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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年），苏松太道袁海观改龙门书院为龙门师范学堂。这是中国当时第一个师范学校。7月，派贾丰臻及我两个人赴日本留学日本高等师范，以备造成师资。继之，有朱芾、叶汉丞、朱叔源、谈寓兵、张鉴千、张忍百等，亦赴东留学。此年，孙中山及黄兴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同时在上海租界上也设了同盟会的地下组织。当时各省县留东学生，多加入同盟会，而在上海的同盟会支部，即设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成都路口一所石库门的两层楼房屋内，秘密从事活动。
自1906年后，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得到各省督抚的支持，一任梁启超辈公开活动，即满族督抚，亦公开同情，唯对革命分子则捕杀不赦。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道公（即陈陶遗），在1908年5月与浙江绍兴的革命同志陶成章从日本回到上海，不幸为上海盟员朱少屏无意中泄露秘密。道公一出租界，即为端方所派的特务捕去。朱少屏因祸由己起，即四处奔走营救，除向上海各士绅乞援外，适南通状元张謇（季直）在沪，亦通过人事关系，由张发电致端方说：“敌可尽乎？”端即不敢杀陈，并且用种种方法来软化他。陈被捕后，在狱精神不好，端嘱狱吏送鸦片烟给他吸；陈脚上患癣疥，不能穿皮鞋，端又嘱人送布鞋及癣药给他，目的是要用软化手腕来腐化他。
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梅庵）那时在南京，学堂里聘有日本教员，由宝山人赵正平担任日文翻译。赵与李感情很好，而陈、赵为结义兄弟，故赵通过李的关系，使陈在狱中更得到种种照顾。我在10月回国时，曾为陈的事往南京会过赵正平一次。就在这个时候，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逝（沪上报载内幕，西太后病重将死，恐光绪在她死后得到自由，故用药将他毒死，所以两个人同时死去），南京各衙门、学校都举行国丧3天，每天设帝后位，哭灵3次，学校停课3天。
陶成章见陈被捕，即日乘外轮逃到爪哇，在南洋群岛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在光绪、西太后死后，两江总督端方将陈道公开释。陈在狱前后两年，陈以端方号陶斋，故而改名“陶遗”，表示是端陶斋刀下所遗，以后便一直以陈陶遗为名而不再名陈道公了。陈一出狱，即遄赴上海，乘外轮亦去爪哇，不断从华侨募到接济革命活动的经费汇来上海，供起义之用，直至上海“光复”后，陶、陈两个人方同行回国。至上海后，上海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筹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沪军都督陈其美主张代表由各省都督指派，同时亦有主张由江苏省临时省会议（即前谘议局改组者）选派者，双方相持不下，结果采用折中办法：由江苏临时省议会选派陈陶遗、雷奋和我为江苏代表，由上海都督府派马君武为上海代表。至1912年（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苏州成立江苏省支部，仍举陈为江苏省支部长，同时陈在南京江苏民政公署任秘书长，住在署中。
我与袁世凯的一次会见，乃在1912年的5月2日，主要是当面向袁检举卢永祥军队在太原横行不法的事情。
我在参加辛亥革命告一段落以后，想在上海设一革命纪念馆，乃在4月初同黄炎培的堂弟黄钧培及宝山劳动人民时保，在南京交通部领取免费乘坐轮船火车的证明书，赴武汉、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北京、蚌埠、徐州等处，征集在革命战争中可作纪念的物品，前后凡3个月。在太原时，太原人士将卢永祥军队放火焚毁热闹市街、抢劫人民财物、勒索票号银钱、残杀人民等罪行，请我到北京时面见袁世凯陈述一切，要求严惩卢永祥残害人民之罪。我在4月底到达北京，这时临时参议院和内阁各部也都迁到北京来了。因便走访蔡元培先生，其时他仍任教育部长，已委任我大哥袁希涛任普通教育司司长。我对他说，我要见袁总统，请他介绍一下。他说可以，因即与袁联系，约定5月2日接见我。此时总统府在铁狮子胡同，即前清的外务部衙门，会客室是接见各国驻华公使的大厅。