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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宫崎槌子
1897年，抵达横滨的孙中山先生不久便跟滔天到九州熊本县的荒尾村，一个有名海边的一座小村落，所以我跟嫂嫂（滔天之兄嫂民藏夫人）非常操心应该如何款待这位远来的宾客。我们给孙先生烧洗澡水，铺地毯于客厅给他坐；至于吃，那时更不知道中国菜的做法，因此只有请他吃乡下的日本菜。
生鱼、味噌汤、煮鱼、寿司、鳗鱼等，我们想尽了办法款待他。我们几乎每天杀鸡给他吃。孙先生似乎最喜欢鳗鱼和鸡肉。而纵令我们请他吃不大喜欢的东西，他也满面笑容边说“好、好”（all right，all right）边吃。他吃了没吃惯的生鱼，结果似乎泻了肚子。日后第一次革命（亦即辛亥革命——译者）成功，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我前往为他祝贺时，孙先生之说“荒尾的生鱼很好吃”，也许是他回想当年劳神焦思的肺腑之言。
而身在荒尾村的孙先生的头，清政府曾经给它悬赏1万元。我曾将此事告诉同村的平川老先生，他却眨眨眼睛说：“呀！1万块钱。真是了不得！”其他的村人也来，并从篱笆空隙偷看这位稀客。
孙先生是位寡言的人，而且一天到晚只要有空即手不释卷，所以在我们家的一星期左右，一直在看我们家里的书。而要跟滔天到福冈方面去设法筹措军事费用时，则说“这里的书我都很喜欢”，并把行李装得满满地带去。
回到横滨以后的孙先生则搬到东京，跟犬养毅先生共同策划革命的实行。滔天开始东奔西走，因而一点也不顾我们的生活。有一次我跟滔天商量家庭的经济，而他竟说，“我有可用于革命的钱，但没有可以养活妻、子的钞票，你应该自己想想办法”，完全不理，因此我和孩子们的生活遂陷于绝境。所以我不得不开始工作，于是遂进行从海边地下挖出贝壳烧成石灰来贩卖的计划。在荒尾一带，有许多人在干这一行。在娘家原为“千金”的我，来到宫崎家以后，则不得不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由于间接地听到我们生活的困苦，孙先生曾经暗中时或给我们寄钱来。
1900年，孙先生在广东立了革命的计划，因此决定从日本偷渡广东。孙先生先走一步，而在当时玄洋社
俱乐部的青柳先生处，则有拟参加这次革命的末永节、平山周和岛田经一等，以及直接间接帮忙革命的犬养、福本日南等先生在那里商讨此项计划。
那时，由于没做惯的工作，我在荒尾害了胸部的病，因此把龙介和震作交给家父，带着幼女节子在福冈医院养病。
关于滔天的协商和计划的内容我是不清楚的，不过有一天，滔天曾经把这些人和我带到福冈郊外名岛的岛田经一先生家里。岛田先生家是座沿着海岸山的很好的房子，犹如仙境。这时我亲自听到跟滔天喝酒的岛田先生说：“这座很舒适的房子亦不得不卖了，卖来打仗。”四五天后，滔天将我留在福冈，跟其他同志由门司往广东出发。而岛田卖出去的家产，则用于惠州起义的一部分军费。
唯孙先生的第二次起义又归于失败，所以孙先生和日本的同志们也就重新回到日本来了。
帮助中国革命运动之家庭的悲惨，实在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这不只是我们的辛酸，也是其他同志的家庭所共同遭遇到的命运。
这的确是有如流着血泪而坐在满车火焰的车子上面的情景，我们既将大部分的田地卖光，并将其金钱统统用于滔天的活动费。而在这苦况中，听到孙先生计划的失败，我们当然失望万分。这时我接到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滔天患了脚气症之消息，因此遂到东京去看他，是时孙先生正住在横滨市山下町的旧屋子里。
见了小康的滔天之后，我和滔天跟那时正在华侨学校（大同学校）教书的民藏一起去看孙先生。旋即孙先生以败军之将的神态并用不知什么时候学会的日语说“欢迎你们来”。
