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斯麐
我认识中山先生是在1903年。这年我19岁，自费在日本东京留学，是成城中学里的一个中学生，头脑里没有革命意识。碰巧，原在镇江金山寺里的和尚宗仰亡命到日，由于他的关系，我才无意之中会见了中山先生。
宗仰，别号乌目山僧，原名黄宗仰，早年在上海参加反清活动，他和章太炎、蔡元培等组织爱国学社的一些人有联系，是这一活动的中坚分子。这年上海《苏报》案发生，章太炎和邹容入狱，宗仰怕被牵连，在上海待不下去，就流亡到日本。中山先生给予同志式的照拂，留他住在自己的横滨寓所中。我是镇江人，在出国前，早就认识宗仰。这时中山先生正十分留意广泛吸收留学生参加反清活动。有一天，宗仰和他谈起在日本有我这个旧相识，引起了中山先生的注意。这年暑假，我去片濑海滨小住，中山先生便通过宗仰约我陪他在此盘桓一天。
中山先生来到之后，和我一起去江之岛。这天他穿着一身雪白的短装，头戴拿破仑式帽盔。当时我不了解他的来意，谈谈说说，不着边际。他后来游泳，我在旁瞧着，他还做东，和我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日式便餐。这样相识以后，我有时在星期例假日去横滨访问宗仰，也就趁便看看中山先生。在他的寓所里，他谈话的情况就显然不同于在海滨了。他对去他那里的青年们总是慷慨激昂地谈论时事，着重批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那些甘心充当清朝统治工具的人。他取出英文版的《太平天国史》给大家看，激发我们的反清情绪。我不识英文，他就翻出书里的插图，给我讲解内容。他总是在星期天特备客饭，留我们在那里作时间较久的谈话。这时我才了解他前番去片濑的用心，原来他始终抓住一切机会，在细致耐心地对我们这群青年做革命启蒙工作。正是在他这样诱导之下，后来我才逐渐萌发了反清的思想。今天谈起这段经过，可以说明当年中山先生是怎样不遗余力地亲自动员青年的。
在这年头，虽然在国外，做革命启蒙工作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人力既不够，物力也不适应，宣传刊物稀少，而且内容极其简略。同时还受着政治方面的压力，既须做得秘密，又要求接触更多的对象，处理不当就会走漏风声，惹起麻烦。日本当局本来就注意中山先生的言行，在东京的中国使馆又不时向日方提出请求，东京警视厅的爪牙发现问题，便立时下手。记得就在这一年，因为中山先生在锦辉馆作了一次公开演讲，日警就不许他再住下去，限时限刻逼他离开日本。每当他不在日本的时期，据我当时的印象，革命的宣传工作就只靠有限的几种刊物，所起的作用不大。至于能代中山先生进行宣传教育的人却寥若晨星，后来那些出头露面的所谓中心人物，起初并不比一般青年高明多少，别的人也不肯听信他们。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接受的教育比较缓慢。就我自己来讲，我认识中山先生是在1903年，而参加同盟会却迟至1907年，也就是它成立后的第三年，可见反应不够敏捷。这时我已进了士官学校，同盟会江苏省的主盟人是章梓。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留学生监督王克敏对留学生监视很严，对士官生尤其注意。士官生这年入盟的不多，入盟后在校内也不敢暴露形迹，因为不但有旗籍同学替清室做耳目，随时随地侦察汉族学员的言行，而且杨枢、王克敏等还利用别的爪牙做类似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校内，几乎完全没有做与同盟会有关的活动，甚至起初同志间还弄不清楚彼此的政治面貌，后来有些偶然的联系，但有事还须借别种应酬方式到校外去碰头，略谈几句正经话，决不敢公然议论问题，否则便会惹出祸来。我在士官第四期的同学方声涛就因为说话不慎，被人告密。杨枢后来即借口我们向王克敏要求发给夏季制服费，开除了他的学籍。
1908年，我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到南京，因为前几年原是清廷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替我补办官费手续的，所以就到第九镇第三十三标充教练官。在军队里首先看到的便是同盟会在新军中缺乏组织和联系工作，在九镇的同盟会分子散漫得和在日本士官学校相仿。这一阶段正值同盟会把组织武装起义作为中心任务，新军应该是工作重点所在。可事实上同盟会却采取听凭会员个别就地单干的方式，同在一地的会员相互之间缺乏联系，偶有个别例外的情况，却是因为双方本来就是帮会弟兄，是原来帮会的联系，而不是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像我们与帮会无缘的，就成为孤孤单单的游离分子，同时和同盟会总部也不通声气。
我可以举两个实例反映这种情况。在我被调到第三十五标充任第一营营长时，吴忠信是同标的第二营营长，我和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互不了解，只知道是同僚，后来才知道都是同盟会会员。随后在九镇的部分会员总算相互认清了面目，可是平时还是各干各的业务工作，很少共同商议策划行动，更没有什么组织。记得在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几个月之前，方声洞曾到镇江来过一次，说是传达同盟会总部的指示，他带给我们的只有“相机而动”4个字，此外什么话都没有，绝口不谈当时有关形势或总部有什么策划。这4个字究竟指的什么，我始终没搞清楚，方声洞也没有做任何解释。此后不多几天，即在1910年冬，我被调，第二次去日本，进步兵专科学校研究战术。由于功课紧，没能去同盟会，也未接触任何同志，因而次年广州起义，我虽在东京，事前竟毫不知情。这也可以反映我们当年的散漫。1911年武昌起义时，我被调在北京陆军部编译军事书籍，当时在北京的同盟会会员不少，事前都毫无觉察。这些旧事说明当年我们这些青年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并未专心致志去贯彻中山先生的主张。