当进见时，招待人员高唱“行三鞠躬礼”，我是曾任组织临时政府的人民代表，故不听他的唱说，只趋前与袁行握手礼，说：“老宗台，你使清朝政权还我人民，很辛苦了。”袁世凯说：“贵代表是我宗族的英俊，革命很辛苦了。”我说：“我为革命在南方只奔走了四五个月。美国争取共和民主花了8年的岁月。但这次革命成功，不可不留一纪念，我这次经历武汉、石家庄、娘子关、太原到达北京，拟征集可为革命纪念的物品，汇集在上海成立一革命纪念馆，老宗台以为如何？”袁连说：“很好很好。”我又将卢永祥军队在太原种种不法情形和太原人士托我面陈总统依法惩处的话说了。袁回说：“请你去信太原叫他们写一呈文来给我，即依法办理。”说罢，即搬起茶碗来请我饮茶，此是前清官场端茶送客的仪式，不想他还来这一套。我饮茶后，与袁握手告别。这是我那一次见袁的情形。
为了征求革命纪念物品，我在北京停留了半个月。我向内政部要求将清朝大清门的竖额取下，带回上海作为革命纪念物品保存。内政部人员说，他们正在计划将大清门改为中华门，待做好中华门竖额后，即将大清门竖额取下，送到上海。这是前清官僚对待革命人士的托词，后来一直也没有送到上海来。北京可资革命纪念的物品，各处也都推三推四，不肯拿出，我只好改到别处去征求了。这次在各地征得的革命纪念物品为数不少。我即从京汉铁路到石家庄，将在娘子关、太原所得革命纪念物品存在车站的取上火车，带到汉口，并将在武汉征得的革命纪念物品载上江轮，回到上海，都堆放在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林荫路会所。因经费问题，革命纪念馆的愿望，终未实现。
张謇是南通人，前清状元。1909年清政府成立各省谘议局，江苏以张謇任议长，上海姚文楠、川沙黄炎培、宝山钱家淦任议员；浙江省以汤寿潜为议长。他们都是以上海为活动场所，是当时的进步分子。1910年北京成立了资政院，在上海的松江人雷奋被推任为议员。雷为资政院突出的人物，好发议论，所以当时上海报纸有“在开会时雷乃发声，在休会时雷始收声”的记载。这时，宪政派人物亦大肆活动。这一年4月9日，我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高师部毕业，回到上海。在此前两个月，宪政党张嘉森约我加入立宪派。我向同盟会代理江苏支部长章梓同志征求意见，章说：“他们请你加入宪政党，你正好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我即答复张嘉森加入，所以从日回国，一到上海以后，即住宿在江苏省教育总会楼下的宪政党办事处，与宪政派的人物多有往来。这年4月20日，由沈恩孚先生介绍我任苏州长元吴三县县立中学堂监督，我又到了苏州。苏州是江苏省第二省城，正好进行革命地下工作。此时，江苏同盟会代理支部长章梓同志也回到上海支部。支部设立在成都路爱文义路口，我每星期六回上海与章接洽。此时沈恩孚被江苏巡抚程德全聘任为抚署议绅，每星期五由沪赴苏州一次。黄炎培当时为江苏教育总会选任为视学员，亦不时到苏州视察。沈、黄等人皆能给程在政治上很大的影响。6月间，北京学部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由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推举沈恩孚、黄炎培、贾丰臻、杨保恒和我为高等会议议员，唐又派该校监学陆规亮为该校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会议上，我们6人曾提出军国民教育案，理由是要中国强盛，必须国民都教练成军人。那时议长是张謇，副议长是直隶提学使傅增湘，我大哥希涛也是议员，他们都赞成此案。但此案提出讨论时，北方大专学堂监督都一律反对，说学生成了军队，都要起来革命，我们做监督的，首先受杀身之祸，那还了得。正副议长遂不得不将此案保留。
我的留学日本，是得到张謇鼓励的，并曾助我百元。他也是支持宪政派的人物，得到清室王公的信任。记得1909年暑假后，大概在10月里，摄政王载沣派他兄弟载涛考察各国海军，先到日本考察，日本皇室以国宾之礼相待，住在芝离宫。这时，我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庶务干事，会长是宪政党的人物，副会长是已加入同盟会的湖南哥老会龙头谭人凤。因为会长是宪政党方面的人，载涛对他具有好感，他便约总会干事10人连谭人凤在内去见载涛，向载涛募捐会中经费。在未去之前，干事中有人担心，谭人凤是个革命党人，怕他会演出像吴樾行刺五大臣的举动，最好劝谭不要参加。我说不要紧，谭虽言论激烈，但他不是轻举妄动的人，杀一载涛何济于事，他决不出此，劝他们放心。