当天晚上，我们3个人在孙先生家过夜。而正当我们坐上桌椅准备吃晚餐的时候，透过滔天的翻译，孙先生问我：“你是来做什么的？”我答说：“因为滔天生病，以及家族生活困苦，我把小孩托在娘家，因此想趁这个机会跟滔天好好地商量商量。”于是孙先生边说“是的，是的”，并从皮包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这是一张孙先生的母亲、胞兄、4位侄子和十二三岁左右的孙科先生一起合照的相片。孙先生边让我看这张照片边说：“我的家人在夏威夷也正流着眼泪跟穷苦搏斗中。家人之能够打胜眼泪意味着革命之将成功。凡是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人，都得战胜眼泪。”并流着泪珠，这是我和滔天第一次看到孙先生眼上有泪。
在山下町先生家过一夜的我们，第二天便到民藏执教的大同学校。我们3个人则在民藏的客厅谈话。一坐下，民藏便向我并用纯粹的肥后口腔（亦即宫崎乡下土话——译者）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而正当我跟滔天再三商量故里的事情，并且大致商量完了的时候，滔天突然向民藏和我说：
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向任何人说过，不过我现在却决心要做唱浪花节的
。那是因为，作为一个浪人
，实在很不容易不依靠别人而能养活家眷。既不能生活，又不会做生意；而就是做生意，以士族
的生意经，也绝对赚不到钱。何况谈浪花节以得之于客人的好意亦并不下贱，这有若出家者读经以得布施同样的道理。惠州起义虽失败，但革命的进行刻不容缓。并且，唱浪花节还可以澄清心神的忧愁。我想暂时以做了和尚的心情去叩浪花节师之门。哥哥请您能了解，也请您能同意。
滔天以很大的决心，并很热心地向民藏和我诉说。因此民藏和我大吓一跳。顿时，我的心头充满了失望和黑暗。我为丈夫将弃经世之大望且或将堕落而大为震惊。所以我拼命努力去劝阻他的念头。我甚至建议他跟孙先生一起到欧美去研究和宣传革命。我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去纠合同志、筹措军费乃是此时斯地所应该遵循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我请问了民藏的意见，而他也赞成我的说法，并跟我谆谆告诫滔天，要他回心转意。
可是，滔天却完全不听我俩的劝告。他说：“筹措军费，纠合同志，还是以唱浪花节的方法来做最为有效。”是即他似乎想以唱浪花节的方法来筹募金钱和纠合日本各地的同志。民藏和我终于精疲力尽，再无法劝阻他了。于是滔天和我遂与民藏分手而回到东京。
尔后，孙先生前往东南亚，滔天则拜师桃中轩云右卫门，游历日本各地。但是，滔天欲做讲浪花节者时所期待的纠合同志、宣传主义、筹措资金等事则统统成为画饼，因此家庭生活的困苦与日俱增。
1905年1月，由于极端地贫穷，我母子4人终于再也无法栖身故里，于是遂迁居东京，租屋于新宿区番众町。
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孙先生则离开日本，革命气氛为之消沉，只是有内面的运动而已
。不过自我们搬到番众町以后，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中国留学生源源而来。因此我仿佛觉得革命运动已有相当的进展。那时候常到我家的有革命元老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和何天炯诸位先生。此外还有很多，几乎每天来的，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了。
其中有想研究制造手枪者，他们则穿着满身油污的工作服，到东京郊外滔天的朋友小室友次郎所经营的手枪工厂去学。这一群真是个个都是富于实行力的人。
不特此，连领取清朝官费的留学生也一个一个地变成革命党员；而在日本人中，像末永节先生，则跟黄兴先生住在一起，以策划种种活动。