不久，袁世凯派大军入鄂作战，我被派往京汉铁路方面工作，私下跑回镇江。其时已在第九镇首次攻打南京失败之后，江浙各地正在组织联军，准备重打南京。士官四期同班同学史久光当了联军参谋长，引荐我担任参谋处处长。这时镇军都督林述庆派其参谋长陶骏保扣留了沪军都督陈其美接济前方的一批子弹，激起了联军其他将领的公愤。据我们当时了解，林打着如意算盘，想首先进入南京，稳做江苏都督。从后来南京攻克之日他便自封为宁军都督，可以证明我们对他扣留子弹的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这般做法引起公愤之后，联军将领随即举行秘密会议，对林采取了回避态度，把矛头集中在陶骏保身上，一致主张杀掉他，便密电通知陈其美。由陈其美邀陶前往上海，待陶一到，便不由分说，立刻拖出枪决。当时这样处置，论是非不能说是完全得当的，所以陶的哥哥陶逊提出质问，后由于右任从中调停，给陶逊做了津浦路局局长了事。南北议和以后，环境进一步复杂起来，各地党人争权夺利，离开了中山先生的政治要求、胡作非为的事就更多了。
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的政治纲领，当时参加的人来自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可能对于这几点要求都有一致的认识。因此在清廷宣布退位之前，不少成员就已经公开或半公开地表现出和中山先生有距离。不过那时由于还存在着推翻清朝统治这一主要的共同要求，因而分歧现象还不突出。到了1912年所谓南北统一之后，党人各奔前程，脱离同盟会政治要求的行动，就不约而同地普遍暴露出来。大家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恢复中华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在共和政体之下，人人可以放手争取权利。就因为这样，同盟会与成员之间便日益脱节，这也就是中山先生以后口口声声责备会员都不听话的由来。我们在江苏军界中的同盟会会员并不例外。以下叙述辛亥年、癸丑年我在江苏军队里所亲历的旧事，反映我们当时的游离、脱节。
这两年中，江苏军队先后经过两次改编。第一次编留的3个师是第一师（师长郑为成）、第三师（师长陈懋修）、第七师（师长洪承点）。第二次改编仍旧3个师，番号是第一师（师长章梓）、第二师（师长章驾时）、第三师（师长先洪承点、后冷遹）。第一次改编主要是由于军饷无着。自从南京“光复”那时起，苏军饷源就发生了问题，临时政府财政竭蹶，无力应付，裁编军队原出于党人自愿，这样做也不意味着不抓军队，而且按照当时的环境，我们党人要牢靠地抓住军队，做好军队工作，的确是有条件的。可是大家所注意的只是如何在各级将领中安排好自己人的职务，好似这样就能把军队抓住，此外并无其他措施。不仅如此，后来饷款来自北京，有些人更进一步，逐渐忘掉了同盟会，忘掉了中山先生，而我们脑子里浓厚的日本士官同学的宗派观念又加强了分化作用。
记得当时我在第三师当参谋长，军官几乎全是日本士官生，其中有的是同盟会会员，有的不是，但我们不分彼此，相互接近，自成一派，同盟会的同志关系却没有几个人摆在心上，谁也没去做联系组织工作。其他两师的官佐对于我们这群士官生待人接物的傲慢态度，极为不满，所以师与师之间存在意气，步调不易一致。以后第二次改编，同盟会会员章梓、洪承点都是师长，作风依然如故。第二师是湖南军队，章驾时师长又属老营伍，不是留日士官出身，和我们更加格格不入。正由于军队中存在着这些矛盾，所以在癸丑年二次革命南京起事前后，出现了那么多的曲折。当第二次改编之初，原要我充任第一师的旅长，但我认为师长章梓不是士官生，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前文提到，我参加同盟会时他正是我们江苏省的主盟人，此时冷遹劝我不要和章为难，但我未肯让步，结果进了程德全的都督府，担任一个闲散的军职。
1913年初夏，李烈钧密派王辅宜来南京联系军队，酝酿讨袁起义。他和我见面时，我曾向他反映军队内部的种种矛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起义，甚少把握，必将招致失败。到了7月14日那天，原任第一师师长的朱先志透给我消息说，由于中山先生在上海做出了决定，已肯定在次日动手。但各师、旅态度不一，于是出现了王柏龄遵照章梓意旨，派出行动组以强硬手腕对付稳健派的事件。如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士官一期）在家里听到外面叫门，亲出开门，不料来人见面就是一枪，当场毙命。讲武堂副堂长蒲鉴在同一天去下关想离开南京，被发现后，在仪凤门（今挹江门）被乱刀斫死。同日被杀的还有要塞教练官程凤章。这3人都不属于参加同盟会的士官生。我虽不在军队中，自忖难保不牵入旋涡，已登上火车拟去镇江，被人叫下来，软禁在柏文蔚的兵站内。幸而这个兵站的站长系第九镇的旧同事，未被送进城去，两天后获释，回到镇江，得免于难。凡此种种，都是当时同盟会会员背离孙中山先生所演出的悲剧，难怪后来中山先生浩叹不止。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