我们10人去见载涛，载涛接见，大家对他行鞠躬礼。他穿海军大将的制服，并不举手以军礼还礼，也用鞠躬还礼，因此知道他也不谙海军礼节，但威仪也不坏。他勉励了几句勤学以为国用的官样训话，不待会长开口，即捐日币3000元为总会经费。当10人会见载涛时，谭人凤赤面耿筋，挺然而立，颇有紧张状态，如果他一有举动，我们大家都完了，幸而载涛也很识相，一下子就捐出3000元来收买人心。他是怕学生革命而捐，还是为敷衍宪政派而出此，只有载涛自己能说明当时的用意了。
辛亥年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后，南京、苏州、上海都筹备策应。同盟会江苏支部长章梓说，他已派人与南京新军第九镇中倾向革命的士兵接洽好，嘱我到苏路公司去请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同去南京，进行起义。张对我说：“你可先去南京，住在谘议局，起义一得手，即发电给我。”我即去南京。张那时尚采取观望态度。章梓说：“他不肯先去南京，也只好这样办了。明天你与此间几个同志同乘7时火车赴南京。你们到南京后，自有住处，你径到谘议局去住，不要到同盟会机关去，以免人见而生疑。”我们一共9人，乘29日7时30分的早车，先后上车，是二等车厢，各人分散而坐，不相招呼。下车后，各唤人力车直入仪凤门。城门左右，排列着张勋的大刀队，手执红布飘拂的大刀，杀气腾腾，并不令停车检查，一任洋车飞步进城。
我到谘议局内，驻会议员纷纷对我说：“你来了，我们只好回去了。”我说我是因苏公中学校经费不够发展，来请求补助的。他们说：“你是革命党，我们早已知道。你一到南京即要发动，但是总督张人骏、提督张勋防守很严，我们只好即日动身回去吧。”于是他们纷纷动身外出，忙作一团。因为各议员进进出出，情形混乱，引起张勋部队的注意，竟派兵在谘议局四周巡逻，并且张人骏、张勋预先知道第九镇新军不稳，已另调到秣陵关驻扎。我们失去新军的助力，只得把起义日期推迟。所以上海“光复”与苏州“光复”，反在南京之前，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自上海、苏州、杭州先后“光复”的一周内，长江以南各省会和安庆等处都纷纷“光复”，连山西太原也“光复”了。这时，上海、苏州方面已分别成立都督府，只南京未下。组织上乃派我去南通请张謇到上海，改江苏省谘议局为江苏临时省议会，仍以张謇任议长，各谘议局原有议员任议员。后来南京“光复”，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汤寿潜因系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张被任为农工商部长，汤被任为交通部长。那时各省代表团即改为临时参议院，各代表在未选举出参议员以前，代行参议员职务，每省3人。此时，江苏3代表是陈陶遗、雷奋和我。3人都是苏南人，张謇提议要让一位给苏北人，以资平允。我即辞职，由省议会另举苏北凌文渊（泰州人）为临时参议员。那时，江苏省的一切事情，总由张謇主张，唯他马首是瞻。他虽然是前清状元，和宪政派有些关系，但也直接和间接与革命有关。到了民国以后，他还是政治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辛亥革命前，算是比较开明的。他聘沈恩孚先生为抚署议绅，我赴苏到苏公中学校任监督，即系沈先生所介绍。我在苏公中学暗中宣传革命思想，并用军国民教育训练学生军。当时革命党到处发动，清朝官吏对此一向注意，但我呈请程抚拨真枪给学生操练，居然一请就准，将上海江南制造局新造的毛瑟步枪50支发给我们。这批新枪本来是配给新军用的，其中略有走火，枪筒刺刀都雪亮照人，可见程是个有心人。他并派武备学堂毕业生魏旭东教大队、中队、小队兵操，以后他亦和新军标统到校参观，认为操练动作的确当得起是与新军无异的学生军。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后，次日我即回上海，到成都路与同盟会江苏支部长章梓筹商在上海起义，策应武昌。章说：“你能在苏州筹备与上海一同起义更好。”我即将沈恩孚介绍与章会面。沈又向江南制造局提调李平书进言，一同接洽起义，最大目的在夺取江南制造局，为供给武器之用。章除与李平书接洽外，并将陈陶遗从爪哇华侨募得电汇上海的经费，分给柳伯英，嘱柳领导起义同志夺取制造局。史量才说他所办的上海蚕业学堂在制造局附近，可为集合地点，后又因不妥作罢。八月二十九日我乘早车去南京，在南京3天，回来时已见上海“光复”了。
