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片断回忆

汪东

1905年秋季，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并决定宣传革命理论，首在文字，因于同时创办了《民报》。先是戊戌政变及庚子八国联军以后，一部分维新派人（当时把改良派和主张革命的统称为维新派）逐渐转为革命论者。那时的所谓革命，实质就是“排满”。上海的《苏报》，日本出版的留学界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新湖南》，以及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等，都代表了这派思想。尤其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祖父已将近80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蛊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

《民报》是有严密组织的一张革命党的机关报。它所宣传的理论，是依据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为中心的。经常执笔的人，也是当时所推选的能文之士。至于编辑兼发行，倒不一定是真正负责文字的人，只是由当时不用隐蔽身份而自愿以真姓名向日本政府登记的人出来担任名义罢了。张继、陶成章都是如此。真正的主编，头几期是胡汉民，以后是章太炎，太炎离开的时候，我与刘申叔也都分别担任过一期，最后仍是太炎。做发行具体工作的另有其人，前后也更动过几次，我记不全姓名了。宣传的目的，主要是与保皇党（又称立宪派）人争夺上、中层知识分子，首先对梁启超所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了笔战。梁氏主张君主立宪，主张开明专制，其文字浅显条畅，颇能诱惑一般人，因此在一个时期，立宪论占了上风。自《民报》出，同样以浅显条畅的笔调宣传革命，把梁氏驳得体无完肤。至此，情势为之一变。太炎先生主持后，又添了不少阐发佛学的文章，这是他在欢迎会上演说中所揭示的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归根结底，仍与民族主义是相融合的（演说录载《民报》第6号）。其文虽非尽人能解，但大家觉得学问这样高深的人也讲革命，再配合着他在东京讲学，收了不少门人，影响是很大的。

总的说来，《民报》的影响有几个方面：

（一）一般人的转变

这一点，在日本留学生中看得很清楚。有许多《新民丛报》的读者转而看《民报》了。也有平素在帽内藏着辫子、倾心立宪的人这时噤口不谈，并与革命党人拉起交情来了。我有一个成城同学，姓马，广东人，是当时驻日钦差杨枢的女婿，也没有剪辫子，忽然一天邀我到他家吃饭。其时我已不在成城读书，而他的家就在使馆里面，觉得有些突兀。他似乎感觉到了，便告诉我是他生日，没有约别的人。一路走的时候，他说现在出的新书（指革命书报）他也看，只不过不便带到家里了，其意在于表白自己。像这类的例子还有。总之，在当时留学界确实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人前谈革命是理直气壮的，只要你不怕麻烦；若在人前谈立宪，就觉得有些口怯了。自然，对于革命心怀疑惧或误解革命意义的人还是不少。《民报》针对这些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如汉民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寄生写的《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都是经过商量而后执笔的，收效也很大。

（二）立宪党人的挫折

《新民丛报》起初销行甚广，梁氏傲然自大，轻视革命党人，以为这都是些浮薄少年，感情用事，理论方面是不堪一击的，对《民报》的辩驳，常常杂以嘲笑谩骂的口吻；及至展开论战，几个回合以后，渐渐理屈词穷，非但为清朝君主辩护的种种论点失却根据，甚至在援引法律条文和译述日本文字上都出现了无数纰漏。梁被《民报》一一加以揭发纠正，计无所出，乃想用釜底抽薪之法来平息论战：一方面，拉拢人不替《民报》做文章，如马君武本来在《新民丛报》上投过稿的（另有一段传闻，从略），经疏通之后，两边都不写了；一方面，又托人要求和解，如徐佛苏（即佛公）本保皇党，却作为第三者身份投书《新民丛报》“劝告停止驳论”；又私见汪精卫，欲以乡谊动之；再如徐应奎曾向宋教仁谈，梁与《民报》辩驳出于不得已，并愿意调和（见《宋渔父日记》）等语；他们还希望《民报》归太炎先生编辑后可以“回复秩序”（佛公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中语）。这都表现了他们怯战的心理。无如两派的目的主张是冰炭不相容的，和解不成，论战还是继续下去。20期后，我回国了，情况不太清楚。总之，两派势力的消长，《民报》出版是一个大关键，这是无可置疑的。

（三）在军队中的流布

留学日本陆军学生中有些人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得到了中下级军官的职位，这就为实行革命打下基础，但鼓动部队中的同僚士兵还需要宣传力量。《民报》运进内地，是用各种各式的巧妙改装，瞒过侦查耳目而输送各地，由各地的秘密机构再分散到部队中去。最近潘慎明同志跟我谈起，他辛亥前在武昌住所邻近有一所屋子，常见有军人出入，以为只是普通聚会，可是每人出来，往往夹着一本精装书册，心里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民报》。这一件事，充分说明了革命书报的传播及其影响。武昌一地如此，各省可知。辛亥革命所以能够迅速获得成功，这也是原因之一。

（四）敌人的恐惧

清廷屡次想借日本政府之手禁止《民报》发行，没有办到，而其仇恨和恐惧的心理日甚一日。1907年溥伦到东京，日本出动了大批便衣侦探，监视民报社人和党中知名之士，寸步不离，我也是被监视的一个。尽管这些人着便衣，可是面孔看熟了都认得，便索性找他们谈话。他们说：“我们是受命来保护你们的，因为有人要暗杀你们”（我写了一篇《记溥伦来东后事》登在《民报》第18期）。这句话不可尽信，却也不为无因。自吴樾、徐锡麟案起，满洲亲贵和大官们畏暗杀如蛇虎，因此有人建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刺杀孙文、章炳麟、张继等。但暗杀是要牺牲自己性命的，哪个肯替他们效死？反过来，革命党人实行暗杀事件却愈来愈多，《民报》的文章中有好几篇是推崇刺客的，最使他们惊心悚魄。于是也就有因缘为奸的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后，慷慨就义，激动了全国人心。徐氏志愿是要除去4个当权的满洲人，一即恩铭，其他3个是端方、铁良、良弼。我根据这个意思，在《民报》第16期上写了一篇时评，勉励革命党人要完成徐氏未竟之志。过了好些日子，这期报没有按时出版。那时太炎先生已经不住社中了，实际管编辑发行的是一个湖北人，叫吴崑，忽然有一天派人来跟我说，端方、铁良都很庸懦，不值得注意，要我改写一篇，并说这样可以使他们内部起分化。我当时尊重社中的意见，便重写了（这就是登在《民报》的一篇）。过了很久，才有人告诉我，程家柽（安徽人）跑到北京投靠肃王善耆，把这篇原稿带去，密示铁良。铁良很怕，愿意出钱收买，于是程家柽便写信给吴，做成这个圈套，旨在诈索铁良。结果程氏得了一笔巨款（据说是2万元）；吴崑情节也很可疑，但是否分赃，没有确证。

程是同盟会变节分子，民国初年为袁世凯所杀，此是后话。而《民报》亦终于遭到日本政府的封禁（1908年），其借口仍以“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为理由。暗杀是对满洲官吏，于日本治安何预？这一点，既证明《民报》文字影响之大，又说明了清、日反动派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k7qfYSMCszXNo6RO3hAJZsHBmCIPVe5R8JqkBRFht5UxChLW6anBEtOEGkm8PS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