记得1905年初夏，孙先生再度来到日本并下榻横滨。有时候他则从横滨带着皮箱到我们并不宽阔的家，把其中狭小的6个榻榻米的房间当作他在东京的“事务所”。当时，我们虽穷，我却把自己的衣服拿到当铺去，为孙先生做了两件“浴衣”
。孙先生很喜欢穿我给他做的浴衣，1910年又来日本时还穿着它，因而使我惊喜万分。孙先生是位非常节省和朴素的人，他一直穿着那两件浴衣就是明证。
只要有时间，孙先生便从皮箱拿出许多书本来阅读，所以他的行李尽是书刊。就中最多的是英文书，而这些大多似乎是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书籍。当时，滔天的乡友、姓胜木的夫妇恰巧也住在我们家里。有一天，孙先生正在走廊看书的时候，胜木先生走近孙先生，想跟孙先生聊天，可是孙先生一直在看他的书，只连声答说“哼哼”，以这样的态度听胜木先生的话。
于是胜木先生大为愤慨，并以肥后的口腔说：“这是什么话！说孙文是个豪杰，这样简慢待人怎么……”因而非常生气。而这正是孙先生如何爱看书的一个插曲。
有一天，从外面回来的孙先生因为累正在睡午觉，这时刚好来了四五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恐怕打扰孙先生的睡眠，所以在隔壁房间用很小的声音说话。随即一个比较年轻的站起来轻轻地把“竹纸”
掀开一点点，以偷看孙先生睡觉的样子。尔后那个学生却把眼睛张得大大地回来坐下去，并以好像受惊的语气用中国话向其他的人在说什么。我觉得奇怪，所以遂问最会说日本话的一位学生说：“怎么啦？”“孙先生好像狮子。他的脸和头发简直像头狮子，革命一定能成功。”他加重语气这样答说。因此我也去看看，果然孙先生睡得很甜的脸，的确拥有不可侵犯的威严。
中国留学生对于孙先生非常尊敬，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相信中国革命必有成功的一天。
当时，最喜欢调皮的龙介和震作一从学校下课回家常常便到窗户店
去买些隔扇
的碎木头来造成铁路，架设于庭园，并用线轴的车轮和小箱子制成火车，使其在铁路上跑，他俩就这样玩到天黑。
有一天，停止看书的孙先生正在看孩子们玩火车的时候，何天炯先生刚刚赶到。他看见孙先生在注视孩子们玩，因此遂问孙先生说：“您在看什么？”孙先生答说：“这真好玩。他们把铁路造得很好。”
同时透过何先生的翻译跟龙介和震作握手并说：“革命成功以后，中国首先需要建设铁路，那个时候我就请你们两个人来做。”
妇女的我，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件革命大事，不过从同志们的动静，我却可以判断革命运动之如何急速地正在进展。
在孙先生还没有来到日本以前，留日中国同学的中心人物是黄兴先生，而自孙先生从欧洲来到日本以后，他们两位便携手，因而完成了革命党的大同团结。促使孙先生和黄先生合作的，就是滔天和末永节先生。大同团结而成的革命党叫作中国革命同盟会，且一下子就有大约3000人参加为会员。同盟会成立后，则在东京市牛込区新小川町创设民报社，以发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而其干部则统统在报馆共起居同饮食。
与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孙先生则从横滨搬到租在牛込区筑地八幡旁边的房子，并把它命名为“高野寓”。尔后许许多多的人曾经出入于高野寓，其中最值得我们一提的宾客，就是俄国革命领袖格尔雪尼和比利斯兹基两位先生。
比利斯兹基先生是从西伯利亚的监狱逃出，并逃到长崎来的。而正在此时，格尔雪尼先生于1904年受了死刑的判决，并被送至西伯利亚。格尔雪尼是俄国革命时社会革命派的元老，据说，他是使用奇计逃出监狱亡命日本的。比利斯兹基先生有天晚上陪同格尔雪尼先生访问高野寓。
那个时候，滔天与萱野长知、和田三郎等诸位先生在办《革命评论》
，是时，比利斯兹基先生带格尔雪尼先生拜访了革命评论社。于是滔天和萱野先生便把这两位先生带到孙先生那里去。而在高野寓聚首的东西方的先知先觉者，遂就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发表高论，交换意见。尔后格尔雪尼离开日本前往欧洲，拟再回到俄国时，在路上因病而与世长辞。