上海“光复”的那天，陈其美尚不及剪发，拖着一条辫子，谈他打入制造局，为张筱虎关起来，和李燮和打入制造局，一同夺得制造局的经过。不一会儿，沈恩孚先生也来了，他说苏抚程德全已答允与清朝脱离关系，担任江苏都督，约章梓和我明天一早赴苏州，宣布苏州“光复”。此日为黄帝纪元第七十七辛亥年九月十五日，即1911年11月5日。我和章梓约定次日乘上午7时30分快车同去苏州，8时40分抵达，见车站上已挂满了白旗。赶到城内抚台衙门，见大门左侧已贴了“江苏都督府都督程”的红告示。因南京尚未“光复”，乃在苏州成立江苏都督府，派我去南通请张謇到上海。都督府设民政、教育两司，以李平书任民政司长，沈恩孚任副司长，黄炎培任教育司长。又设财政顾问处，聘王清穆为顾问。又设法制等4参事，我被任为法制参事。但我方派去接收苏州军事的司令顾忠琛，为苏新军副统制章驾时拒绝。我到江苏支部时，章梓很气愤地对我说：“你主张举程德全做江苏都督，现在程的发辫未剪，我方派去的军事司令，程不接受，我们在苏州的同志薪饷不发，看光景，我们非派军队前去与他武力解决不可。”我对章说：“你不要动气，今天已晚，没有火车，我明天一早去苏州，见程后，一切事都会解决好的。”次日清晨，我乘7时快车到苏，即往见程。程在客厅会面，即唤理发师当我的面将发辫剪去，立即将薪饷发给在苏各同志，并令章驾时接受顾忠琛的指挥，午后在留园开了欢迎顾司令的大会。一切事情在一天中都解决了。
张謇到上海后，即致函南京清总督张人骏及提督张勋，劝他们响应革命，但两张置之不复，反出兵东下到高资。因此，江苏临时省议会乃借苏州留园为会所，召开临时大会，呼吁苏浙沪联合三军，进攻南京。南京攻下后，镇军林述庆入城组织都督府，自称都督。江苏省临时省议会早已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程见林抢做都督，即退回上海，后来经临时省议会一再推促，方才到任。
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一席，大家属意李平书先生，李固辞。有人说陈其美首先打入制造局，吃了一天监禁苦头，应该推他做都督，因此沪军都督乃由陈其美担任。但陈其美好嫖妓，每在福州路所昵爱的妓女家中发号施令，大家颇不满意他，叫他杨梅都督，但为革命大局计，没有将他撤换。
这时在爪哇向华侨募捐的陈陶遗和陶成章，都已回到上海，募了一笔银款带了回来。陈为同盟会江苏支部长，而陶则为浙江支部长，陈其美知陶带回巨款，即向陶要此款作为军用。陶对陈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陈其美闻言，恼羞成怒，派他的副官蒋介石到医院里暗杀了陶成章。绍兴革命同志闻讯皆怒，因此蒋介石不敢露面。
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后，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商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陈主张代表由各省都督指派，江苏人士则主张由各省临时省议会或谘议局推出代表，因此两者之间发生了摩擦，明争暗斗。同盟会江苏支部推我为上海代表，去与陈其美谈话。陈说我不合格，他另推马君武任上海代表。而我另由江苏省临时省议会选派，与陈陶遗、雷奋3个人任江苏代表。
李燮和见众人推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因上海制造局系自己攻下，并救陈出险，乃亦在吴淞自行组织沪军都督府，后因没有经费，不能支持，无形解散。
上海既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商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那时南京尚未“光复”，武昌黎元洪都督来电约各省代表赴武昌集会，我与陈陶遗、雷奋、马君武同乘招商局江轮赴汉口。该轮恐驶经下关时要遭炮击，故临时停航，乃又在镇江改乘日轮西上。在镇江旅店中，又遇到奉天代表吴景濂、直隶代表谷钟秀，遂同轮赴汉口。船经下关时，望见狮子山炮台上尚升着黄龙旗，远处隐隐有炮声。到汉口上岸，见北兵拖着发辫，徒手在日租界沿岸徘徊。我们即住在日商旅馆，当天晚上湖北代表胡瑛等开欢迎会，说：“今天你们各位到汉口，这是近来最平静的一天。前数天，黄兴给冯国璋打败，冯军进入汉口、汉阳，在龟山架炮轰击武昌，黎都督退到洪山。前天晚上，冯军放火烧了黄陂街。昨天冯军尚放炮向武昌遥击，武昌未还炮，始停止。明天各位可渡江到武昌，但人数不能多，以防敌方注意炮击。”次日，陈、马、胡、谷4人去武昌，我与雷奋未去，在寓所等待，到了次日午后1时，陈陶遗回来，并与都督府秘书魏某（名字记忆不起了）同来。陈向我们说：“袁世凯派军使到武昌，与黎都督商谈双方停战，但要南京与武汉同时停战，因此派魏秘书来，请你们偕魏秘书在今天下午4时乘去上海的日轮赶回镇江，向程都督接洽，请他立即攻下南京，托下关江中的英舰以无线电通知武昌，与袁方停战。”我们即乘原来日轮，4时东下。次日下午抵九江时，已得江西军探上船报告，南京已攻克了。
