红,请先生在某某戏院演说时事。那晚听众颇多,黄伯耀去,我亦去,但是我们两人没有碰面。先生演说慷慨激昂,把清朝政府庸弱无能、酿成庚子之祸、《辛丑条约》丧权辱国等发挥无遗,并号召群众早日参加革命,团结一致,推倒清廷的封建统治,使汉人有出头之日。据闻当时致公堂的中心人物曾向先生请教,怎样改良参加洪门的仪式,适合有新思想人物的接受。据说先生这样答,洪门的加入仪式有些像宗教的迷信,如果简化了,无异把这个迷信破弃了,这恐召来全部涣散,宁可社会上没有香烛供给,亦要自造香烛,用以维持这个迷信等。当时先生劝告他们,要自己办张大报,宣传洪门宗旨和革命宗旨,这样表示自己有新思想,自然不怕有思想的人不加入洪门。《大同日报》的筹办,未尝不是由于先生这番话而起。可见先生的言论对大埠致公堂主要人物影响之深。这次先生又来美国,对于致公堂怎样帮助筹募革命军饷自然有一个通盘计划。我觉得先生好像没有把计划彻底和李是男、黄伯耀谈过,所以他们两人同我通信时只谈同盟会这方面怎样,而致公堂那方面怎样则谈之极略,因此我的回忆只能是同盟会详而致公堂略。现把同盟会和致公堂共同筹募军饷的详情分成几个小段落,加以几个小标题说明它。
1.号召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
先生这一号召,对于筹募革命军饷起了重大作用。致公堂吸收了新血液,精神、思想和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因而促成了筹募革命军饷的大业。这是抽象的理论推断。其实从具体的事实上研究分析,其作用还在于致公堂中心人物这方面。据我所知,海外华侨组织的致公堂其拥有发言权的中心人物多半没有固定职业收入,其生活的维持有赖于新丁(新加入的人)的加入。新丁加入的费用每个人付出七八元之谱,公堂局面大的多些,局面小的少些。这七八元的用途是这样:公堂堂底费若干、香油费若干、大佬(主盟者)个人收入若干、做野(加入的仪式)时的助手共若干。从中可以看出,致公堂中心人物对同盟会会员加入的心理,与其说是吸收新血液,毋宁说是增加个人生活的收入。俗话说:鸡臂(腿)打人牙骹(关)软,致公堂中心人物对于同盟会会员的加入早已心满意足,所以共同筹募革命军饷的工作只有赞成,没有反抗,水到渠成,瞬息千里。先生这一号召是起重大作用的。
先生还亲自当“舅父”(介绍人),带领同志们到致公堂做野。先生此举,诚恐同志中有人和洪门中人有宿怨。据洪门规矩,洪门中人如果打听出和他有仇怨或有争执的人要入洪门,他就可以到场,等你要入门的时候,他有权向你提出质问,令你难堪,甚者拒绝加入,当众逐出。可是,如果带领入围的“舅父”有面子或有势力,就可以立即解释或担保。据黄伯耀来信,先生分好几次带领同志们去做野,可见先生爱护同志的周到。
2.成立革命公债债券局
这个机构是同盟会和致公堂共同成立的。债券仿照美国货币,票面5元一张。但有一点不同,美国货币是张张独立的,这种债券是订成一本,有存根,编号码,骑缝处还盖图章。另一面是中文,印上发行和使用条例,局长署名是李公侠,可能是李是男的化名,先生亦署上孙逸仙的英文签名。这种革命债券我有几十张,认为可供纪念,值得保存,但几十年来南迁北走,已不知失落在何处了。
3.致公堂变产助饷
这是共同筹募革命军饷工作中的杰作。这种事的过程当然是这样,先是由于加入了洪门这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少年向致公堂中心人物提议,得到了中心人物和一般叔父们(资格老兼有财产或经营有商业的)的同意才执行的。这件事是一帆风顺,抑或有波折,经再三疏通才成功的,现在已无可查考。致公堂方面热心于变产助饷的当推唐琼昌(《大同日报》的创办人兼主持人)、黄三德(金山大埠致公堂的大佬)两人。据黄花岗一役起义后香港总机关统筹部出纳科科长李海云的统计,海外各地捐款共收到157213元,其中美洲侨胞捐款就有77000元之多。这里77000元就包括两笔大数,据我所知,致公堂变产助饷就有两处:一是金山大埠致公堂;二是加拿大属域多利致公堂。域多利致公堂变产助饷的收据,已陈列于广州市某处博物馆,据《羊城晚报》摄影,该收据的数目为3万元。依此估计,则金山大埠致公堂变产的数目相当于3万元,这个估计可以认为近于事实的。李海云之统计数目,除此两大笔外,所余之17000元可视为债券局实际募得之数目。
4.粉墨登场,演剧筹募军饷
李是男本来没演过戏,大抵由于他好写曲文、班本之故,竟有同志建议他粉墨登场,筹募军饷,使宣传、筹饷工作合二为一。有的勉以大义,有的愿意介绍一个戏班的艺人来谈谈,做初步的试探,李是男接受了这一意见。
经过几次和戏班艺员清唱排演之后,李是男觉得台步、动作、神情等可以学会,不妨大胆尝试。可是唱戏要有配角,李是男的喉底是生喉,只能串生角,哪里来个同志串旦角呢?恰好同盟会里有个许某某,是驻金山大埠清领事许苓西的儿子,他能唱旦喉,慨然答应,配角的问题因而解决。
演戏筹饷工作分剧务、财务两部。剧务由李是男主持,财务由黄伯耀主持。他们两人分途并进,两三星期后筹备妥善,定期公演。临期,因为有同盟会会员粉墨登场,全埠震动,门票早已推销和抢购一空。那时中国旧剧戏院还没有对号入座的办法,只有先到的有座,后到的站立,以至于立无隙地。幸而剧情编排适宜,每场都有精彩之点,演生的潇洒自如,演旦的也婀娜多姿。由于他们热血爱国,不惜牺牲色相,粉墨登场,现身说法,筹募军饷,都是为民族的将来,因此博得群众称赞,不唯叫好,而且叫值。后来李是男对我说,他在美国时的同盟会工作,以演剧筹饷这一幕最精彩。
5.义卖助饷
正当筹募军饷高潮的时候,有些同志提议举行义卖。大家当然赞成。原来这个提议是有目的的。那时加入同盟会的女同志人数日渐多了,有很多精于刺绣或编织手工艺术品的。在提议者的原意,是希望这些女同志每人牺牲一些劳动时间和一些物质,把制成的艺术品捐献给大会。此外,各同志也可以捐献物品交给大会,大会积集这类物品至相当数目时,定期公开义卖。女同志捐献的艺术品其成本少的是一二角,多的也不过三五角,大会评定义卖价格总在10倍之间。人多参加则花样层出不穷,成本轻微,虽屡捐而不竭。大会对各同志的捐献品,在义卖前评定出品的甲、乙,于义卖后发给奖状一张,以志感谢。至义卖那天,在场执行任务人员也一律给予奖状,感谢其相助。义卖多在同盟会的会所举行。这类的义卖举行有好几次。这段史料,是我胞妹温征德来函相告的。她参加义卖时也获有奖状一张,那时她的年龄才10岁。
6.先生离开金山大埠
先生那次是1910年2月间到金山大埠的。在他指示下,同盟会已由秘密变为公开,事事进行,有条有理,至于和致公堂共同筹饷这一工作,亦已做到彼此没有闲言。先生遂于七八月离开金山大埠前往檀香山。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8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