当时，《民报》的销路非常好，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当然不必讲，据说在大陆也有很多的人在看。要把这些《民报》寄到大陆谈何容易，因此民报社的同人个个都日以继夜地工作。随着中国革命同盟会日趋壮大，清朝官吏的监视日严，日本官方的压迫亦日甚，其结果，孙先生不得不弃筑地的高野寓，民报社亦难以维持，从而终于不得不“关门大吉”。
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前后，似乎需用不少钱，而为孙先生慷解其囊者就是铃木久兵卫先生。民报社解散后，黄兴先生则在小石川区水道町创办勤学舍，与同志们共策革命。
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我们又得从番众町搬家。这是因为欠人家房租、米店和酒店的钱太多所致。对于米店和酒店，我们各写了一张将来有钱一定要清还的保证书，至于房租，请允许我们免交，这样我们才勉勉强强能够搬出去。
其次，我们在小石川区的第六天町找到新房子。这座房子相当大，所以来的人也就比较多。禅寺和尚龟井一部先生、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氏、黄兴先生的大公子黄一欧、龙介和震作等年轻的朋友们经常在院子里练习剑术，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也常常来参加，因此我们家里非常热闹。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女士携带她的朋友来练习剑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自民报社解散以后，中国革命运动便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革命党的人秘密来往因而增加，并且需要更多的武器。有时候甚至要把武器运到四川省一带，其用心之苦，实在难以笔墨形容。更有用胃散药罐装上火药带回中国者。
何天炯先生计划购买日本政府拟转让给民间的武器，唯没有钱，因此遂把我娘家的古董统统卖掉以为其费用也正在此时。由于秘密活动之如火如荼，日本政府当局的干涉也就愈来愈凶。有一次，东京神乐坂警察所所长忽然竟说要请滔天在日本餐馆聚餐。滔天虽然去了，可是却非常慨叹警察所长之愚笨做法。
听到这桩事的孙先生，遂给滔天写了如下的书信：
滔天先生足下：
久未通问，梦想为劳。此接克强兄来书，述足下近况，穷困非常，然而警吏欲贿足下，足下反迎头痛击之。克兄谓足下为血性男子，困穷不滥，廉节可风，要弟作书慰谢。弟素知此种行为，固是足下天性，无足为异。然足下为他人国事，坚贞自操，艰苦备尝如此，吾人自问，惭愧不如。弟以此事宣之同志，人人皆为感激奋励，则此足下天性流露之微，已有造于吾人多矣（后略）。
弟孙文谨启
1908年，时机大概相当成熟，黄兴先生遂带300支手枪和某某先生所赠送的70把日本刀到广西去筹划起义。同时，日本方面的同志也设法获得了1000支步枪，慢黄先生一步动身。他们是准备在广东跟攻下广西后将来广东的黄先生会师的。当时装载那些步枪的船叫作“幸运丸”，是承三上丰夷先生的好意借用的。而帮忙获得这些步枪的就是被人誉为革命党之“天野屋利兵卫”（往年大阪的义商——译者）的仓地铃吉先生。又，跟这些武器乘船到香港的有金子克己、萱野长知、前田九二四郎、三原千寻、定平吾一和吉田正平等诸位先生。
这一群，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敢死队，他们都是以誓不生还的决心出发的。并且在航行中，两只鹰飞到船里，他们把鹰抓到，以为此行或将成功，唯天机似尚未成熟。很可惜地，这次计划又归于失败了。