代表团在20多天内，差不多天天开会，制定了临时约法。袁世凯派人来动员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有的代表动摇了，但同盟会中出任代表的，多加反对。这时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回到上海，代表们决定选举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乃于辛亥年十一月初九日开始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计到会的有17个省的代表，人数40余人。这时马君武已改任广西省代表之一。我以当时代表团中未有秘书，故兼任笔墨工作，所有秩序单、当选数票记录，都是我以粉笔写在黑板上。计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盖以省为单位，每省投1票故也。这时，我又用墨笔在长方形毛边纸上写“当选人孙文16票”。于是，大家拍手欢呼，各省代表并将我拥抱高举，一同走出会场。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
孙当选总统后提出改用阳历案，有少数代表说：“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农历到现在，已2000年，不可轻改。”我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1月1日，是与轩辕氏所定以冬至为岁首相近，不同农历正月初一，要后冬至45天。”于是多数代表决定改用阳历。
孙总统又提出废止跪拜礼，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全体决议通过。会议又决定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迎孙中山先生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二日，我去江苏省都督府将篆刻好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捧回代表团，各代表推我在总统就职时为授印代表。国旗也由代表团拟定为红、黄、蓝、白、黑5色，代表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表示5个民族共和的意思。总统府设在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天王府。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乘上午专车来南京，各代表于午膳后赴下关火车站欢迎。午后3时专车驶入车站，各代表登车欢迎，孙一一握手，专车即由下关入城，徐徐开车进抵总统府车站停车。各代表下车，拥中山先生入总统府大堂后花厅休息。此时已下午5点钟，室内已上灯了。各代表一面饮茶谈天，一面有人提议取纸笺自写某省代表某人，取总统印加盖纸上，留为纪念，大家赞成，纷纷取笺自写。我因陈陶遗送副总统黎元洪当选证件去武昌，代他写了一纸，留为纪念。8时，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大家拥中山先生到大堂。此时新军第九镇的士兵，从大门起左右站立，五色国旗飘拂，直达大堂阶前。司仪员是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唱鸣礼炮，炮声21响后，即开始了。我站在礼台左侧边，总统向南立，右边是代表景耀月，左边是总统秘书长胡汉民。总统举左手宣誓毕，景耀月代表致颂词，胡汉民代总统读答词，总统亲读就职宣言。我手持大总统印授总统，总统受印，交秘书长盖印于宣言上。这庄严的典礼以在夜间的缘故，南京当时的摄影者未有镁光的设备，不能摄一照片，可惜得很。礼毕，总统开夜宴，招待各省代表及来宾，宴毕已11时，各代表辞归，总统亲送出至大堂。各代表请总统留步，中山先生说：“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礼当送至阶下。”乃在阶下握手而别。
临时参议院的前身各省代表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在制定之初，就有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之争执。马君武坚决主张总统制，我也赞同马的主张，因为当时主张责任内阁制的是宋教仁，宋想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我觉得当时请出来的有声望的社会人士，如程德全、张謇、汤寿潜等，参加革命历史悠久具有声望的，如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等，只有孙中山先生亲自来领袖群英，最为适当。宋教仁年纪轻，声望浅，如出任内阁总理，位在他们之上，反而不好。宋见我不赞成他做内阁总理，曾托湖南省代表来动员我说：“你若赞成渔父（宋字遁初，号渔父）做内阁总理，现在排下来，部长虽不能得，次长是决定给你的。”我说：“我参加革命，志在推倒清朝政府，还我汉族政权，不在希望做部长次长。革命成功后，仍做我的校长或教员，教育青年学生，使之成为中华民国有用的人才，才是我的希望。”多数代表皆同意我和马君武的主张，不更改总统制。