本来，据说“幸运丸”所载的武器是预定在大亚湾附近起货的，而且跟黄兴先生方面的人早已联络好，唯打来的电报只说6时，不知道是上午6时或下午6时，所以船里的同志们遂为此事而终于分成了两派。前田、定平两位先生说是下午6时；萱野、金子两位先生以为是上午6时。彼此议论很久，结果假定它是上午6时，并把船停下来，以等天明。但在天还没亮，英国军舰来了，于是他们把所有的武器统统丢到海里去。计划之失败，往往来自毫厘之差。而后来据说，那封电报的意思是下午6时。
这个时候，孙先生正在南洋专心从事于纠合同志筹募革命资金。因此在日本的活动一切皆由黄兴先生来负责。不久，孙先生虽然接到革命军占领了广东一带的电报，但似又失败，所以孙先生又不得不再亡命欧洲。
在这前后，我们的生活又日趋穷困，革命运动也没什么进展。有一天，滔天和黄兴先生忽然到九州去设法筹银根。而当他们在九州的期间，我跟房东谈妥，于是我们便再从第六天町搬到小石川区的原町。搬家时，所有行李都是由小儿龙介、震作和黄一欧3人拉车搬过去的。搬到原町以后，滔天和黄兴先生便回到东京来。黄先生则在新大久保租了很小的房子跟宋教仁先生一起住。他们的名牌用“桃原宅”3个字。这似乎取自武陵桃源。
黄先生在新大久保时发生了所谓“纸币事件”。这是黄先生想为中国革命使用而印的。为了此事，黄先生曾经向横滨的高利贷借了1万块钱，并托某日本人来印，结果不但纸币没有印成，钱又不能还，把黄先生弄得毫无办法，终于逃到香港去。不过这1万块钱，第一次革命后，黄先生却把它还清了。
这一年（1908年——译者）12月，滔天的母亲在故里去世，滔天遂回乡奔丧。而为了生活，我边鼎励儿子们用功，边借了缝衣机来为海军做军服。此时突然由香港的黄兴先生来了重要而机密的书信，我跟侄子宣雄商量结果，便给滔天打了“槌子病危速回来”的电报。接到我电报的滔天，大概给山科多久马先生（一直为革命党人义诊的一位仁医）打了电报，所以山科先生马上就来看我。山科先生看我非常健康而大惊一跳，我把底细告诉他，他终于哈哈大笑。
在这里，我必须谈谈仓地铃吉先生的事。因为他是参与辛亥革命秘密运动且大家都不知道的一大功劳者。是即辛亥革命所用的武器弹药几乎都是由他来的。当革命党人与滔天商量武器弹药的事时，滔天实在是束手无策的，绞尽脑汁思索的结果，终于跟以前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的司令立花小一郎上将商量。立花上将是滔天哥哥民藏的太太的哥哥。立花上将以“身为官员，难以为力，愿意介绍可靠的朋友”，于是为滔天介绍了以远征千岛列岛驰名的海军上尉郡司成忠氏。当时郡司氏已经退役，而他介绍给滔天的就是仓地先生。如此这般，孙先生、郡司、仓地两位先生以及滔天4个人再三互相研究的结果，仓地先生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所谓“天野屋利兵卫”。
自我们从第六天町搬到小石川区的原町大约一年以后，孙先生跟乃兄孙德彰先生忽然从夏威夷来到日本。记得这是1910年初夏的事情。此时，孙德彰先生在夏威夷的事业已失败，故与孙先生一起来日本，并住在我家里。这时孙先生特地为我带来了占领广东时所发行的银币两张和军票。孙先生脱下因汗而略湿的立领西服，换上的竟是五六年前我千方百计设法给他做的现在已经变成很旧的浴衣。
一生贫困是中国革命家之常，孙先生既穷，我们也穷，因此为了要给远来的宾客洗尘，想烧洗澡水，我们竟连煤炭和劈柴也没有。不得已，用小儿们从隔壁空房子捡来的木片烧热水给孙先生和他的哥哥洗澡。
有一天黄昏，一个中国人来看孙先生。他的名字叫作孙竹丹，也是同志。唯由于种种理由，许多人说他有间谍的嫌疑，并非常警戒他。因此孙竹丹一进门，我便耳语孙先生，并要龙介陪他而从后门出去。那时正值每76年会出现一次的所谓哈勒大彗星（Halley’s comet）出现的时候，而孙先生和龙介两人则在小石川区附近后街尽量避免行人，逍遥到晚上11点多钟才回来。尔后不久，则有孙竹丹被同志所杀的传说。
孙先生来原町我们家前后，从小石川区富坂署常来一位名叫北村利吉的高等刑事警察。这位警察看到我们那么穷，每次来我家时都带茶叶来给我们。因为我们连客人来时也没有茶叶可泡。
孙先生跟孙德彰先生在我家住了大约10天，在这期间有些插话可述。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孙德彰先生在大骂孙先生。孙先生被乃兄责骂，一言不发，一直默默地在恭听乃兄的话。个性很强的孙先生也有这一面，这个事实使我非常地感动。
孙竹丹到我家两三天以后，富坂署的警察部长前田佐门和前述的刑警北村送来了勒令孙先生出境的命令。此时孙先生跟滔天等刚刚开始秘密计划，因此接到这种命令后非常失望。两三天后，孙先生和乃兄便往南洋动身。这时我们全家把孙先生昆仲送到新桥车站，离开日本的孙德彰先生，据说不久便病逝。
1910年4月，汪精卫先生和黄复生先生到北京去准备暗杀醇亲王，所携带的炸弹就是从仓地先生那里来的。汪先生的计划因事先被发觉而没成功，汪、黄两位先生被捕并被判死刑，唯被肃亲王所救，改为无期徒刑，关在北京的监狱。汪夫人陈璧君女士赶赴北京，为救汪、黄两位先生的生命而做最大的努力。
迨至第一次革命成功，南京的革命政府和北京的袁世凯开始南北和平会议时，汪、黄两位先生始获释，汪先生并与唐绍仪先生任特使由南京到北京。
1911年4月，以黄兴先生为首的一群同志在广东起事，这是在槟榔孙先生的居所，由以前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同志们所策划的。而这次起事所使用的武器，也都是得自前述的仓地先生。是仓地先生秘密携来的武器，皆托轮船中由革命党人充当的火伕带去的。唯很不容易捆包，所以这项工作大部分在我的弟弟前田行藏家偷偷地做。而从仓地先生家到行藏家的搬运多则由当时尚为中学生的龙介和震作分批搬去。因为用小孩来搬运，比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这样捆包好的行李，则由四川省出身的吴永珊（玉章）先生运到以前的新桥车站（现在的汐留车站），再由此车站运到横滨的轮船。唯在新桥车站，因比诸其容积，它的重量太重，因此对其货物本身发生怀疑，而不予以马上输送。焦急的吴永珊先生立刻到横滨清国领事馆，请他的朋友出一张证明说是领事馆的东西，而赶回新桥车站，以求得车站站员的谅解，才把它寄出。
当时，吴永珊先生是东京帝国大学（今日的东京大学——译者）的学生，而在当日，中国革命运动非常澎湃，官费留学生不必说，在清国领事馆和公使馆的下级官员之间甚至也有许多革命党员，由此我们当可知道中国革命时机之如何成熟的一斑。
此次广东的一役，虽然大家都用真子弹拼命战斗，但结果仍归失败，黄兴先生负了丧失右手两只手指的伤，许多同志战死沙场。今日在广州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就是此一战的牺牲者。
及至今年秋季在四川省发生了变乱，随之有武昌的起义，中国革命运动顿时由最低潮而见其成功。当这个革命的烽火燃烧起来时，孙先生正在法国。滔天很想早点去，唯家里穷得不能再穷，因此不能马上成行。其他比较有办法可想者，如萱野长知、加纳清藏、松浦和介、金子克己、龟井一郎和三原千寻诸位先生则较滔天早一步往武昌出发。
由于适时赶到的石丸鹤吉和岛田经一两位先生的帮忙，滔天终能起程。尤其可贵的是，不嫌我们的贫穷，始终跟我们来往的东京某染衣店老板川城七太郎先生由衷送钱礼说：“先生！我的眼睛没有错吧。这只是一点点意思，少得或无足于您的旅费，请您在船里买些香烟抽抽。”
滔天则与川城先生干杯并哈哈大笑说：“25年的苦难今日才见天日。被人家贻笑为梦想和空想的革命终于成功了。不过今天以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匆匆整理好便装的滔天，遂晃着那高大的身躯，悠悠然地走上他的旅途。滔天直往上海，迎接孙先生从法国回来，然后再转船到香港。而返抵上海的孙先生，则与同志们联袂入南京，并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兹中国的革命乃大功告成。
（选自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