后来南北议和成功，孙总统决定辞职，让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那时临时参议会将约法修改为内阁制来减少总统权力，我亦非常赞同，而且是当时积极主张的。因为约法用总统制，孙中山当时可适用；袁世凯的专制行为，则非责任内阁不可，而且非组织国民党的责任内阁不可。
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为袁的好友，是广东省人，与中山先生同乡，到南京后即加入国民党。2月12日，清朝隆裕太后宣布将政权交出，孙在辞去大总统的同时，提出以唐绍仪任内阁总理，组织国民党内阁。临时参议院批准孙辞职，即改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唐内阁迁北京后，不出4个月，袁因唐加入国民党，与他多方为难，唐愤而辞职。时蔡元培、王正廷等国民党各内阁成员兼部长的同志，以国民党内阁连带关系，都要与唐同去留。唯外交部长陆征祥非国民党员，故无连带关系，不仅不辞职，且代理内阁总理，并秉承袁的意旨，向国民党进行种种纵横捭阖的活动。那时我在北京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陆派他的秘书王广圻请我挽留蔡、王不要坚持辞职。唐的辞职，是袁向国民党内阁正式开刀，蔡、王坚持与唐同进退，是维护国民党内阁的坚决表现。但陆觉得他的内阁没有一个国民党员，面子上下不去，对王广圻说：“袁希洛也是国民党员，蔡、王等人既不肯留，他也可入阁。”王向我征求同意，我觉得这是拖人下水、要我失人格的事，故即出京回到上海。
1912年12月24日，我由上海去南京，发起组织“庆祝中华民国成立一周纪念大会”于前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府。此时，黄兴的留守府已撤销，改为江苏都督府。江苏都督程德全完全同意我的发起，并欢迎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陈其美、马君武、伍廷芳等缔造民国的要人赴宁参加，在12月31日，预备夜车迎接。中山先生与黄兴颇不满意于袁世凯对唐绍仪内阁为难，伍廷芳以年老吃素为辞，故他们3个人未去。其余皆应邀而至，一共有23个人，由我约乘夜车所挂的花车，于民国2年（1913年）1月1日上午7时到达下关，由入城火车接轨，花车驶入江苏都督府车站下车，欢迎入江苏都督府。9时，在大堂开“庆祝中华民国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在宁者有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省民政长应德闳、江苏省民政公署秘书长陈陶遗。还有沈恩孚、黄炎培等人皆参加庆祝，济济一堂，兴高采烈。正午时，程德全都督设宴欢迎与会各人，在大会时，大家都在大堂上拍摄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在午宴时，黄炎培对我说：“令兄观澜有信来说，他为前两江师范和暨南学校恢复开办事，从北京南下，今日午后2时可抵浦口，我们饭后可去下关接他。”饭后，我乃与黄一同到下关。3时，大哥在下关登岸，即同到江苏省民政公署谈话，将两江师范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扩充班额，以华侨学生和内地学生志愿去国外服务华侨教育者合校施教，发展海外华侨子弟教育。黄炎培要我去日本任经理留日学生事务兼调查日本教育委员。3日，同回上海。16日后，我即挈同随员并携眷赴日本东京。这年3月，孙中山先生亦赴日本访问。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6月第2版）
[1] 袁希洛：时任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江苏代表团首席代表，选举大会秘书和书记员，后任上海市宝山区参议会议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政协委员。